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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戰:中國軍隊所謂“屠殺”美國戰俘的歷史真相

  西方媒體一擁而上

  1951年11月14日,正當開城停戰談判陷入僵局時,侵朝美軍第八集團軍軍法處處長詹姆斯·漢萊上校在釜山召集新聞記者,發佈瞭一個聳人聽聞的聲明,稱據可靠情報,共軍在朝鮮殺死瞭5500名美國戰俘和290名其他盟國的戰俘。

  第二天下午,美國軍事電臺就開始連篇累牘地播送所謂“暴力事件真相”。美國總統杜魯門也就此事件發表談話說:“漢萊所報道的共產黨屠殺美國戰俘的事件,是本世紀所發生的最野蠻的事件。”

  美總統的談話,產生瞭巨大煽動力,西方世界的大批報刊電臺一擁而上,推波助瀾,頓時把東方共產黨人虐殺美國戰俘的“野蠻暴力事件”渲染得有聲有色。美聯社有一條新聞還提供瞭一組有趣的數字對比:在朝鮮戰場上,手執武器的美軍官兵與共軍作戰中,陣亡人數為6194名;而放下武器的美國戰俘,被共軍殺害的竟然多達6270名!頂頂扣人心弦的宣傳,還在於形象化的歷史比擬,他們說,中共軍隊對付美國戰俘最殘忍的一招,莫過於重演日本軍國主義者的故伎——強迫戰俘進行“死亡行軍”。

  霎時間,大量傳播媒介都爭先恐後地描繪起“死亡行軍”的故事來,竟鬧得沸沸揚揚,讓讀者和聽眾怵目驚心,毛骨悚然。


  二戰中的“死亡行軍”

  所謂“死亡行軍”,典出第二次世界大戰太平洋戰場的菲律賓群島。

  1942年夏季,日軍相繼猛攻巴丹半島和哥黎希律島,美菲聯軍大敗,美國遠東軍司令麥克阿瑟偕夫人乘潛艇逃出戰場。接替指揮戰局的溫賴特少將遵照白宮旨意,認為堅持抵抗隻會造成無謂傷亡,便命令全部美菲軍隊無條件投降。

  日軍派人把溫賴特將軍押送到中國沈陽,關入監獄。同時下令美菲所有被俘人員做長距離徒步行軍,從巴丹半島的馬利維爾斯奔向位於聖費南多的俘虜營,行程長達一千多公裡。此時正值炎夏,病疫流行,糧食又缺乏,日軍對戰俘更是恣意虐殺,等到達目的地時,死傷人數竟達二萬五千餘人。幾個月後,有三名美國士兵從日軍戰俘營中僥幸逃出,越海到達澳洲佈利斯坦,揭開瞭這次“死亡行軍”的秘密。

  麥克阿瑟將軍得悉詳情後,義憤填膺,下令立刻向新聞界公佈全部細節。當時,華盛頓最高當局為瞭掩蓋太平洋戰場的敗跡,決定禁止發佈這一暴行的詳細記錄。但在美國,畢竟沒有遮得住新聞記者眼睛的屏障,“死亡行軍”的內幕還是逐漸地傳播開來,弄得傢喻戶曉。當時事態的發展,證明瞭華盛頓的憂慮是多餘的。公開“死亡行軍”的內幕,不但沒有影響美軍的士氣,反而激起美國軍人、美國人民以至世界人民的同仇敵愾。

  美國軍方顯然想抄襲以往的成功,於是復制瞭朝鮮半島“死亡行軍”的故事。而美方所說的“死亡行軍”,指的是中國人民志願軍在第一、第二次戰役中轉運美軍戰俘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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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艱難的戰俘轉運

  1950年10月25日至12月24日,入朝參戰的志願軍相繼發動瞭兩次戰役,殲滅“聯合國軍”及南朝鮮軍5.18萬人,徹底粉碎瞭麥克阿瑟發動的“聖誕節結束朝鮮戰爭的總攻勢”,初步扭轉瞭朝鮮戰局。這兩次戰役中一共俘虜敵人14211名,其中有美軍3781名,英法軍147名。任何戰爭,都應努力避免將敵方的被俘人員置於戰線附近,這是起碼的軍事常識。志願軍俘獲的大批西方戰俘,隻有盡快地轉運到朝鮮北部的後方戰俘營,才能進行有效的管理。因此,必然要產生一個戰俘長途轉運的問題。

  當時,美軍雖然在地面戰場遭受慘敗,卻擁有巨大的海空軍優勢,多達1600架的各類作戰飛機,從空中封鎖著志願軍的交通運輸線,每天要投下數以萬噸的炸彈,任何軍事目標與非軍事目標都不放過。這種焦土政策,才是造成“聯合國軍”被俘人員無法安全及時地轉運後方的根本原因。

  志願軍九兵團某團政治處朝語翻譯李炳雲,講述瞭他參加初期轉運美俘的艱難經歷——

  第二次戰役結束,他所在的團在東線咸興一帶,抓瞭114名美國俘虜,必須及時轉運到位於鴨綠江邊的碧潼戰俘營。部隊特地組織瞭一支精幹的小分隊,指派一名團政治處的司務長任隊長,一名懂英語的文化教員任英語翻譯,一名衛生員照顧傷病戰俘,讓李炳雲擔任朝語翻譯,另外還配瞭六名警衛戰士,負責轉運途中的安全保衛工作。隊伍出發前,團政委召集小分隊十名幹部戰士開會,說明這次俘虜轉運工作的重要性,一定要不折不扣地執行好各項政策,包括寬待俘虜的政策。小分隊的成員聯名向團黨委寫瞭決心書,保證像參加作戰任務一樣,不惜犧牲生命,也要完成任務。


  這114名美國戰俘,是打掃戰場時零星集中起來的,且都是東躲西藏忍饑耐寒茍活下來的幸存者,多半帶有不同程度的病傷,情緒特別頹喪,有的處於精神崩潰的邊緣。為避轟炸,轉運隊從傍晚五點鐘出發,13個小時走走停停,隻向北移動瞭24公裡,可付出的代價卻是驚人的:一名警衛戰士為瞭尋找兩名掉隊的美俘墜崖身亡;三名重傷戰俘因防空時受顛簸傷勢惡化死去;還有六名戰俘失蹤,屬於蓄意逃跑。他們又改為白天行進,速度有所提高,可在一次空襲中,四架野馬式戰鬥機飛掠過來,當場炸死瞭七名戰俘,重傷四名,小分隊成員中,衛生員中彈身亡,司務長和一位警衛戰士負輕傷。

  無數的困難中,最熬煎人的困難是缺糧。所帶的上百斤炒面,當作上等口糧,隻夠調成糊糊給病傷戰俘做“營養餐”,且所剩無幾。李炳雲為籌糧弄得心力交瘁。每到一處宿營地,別人可以一屁股坐下來休息,他除瞭到處號房子,還得找糧食。令人為難的是,村民們可以把活命的糧食勻給志願軍,卻堅持不肯分給美國俘虜兵。

  面對嚴酷的現實,許多戰俘越來越感到絕望。一天晚上,在一個小山村,夜間空襲的飛機剛剛飛走,突然,一個平時沉默寡言的美軍上士突然撲向左臂負傷的警衛戰士,奪下連發卡賓槍,奇怪的是,他不朝志願軍開槍,卻對著俘虜群噠噠地掃射起來。他一邊掃射,一邊狂喊:“我以上帝的名義,拯救你們,解脫你們……”這一下,打死瞭美俘五人,傷十七人;我一名警衛戰士重傷,半小時後死去。司務長額角負傷,鮮血直流。

  司務長迅速安排瞭幾個人為傷俘包紮,一邊命令全體戰俘就地坐下,一邊安排人手掩埋死者。另外,派人火速找上級報告情況,請求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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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得戰俘的信任

  第二天上午,全體戰俘集中到村後的密林中,一邊防空,一邊開大會。

  額頭包著繃帶的司務長臉容瘦削,身上的棉軍衣又臟又破。他將近40歲年紀,為人敦厚,平時不愛多說話,不料這一回對美國戰俘說起話來卻滔滔不絕:“這一路來,大傢都很苦,這我懂……”他的眼圈忽然紅瞭,“兩年多以前,我是國民黨軍隊的一個上士班長,在戰場上給共產黨軍隊解放瞭,也就是當瞭俘虜。開頭我怕得要命,可是很快就相信瞭事實——共產黨軍隊是尊重俘虜寬待俘虜的,把俘虜看成人,看成解放瞭的兄弟……”

  文化教員的英語水平不高,越翻越吃力,簡直要哭出來。就在這時,戰俘群裡有一個上尉戰俘站瞭起來,嚴肅地向司務長敬瞭一個軍禮:“我懂漢語,請允許我替你們翻譯。”上尉轉過身,面向戰俘們,流利地將司務長的話譯成瞭英語。

  一片靜寂,戰俘們聽得專註極瞭。

  有幾名戰俘大聲提瞭幾個問題:“聽說把我們送到後方,是要慢慢殺死我們,或者是去當勞工,是這樣嗎?”


  “唉,哪有的事啊!”司務長嘆息道,“跟我一起當俘虜的,有成千上萬的人,開頭謠言也很多,大傢也很擔心,後來不少人領到路費回傢瞭,我自願留下,還當上瞭幹部。這段經歷我平常不愛跟別人說,可是跟你們說瞭,這是因為我把你們也看成‘解放兄弟’,我請你們一定要相信志願軍的俘虜政策。眼前的閑難,都是美軍的空中封鎖造成的。隻要大傢好好合作,我相信一定可以克服這些困難。”

  上尉譯完司務長的話,又告訴俘虜們,說他二次大戰時期在中國呆過很長的時間,相信中國人的道德標準,希望大傢鼓起信心,遵守紀律,千萬不要再做蠢事。文化教員也作瞭翻譯。

  會後,戰俘們一致推選上尉當戰俘聯絡代表,配合小分隊一起工作。上尉還找司務長單獨談話,轉達許多戰俘夥伴的共同心情,對連續發生的不幸事件,都願意進行深深的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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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無絕人之路。第二天晚上,後方領導接到報告,派一輛卡車開到瞭山村,帶來兩袋大米、一包咸魚和許多食品罐頭。後半夜,卡車接走瞭二十多名病傷嚴重的戰俘,直奔戰俘收容站。一周後,其餘的戰俘也比較順利地到瞭目的地。

  這次戰俘轉運行軍,比起從“三八線”出發的千裡輾轉,也許並不是最典型的一次。聽說有一支戰俘轉運隊伍遇上B-29重型轟炸機的“大把抓”轟炸,同時投下十幾噸的炸彈,構成“地毯式”爆炸效果,使得一支數十人的戰俘隊伍連同志願軍押運人員,霎時化為烏有。如果朝鮮半島上真的存在戰俘“死亡行軍”的話,那是指揮戰爭的美軍將領為西方戰俘們制造瞭死亡。

  正直的西方記者

  要感謝西方那些正直的新聞工作者和敢於說真話的人們,是他們用良知揭開瞭“朝鮮半島‘死亡行軍’”的謎底。

  最先向美國官方發難的是美國自由派報紙《華盛頓郵報》、保守派刊物《夜星》,他們發表社論或署名文章,對漢萊上校提供的數字表示瞭懷疑。接著,《時代先驅報》在頭版刊登瞭一篇來自東京的快訊,還附加編者按語稱:“五角大樓的一位權威人士斷言說,陸軍司令部沒有確切證據可以證明,中國共產黨在朝鮮戰爭中幹下瞭屠殺戰俘或其他野蠻行為。”

  漢萊被新聞界逼得走投無路時,亮出瞭他的救命符:“我當然是得到高級官員的批準才發表講話的。”他所使用的材料“是總參謀處經過正常的途徑發下來的”,“我從總部新聞處得到許可以後才發表瞭數字。”而他的上司——“聯合國軍”總司令李奇微將軍,當然不好把責任再推給他的上司——美國總統,於是,李奇微窘態百出,先是發表聲明,表示對漢萊講話“毫無所知”,說要“派人對此事進行調查”,又對漢萊“遽爾發表”談話表示“非常遺憾”,後又說“目前僅僅可以證明有365人被殺”。可這個數字本身也還是虛假的。

  李奇微將軍如此出爾反爾,自然貽笑大方。從此,再也無人理睬“朝鮮半島的‘死亡行軍’”之說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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