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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蔣介石日記中的宋美齡:妻助我以國事為重

  2007年4月,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又向公眾開放瞭新一批次的蔣介石日記(本批日記撰寫於1932年至1945年。研究所保存的1931年前的蔣介石日記已開放)。本文作者當時正在美國做訪問學者。聞知此消息後,即前往查閱檔案進行研究,回國後撰寫瞭此文,向大傢披露瞭蔣介石日記中的宋美齡……

  蔣介石有寫日記的習慣。從1917年起直至1975年他去世,每天都記。蔣介石日記內容豐富,題材廣泛,既有個人感情,朋友交往,也有對政治、外交的評述。最為有趣的是,蔣介石日記有一定的格式,比如每天都會有名言警句,1928年以後,他因為痛恨日本人在濟南發動突然襲擊,在5月3日以後,每天都要記“雪恥”二字。在日記中他對個人隱私並不諱言,比如在1921年日記中,他對自己病情有所描述,在接受治療後,他感覺“尿道腫痛”。

  蔣介石是一個感情波動劇烈的人,日記中他對個人感受多有披露,而在工作中受到挫折後,他總是會在日記中對背叛他的人進行謾罵。在1929年的日記中,有一本有宋美齡簽名的空白日記本,她囑咐蔣介石上前線攜帶,以替代記滿內容的舊日記本。蔣介石日記中有很多自我反省的內容,他一直對自己的個人修養不滿意,因此記述日記也有提醒自己不斷改進更新的意思,從日記中大量自我剖析的內容來看,蔣介石日記是他寫給自己看的,這對於我們瞭解他的婚姻狀況具有較高的價值。


  由於蔣介石的婚姻充滿瞭戲劇色彩,當時就有很多新聞媒體猜測蔣、宋婚姻的政治動機。而蔣介石的第二任妻子陳潔如晚年寫的回憶錄,則使人們更加懷疑蔣介石與宋美齡的結合有強烈的政治目的。蔣介石與宋美齡結婚以前,已經有過三位妻妾,但是他在日記中一直認為自己是不幸婚姻的受害者。他對原配妻子毛福梅,除瞭憐憫以外沒有其他感情,對於姚冶誠、陳潔如則是愛、恨交織。從蔣介石前十年的日記(1917~1927年)審視蔣介石的婚姻,可以看出他是一個消極、悲觀的人,糾纏在舊式的婚姻生活中,他的感情生活是復雜多變的。

  1927年12月以後,他對婚姻的看法發生瞭180度的轉變,日記中開始有大量的篇幅寫宋美齡,而蔣介石筆下的宋美齡婀娜多姿,溫柔動人,雖然她也有女人的執拗,但是能夠識大體、顧大局,對蔣介石不僅生活上溫柔體貼,在政治、軍事上也極力支持,蔣介石日記中的宋美齡是多姿多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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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意綿綿

  1927年12月1日,蔣介石沉浸在春風得意的一場愛情盛典中,通過多年執著地追求,他終於得以與宋傢三小姐結秦晉之好,他的心情極好。12月1日他在宋傢的要求下接連舉行兩次婚禮,一次是在宋傢舉行的簡潔的教會婚禮,一次是在大華飯店舉行的豪華的、時尚的婚禮。在大華飯店,陶醉於鮮花與美酒中的蔣介石,看著身著盛裝的宋美齡姍姍而出,忍不住由衷地感慨道:“平生未有之愛情於此一時間並現,不知餘身置何處矣。”這一天,醉於愛情之中的蔣介石真有些神魂顛倒瞭。

  其後沉浸於新婚甜蜜中的蔣介石與宋美齡,時而纏綿在上海的傢中,時而沐浴於湯山的溫泉,此一階段,蔣介石在日記中充滿瞭喜悅的記述,傢庭幸福是他最喜歡的話題。宋美齡雖然嬌柔、婉轉,但是仍然表現出難能可貴的冷靜,她勸誡丈夫要勤於國事,要對前途有信心、有抱負,這與蔣介石的政治野心是一拍即合的,使蔣介石對宋美齡的感情更是從“愛”升華到“敬”。

  婚後,宋美齡一度跟隨丈夫身邊在前線作戰,她對丈夫照顧得無微不至。但是因為宋美齡的身體狀況不好,有時不得不離開前線返回上海,獨在前線的蔣介石在戰爭間隙不禁勾起對她的思念之情,如1930年7月8日他寫道:“離傢已有兩月而戰局仍無期瞭結,不惟傢中焦灼,而內心亦滋愧疚也。”這一階段他掙紮在事業和情感之中,1930年7月31日,他忍不住在日記中表露出他的渴慕、矛盾的心理:“到徐,切慕愛妻,然叛逆未滅,何以傢為?”在軍閥混戰尚無結果的時候,他的野心與權力欲促使他堅守不動。9月5日,宋美齡匆匆來到前線陪伴他,但是戰事日漸緊張,他沒有時間陪伴妻子,此時他內心非常矛盾,但是也隻能通過日記表達他愧疚的心理:“今日雖與愛妻同住,然而如常辦公,精神亦貫註於前方無遺,愛妻助我以國事為重傢事為輕,其愛情雖篤,至無復加,但仍促我離彼急進也。”蔣介石敬佩宋美齡識大體,對她的支持存有感激,在日記中化為對妻子的深深的眷戀之情,他忍不住感慨道:“依戀之情出於天性,吾惟於愛妻,人見之也。”


  善解人意

  在蔣介石看來,宋美齡除瞭有美貌與才情外,對子女也充滿愛心,這讓蔣出乎意外地驚喜。蔣介石曾將長子蔣經國送往蘇聯受教育,此後就一直沒有音信,這使他承受瞭來自前妻毛氏等人的極大壓力。為瞭緩解傢族的壓力,蔣介石希望找到兒子,讓他盡快回國,宋美齡對此表現出瞭極大的理解。1930年11月1日蔣介石在日記中就記載瞭他與宋美齡、宋靄齡拜謁(蔣)母墓時,曾商談解救蔣經國回國的經過。宋氏姐妹對蔣經國的關心讓蔣介石非常感動,“本日陪孔娣(指宋藹齡,筆者註)拜謁母墓,又與妻商談營救經兒回國事。”蔣介石認為當時不是解決問題的最佳時機,但是內心還是感激宋氏姐妹的關心,“孔娣與吾妻對經兒念念不忘,甚可感也。”當時美齡的弟弟宋子良與外甥孔令儀姐弟等都在座,這種居傢團圓的景象,在蔣看來也是不可多得的。更勾起他對蔣經國、蔣緯國的思念。

  當然,婚姻中常常會伴隨著矛盾。兩人因為有不同的文化背景,爭吵是難以避免的,他們爭吵後,宋美齡會不辭而別,蔣介石對此非常煩惱,但也無可奈何,一般是以他賠禮道歉告終。婚後不久,兩人就發生瞭一場沖突,那一天蔣介石還是照常起床到事務所辦公,宋美齡也因事外出。蔣介石回到傢中後看妻子不在,就很不高興,免不瞭發些牢騷,而宋美齡認為他不夠尊重自己,於是又回到娘傢。蔣介石為此下午病臥在傢,即便與好友張靜江、吳稚輝談話,也心不在焉,隨後即謝絕朋友的來訪。從侍衛口中得知妻子在嶽父傢後,就前往尋找,“聞三妹病在嶽傢,乃扶病連夜往訪”。蔣介石好言相勸,終於得到妻子的諒解,“彼甚以不自由為病,復勸餘以進德,心頗許之。”沖突的結果是蔣介石上門賠禮道歉,並下定決心,改善自己的壞脾氣。但是兩人的差距依然存在,在以後的日子中,兩人口角還時有發生。從日記記載來看,兩人沖突的原因雖然不盡相同,而結果卻是相似的,最後往往是以宋回娘傢,而蔣親自去請回為結局。對此蔣介石很少抱怨,由於深知自己暴躁的脾氣,他有時會在日記中痛悔自己的行為,1928年1月28日,他記載與美齡沖突後,“午餐後假眠,後往下關迎三妹,到後知其皮膚病甚劇,精神亦衰弱,心甚不安,悔不該與其禎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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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兩人的傢庭沖突也一度升級,但是在國難面前,美齡在傢庭中則表現出寬容與大度。日本人對華發動蓄謀已久的“九一八”事變,中國東北陷入危機,這使南京國民政府內政、外交處於極為不利的狀態。在此內外交困的時候,蔣介石脾氣非常急躁。一言不合, “妻即不別而自赴上海,使餘更加一層苦痛。”宋美齡回瞭娘傢(即“自赴上海”),蔣介石茫然不知所措,而在這種時候,他是不能隨行的,在南京靜待是唯一的選擇。9月29日,在南京中央大學學生沖擊南京國民政府外交部後,上海學生也不斷趕赴南京增援,局勢的變化讓宋美齡感到不安,所以這次沒有等到蔣介石親自上門來請,她便及時回到南京,陪伴在蔣介石身邊,“妻回京,在此危難之中不避艱險來共生死,無任感激。”宋美齡放棄大小姐的架子主動回到蔣介石的身邊,讓他非常感動,他覺得妻子不同於一般的舊式中國婦女,對她的膽識和氣量充滿瞭敬意。

  在蔣介石生病的時候,宋美齡也給予瞭他周到的照顧。在傢庭生活中,蔣介石是一個傷感、多情的人,1922年他生病的時候,因為姚冶誠沒有照顧他,他就在日記中大罵她不賢良。而宋美齡在蔣介石生病中的表現,則大大出乎他的意料,她完全放下大小姐的驕矜與柔弱,對他照顧得無微不至。妻子的善良與關愛深深感動瞭蔣介石,1934年2月23日,他在日記中記載生病後“妻護病保身,無刻不在心,無微不至,誠賢良也。”因為操勞過度,宋美齡自己也生病瞭,1934年8月1 日,蔣介石在日記中又表達瞭對她的愧疚之情,“妻為我受熱忍苦致病可感也。”蔣介石這場病相當兇險,他愧悔拖累瞭宋美齡,他自己的身體到1934年8月12日依然沒有完全康復,“本日身體疲乏一如傷寒後行將復元之苦痛,故終日休息。”盡管他自己仍然受到病痛的困擾,在日記中表達的更多是對妻子勞累的不安,“本日註射,體力甚乏,晚見鮑使(鮑羅廷,蘇聯特使,筆者註)”,“妻侍病護疾,憂勞異甚,其誠切實過於割肉療疾也。”割肉療疾是古時的典故,指妻子、臣子割自己的肉做藥引醫治丈夫、長官的病,比喻妻子、臣子的忠心。蔣介石用此典故,是想強烈地表達對妻子的感激。


  蔣介石每到美齡的生日,他都會在日記中提及並予以祝福,如1934年3月28日,他在日記中記述,本日“為陰歷二月十二日,即妻之誕辰也。”1936年3月5日,又提到相同的內容,“本日為舊歷二月十二日妻之誕辰,精神甚好,樂焉融融。”1937年3月24日,又寫道,“本日為舊歷二月十二日,吾妻三十八歲,為妻修正西安回顧錄。”為妻子修訂稿件,是蔣介石對宋美齡表達愛慕之情的一種方式。另外從1927年以後,每逢結婚紀念日,蔣介石在日記中都會提及,以為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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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俠骨柔腸

  其實最讓蔣介石感動的還不是侍疾熬藥的細微瑣事,而是在軍閥混戰的生死關頭,宋美齡予以他傾力支持,這曾經是蔣介石在中原大戰轉敗為勝的重要原因之一。

  蔣介石任用宋子文做財政部長,是希望娘傢人能為他在戰爭中提供可靠的經濟支持,但是面對巨大的財政赤字,宋子文對蔣介石的內戰政策是不滿的。

  1930年7月19日記載的一件事,表明瞭蔣介石與宋子文的矛盾。宋子文擔任財政部長以後,在中原大戰中拒絕籌措軍費,蔣介石在前方對於糧草的需求則急如星火,如果沒有及時、足夠的資金支持,蔣介石很可能在軍閥戰爭中失利,不但會失去已有的權力,甚至有可能性命不保。宋美齡聽說後懇求她兄長,讓其設法為蔣介石籌款,但是在這個問題上,宋子文也很倔強,他堅決反對蔣介石的內戰政策,不願戰爭拖垮經濟,因此也非常固執,拒絕瞭他三妹的請求,在求告無果的情況下,宋美齡決定變賣房子首飾並拿出全部積蓄,還發誓如果蔣介石在前方殉難,她也將一同赴死。宋美齡的做法震撼瞭傢人,宋子文為此也轉變瞭態度,他決定對蔣介石的軍隊發放款項。宋美齡的堅持,挽救瞭軍閥混戰中的蔣介石及其軍隊,這讓蔣介石非常感動。

  蔣介石因此更堅定瞭自己的政治野心。1936年2月14日他寫道,“近日身體雖勞而心神甚樂,夫妻同心,前途遠大也。”15日又寫道,“下午往湯山休沐,夫妻和愛,是以增強一切效能。”傢庭幸福、生活愉快是這一時期他的日記中的主題,他對自己的婚姻生活非常滿意。


  1936年5月,宋美齡在上海開刀治病,據說當時情況很危險,手術的時候,蔣介石在南京,6日,蔣介石急匆匆趕到上海,見到開刀後恢復良好的宋美齡,感嘆地寫道,“幸獲上天保佑彼我夫妻得以相見,不勝感謝。”可以看出他曾經非常掛念妻子的病痛和安全,也可以從中揣測他內心的焦慮和獲取妻子平安信息後的快樂心情。

  沉浸在傢庭歡樂之中的蔣介石,1936年7月23日又寫道,“下午批閱與妻看拍(排)球,夫妻和睦之快樂甚於仙子登天乎。”隨後7月26日,因為宋美齡晚上說夢話,他感到極大的不安,宋美齡因為白天的勞乏,“深夜囈語失知覺約一小時餘。”蔣介石非常不安,在日記中寫道,對此“不勝憂惶”,9月29日又慶幸地記載,“妻自餘到後精神已漸復元,風疹幾痊愈矣。”對此懸心多日的蔣介石才如釋重負。在蔣介石的筆下,宋美齡是嬌弱多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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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顯子貴

  美齡沒有生育子女,蔣介石認為是一大遺憾。為瞭鞏固宋美齡在蔣傢的地位,蔣介石曾經在1934年和1936年兩立遺囑,囑咐他的兩個兒子,他倆隻有一個母親——宋美齡。

  1934年7月5日,蔣介石在日記中記載瞭他給宋美齡的第一份遺囑:“本日在艦中與妻常提傢事,並念如餘死後之傢事約記如下,以代遺囑:一、餘死後,不願國葬,而願與愛妻美齡同葬於紫金山紫霞洞之西側山腹之橫路上,二、餘死後,凡武嶺學校以及不屬於豐鎬房者全歸愛妻美齡管理,三、餘死後,經國與緯國兩兒皆須聽從其母美齡之教訓,凡認餘為父者隻能認餘愛妻美齡為母,不能有第二人為母也。”這份遺囑將傢內、傢外的事情做瞭安排,顯然不是一時沖動,而一再強調宋美齡是他兩個兒子的惟一合法母親,其目的是要人明確美齡在傢中的地位。

  1936年12月蔣介石前往西安指揮東北軍與西北軍剿共,隨後張學良與楊虎城扣押瞭蔣介石。這次事變中蔣介石受到很大刺激,他認為自己生還的幾率很小,所以1936年12月15日,他給宋美齡留下瞭第二份遺囑,“大意為:對於傢事他無所言,惟(掛念)經國與緯國兩兒,(二兒)既為餘之子亦即為餘妻之子,務望餘妻視如己出,以慰餘靈而已。”他在感受到危難時向宋美齡托付後事,正是他二人感情發展的合理結果。對此,1938年12月13日,蔣介石又在日記中詳細做瞭追述:“前年在西安寄妻與兩子之遺囑。讀之不禁有隔世之感,‘賢妻愛鑒,兄不自檢竟 遭此不測之禍,致令至愛憂傷,罪何可言?今事既至此,惟有不愧為吾妻之丈夫,……傢事無掛念,惟經國與緯國兩兒,皆為兄之子亦即吾妻之子,萬望至愛視如己出,以慰吾靈。’經兒遠離十年,其近日性情如何,兄固不得而知,惟緯兒至孝知義,其必能克盡孝道,彼於我遭難前一日尚來函,極想為吾至愛盡其孝道也。……”

  又囑經緯兩兒, “……‘我一生惟有宋女士為我惟一之妻,如你們自認為為我之子,則宋女士亦即為兩兒之惟一母,我死之後,無論何時,皆須以你母親宋女士之命是從,以慰吾靈是屬。父12月20日。 ’ ”

  在兩份遺囑中一再強調宋美齡是他兩個兒子的唯一合法母親,正是因為蔣介石出於他的愛慕之情,他希望通過強調她的母親身份,從而確立她獨一無二的蔣夫人地位。

  但是,蔣介石覺得這一切還不夠,於是他又在傢譜中進一步強調。蔣介石在親自修訂的傢譜中給宋美齡很高的評價,關於自己,他寫道,“周泰,原名瑞元,一名中正,字介石,肇聰次子,保定全國陸軍速成學堂畢業,高田野炮兵第十三團士官候補生,大元帥參謀長,大本營參謀長,黃埔陸軍軍官學校校長,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陸海空軍總司令行政院院長,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中國國民黨總裁,國民政府主席,第一任大總統。清光緒十三年(1887年,筆者註)丁亥九月十五日午時出生,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筆者註)加入同盟會,民國十九年(1930年,筆者註)十月受基督教洗禮。配毛氏,民國十年出,為慈庵王太夫人義女,民國十六年(1927年,筆者註)繼配宋氏,美國韋爾斯萊大學博士,立法院委員,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筆者註)已亥二月十二日生,子二:經國緯國。”

  他的原配夫人毛氏變為他母親的義女。而宋美齡成為他唯一合法妻子,他兩個兒子的合法母親,雖然從尊重歷史事實的角度看,未免荒唐、滑稽,但是從整個策劃和實施的過程,可見他樹立宋美齡在蔣傢地位的苦心。

  對於蔣介石與宋美齡的婚姻歷來有很多猜測,而關於對這場婚姻的評價,宋慶齡的轉變具有戲劇性,據斯諾記載,“我初次會見宋慶齡時,她說,這個婚姻的雙方都是處於投機,其中絕無愛情可言”,後來到瞭中日戰爭,宋慶齡的觀點有所改變,“‘開始時他們的婚姻並不是愛情的結合’,1940年的一天,宋慶齡在香港對我說,‘但是,現在我認為是瞭。美齡真心愛蔣介石,蔣介石也同樣愛她,沒有美齡,他也許會壞得多’”。

  然而兩者的婚姻的定性需要更多一手資料的支持,由於宋美齡的材料比較零散,搜集、尋找有一定困難,蔣介石日記對於探詢二者的婚姻就更有價值。雖然蔣介石日記作為蔣個人的內心獨白不乏荒謬、怪誕,以及有歪曲事實的地方,但關於他婚姻的記載還是有一定可信度的。從蔣介石日記中我們可以看出,他與宋美齡是有感情的,他們之間的相互關愛是他們結婚後的前十年傢庭的主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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