商紂王的罪狀:歷史上商紂王的八大罪狀是什麼?

  商紂王稱號及罪狀的來歷

  《尚書》有記載,周武王伐紂時,開列瞭紂王六條罪狀:

  一是酗酒;

  二是不用貴戚舊臣;

  三是登用小人;

  四是聽信婦言;

  五是信有命在天;

  六是不留心祭祀。

  這是“原始罪名”,照這些罪名,商周無非是“昏庸”而已,似乎不至於“暴君”。

  到瞭春秋時期,紂王的罪狀卻又增加瞭一條,即

  七、“比幹諫而死”,而且到瞭戰國時期,對於比幹的死也有瞭不同的說法。

  《史記“九侯女不意淫,紂怒,殺之”等等。從此,歷代史傢說起暴君必數夏桀、商紂。到晉朝,商紂王又多瞭

  八、“解剖孕婦讓蘇妲己看胎兒模樣”的罪狀,還有其他離奇的情節。

  這時,商紂王已變為毫無人性的暴君。明朝虛構小說《封神演義》,更是奠定瞭商紂王“衣冠禽獸”的民間印象。由此可以看出,他的“暴君”形象是逐漸累加形成的。


  商紂王、殷紂王,是周人對商代末代君主侮辱、蔑視性的稱呼。

  《說文解字》中對謚法的解釋是:“殘忍捐義曰紂”。而現有《逸周書》的“謚法”篇,卻恰恰沒有這一句。紂字,在《古文尚書》中通受,故帝辛又被受辛,就是壞蛋辛的意思。王,是周人對國君的稱呼。這裡面昭示著這樣一個事實:周人從未達到商人那樣的強力統治。周人滅商,是糾集所謂的“八百諸侯”的共同行為。而這些諸侯,隻是同盟軍,而非蕃屬,對於周王室的認同和忠心是有限的,周王室對其的控制力和約束力也是有限的,文王、武王隻是和他們相安無事,根本指揮不動。因此,終西周一朝,與這些諸侯的戰爭貫穿始終,並最終滅於諸侯。而周人本身,雖是諸侯中武力強盛的,卻與煌煌大商相差甚遠。

  所以,在未滅商之前,周稱之為“天邑商”、“天裔商”、“大邑商”,而滅商之後,亦稱之為“大邦殷”、“大國”,而自稱“小邦”。

  周武王滅商後,因殷人眾多,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不顯亦不賓滅。”而徹夜難眠。周人不可能、也沒能力把自己的祖先捧為天下共尊的上帝。商王朝神權、王權的激烈的黨爭,使人對商王朝的祖宗一元神宗教的“神道設教”作用和效能不無懷疑。周人既不能、亦不肯重創此類宗教,故而隻能居諸侯之王的位置,而不能稱帝。周王朝自大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武王發所延續下來的稱王的習慣,被其不自覺地用到瞭帝辛的身上,因而才出現商紂王、帝紂這些滑稽的稱謂。周王稱為天子,是後世的事,至少在西周尚無此類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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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周之際的獨特存在的同一段歷史出現兩種正史,是西周以小博大帶來的後遺癥,是官方意識形態和民間意識形態勢力相當的結果: 西周官方意識形態在長期成為主流,成為正史,但商人記錄的歷史卻並沒有在西周的封殺和圍剿下消失。歷史上帝辛的罪狀是“千年積毀”、“層累地選成”的結果:

  首先是他的生死仇敵周人,周人自大王季歷起便大肆擴張,周王季歷的擴張,引起瞭帝武丁的警覺,帝武丁十二年,殺周王季歷。繼季歷為王的周侯昌,亦即後世所謂的周文王,更是變本加厲,帝乙二年,周伐商,敗於帝乙。但周王昌並不甘心,而是加快瞭征伐的步伐,征大戎,攻崇,攻黎,引起帝辛的警覺,為黎之搜——在黎舉行軍事演習,後來拘周侯昌,囚之羑裡,並殺之。

  兩代周王的命運,使商周成為死仇。繼位的周武王在厘清內政的同時,觀兵孟津,為報仇雪恨,攻伐大商做準備。然而帝辛積威甚重,使用武王畏懼極甚。第一次觀兵孟津,諸侯皆曰可伐,武王卻因害怕而托詞“女未知天命,未可也”;及至牧野大戰前夕,周武王仍戰戰兢兢,不敢應戰,是呂尚強迫其出戰,才不得已而賈其餘勇勉力一戰。對大商的仇恨、對帝辛的畏懼,使得周人不進一切地詆毀、抹黑自己強大的對手,以建立戰略聯盟,激起將士的同仇敵愾,減輕自己的畏懼和恐慌。


  其次是商代內部叛徒、內奸,貶毀帝辛:一、神棍們,他們制造出帝辛罪狀中的“昏棄厥肆祀”、“弗敬上天”、“弗事上帝神祗,遺厥先宗廟弗祀”、“郊社不修、宗廟不享”,“慢慢鬼神”等等罪狀。二、王黨內部的叛逆者。這一類人又可分為兩個群體。一個群體是以微子、箕子、比幹為首的王族反對黨。這是一群帝祖甲禮制改革的犧牲品。另一個群體則是商王朝的貴族。這兩群人雖利益不同,但目標是一致的——帝辛。

  帝辛重用費中,飛廉、惡米一班人,他們幾個是拋棄瞭自己的氏族來邦助帝辛的,這在當時是不允許的,引起瞭公憤。因而,帝辛的罪狀中的“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昵比罪人”、“以奸宄商邑”便是由此而來。而神棍們、王族反對黨、貴族們的怨言亦成為帝辛的罪狀:“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力行無度,播棄犁老”、“崇信奸四,放黷師保;屏棄典刑,囚奴延士”、“醢九侯”、“脯鄂侯”、“剖比幹”、“囚箕子”等等,不一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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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有先秦諸子為證明自己觀點的需要,無不“案往舊以造說”,以歷史來證明自己的政治主張。這也是為什麼“層累地造”的中國古史誕生於戰國的原因。帝辛被作為反面典型,為證明仁義重要,就舉帝辛不仁不義的事例;為證明尚賢、用賢的重要,就舉帝辛殘害忠眾以亡國的教訓;為證明天道亡國,就制造帝辛“斮朝涉之脛”、“刳剔孕婦”的實例;為證明防微杜漸的作用,就制造帝辛“為象箸”,等等由此造就瞭“千年積毀”的商紂王。

  子貢作為孔門弟子中政治成就最高的人,以其豐富的政治經驗和敏銳的政治感覺,一語道破瞭“千年積毀”現象的本質:“天下之惡皆歸焉”,所有的曾經見過的罪惡和所有的人們能想象到的罪惡,都“歸”於帝辛的頭上。所以“君子惡居下流”,千萬別當失敗者,其結果是極其可悲的。在中國歷史上,亡國之君的下場都極可憐,但象帝辛這樣被肆意抹黑的卻絕無僅有。

  通觀帝辛的罪狀,有幾點引起人們的註意:一是越是可信度低,越是罪狀滋多;二是越是史料少、年代久遠,帝辛的罪狀就越具體、詳實。三是帝辛的罪狀和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罪狀是如此相似,幾乎如同出自一個人的手筆。

  顧頡剛發表過《紂惡七十事發生的次第》,指出紂的罪惡在周人的《尚書》中隻有六點,戰國書中增加瞭二十七事,西漢書中增加瞭二十三事,東漢時增加瞭一事,東晉時增加瞭十三事,於是商紂就變成瞭自古未有的殘忍暴君瞭。顧氏通過仔細的考證,徹底洗清瞭潑在帝辛身上的污水濁泥,還其本來面目,與郭沫若的論證相表裡,使帝辛做為一個“武王”的形象重現人們面前。這也使孟子的紂王有“故傢遺俗,流風善政”的說法有瞭落腳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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