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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梁海戰:決定瞭東北亞三百年政治格局

  日本的北進擴張

  公元1598年,大明萬歷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九,在朝鮮半島南端、釜山以西200餘裡的露梁津,子時剛過,800餘艘各式戰船,正在趁夜做戰前的最後準備,他們是大明與朝鮮聯軍的水師部隊。

  16世紀末,東北亞局勢出現瞭一些變化,在日本,大名紛爭的“戰國時代”結束,豐臣秀吉完成瞭日本國內的基本統一。隨著統一戰爭的進展,豐臣的野心和信心逐步膨脹,他不僅要把當時尚不屬於日本的北海道並入日本版圖,而且還將琉球和朝鮮兩個明朝的藩屬王國也列入瞭擴張的目標,甚至已經開始做一統中國的準備,在1591年他給朝鮮國王的書信中稱,“本朝開辟以來,朝政盛事,洛陽壯麗,莫如此日也。人生一世,不滿百齡焉,鬱鬱久居此乎?不屑國傢之遠,山河之隔,欲一超直入大明國,欲易吾朝風俗於四百餘州(當時日本認為中國地方有四百餘州)。”並威逼朝鮮臣服於日本。在被朝鮮國王斷然拒絕之後,1592年,豐臣秀吉動員軍隊20萬,出兵朝鮮,發動侵略戰爭。

  當時的朝鮮,正處於國內政治昏庸、黨爭不斷、軍力衰弱之際,隻能求助於明朝出兵。此時的明朝政權,雖然處於萬歷帝不理朝政的最高權威空白狀態之中,但戚繼光練兵和張居正改革的影響還在。經過官僚體系短時間的混亂之後,明軍在短期內進行瞭戰爭動員,並於1592年年底,出兵援朝,史稱“壬辰戰爭”。


  戰事持續到1598年,已歷時七載,其間,戰局起伏不定,但總體上逐漸對日本不利。日軍出兵後,迅速占領瞭漢城和平壤,但明軍於1592年年底入朝後,又先後收復瞭以上地方,日軍隻能退守半島南部諸地,雙方在你來我往一番後陷入膠著狀態,不久,日方提出議和,明朝也樂得早日休兵,雙方暫時訂下瞭和議,內容規定明朝封豐臣秀吉為日本國王,日軍自朝鮮半島撤軍。但是,豐臣秀吉提出的真實撤軍條件是:日本吞並朝鮮南部,明朝要把公主嫁給天皇,且朝鮮今後要臣服於日本等等。而明朝負責談判的使臣卻未敢告訴朝廷真相,隻是匯報說日本已答應撤出朝鮮雲雲,這使得豐臣秀吉最終又找到瞭借口,以朝鮮不守和議為名,於1597年增兵朝鮮,再次北犯。

  實際上,日本國內對於侵朝戰爭的意見並不統一,很多封建領主並未從侵朝戰爭中獲得好處,但卻又要分攤征兵納糧的任務。一些人在不滿的同時也試圖阻止這次出征。第一次侵朝的主要將領小西行長,早在1596年秋天,就向朝鮮使臣的翻譯講瞭第二次日軍入侵的時間和部署,1597年夏,小西行長派人會見瞭朝鮮慶尚右兵使金應瑞,詳細說明瞭日軍即將執行的進軍計劃,並建議朝鮮堅壁清野,並征召新兵,進行戰前動員,但是,朝鮮國王及其身邊近臣,對這一事件並未給予足夠的重視,整個政權沉迷於內部黨爭,而且還撤換瞭前次戰爭中表現出色的李舜臣等將領,換上瞭若幹昏庸之輩掌管水陸兩軍,而把希望完全寄托在明朝中央政權的支援上。

  1597年6月,日軍主力抵達朝鮮。此次進軍,日軍吸取瞭以往教訓,將11萬多人的部隊分為兩路,左路(也就是西路),由小西行長率49600人,進攻全羅、忠清兩道(即今天韓國的西南部地區),右路(即東路)由加藤清正為先鋒,率軍64300人,攻擊慶尚道(即今天韓國東南部地區)。

  在海上,日軍於七月十五,趁滿月之日,以優勢兵力突襲朝鮮水軍主力駐地。代替名將李舜臣指揮的元均昏庸無能,毫無應有的警惕,結果全軍覆沒,包括“龜船”在內的大量戰船被焚毀。日軍順勢占領瞭朝鮮半島西南端的幾處據點,不僅可以威脅漢城,而且可以襲擾山東和遼東沿岸。

  明朝在得知日軍再度北侵的消息後,再度向朝鮮派出援兵,加上原先駐朝的部隊,以及朝鮮軍隊,總兵力約5萬多人。1597年12月,聯軍到達慶州,專攻敵右路主力加藤清正駐紮的蔚山要塞。雙方的兵力對比約為4萬對2萬。但由於指揮不當,聯軍圍攻蔚山10餘天未下,反而在日軍援軍來臨之際出現潰退局面,全軍損兵上萬,撤回漢城。而日軍也損失慘重,蔚山城內能戰者僅千餘人。日軍隻得從朝鮮半島將一半以上兵力調回國內休整(也是為瞭即將到來的耕種季節),在半島上的兵力還餘下6萬多人。日軍還在半島南端沿海的幾個要點,如蔚山等地,鞏固瞭要塞防禦,其長期計劃,是打算步步為營,蠶食朝鮮。

  但是,中朝聯軍並沒有給日軍這一機會。明朝強大的動員能力是聯軍的根本後盾,當時明軍全國常備兵力80餘萬,再加上臨時征召措施,調集10萬人規模的軍隊輕而易舉,且軍糧儲備充足,後勤能力很強。而日本國土狹小,糧食生產長期緊張,人口生育率又低,全國可動員的兵力總共也隻有50餘萬,實際上難以承受長期的大規模戰爭。分頁:1/6頁  上一頁123456下一頁

  1598年(萬歷二十六年)春,明軍已經完成瞭新一輪調兵和後勤準備,新的援軍進入朝鮮,至夏季,完成瞭兵力整備,9月,開始兵分三路南下,聯軍總兵力達到11萬多人,其中包括9萬陸軍和2萬6千水軍。

  當時,中國的水軍裝備遠遠超過日軍,不僅船堅,而且炮利。明軍水師船隻大量裝載虎蹲炮一類的中型火炮,這種炮炮身長2尺,重36斤,上加鐵箍,並配備鐵爪、鐵絆,發射前用大鐵釘將炮身固定,每次裝填5錢重的小鉛子或小石子100枚,以及1枚重30兩的大石子或大鉛子,發射後,大石子用於摧毀對方的船身、船上建築等設施,小石子則可以殺傷對方人員。比虎蹲炮大的還有“佛郎機”,這是明軍從葡萄牙人手中得來仿制的。“佛郎機”就是當時對葡萄牙和西班牙人的統稱。這種火炮已經有瞭現代火炮的雛形,炮身長七八尺,能夠裝1斤火藥,彈丸重量也可達到1斤,射程可達五六裡,還有準星、照門等設置,並可以安裝在活動炮架上,隨時調整射向,這在當時是非常劃時代的裝備。

  除去火炮外,明軍還大量使用火箭,其中不僅有單發火箭,還有多發火箭,其中一種百虎齊奔箭,可以把上百支火箭連在一起,在點火後齊射出去。為瞭增加火箭射程,明軍還裝備瞭多級火箭,例如“火龍出水”,是以5尺毛竹為箭筒,筒內裝火箭數支,筒體下面兩側各縛火箭筒2個,作為推進器,水戰時,可在距離水面三四尺處點火,箭筒即可在助推火箭的作用下飛行二三裡遠,“如火龍出於水面”,當助推火箭燃燒盡時,腹內火箭便點火飛出,飛向敵船等目標引燃之。

  此外,明朝水軍甚至發展瞭燃燒性火器,例如“飛天噴筒”,內裝硫磺、樟腦、松脂、雄黃、砒霜,以兩分法打成藥餅,封在發射筒內,戰時點燃引信後,筒口可噴出十數丈高的火焰,而且由於裝藥的性質,其煙霧帶毒,燃燒物質一旦被噴在對方船帆上,就會牢牢地粘在上面燃燒,無法撲救。

  朝軍方面,在李舜臣的努力下,朝鮮水師也恢復瞭一定的戰鬥力,兵力達到7千多人。朝軍的“龜船”是當時相當優秀的海戰裝備。這是一種大型戰船,船頂部覆蓋有防護板,板上遍佈向外的利刃刀尖,敵人難以攀爬。船首設有龍頭,船尾有龜尾,頭尾均有射孔,兩側還各有6個射孔,射孔下還有8~10支櫓,使其可以在無帆條件下快速行進。在日軍早先向後方豐臣秀吉的匯報中提到,“朝鮮人水戰大異陸戰,且戰船大而行速,樓牌堅厚,銃丸俱不能入。我船遇之,盡被撞破。”

  十月,三路明軍與日軍先後接觸,但進展都不甚順利。在中路,中朝聯軍近3萬人進攻島津義弘所率1萬人防守的新寨要塞,在擁有絕對火器優勢,炮火轟開日軍城門的時候,由於己方一處火藥庫失火,導致陣勢大亂,被日軍趁機掩殺,全軍潰退,損失超過1萬多人,基本失去瞭戰鬥力。分頁:2/6頁  上一頁123456下一頁

  東路聯軍約3萬人,再次攻擊蔚山,與加藤清正所率日軍互有勝負,隨後進入對峙,一直到十一月,日軍主動撤離。

  西路聯軍人數最多,除瞭2萬8千陸軍以外,還有陳嶙率領的2萬6千水軍協同。其對手是小西行長所率的日軍第二軍,兵力1萬3千人。聯軍將日軍圍困在曳橋要塞,但攻擊多日,進展不大,此時聽說中路軍戰敗,遂決定暫時休戰。至十月初,明軍三路陸上部隊實際上都已經停滯下來,隻有陳嶙還在水上巡弋殲敵。

  另一方面,在日本國內,1597年8月,豐臣秀吉病死,遺命(抑或是身邊人擬定的“遺命”)從朝鮮撤軍。但是明軍一直到當年十一月才得知這一消息。日軍撤退命令下達後,駐蔚山的加藤清正於十一月率第一軍迅速撤退,但島津義弘和小西行長這兩位聯軍老冤傢的部隊都尚未撤離,分佈在順天、泗川、南海等地,總兵力2萬多人。

  露梁海戰

  駐紮在朝鮮西部順天(今天全羅南道東南部的順天附近)一帶的小西行長第二軍,此時仍有1萬多人,在接到撤退命令後,小西決定在光陽灣沿岸上船,向巨濟島集中。但是,十一月十一早晨,第二軍登船後甫一出海,便被陳嶙和李舜臣率領的聯軍水師攔截,多次沖擊失敗,小西行長派使至陳嶙大營,曰希望用1000首級換陳嶙網開一面,但陳嶙堅決不允,小西軍隻得回到駐地,並派人向駐紮在泗川的島津義弘、駐紮在南海(約數十公裡外的一處港灣)的對馬守(對馬島的日本大名)求援。

  陳嶙,明史上稱其“有謀略,善將兵,然所至貪黷,復被劾褫官”。他原本是與劉 廷等人一起統帥陸軍的,但是因為當年二月,其部隊在路過山海關時發生瞭騷動事件,他被責問後調來指揮水軍,手下的兩位副將—陳蠶和鄧子龍,也都是步軍將領出身,所以,他們能將船隊指揮得當,也是殊屬不易的事情。此前一段時間,陳嶙部水師在朝鮮西南部和南部沿海巡弋,日軍“及見嶙舟師,懼不敢往來海中”。這在一定程度上切斷瞭侵朝日軍與本土之間的聯系,使得侵朝日軍的後勤供應受到瞭影響。分頁:3/6頁  上一頁123456下一頁

  當時朝鮮水師的主要船隻:龜船

  在十一月十四日小西行長求和時,陳嶙曾放走瞭一隻小船,船上有8名日軍,李舜臣認為,這是小西行長派去求援的部下。至十一月十八日,李舜臣告訴陳嶙:“倭船出去已四日,援兵必將至矣。吾輩當往貓島等處把截待之。”陳嶙對李舜臣非常敬重,深知李舜臣不會輕易作出重大判斷,便與李舜臣共同在露梁津海峽一帶設伏:明軍的先鋒老將鄧子龍率軍千人在露梁津海峽北側埋伏,李舜臣則伏兵於南海島的觀音浦,陳嶙率聯軍主力部署於竹島及水門洞港灣。露梁津是光陽灣的出口,光陽灣實際上是一處深入半島南端陸地的海灣,形狀口小腹大,海灣縱深約20千米,出口寬度約為三四千米,等於是一個天然的口袋。而中朝聯軍的設想,便是將日軍援軍誘入(或驅入)口袋,再封住袋口聚而殲之,鄧子龍所部就是紮口袋的那根繩索。

  正如李舜臣所料,那隻小船的確是到島津義弘處求援的。島津義弘此前已經率第五軍主力登船準備回國,隻等漲潮後就出發,向巨濟島轉進。接到小西行長的求援後,島津於十八日夜率軍趁夜色向露梁津開進,試圖進入光陽灣,解救小西行長。航行途中,島津船隊遇上瞭宗義智的船隊,宗義智有60艘船,兩軍加起來共有兵力約1萬6千人左右,艦船近500艘,此外,陸地上,小西行長所部還有1萬多人。而中朝聯軍一邊,約有艦船800艘,兵力約2萬。

  十九日醜時(凌晨1~3點),島津義弘船隊大部駛入露梁海峽,向光陽灣深處進發,此時,“月掛西山,山影倒海,半邊微明,我船無數,從陰影中來,將近賊船,前鋒放火炮,吶喊直駛向賊,諸船皆應之。賊知我來,一時鳥銃齊發,聲震海中,飛丸落於水中者如雨。”

  此時,島津義弘的第一個反應就是中瞭埋伏,第二個反應就是回撤,因此把守海峽出口的副將鄧子龍所部承受瞭巨大的壓力。明史記載,“子龍素慷慨,年逾七十,意氣彌厲,欲得首功,急攜壯士二百人躍上朝鮮舟,直前奮擊,賊死傷無算。他舟誤擲火器入子龍舟,舟中火,賊乘之,子龍戰死。”

  鄧子龍,豐城人,明史記載他“貌魁梧,驍捷絕倫”。他用自己不到千餘人的兵力和少量船隻(史書中僅提到有“三艘巨艦”,應當是福船之類的主力戰船),在戰場的第一個瞬間—也是戰場的關鍵點—擋住瞭島津義弘的船隊,居功至偉,戰後,他被“贈都督僉事,世蔭一子”,而且“廟祀朝鮮”。

  在鄧子龍部危急的時刻,陳嶙派陳蠶率軍前去增援,把“袋口”徹底紮牢,島津義弘在回撤無望的情況下,隻能作困獸之鬥,與明軍決一死戰。分頁:4/6頁  上一頁23456下一頁

  此時,中朝水師主力亦已佈陣完畢,開始沖擊,李舜臣擂鼓首先率船沖擊敵船隊,陳嶙也隨後率船沖入,並命令船隻下碇,利用船堅炮利的優勢攻擊敵軍船隻,由於明朝戰船船身高大堅固,既可以撞擊敵艦,又可以居高臨下投擲火磚、震天雷,日軍受損甚烈,隻能盡量躲避。為瞭吸引遠避本船的日軍,陳嶙命士兵伏在甲板上,以盾牌蔽體,日軍遠看以為陳嶙船上的士兵已被鳥銃和弓箭射殺殆盡,便開始圍攏過來靠幫跳船,此時明軍突然躍起,用長槍將攀爬船幫的日軍捅下大海,然後使用前面提到的噴筒噴射日軍船隻,日船紛紛起火,士卒燒死和溺斃甚多。在朝鮮典籍 《李忠武公行述》 中,有如此記載,“兩軍突發,左右掩擊,炮鼓齊鳴,矢石交下,柴火亂投,殺喊之聲,山海同撼。許多倭船,大半延燃,賊兵殊死血戰,勢不能支,乃進入觀音浦,日已明矣。”觀音浦是一個更小更淺的海灣,日軍進入這裡,是想利用船隻吃水淺的優勢,與明軍福船之類的大型船隻脫離接觸,但是,無形中也進入瞭兵法中所說的“絕地”。

  福船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戰艦之一,吃水約3.5米,排水量在數百噸(有一號、二號等規格)規模,按照此前戚繼光給福船配備的武備,每門福船配備如下:

  火器:包括大發火貢1門,大佛郎機6門,碗口銃3門,噴筒60具,鳥銃10支,煙罐100個,火箭300支,火磚100塊,震天雷20個,灰罐100個。

  彈藥:粗火藥400斤,鳥銃火藥100斤,弩藥1瓶,大小鉛子300斤,火繩60條。

  冷兵器:藥弩10張,鉤鐮10把,砍刀10把,過船釘槍20支,標槍100支,鐵蒺藜1000個,寧波弓5張,鐵箭300支,弩箭500支,藤牌24面,篾盔、釘槍、腰刀每人一副。

  而日軍方面,最大的船也隻有福船的四五分之一大小,火器以鳥銃(即早期的滑膛槍)為主,缺乏火炮。

  在這種對抗中,日軍隻能靠鳥銃來偶爾施以還擊,日本當時制造鳥銃的工藝較為精良,有效射程可以達到30~50米,雖然這種武器對明軍大船和朝軍龜船都不起什麼作用,但天亮後,在距離合適的情況下,日軍可以比較準確地用鳥銃射擊對方船上人員,這對聯軍船上人員的威脅還是較大的。也就是在天亮後,李舜臣胸部中彈,被左右扶入船艙(這一情節與英法特拉法加海戰中英軍統帥納爾遜的遭遇極為相似)。他對身邊的侄子李莞說:“戰方急,慎勿言我死。”其後犧牲。李莞按照指示,繼續以李舜臣的名義發佈命令,與明軍一起,將日軍餘下的船隊追入觀音浦。雖然福船無法進入近岸淺水水域,但明軍火器射程相當遠,便在遠處用佛郎機、虎蹲炮等火炮反復轟擊日軍。由於日本船隻的堅固程度不足,3斤重的虎蹲炮所射鉛子,很容易穿透船板,受損後的日軍戰船很難再保證正常情況下的機動性和速度。此時又恰逢退潮,朝鮮水域潮差很大,到中午,餘下的近200艘日艦都擱淺在瞭灘塗上,船上的日軍隻得棄船登陸,旋即被岸上以逸待勞且早就想與水軍爭功的中朝聯軍陸軍所殲滅。島津義弘率領近身的50餘艘戰船,拼死突圍,逃回日本。分頁:5/6頁  上一頁3456下一頁

  露梁一戰,日軍損失戰船約400艘,陣亡人數超過一萬,露梁津一帶海域盡是日軍船隻留下的殘骸,島津義弘所率的第五軍主力幾乎完全被消滅,在海上激戰的同時,小西行長趁己方壓力減輕的機會,率領第二軍的殘餘部隊逃脫,但是,其精華部隊已經消耗殆盡,能夠回到日本的,也都是老弱病殘之輩。這是日軍在侵朝戰爭中損失最大的一仗。

  誰擁有制海權,誰就是得勝者

  萬歷二十一年至二十六年(1593~1598)的兩次援朝戰爭,幫助朝鮮抵禦瞭日本的侵略,並挫敗瞭日本向外擴張的企圖,並大大改變瞭日本國內政治力量的對比,在其後日本國內因權力真空而發生的內戰中,小西行長和島津義弘等人所在的西軍,也就是維護豐臣傢統治的一方被徹底擊敗,德川傢康成為瞭日本新的統治者,德川幕府此後一直延續到明治維新時代。在這期間,日本轉變為一個內向的閉關鎖國國傢,有史為鑒的德川幕府,再未動外侵的念頭,東北亞的和平與安寧,一直持續到明治維新以後。

  從這場戰爭可以看出,即使在那個年代,制海權也已經成為瞭東北亞各方實力對比中非常重要的因素。如果沒有露梁海戰的勝利,則日本在撤軍後很可能“越數年”而卷土重來。由於明軍掌握著制海權(其背後實質是中國的造船和火器工業水平要遠高於日本),日本完全失去瞭再行侵略的可能。而在整整300年後的甲午戰爭中,也是在朝鮮半島及其附近,正是由於中國失去瞭制海權,才有瞭最後賠款失地的屈辱。值得一提的是,此場戰爭7年時間中,明朝廷花瞭8百萬兩軍費,被很多時人和後人詬病為“勞師耗餉”,然而在300年後的甲午戰爭中,戰敗的代價卻是2億3千萬兩白銀的賠款,與投資國防的收益相比較,可見一斑。

  這場戰爭也體現出,盡管明軍在裝備上依然優於日軍,但軍隊的訓練、指揮都已經相當不堪,除瞭露梁海戰和第一次援朝戰爭的平壤之戰外,中朝聯軍始終未能在其它局部戰場取得大勝,且多次在戰鬥中因一處小的失敗而出現“崩盤”局面(例如中路軍的新寨戰鬥),這說明此時的明軍,韌性(其背後是軍隊的日常管理水平和紀律性)都已經大為不如戚繼光練兵的年代瞭,而此時,戚繼光剛剛去世(1587年)不過才幾年時間。總的說來,這場戰爭最後之所以能夠勝利,主要是依靠中朝在綜合實力上的絕對優勢得來的—中朝聯軍輸得起,隻要能贏最後一仗就夠瞭,而日軍隻要有一次大敗,就很難再恢復元氣。

  另一方面,從明王朝中央政權在這場戰爭中的表現可見,萬歷初年張居正改革後留下的政治遺產,已經所剩無幾瞭,深宮中與群臣賭氣而不理朝政的萬歷皇帝,將整個國傢都丟給瞭內閣打理,在缺乏統一權威平衡的政治體系中,中央政權逐漸成瞭一個官僚場所,政權的應激能力逐漸下降,任將選人也多有不當,這些敗相都將在此後明政權逐漸沒落的過程中愈加明顯。套用一句老話,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任何一個國傢,也不是一天之間就衰落的,露梁海戰雖然輝煌,但已經是明帝國的最後幾縷餘暉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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