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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將領白崇禧的“戰神”之號從何而來?

  白崇禧是中華民國的陸軍一級上將,首任國防部部長,在中國近代史上,尤其是軍事史上占據著重要地位。

  早在1935年的時候,廣西就出版有《白副總司令演講集》,抗戰爆發後又陸續出版有五卷本的《白崇禧言論集》。1938年3月,第一本關於白崇禧的傳記《白崇禧將軍傳》由新中國出版社出版。兩個月後,建國書店又出版瞭《李宗仁與白崇禧》一書。此後數十年中,陸續有白崇禧的傳記問世,尤屬臺灣“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的《白崇禧先生訪紀錄》和華藝出版社的《白崇禧傳》(程思遠著)兩書最具代表性。時至今日,由白崇禧將軍之子——白先勇先生編著的《白崇禧將軍身影集》也終於問世瞭。

  筆者對後代寫先輩的傳記始終不抱太大希望,往往會受到個人感情因素的影響去誇大傳主,對於部分不利於傳主的事件也會予以回避。白先勇也難以免俗,如對白崇禧幾次反蔣的原因大都避而不談,對白崇禧在抗戰期間的經歷“隻褒不貶”,內戰時期更是“重政略軍”。

  書中的部分說法也值得商榷。如該書上卷第114頁有言“父親抵京次日(指1937年8月5日),日本各大報頭條登出——戰神蒞臨南京,中日大戰不可避免”。這裡的“日本各大報”、“頭條”、“戰神”,直接將白崇禧捧上瞭“戰神”的地位。可是這個說法有沒有可靠的原始材料來證實呢?

  據調查,此說始自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陸續出版的數本白崇禧傳記,但對於這一“報道”分8月5日和8月6日兩說,又都沒有提供原始依據。無奈中,筆者隻得自行查閱日文報紙,遺憾的是,前後查詢五份,都沒有隻字提及。這個說法到底是怎麼出現的呢?筆者認為仍需尋找有力證據。

  不過,白先勇的這本著作仍然為讀者提供瞭不少新的說辭,也講述瞭不少傳主的傢事。


  那麼白崇禧究竟是不是“戰神”呢?

  白崇禧一開始的戎馬生涯是和黃紹竑一起度過的。他們一起參加學生軍,一起進入武昌陸軍中學,又一起考進保定軍校三期,而且還都學步兵科,畢業後又一起分配到廣西陸軍第一師第三團當見習官。

  白崇禧生來就有帶兵打仗的天性,也在軍旅初期生涯中習慣瞭擔當部隊主官。之後機緣巧合的是,軍校同學陳雄帶著白崇禧一同覲見孫中山,並且要到瞭廣西討賊軍第五師的番號。兩人興沖沖地帶著這個名義回到梧州後,黃紹竑卻嫌這個番號不響亮,三人一合計,幹脆就叫廣西討賊軍,黃任總指揮,白任參謀長,廣西討賊軍的名號就這麼打出來瞭。不過這事在黃、白、陳的回憶錄中都打瞭馬虎眼,他們將孫中山授予的名義統一改瞭口徑,堅稱孫給的番號就是“廣西討賊軍”,沒有師的番號。好在《陸海軍大元帥府公報》有明確記載,有興趣的讀者可找來一閱。

  不管這個部隊的名義叫什麼吧,黃紹竑走向獨立自主的時代來臨瞭,白崇禧也開心地返回到部隊,隻是他覺得自己當參謀長不如帶兵,就借負責制訂部隊編制的機會,提議由自己兼任第一團團長。

  黃紹竑和白崇禧雖然是老搭檔,但是他明白,兩人從廣西學生軍開始地位就完全一樣,如果在這個時候讓白當瞭團長,讓他有瞭兵權,那麼在部隊中親近白崇禧的人,就會在無形中抱成一團,萬一他們擁白取而代之,後果不堪設想。

  與其埋下禍根,不如扼殺在萌芽中。黃紹竑就找來白崇禧,好說歹說讓白打消瞭這個念頭。此後討賊軍與李宗仁的自治軍合流,並統一廣西,新桂系三巨頭就這樣出現瞭。按照座次,李第一、黃第二、白第三,但在實際上,黃、白之間早就由於兵權而產生裂痕,這就使白逐漸向李靠攏瞭。

  白崇禧今後就隻能當一個參謀長瞭嗎?當然不是。北伐給瞭他一個很好的機會,當時廣西部隊被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七軍,白崇禧自然成為該軍參謀長的不二人選。他利用部隊重編的機會,再次提出兼部隊主官的要求,這個提議照樣被黃紹竑否決。不過此時已不是黃一個人說瞭算,因為上面還有一個上級,那就是支持白的軍長李宗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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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對白的態度和黃紹竑截然相反。他知道白能打,且一直想帶兵,就給瞭他一個機會,讓他兼任第一旅旅長。可是白的這個旅長當得並不長,就當瞭四個月不到的部隊主官,且得時常照顧全軍的參謀業務,這真正帶兵的時間就更少瞭。那麼他去哪瞭?

  “小諸葛”的名號早已不局限在廣西一地瞭。當時的國軍總司令蔣介石也十分欣賞白崇禧,就把他調到總部去當副總參謀長,三個月後又讓白兼代瞭第二路軍總指揮,可以說,那時蔣對白可謂是絕對的重用。

  可白崇禧並不領情,他知道這些部隊不屬於桂系,他想帶兵是真,但帶的是新桂系的部隊。於是他在1927年10月利用兼任淞滬衛戍司令之機,將幾個補充團編為一個師,官兵自然是從第七軍抽調來的。兩個月後,白又從黃紹竑的十五軍那裡弄來幾團人再編一個師,這兩個師就合編為第十三軍,由白自兼軍長。直到這時,白崇禧才真正如願以償。

  既已擁有一個軍瞭,為什麼不把新桂系的其他幾個軍的指揮權都抓過來呢?其實早在第七軍擴編成七、十五兩個軍之前,白崇禧就用手中的權力大力扶持鄂籍的新桂系軍官。胡宗鐸的十九軍以及陶鈞的十八軍,都是在白的大力支持下成立起來的。加上當時擔任第七軍軍長的夏威又和白的關系十分密切。這樣一來,新桂系當時的五個嫡系軍,白一個人就掌握瞭四個。


  好景不長,繼新桂系在1927年將蔣介石趕下臺之後,李、黃、白等人又因裁軍及諸多原因,於1929年起兵反蔣瞭。隻是這一次,新桂系輸得傾傢蕩產。在蔣的金錢攻勢下,原本抱有很大希望的武漢決戰,沒打就註定瞭失敗的命運,白隻得灰溜溜地跟著李、黃跑到香港避難去瞭。這件事從側面暴露出瞭白不懂政治的缺陷,並使他確立瞭今後“重軍少政”的立場。

  1929年11月,白崇禧借廣西局勢混亂之機,隨李宗仁重返廣西,並出任護黨救國軍前敵總指揮一職,中原大戰爆發後白又改任第一方面軍總參謀長。雖然白所制訂的作戰計劃在戰事一開始就打得湘軍節節敗退,但是桂軍並沒能將湘軍擊垮。之後粵軍入湘側擊桂軍,這就使桂軍更難打開局面瞭。

  撤退,隻能是唯一的選擇。但是白崇禧在這個時候卻一反常態地堅持集中兵力,要在衡陽與粵軍決戰。這一提案雖然得到瞭李宗仁的支持,但並不符合現實,甚至有不少白的擁護者也反對。即便如此,決戰還是打瞭,結果,自然是敗瞭,敗得很慘。這就直接促使瞭黃紹竑的退出,但卻使白崇禧上瞭位,成瞭二號人物。

  白崇禧適時抓住瞭各路軍閥不願與桂軍決戰的想法,堅決主張抵抗,使新桂系避免瞭滅頂之災,這使他個人的威望達到一個新的高度。兩廣合作後,李宗仁常駐廣州,將桂軍的指揮權下放給白,白就借這個機會排斥異己,並利用自己兼任廣西軍校校長的指揮大力培植親信,使他在不到兩年的時間內,把桂軍整成瞭支“白傢軍”。

  那麼要不要取代李宗仁成為新桂系的最高領導人呢?白崇禧沒有這麼做,因為他心裡明白,自己不擅長於政治,與其爭著成為政治領袖,不如借著李的威望專心發展軍隊,由此開始瞭李、白合作的蜜月期。需要指出的是,上世紀三十年代中國軍人對戰爭的理解,大部分仍停留在一戰時期的陣地戰模式中,這使國軍在抗戰之初,不能適應新的戰爭模式,導致大量傷亡。白崇禧對於桂軍的訓練同樣如此,導致桂軍在投入到上海戰場時接連發起無謂的密集沖鋒,遭日軍重創。桂軍在淞滬會戰中不僅損失瞭大量優秀軍官(旅長三名,團長四名),也使其精銳盡喪,很長一段都沒恢復元氣。好在白崇禧經過這次教訓改變瞭戰爭觀,根據國軍的實際情況提出瞭新的遊擊戰術,並主張“積小勝為大勝”,在很大程度上改變瞭之後的作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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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戰的爆發,使新桂系重新歸屬到蔣介石麾下,白崇禧也被調到中央效力,先後出任大本營副參謀總長和軍訓部部長等要職。八年抗戰,白指揮過兩次較大的作戰,一次是代理第五戰區司令長官,調動大別山地區的桂軍積極出擊,策應武漢守軍。另一次是指揮桂南會戰,昆侖關的大捷,白也起到不小的作用。但是這兩次會戰,都以失敗告終,尤其是桂南會戰的失利,白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戰後,他受到瞭降級處分。有人說臺兒莊大捷白崇禧也有出力,這或許確有其事,但需要指出的是,臺兒莊戰役隻是徐州會戰的一個組成部分,而徐州會戰的結果,同樣是失敗瞭。

  桂軍參加抗戰之後,白崇禧主張對怯戰分子予以嚴懲,尤其是對一批作戰不力或臨陣脫逃的軍、師、旅、團長或撤職或槍決,這在很大程度上為桂軍的積極抗戰樹立瞭正面形象。然而到瞭抗戰後期,白崇禧也顯露出他私心的一面。比如在1944年的桂柳會戰中,他將本應承擔防守桂林的幾個與他有親信關系的師、團長調走,並抽出瞭精銳部隊以保存元氣,反調一個新兵師來承擔守城任務,這在很大程度上打擊瞭士氣。抗戰勝利之際,白崇禧甚至還違背蔣介石不讓桂軍進入南京受降的命令,暗中指示所屬第七軍一個師進城受降,給瞭蔣記中央一個難堪。

  內戰中的桂軍,雖散佈在華東、華中兩個戰場上,但鮮見硬仗,基本在打醬油。白崇禧有自己的算盤,他依然想保存實力。唯一的萊蕪戰役,還是因為部隊主官的異動,而未戰即敗。桂軍在基本沒有受到較大損失的情況下,度過瞭三年,而白也在1948年由國防部長調任華中“剿匪”總司令。

  現在有不少人說白崇禧在擔任國防部長前夕曾前往東北指揮作戰,並在四平大敗林彪,白先勇《戰後國共東北之爭》一文中也指稱由於蔣沒有采信白崇禧乘勝追擊的建議,片面下停戰令,給瞭林彪喘息之機,方導致日後東北慘敗。筆者認為,此二說有待商榷。

  我們知道,白崇禧前往東北之前的實際指揮者是東北保安司令長官杜聿明,前線指揮由副司令長官鄭洞國負責。根據史料記載,白崇禧是在5月17日奉命前往督戰的。這裡的“督戰”是什麼意思呢?從字面上理解就是親臨前線監督作戰,那麼作為督戰官的白崇禧有權直接幹涉指揮嗎?筆者目前還無法給出結論,不過鄭洞國《我的戎馬生涯》一書對白在東北有相當長篇幅的記述(423頁-424頁):

  5月17日特派副參謀總長白崇禧將軍到沈陽視察。白氏在當晚與杜聿明將軍詳細分析、研究瞭北滿軍事情勢後,又於次日在杜將軍陪同下親臨我設在開原的前進指揮所視察……白、杜二位將軍都認為攻下四平街是不成問題的。但白將軍對於我們下一步攻占長春、永吉的作戰計劃卻有些憂心忡忡……莫若打下四平街後不再向長春北進,這樣一則可以緩和國內外輿論的非難,二則可以獲得整訓部隊的時間,假如與中共和談失敗再發動進攻不遲。杜將軍則力爭一舉攻下長春、永吉……這時,我們聞報右翼兵團……並未遇到解放軍的有力抵抗……這個消息使白將軍非常高興,他也預感到解放軍可能不會固守長春,遂又拉著杜將軍一同到紅廟前方視察。據說在火車上二人繼續研究進攻長春、永吉的問題……最後白氏總算放下心來,對杜說:“如果確有把握的話,我也同意一舉收復長春、永吉。那麼你就照原計劃打,我馬上回去同委員長講,收復長春、永吉後再與共產黨談判下停戰令。”白、杜二將軍當日即同返沈陽。次日,白氏便飛回南京……

  可見,“停止北進”是白崇禧的本意,又何來主張乘勝追擊被否之說。據臺灣編寫的《戡亂戰史》記載,國軍總攻四平發生在5月16日,也就是白崇禧抵達東北的前一天。此時國軍已占據絕對優勢,而白抵東北的次日,即18日,林彪就經過中央的同意而放棄四平,同一天白也返回南京。試問,白僅在17日這一天,即便親自幹涉指揮,對於整個戰局又能起到多少作用呢?

  國民黨在徐蚌會戰之後,精銳基本喪失。此後蔣介石被迫下臺,使新桂系登上瞭政治舞臺巔峰,李宗仁也成為代總統。但是白和李所期待的劃江而治卻沒能實現,在這種情況下,白就隻能與中共正面交鋒瞭。

  奇怪的是,白崇禧雖然信心十足,但卻沒能掌握住那些被他部署在兩湖的軍隊。白崇禧重蹈瞭1929年的覆轍,他對局勢太樂觀瞭。當解放軍發起渡江戰役後,湖北的張軫和湖南的陳明仁先後起義,這使新桂系的根據地廣西直接暴露在解放軍的面前。直到此時,白崇禧仍然困獸猶鬥,他集中桂軍主力於衡陽、寶慶地區實施反擊。“小諸葛”的名頭雖然在青樹坪撈回一票,但是還不到一個月,他的主力就反遭解放軍的重創。這一次,他是重蹈1930年的覆轍瞭。

  桂軍主力一戰即敗,其他各路桂殘軍自然也擋住不住解放軍的進攻瞭。很快,各路桂軍或滅或降,隻有少量部隊逃到越南。盡管白崇禧要在廣西實行總體戰,盡管還有人願賣命,但一切都是徒勞的。很快,白崇禧不得不放棄苦心經營瞭數十年的根據地——廣西,黯然南渡臺灣。

  綜觀白崇禧一生,歷經陣戰無數,可謂一員傑出將領。但在實戰指揮上,白崇禧的優勢則更多地表現在參謀業務上。用當年軍中流傳的話來說,白崇禧能入列“民國三大參謀長”而不是“三大指揮官”,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可以說,“小諸葛”之名名副其實,但“戰神”之譽就姑妄聽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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