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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中地位不高的宋教仁為何能總攬大權?

  同孫中山相比,宋教仁雖然也有較長的革命歷史,並以政治傢自許,其實卻更多的是個書生。他在1904年流亡日本後,先入弘文學院,後入早稻田大學攻讀法政。他對歐美國傢的政治、法律、財政等制度相當熟悉,翻譯過《英國制度要覽》、《各國警察制度》、《俄國制度要覽》、《奧地利匈牙利制度要覽》、《美國制度概要》、《奧匈國財政制度》、《德國官制》、《普魯士王國官制》、《日本地方漁政法規要覽》等書籍,而對國內的實際革命活動卻參加得比較少(留日6年間隻去過一次東北,建立遼東支部,不久就回日本瞭)。“當是時,先生專心研究政法、經濟諸學科,為將來建設時代之需。”徐天復:《宋先生傳略》,見《湖北革命知之錄》,商務印書館1945年版,第68、70頁。因此,他的書本知識要比其他人多,實際經驗卻少一些。這是宋教仁區別於同盟會其他重要領導人的特點。

  武昌起義後,“先生以破壞既始,建設必須隨之,亟為建設新國傢之謀”徐天復:《宋先生傳略》,見《湖北革命知之錄》,商務印書館1945年版,第68、70頁。。他特別註重西方國傢的民主的組織形式和議事程序,以為隻要把這一套搬到中國來,就是抓住瞭事情的根本,中國的面貌就會發生大變化。他到武漢後所做的第一件事情,便是起草鄂省臨時約法。南京臨時政府時期,他擔任法制院院長,起草瞭不少法規章則。這段時間內,他的貢獻主要在這一方面。

  蔡寄鷗曾扼要敘述宋教仁當時的見解:“宋教仁的主張最堅決的,就是責任內閣制。他認為要建設進步的國傢,必須有健全的政府,有權而後盡其能,有能而後盡其責,是之謂‘權責能’三位一體的責任內閣。這樣的內閣,必須有強大的政黨,又有人才,又在國會中取得大多數的議席,才可以建立起來,鞏固起來。在南京臨時政府成立時,他曾經提出這個主張,議會之中有好多不是同盟會的會員,都表示反對。孫中山也認為形格勢禁,恐怕弄成僵局,所以宋的主張未能實現。”《鄂州血史》,上海龍門書局1958年版,第208、209頁。

  袁世凱繼任臨時大總統後,宋教仁擔任唐紹儀內閣的農林總長,雖已是內閣閣員,但顯然不足以施展他的政治抱負。7月初,唐內閣辭職,他也隨同辭職。同月21日,同盟會本部召開1912年夏季大會,宋教仁被推接替汪精衛出任同盟會總務部主任幹事,掌握瞭黨務實權。他在這次大會上突出強調必須實行“政黨內閣”,並且說:“本黨對於統一臨時政府內閣,已決定,如不能達政黨內閣,寧甘退讓;如可改組政黨內閣,雖他黨出為總理,亦贊助之。”《同盟會本部一九一二年夏季大會演說辭》,見《宋教仁集》下冊,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409、410頁。

  為什麼宋教仁的主張當時能在黨內風靡一時,取得壓倒一切的優勢地位?為什麼原來在同盟會內並不居最高地位的宋教仁,這時卻特別引人矚目,一躍而成國民黨代理理事長,總攬瞭黨的大權?

  宋教仁的“政黨內閣”主張是建立在“議會政治”基礎上的,很有點學理的色彩。對西方國傢那套政治和法律制度的模式,他不但熟悉,並且幾乎全部接受下來。他深信:隻要組成強大有力的政黨,同其他政黨競爭,通過選舉贏得勝利,奪取議會中的多數席位,就可以按照法律程序,組成責任內閣,實現他們的全部政治主張。因此,他全力以赴地奔走的是在他看來最重要的兩件大事:第一,組織一個實力強大的政黨;第二,爭取在國會選舉中取得多數議席。分頁:1/3頁  上一頁123下一頁

  他在擔任同盟會總務部主任幹事後,不顧蔡元培等人的反對,立刻積極地同統一共和黨、國民共進會、國民公黨、共和實進會聯絡,合並成立國民黨。8月25日,國民黨正式舉行成立大會,選出理事9人,宋教仁得票僅次於孫中山和黃興。孫中山被推為國民黨理事長,宋教仁擔任代理理事長。由於孫中山幾乎不問黨事,宋教仁在黨內實際上已處於總攬一切的地位。

  宋教仁所以要那樣積極地組成國民黨,著眼點主要是為瞭在國會選舉中多得議席。8月11日,他在五黨合並的正式籌備會議上明確表示:“政黨以選舉為要務。”吳相湘:《宋教仁:中國民主憲政的先驅》下冊,臺灣傳記文學出版社1969年版,第202頁。這一來,不僅使黨的成分變得更加復雜,而且在某種程度上改變瞭黨的性質,隻滿足於黨在議會中的活動,大大降低瞭它的革命性。胡漢民對宋教仁這種做法一直很不滿意,批評道:“他以為我們那時不要再秘密地做革命工作,隻要到國會中去做那政治活動者就是。他為擴充國會中的勢力起見,要將當時五個政黨合並為一個國民黨,兄弟對於他這種主張很反對,因為這樣一來,把本黨的革命性銷蝕大半瞭。”“而宋先生那時不獨忽略瞭這一個要點,而且想以選舉運動、議會運動替代瞭革命運動,那如何行呢?”“宋遁初先生的那種主張,同志隻要鉆進國會去做議員,不必在黨裡革命,不啻為本黨民元以後因政客囂張而失敗的一部分寫照。”《從國民黨黨史上所得的教訓》,見《革命理論與革命工作》,第1234、1236頁。

  國民黨這個大黨一成立,宋教仁馬上把工作重點轉到國會競選活動上,力圖通過選舉在國會取得多數席位。他奔走湘、鄂、蘇、滬等地,為國民黨競選。1913年2月1日,他在國民黨鄂支部的歡迎大會上致辭說:“世界上的民主國傢,政治的權威是集中於國會的。在國會裡頭,占得大多數議席的黨,才是有政治權威的黨,所以我們此時要致力於選舉運動。選舉之競爭,是公開的、光明正大的,用不著避甚麼嫌疑,講甚麼客氣的。我們要在國會裡頭,獲得過半數以上的議席。進而在朝,就可以組成一個黨的責任內閣;退而在野,也可以嚴密的監督政府,使它有所憚而不敢妄為。應該為的,也使它有所憚而不敢不為。那麼,我們的主義和政綱,就可以求其貫徹瞭。”蔡寄鷗:《鄂州血史》,第225頁。他在另一篇文章裡充滿自信地說:隻要有“強有力之政黨內閣主持於上,決定國是”,又將中央行政與地方行政的分劃有條理地加以確定,“不五年間,當有可觀;十年以後,則國基確定,富強可期,東亞天地,永保和平,世界全體亦受利不淺矣”。宋教仁:《中央行政與地方行政分劃之大政見》,見《宋漁父》前編,政見,第21頁。

  重讀宋教仁這些豪言壯語,真覺得它實在是過於天真的書生之見。宋教仁對革命是忠貞的。他在辛亥年初赴廣州參加“三二九”起義時對於右任說:“成則救四萬萬人,敗則送我一個頭顱,值得值得。”《答某君書》,見《於右任辛亥文集》,復旦大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239頁。他爭取實現民主政治的願望也是真誠的。但他對中國的實際國情太缺乏瞭解瞭。在想象中似乎相當完美的政治設計,一進入實際社會生活,換得的常不是設計者預期的效果,甚至適得其反。當他寫下5年如何、10年如何那段興奮的話時,誰能想到,離他的慘死隻剩10天瞭。如果袁世凱所代表的舊社會勢力不但沒有被觸動,而且還掌握著一切實際權力的時候,單靠搬用西方民主政治的某些組織形式和議事程序,以為就可以解決中國的問題,那不是太可笑瞭嗎?名重一時的宋教仁,其實仍是一個不懂世事的書生,這真是可嘆的悲劇!

  為什麼宋教仁的主張當時能在黨內風靡一時,取得壓倒一切的優勢地位?為什麼原來在同盟會內並不居最高地位的宋教仁,這時卻特別引人矚目,一躍而成國民黨代理理事長,總攬瞭黨的大權?

  處在旁觀地位的著名記者黃遠庸,當時就看得很明白:“其新者以法律為萬能,但能全本抄錄外國法科全書,吾國便不難立時變成黃金世界。其舊派則任有何種法律,然我曹自有我曹之窟穴,自有我曹之本領及伎倆,一切國法,弁髦視之。此二派水火之不相容。”《遠生遺著》,第6頁。這是對“法律萬能”論的辛辣嘲諷。事實的確是這樣:“任有何種法律”,對袁世凱說來,到時候都可以“弁髦視之”,使它成為一張廢紙。對中國社會實際狀況有更多瞭解的黃遠庸比宋教仁看得清楚:以為“但能全抄錄外國法科全書,吾國便不難立時變成黃金世界”,這隻能是虛幻的夢想。分頁:2/3頁  上一頁123下一頁

  那麼,為什麼宋教仁的主張當時能在黨內風靡一時,取得壓倒一切的優勢地位?為什麼原來在同盟會內並不居最高地位的宋教仁,這時卻特別引人矚目,一躍而成國民黨代理理事長,總攬瞭黨的大權?這同那時整個社會思潮和社會心態有關,也可以說是民初特定局勢下的產物。我和胡繩武同志十多年前在一篇文章中還曾這樣寫過:“造成這種現象的根本原因,是當時革命黨人信奉和追求的還是資產階級共和國的理想,除瞭這種歐美式的代議制度外,他們確實也提不出其他更好的政治方案來。同時,還可以註意到有兩個直接起作用的因素:一個是,同盟會會員中很大一部分原是留日的學生,其中最多的又是法政學生,他們學習瞭一腦子‘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洋教條,迷信這就是可以包治百病的‘萬靈良藥’;另一個,更重要的是,許多同盟會的活動分子這時已當上瞭議員,他們享受著袁世凱賞與的每年五千元的高額薪金,一面在議會中高談闊論,一面沉湎於紙醉金迷的生活中,春風得意,躊躇滿志。宋教仁‘議會政治’的主張也反映著這一批人的利益和要求,得到他們的全力支持。這就是這種主張能夠在同盟會內取得支配地位的秘密所在。”金沖及、胡繩武:《從辛亥革命到五四運動》,見《紀念五四運動六十周年學術討論會文選》(一),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0年版,第402頁。

  宋教仁的慘死是一個巨大的悲劇,也給我們留下許多發人深思的東西。

  當然,也需要說明:雖然宋教仁的主張把政黨內閣和議會政治放在首要地位,但不等於說他不贊成發展實業,也不能說他在同盟會改組為國民黨時便放棄瞭民生主義。他在1913年1月8日的國民黨湖南支部歡迎會上,首先強調的固然是:“為今之計,須亟組織完善政府。欲政府完善,須有政黨內閣。今國民黨即處此地位,選舉事若得勢力,自然成一國民黨政府。”但在解釋國民黨政綱時也說道:“夫民生主義,在欲使貧者亦富,如能行之,即國傢社會政策,不使富者愈富,貧者愈貧,致有勞動傢與資本傢之沖突也。”宋教仁:《國民黨湘支部歡迎會演說辭》,見《宋教仁集》下冊,第446、447頁。第二天,在湖南鐵道協會歡迎會上,他雖然說:“兄弟對於此道未嘗學問,不敢多說。”但仍聲明:“兄弟亦曾與聞其事,並極力贊成。”宋教仁:《湘省鐵道協會歡迎會演說辭》,見《宋教仁集》下冊,第447頁。從這裡可以看出,他同孫中山在如何建設民國的主要著眼點雖然顯有不同,但並不是對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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