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兩朝代何以被同一部落滅亡?揭宋明滅亡的原因

  縱覽中國歷史,無論何時,總有天敵與中原王朝並存。此天敵或為接壤部落,或為相鄰夷國,尤其兩宋以降,天敵此起彼伏,“蛇吞象”之“華夷之變”不斷發生。

  縱觀歷史,古代對中國威脅最大的天敵主要有四個,他們分別是匈奴、突厥、蒙古、女真。前兩個與中原漢族王朝對抗大體呈互有勝負的均勢,後兩者則取得瞭對中原王朝壓倒性的優勢,直至取而代之,統治全中國。

  蒙古滅宋建立元朝,建州女真(滿人)滅明建立清朝,在七個中國大一統王朝中,他們占瞭兩個,前後統治中國四百年。論及彪悍度,女真未必比得上突厥,他們對抗的是同一民族,但卻出現瞭不同結果。堂堂西北突厥帝國,不能進抵中原半步,而區區東北一個遊牧民族女真,滅瞭漢族兩朝,先滅北宋後滅明朝。與其說後者比前者彪悍,不如說他們的敵人隨著時間推移,出現瞭重衰。

  同樣一個民族,為什麼在唐太宗時能主導世界、而宋徽宗時卻“人為刀俎我為魚肉”?

  美國作傢海明威說過:一個人可以被消滅,但是不會被打敗。對應海明威這句的,是中國一句古話:“三軍可以奪帥,匹夫不可以奪志”。


  這一中一外的兩句話,都想說明一個道理:一個民族真正的失敗,不是軍事上的失敗,而是精神上的消亡。

  此言可基本概況宋明亡因。

  人言:兩宋亡於女真、蒙古之手,是因為“農耕文明不抵遊牧文明”,然而,閃耀於世的漢唐文明,難道不也是“農耕文明”?為什麼沒有淪入彪悍的匈奴、突厥之手?

  顯然,宋代之所以開辟瞭“華夏文明被征服”的歷史,非“農耕”之過,而是精神消亡的結果。大多學者指出那是“尚武精神”的消亡。這個原因世所共知——自武將趙匡胤擁兵自立為帝、成為宋太祖後,恐人效法自己篡位模式,遂實行“崇文抑武”國策,富貴須從書中求,從此漢人便遠離瞭尚武精神,變得文弱。

  回顧“劃時代”的宋史,當然不能否定趙匡胤是開創“漢兒之弱”始作俑者,“崇文抑武”對漢人“尚武精神”確有殺傷。然而,如果認為這是華夏自宋朝開始衰落的唯一原因,也不客觀和全面。

  不能說宋朝是個一點軍事實力都沒有的國傢,也不能說宋代的將領個個沒有對抗遊牧悍將的膽略,那時也有“壯士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的戰神嶽鵬舉、“八百裡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聲”的文武雙全辛棄疾。北宋建國初期,宋軍對付西夏,軍事上是處於上風的,對付契丹,打個平手;嚴重不敵的,是女真;全面不敵的,是蒙古。如果說宋軍不行,那麼先於女真便亡在契丹之手瞭,何必再等下一個虎狼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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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見宋軍戰鬥力,是一個漸衰過程。唱衰宋軍的,首先不在兵道不強,而在民族精神的雌化。 宋明兩朝,以儒立國,儒傢接受“理學”改造,導致國民精神全面雌化,漢魂失血;胡人文化與中原文化的融合被割斷。

  而所有這些“失策”,都是趙氏和朱氏傢族“防內不防外”的小算盤“得意之作”,宋明軍隊的功能主要不是抵禦外敵而是嚇唬國內百姓。宋明經濟成果被世界津津樂道,甚至一度與盛唐等量齊觀,但是,單項成就畢竟不能彌補整體文明精神的損失,就民族精神而言,有錢的宋明人活得並不硬氣。

  都說大明王朝時的中國,是有血性的,沒有像宋朝那樣用金錢求茍安,也沒有如兩漢用美女換和平的恥辱記錄。但是,這個漢族王朝最終還是亡於外族人之手,這是為什麼?

  關於中國明王朝倒掉的內因,從極度皇權到宦官亂政,史書已經闡述得夠多。但是,對比其他王朝,明朝其實還有一害,與宋朝大同小異,那就是從政治到文化的失血乃至“敗血”。具體表現為蒼白的“清流之害”。明末“清流大臣”貌似血性,實則貪生怕死,漢奸層出不窮,晚明空談之氣益勝,責人以不死者多,而以死抗爭者少。

  敗血的大明王朝,同樣遭到瞭外敵的報復。建州女真人入關,那些滿口“大義”的清流在滿清屠刀下少數有些骨氣,外敵襲來,青樓女子李香君抱定殉國之念,而才子情郎侯方域卻一心賣國求榮,“脫下舊服換新袍”,帶頭“剃發易服” 。“清流”的氣節竟不如“清樓”。如此精神對比,令人唏噓不已。

  “血性消失”於宋代以降在漢族群消失是不爭的事實。血之不存,魂將安附? 北宋被女真顛覆,南宋被蒙古蠶食,雖然朱元璋一度復國,但三百年後,女真的一個建州分支竟能再滅華夏王朝、統治全中國,近一億人口的民族相繼被幾十萬人口的同一部落吞沒兩次,實屬敗血退化後的自招天敵、自取其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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