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一帝秦始皇在他生命最後十年裡都做瞭什麼?

  導讀:關於秦始皇,我們還能說些什麼?這是使人頗感困惑的一個問題。最近我經過思考,有些話還想說一說。首先,是要擺脫漢人“過秦”評論的一些影響,對某些記載的思想傾向也應註意;其次是對秦始皇的分析要具體、再具體。現以秦始皇的最後十年為例,略加述說。

  公元前221年,秦統一六國。關於這一年的記載內容甚多,除瞭立皇帝尊號,制定各種禮儀制度外,還有分天下為36郡、統一度量衡、統一貨幣、統一文字等,這都是關系國計民生的大事,當然還有其他一些內容。為此,秦始皇所花的時間、精力,所需的智慧、魄力,研究者怎樣去想象都可以。前220年,“始皇巡隴西、北地”,“治馳道”。前219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秦德。議封禪望祭山川之事,乃遂上泰山,立石……。”“南登瑯琊,大樂之,留三月,乃徙黔首三萬戶瑯琊臺下,復十二歲……。”

  前218年,“始皇東遊,至陽武博狼沙中,為盜所驚……。”前217年,“無事”,但《通鑒》有“使黔首自實田”的記載。前216年,“始皇微行咸陽……逢盜蘭池。……關中大索二十日。”前215年,“始皇之碣石……刻碣石門,壞城郭,決通堤防。”“始皇巡北邊……乃使將軍蒙恬發兵三十萬,北擊胡,略取河南地。”前214年,“發諸嘗逋亡人、贅婿、賈人,略取陸梁地,為桂林、象郡、南海,以謫遣戍。西北斥逐匈奴,以為三十四縣,城河上為塞。又使蒙恬渡河……。”前213年,“謫治獄吏不直者,築長城及南越地。”議“焚書”。前212年,“除道九原,抵雲陽,塹山堙谷,直通之。”(《通鑒》雲:“千八百裡,數年不就。”)“隱宮徒刑者七十餘萬人”分作阿房宮、驪山。“立石東海上朐縣中,以為秦東門。因徙三萬傢麗邑,五萬傢雲陽,皆復不事十歲。”坑儒。前211年,東郡隕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盡取石旁居人誅之。”“卦得遊徙吉。”前210年,“始皇出遊”,“上會稽,祭大禹,而立石刻頌秦德。”“七月丙寅,始皇崩於沙丘平臺。”(按:此次歷時九個月)


  從司馬遷的這些記述看,在秦始皇的最後11年(含去世的當年)中,秦始皇有5年巡行各地(前216年的“微行咸陽”不算)。未出巡的年份,他也以不同的方式關註著各地,如前214年之“略取陸梁地”,前213年之“築長城及南越地”(《正義》謂“戍五嶺”。《通鑒》作“處南越地”),前212年在作阿房宮的同時還有“除直道”以及徙民麗邑、雲陽之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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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始皇出巡及其對全國關註的情況看,明顯是一個鞏固統一的政治問題,可作如下分析。

  第一,秦始皇多次而且主要是巡行東方郡縣。這是因為東方是原六國之地,東方郡縣是在統一戰爭中新設立的郡縣,情況如何?秦始皇去巡視一番,正表現出他的眼光和魄力。他不辭勞苦地出巡,條件是比較艱苦的,漢人所謂修馳道是“天子之道”的說法,恐怕始皇出巡並未享受多少;相反,記載中常常反映出出巡時“逢大風”、遇“水波惡”、甚至“風雨暴至,休於樹下”等,這和後世隋煬帝遊江都不應相提並論,而且還要承受“為盜所驚”等風險。這裡所說的“盜”即六國舊勢力的反抗,在當時是一個非同小可的問題,也與他出巡的目的有關。

  東巡中做瞭些什麼?記得較多的是“刻石頌秦德”。漢人強調的是“歌功頌德”,但如果具體分析刻石的內容,應該視為一種政治宣傳,其中包含著一些政治主張。在已有的研究中,研究者已從不同角度涉及到這樣的問題,如經濟史的研究中註意到“諸產得宜,皆有法式”,思想史的研究中註意到儒、道各傢的思想。巡行的當中,秦始皇有各種各樣的活動,包括封禪,祭祀名山大川之類,也有一些當與鞏固統一有關,如上述前219年徙民於瑯琊臺下之類。這好像是“現場辦公”一樣,就地解決一些問題。另外,經過巡視瞭解,也有為日後作某些決定參考之意。前212年,秦始皇未出巡,但有立石“以為秦東門”之措施,應該就是他前幾年視察之後為東部“邊界”所作的結論。


  第二,秦始皇北巡,目的是為瞭對付匈奴。毋庸置疑,匈奴是一個長期的邊患,秦始皇兩次巡視北邊以及發兵“擊胡”、修長城等等,取得瞭一段時間“胡人不敢南下牧馬”的成績,這些都是眾所周知的。這裡順便分析一下“亡秦者胡也”的問題,史書記載因此而派蒙恬發兵擊胡。《史記》《集解》引鄭玄之說,“胡”是“胡亥”。我看這個說法有問題,盧生等人奏錄圖書之事,即始皇二次巡北邊之說,是前215年,距始皇去世還有6年,當時胡亥隻有十四五歲,而且他是始皇的第十八子,還有始皇“怒”扶蘇也是前212年的事。盧生前215年預言胡亥亡秦,恐怕是東漢鄭玄的臆想。分頁:2/3頁  上一頁123下一頁

  第三,秦始皇為鞏固統一的操勞,還有一個重要方面,那就是“平南越”。也許他沒有來得及南巡,但前214年“以謫戍南嶺”的記載卻是確鑿的,較早的記載還有《淮南子·人間訓》、《淮南衡山列傳》等幾處更具體的材料。《通鑒》綜合記述說:“以謫徙民五十萬人戍五嶺,與越雜處。”“秦代初平南越”,這應該是一個大手筆。

  平南越的問題,和以上論述的其他問題一樣,其中自有功過是非值得評論。僅以“徙民”一事為例略作分析:當時的“徙民”主要有兩種情況:一是徙“黔首”,如前所引,那是有“復不事十歲”等措施的,其目的包括充實新縣之類;另一種情況是“以謫徙民”或“徙謫實之”,包括“嘗逋亡人、贅婿、賈人”,還有“謫獄吏不直及覆獄故失者”等等。戍五嶺、築長城是如此,作阿房宮、驪山也是“隱宮徒刑者七十餘萬人”。除瞭對贅婿、賈人的歧視值得分析外,其他可說是各種罪犯和有過失的人,這或者反映刑罰太濫,使罪犯面擴大,但也不一定都是罪犯,後來的南越王趙佗(原為真定人)就是當時到南海去的,“秦時用為南海龍川令”,也許是個帶兵官。但如果悉指罪犯“發配”、“充軍”,這種前有先例後世也沿用的辦法,其利弊當然也值得進一步分析。總之,秦始皇在最後十年,做瞭那麼多大事,應該說是頗有建樹的。有人說他“建樹中包著破壞”,“善行中蘊著惡德”,事實已如上述,可以作具體分析、評論。

  當然,在最後十年的大事中,還有修宮殿和修驪山墓的內容,這雖然是歷代帝王都有的行為,但由70多萬刑徒分作,規模確實不小,與北逐匈奴、南戍五嶺、築長城、修馳道、通直道等加起來,兵徭役之重確實是一個大的社會問題。不過,具體分析也有可註意之處:首先是修宮作墓者明確指為刑徒;其次,雖然已出的“秦俑坑”規模確實不小,但宮和墓是否如後人所描述的那樣宏大,恐怕也是可以考慮的,考古學者對阿房宮的實地調查,應該說不會像誇張描述的那樣;再次,阿房宮之類的工程是否都最後完成瞭,也是成為問題的;最後,始皇在使用勞力方面也不是毫無顧忌的。例如,“始皇嘗議欲大苑囿,東至函谷關,西至雍、陳倉。優旃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寇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矣。’始皇以故輟止。”(《史記·滑稽列傳》)作這些具體分析,或者可以對秦始皇最後十年的總評價有些幫助。

  至於對秦始皇最後十年的種種政策、措施的具體分析,也當如此。重新審視漢人的記載和評論,在鑒別史料的基礎上,作具體、再具體的分析,或者有利於秦史乃至整個秦漢史的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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