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紹這三點不如曹操!揭秘袁紹到底哪裡不如曹操

  公元200年,袁紹率領大軍南下官渡。曹操用計燒毀瞭袁軍的糧草,擊敗袁紹,取得瞭“官渡之戰”的勝利。東漢末年轟轟烈烈的黃巾農民大起義雖然被鎮壓下去瞭,但它卻沉重地打擊瞭漢朝地主階級的統治,使早已腐朽不堪的東漢政權分崩離析,名存實亡。在鎮壓黃巾起義的過程中,各地州郡大吏獨攬軍政大權,地主豪強也紛紛組織“部曲”(私人武裝),占據地盤, 形成大大小小的割據勢力,轉入爭權奪利、互相兼並的長期戰爭,造成中原地區“白骨露於野,千裡無雞鳴”的淒慘景象。當時的割據勢力,主要有河北的袁紹、河內的張楊、兗豫的曹操、徐州的呂佈、揚州的袁術、江東的孫策、荊州的劉表、幽州的公孫瓚、南陽的張繡等。形成群雄並起的局面,在這些割據勢力的連年征戰中,袁紹、曹操兩大集團逐步壯大起來。

  公元196年(建安元年),曹操迎獻帝,遷都許縣,自始挾天子以令諸侯(“奉天子而征四方”),威勢大增。他先後擊敗呂佈、袁術,占據瞭兗州、徐州以及部分豫州、司隸。公元199年(建安四年),袁紹最終戰勝公孫瓚,據幽州、冀州、青州、並州,盡有河北之地,意欲南向以爭天下。這樣,華北最重要的兩個政治軍事集團,決戰勢所難免。起初形勢袁強曹弱。袁紹已無後顧之憂,地廣人眾,可動員的兵力在十萬以上。曹操則是四面受敵,除瞭北方的袁紹,關中諸將尚在觀望,南邊劉表、張繡不肯降服,東南孫策蠢蠢欲動,暫時依附的劉備也是貌合神離。盡管如此,當時的一些有識之士,包括曹操的謀士荀彧、郭嘉,還在張繡麾下的賈詡,以及涼州從事楊阜,在綜合分析瞭曹、袁的優劣後,認為袁紹外寬內忌,好謀無決,他們都看好曹操,認為局勢會向著有利於曹的方向變化。建安三年(公元198年)十一月,呂佈被曹操消滅,建安四年六月,袁術病死,十一月張繡投降曹操。劉表中立,孫策保守江東。局勢變得更加明朗。

  建安五年一月,袁紹率精兵10萬南下。在此之前,曹操為避免腹背受敵,已先擊潰與袁紹聯合的劉備,並進駐易守難攻的官渡。四月,曹操以聲東擊西之計,於白馬(今河南滑縣境)擊斬袁將顏良,敗袁軍。袁紹初戰失利,銳氣受挫,改分兵進擊為結營緊逼。兩軍對壘於官渡,相持數月。其間曹操因兵疲糧缺,一度欲回守許都(今河南許昌東)。謀士荀彧認為,曹軍以弱敵強,此時退兵必為所乘;反之,袁軍輕敵,內部不和,相持既久必將有變,正可出奇制勝。曹操納其言,派兵襲燒袁軍糧車;又親率精銳5000奔襲袁軍烏巢(今河南境)糧屯,全殲袁軍,燒毀全部囤糧。消息傳來,袁紹所部軍心動搖,紛紛潰散投降。曹操乘機全線出擊,殲敵7萬餘,袁紹父子僅率800餘騎北逃。官渡之戰,奠定瞭曹操統一北方的基礎,袁紹則從此一蹶不振。官渡之戰是中國古代戰爭史上以少勝多的有名戰例。


  東漢末年的三大戰役各有各的歷史價值:官渡之戰成就瞭曹操,使其有瞭一統河山的可能;赤壁之戰則徹底碾碎瞭這種可能,初步架構瞭三國鼎立之格局;隨著夷陵之戰(或叫猇亭之戰)劉備的慘敗,三方均元氣大傷,誰也奈何不瞭誰,三國博弈的歷史才真正開始。

  正史上,官渡之戰爆發於漢獻帝建安五年(200年)。


  在這之前的199年,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威勢大增;袁紹兼並公孫瓚,得瞭幽、冀、青、並四州,雄踞河北,意欲南向以爭天下。斯年六月,袁紹挑選精兵十萬、戰馬萬匹,企圖南下進攻許都,序幕由此拉開。

  次年正月,雙方在官渡一帶展開瞭長達八九個月你死我活的大會戰。結果,曹操以區區兩萬疲憊之師(一說三萬)力克袁紹,“乘勝席卷,將清河朔”,將北方之地盡收囊中,完成瞭地區統一。

  就《三國演義》的敘述而言,官渡之戰這個橋段並不如赤壁之戰寫得精彩,但其中的勝敗原因,特別是雙方主要領導人的馭臣之術及其產生的迥異後果,足以讓我們不必親歷刀光劍影,也能從中汲取前人的經驗教訓。盡管當時後世學人多有總結,唯其“多有總結”,才更值得我們去重視。

  那麼,袁紹為何會輸?他到底輸在哪兒?

相關閱讀推薦:

袁紹、韓馥為何要擁立劉虞當皇帝?

三國史上“二世祖”多酒囊飯袋 曹丕靠曹操蔭庇

揭開曹操與諸葛亮之間的微妙交情:並非漢賊不兩立

揭秘曹操的特種部隊:強弩之末打得劉備丟盔棄甲

官渡之戰中袁紹麾下不可忽視的兩大謀士大揭秘

分頁:1/5頁  上一頁12345下一頁

  1、不懂因時乘勢,錯失良機。

  在權術設計中,應當充分考慮社會、政治、經濟、人文等諸多環境因素,也隻有這樣,權術才能得到真正的實施。這個不難理解吧?好比百姓深受洪澇之苦,政府乘機啟動水利項目,民眾自然不會反對。這就叫因時乘勢。

  袁紹的敗因,正始於不懂得這一點。

  官渡之戰前,曹操兵發徐州攻劉備,田豐建議袁紹偷襲許昌(“舉軍而襲其後”),這無疑是個非常正確的策略,但袁紹以兒子生病為由加以拒絕。等曹操回師,奇襲許都的時機已失,袁紹卻開始興師動眾討伐曹操瞭。田豐通過分析雙方兵力部署優劣,認為曹軍糧食不足,建議用持久戰跟曹操拼消耗,袁紹又不予采納,還把田豐關瞭起來。

  我讀到這兒的時候,總感覺袁紹不是個正常人,用現在的時髦詞兒來形容,屬“自願精神病”.諸葛亮在《隆中對》裡曾提到:“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眾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為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這個評價太客氣瞭。諸葛所謂的“人謀”,當指戰略、智慧而言。袁紹手下不缺智囊,許攸、郭圖、審配、逢紀、田豐、沮授等,都是有名的智士。可是外腦再多又有何用?領導不懂變通,一意孤行,跟神經病似的,焉能不慘敗!


  回到現實中,如今各地城管幾成眾矢之的,在這樣的大環境下,領導該如何因時乘勢的運用權術?竊以為不外乎兩點:一是切實妥善的改變執法作風,用事實左右輿論,而不是被輿論牽著鼻子走;二是要在扭轉形象上多下功夫,許多危機公關的成功案例,都是因時乘勢的結果。令人欣喜的是,不少地方城管執法部門已經在這麼做,希望堅持下去。

分頁:2/5頁  上一頁12345下一頁

  2、輕忽作用目標,輸於溝通。

  權術的作用目標是人,正確的溝通方式是第一位的。

  當袁紹南下,曹操曾聚集文武商議對策,孔融和荀彧之間的一段論辯特別引人註目。孔融:“袁紹勢大,不可與戰,隻可與和。”荀彧曰:“袁紹無用之人,何必議和?”孔融:“袁紹士廣民強。其部下如許攸、郭圖、審配、逢紀皆智謀之士;田豐、沮授皆忠臣也……何謂紹為無用之人乎?”荀彧笑曰:“……田豐剛而犯上,許攸貪而不智,審配專而無謀,逢紀果而無用:此數人者,勢不相容,必生內變……縱有百萬,何足道哉!”孔融默然。

  荀彧原來就是從袁紹陣營投奔過來的,對袁營的情況最瞭解。其後袁紹陣營發生的一連串內訌,果然驗證瞭他的判斷:田豐在大戰前因直言忠諫被下獄,最終受逢紀讒言而死;審配在軍情緊急之際,將許攸子侄收捕下獄,逼許攸臨陣叛逃曹營;

  郭圖用讒言逼走瞭袁紹手下大將張合與高覽。

  實際上,戰事相持到十月,曹營已經絕糧,必須向後方的許昌緊急求援。但許攸一反叛,向曹操獻計火燒烏巢,整個戰局隨之翻盤,急轉直下。


  這是官渡之戰勝敗的關鍵所在。

  推原論始,袁紹的軍事失敗,顯然是權術的作用目標出錯瞭,人事上出瞭問題。每個人都是一個獨立的個體,性格、喜好、弱點、工作作風等都不盡相同,區別是天上地下的。因而從組織運作的觀點來看,作為領導人在權術的設計使用過程中,應當考慮到每個作用目標的特征和特點,采取合適的溝通方式加以團結捆綁,才能使團隊運作不至於失靈。曹操的頭號智囊郭嘉說袁紹“外寬內忌、多謀少決”、“聽讒惑亂、是非混淆”.可謂一針見血。

  拿曹操與袁紹在溝通方式上做個比較。

分頁:3/5頁  上一頁12345下一頁

  曹操會將一個議題透過眾議的方式讓大傢相互討論辯解、分享智慧,以便得到最周詳的思考。也就是能沉住氣、靜下心、深藏於心,反復掂量與權衡。此外,曹操頗有容人的雅量,能控制自己的情緒以容納“剛而犯上”的人才。所以,曹操手下的荀彧、荀攸、程昱、郭嘉、滿寵、劉曄、呂虔、毛玠等人,都能各安其位,各司其職,從無相互讒害。

  袁紹的溝通模式是隨機性的個別征詢,而不是眾議。在這種模式的暗示下,部屬隻會個別向他反映意見,類似於打小報告,使得部屬之間少有坦誠的橫向溝通。而袁紹本人既是個“有選擇的傾聽者”(隻聽他喜歡聽的),又是個容易混淆是非,用一時結果來加罪於人的沖動型領導。

  這種權術風格和溝通模式造成的直接後果非常壞。使得部屬產生瞭“我隻向老板負責”、“隻要老板滿意就行,別人無所謂”的意識和心理契約。

  久而久之,由於資源的排擠效應,大傢都要想辦法逢迎老板,以便得到賞識和信用的機會。當意見被采納,就要想盡辦法讓自己的意見(而非團體的決策)成功,或謊報成功。萬一失敗,就想法子嫁禍於人。如果老板采納瞭別人的意見,便千方百計暗中阻撓,等著看別人出洋相。如此陳陳相因、惡性循環,自然形成瞭袁氏虛矯不實的政治生態,以至敗局無可挽救。


  3、激勵乏術,輸在德行。

  權術中的激勵機制,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手段,一句話可以動人心,讓人死心塌地效命驅馳。而善於包容,則是領導權術裡的德行體現(註意,並非個人德行),舍人小過,圖己大業,鼓掌之中,才有南面之尊。

  所謂厚德者,治道也。

  在官渡之戰橋段裡,有幾個情節值得提出來說說。

  關羽殺瞭顏良,沮授稍加挑撥,袁紹便遷怒於劉備:“汝弟斬吾愛將,汝必通謀,留爾何用?”待劉備一番巧言解釋,袁紹反過來又責備沮授:“誤聽汝言,險殺好人。”作為一個領導人,批評下屬不該是這樣的,劉備到底是個外人,怎麼可以當著外人的面讓下屬難看?權術不是冷冰冰的東西,其中的理智與情感因素很重要的。也難怪沮授一出來就嘆曰:“上盈其志,下務其功;悠悠黃河,吾其濟乎!”遂托疾不出議事。

分頁:4/5頁  上一頁2345下一頁

  等到關羽殺瞭文醜,郭圖、審配又站出來質疑劉備的“佯推不知”,袁紹又大怒要殺劉備。當劉備為活命提出願意讓關羽來輔佐袁紹時,袁紹的表現再次讓我大跌眼鏡。他先喝退左右(郭圖、審配等人):“玄德之言是也,汝等幾使我受害賢之名”,後又大喜曰:“吾得雲長,勝顏良、文醜十倍矣!”

  這兩句話,前者傷謀士之心,後者失將士之心,權術使用之想當然、領導德行彰顯之涼薄,已然到瞭極致。可以說,袁紹的領導形象,此時轟然倒塌。

  而曹操恰恰相反,他不光依“事功”來獎罰,且能重賞提反對意見的人。207年,曹操不理曹洪等人的勸諫,出塞遠征烏桓部族。結果雖取勝,卻也吃瞭不少苦頭。回到基地後,他便賞賜曾勸阻過他的人,承認自己隻是僥幸成功,不足為法,希望大傢不要因意見不被采納而不敢建言。

  意見不被采納都能得到獎賞,因此大傢都能勇於提案,也不必相互妒忌。久而久之,曹營中一旦形成決議,就再沒有第二種聲音或陽奉陰違,而能向一致的目標去努力。

  不能不承認,曹操是個能讓追隨者愉悅工作的領導人,靠的正是激勵機制與領導德行,這是馭人最基本的兩個要素。

  而袁紹則差得遠瞭,假設一下,如果他能認識到這一點,稍加實踐,那麼官渡之戰的結局,乃至整個中國的歷史,可能都要改寫瞭。

  權術如用兵,兵無常勢,貴在應變。要因勢利導,隨機應變,才能夠成就大業。領導人對待下屬或民眾,要適時酌情的予以安撫,在講明原則、制度和法律之後,不妨推己及人,多重民情,情真意切,民心必歸。

  不是嗎?官愛民,民桓愛之。這才是維穩致勝的大計。

分頁:5/5頁  上一頁345下一頁

Comments are clos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