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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五虎上將衛立煌的傳奇人生 衛立煌簡介

  導讀:他曾是孫中山的警衛,後又成為蔣介石“剿共”的幹將;他既為蔣介石立下赫赫戰功,又敢於和他唱對臺戲;他在抗戰中雖創下輝煌戰績,勝利後卻被解除瞭兵權;在遼沈戰役中他暗做“內應”,配合瞭解放軍的戰略進攻,事後卻成瞭中共公佈的戰犯;蔣介石下野後,他逃到香港隱居,1955年初卻突然返回大陸……這就是國民黨愛國將領衛立煌曲折而傳奇的一生。

  內戰中,衛立煌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盡一切可能按兵不動,並利用其地位造成影響,既使東北高級將領們無所適從,也使蔣介石的戰略計劃泡湯,在戰爭關鍵時期配合瞭人民解放軍的戰略進攻。

  衛立煌簡介:衛立煌(1897~1960),國軍名將,中華民國高級將領,愛國人士。字俊如,又字輝珊,安徽省合肥縣東鄉衛楊村(今肥東縣)人。國軍陸軍二級上將軍銜。取得瞭中原大戰中擊敗石友三解除南京之圍、鄂豫皖“圍剿”、鎮壓“閩變”分路暨主功、擊敗岡村寧次收復鄭州、緬北滇西反攻戰役(含強渡怒江戰役)等一系列戰役的勝利[1] 。忻口會戰亦破壞瞭日軍的作戰計劃。建國後曾任國防委員會副主席,第二、三屆全國政協常委,第二屆人大代表,民革第三、四屆中央委員會常委等職。1960年1月17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64歲,安葬於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是蔣介石的“五虎上將”中的“虎將”。日軍華北最高司令香月清司稱其為“支那虎將 ”。史迪威在回憶錄中稱其為國民黨軍隊中最能幹的將領,美國出版的《中國人名大辭典》稱其為“常勝將軍”,這種殊榮,在國民黨軍人中實屬罕見。

  衛立煌與“立煌縣”

  1897年,衛立煌出生於安徽省合肥市衛楊村。青年時期投身行伍,在孫中山的廣州大本營擔任警衛,因機靈能幹,由一名普通士兵而逐步提升為中級軍官。北伐戰爭時期,他歷任國民革命軍團長、旅長、副師長等職務。1925年,孫中山逝世。蔣介石利用各種政治手段打擊政敵,籠絡人才。蔣極力宣揚自己“永豐”艦上保駕孫中山的功績,把自己標榜為總理未竟事業的接班人。那時思想單純的衛立煌,受到蔣介石的迷惑,遂投靠其麾下,追隨蔣東征北伐,成為他手下一員能打硬仗的驍將。蔣介石背叛革命後,他也跟著走上反共的道路。


衛立煌

   1930年衛立煌奉蔣介石之命在蚌埠組建第四十五師,九一八、一二八事變相繼爆發後,衛部因參與滬杭線警戒擴編為第十四軍。衛立煌後來成為蔣介石嫡系部隊的重要力量,在對紅軍的圍剿和對福建事變的鎮壓中立下瞭“汗馬功勞”。1932年7月,蔣介石發動瞭對紅軍的“圍剿”,衛立煌被派為中路軍第六縱隊指揮官,進攻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由於中共當時被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所統治,又由於張國燾的錯誤指導,第四方面軍指揮機關先是盲目輕敵,在敵人大舉進攻後,又驚慌失措,指揮主力倉皇西撤。於是衛立煌率軍趁虛而入,8月間占領瞭鄂豫皖邊區的軍政中心—金傢寨。為瞭嘉獎衛立煌的功勞,鼓勵其他“剿共”部隊的士氣,蔣介石除獎給衛立煌以巨額金錢以外,還由國民黨政府頒佈明令,在大別山中地跨鄂豫皖三省之間“三不管”的險要城鎮金傢寨建立一個新的縣治,用衛立煌的名字命名為“立煌縣”。蔣以手下將領的名字命名為縣名的隻有兩例,一個是所謂“經扶縣”,即劉峙(字經扶)的字,另一個就是衛立煌。蔣介石此舉,既鼓舞瞭士氣,也明確地將衛立煌推到瞭反共反人民的立場。衛立煌部隊占領金傢寨後,到處搜捕蘇區幹部、赤衛隊員和紅軍傢屬,鎮壓農會積極分子,保護封建地主,搞反攻倒算,一時造成蘇區的白色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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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頭等戰犯”衛立煌為何1955年突然回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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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3年11月,李濟深、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領導的十九路軍在福建成立瞭“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高舉“反蔣抗日”的旗幟,和紅軍簽訂瞭停戰協定。蔣介石十分恐慌,忙派衛立煌、張治中、蔣鼎文擔任三路總指揮,分兵向福州進軍。衛立煌行動迅速,很快抵達福建北部,對十九路軍形成夾擊之勢。剛剛成立不到百日的“人民革命政府”由於內部不團結,許多事情還沒有商定,就宣告夭折瞭。衛立煌為瞭截斷十九路軍經泉州退人廣東的道路,又迅速行軍,隱蔽地繞到閩江以南進行阻擊。衛立煌在這一內戰中又替蔣介石出瞭大力,受蔣厚賞,他當上瞭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

  “目無領袖”

  衛立煌雖因戰功卓著而名列“五虎將”之一,但他一非蔣氏同鄉,二非黃埔軍校學生,蔣氏對他心存間隙,二人並非親密無間。衛立煌對蔣用人唯親,凡事以個人私利當先多有不滿,而蔣對衛這匹動不動就發脾氣,難以馴服的悍馬也是一肚子氣,二人時不時發生摩擦。早在北伐時二人就產生過矛盾。1925年蔣介石借廖仲愷一案逼走衛的上級許崇智,許的粵軍被改編為國民軍第一軍,衛立煌由旅長降為團長,心生不滿,他對許崇智懷有感情,一有機會總想見許,但蔣阻止他倆往來。衛曾對手下親信說:“如果有兵力在手,非把不講信義的蔣介石搞垮不可。”

       1933年10月,蔣介石發動對紅軍的第五次“圍剿”,任命衛立煌為第一縱隊指揮官,雖處於最前線,但位居“小委員長”陳誠之下,他甚為惱火,一氣之下,回瞭南京。別人問他原因,他言道:仗打贏瞭,全是別人的功勞;輸瞭,全是自己的責任。衛也不想把事情鬧大,稱病住院。探視者絡繹不絕,蔣雖有意追究衛的責任,後來也隻有不瞭瞭之。鎮壓“福建事變”,衛立煌居功至偉,但事後蔣卻把福建省主席一職給瞭陳儀,省主席一職被視為受蔣重用的標志,顧祝同與衛立煌資歷相當,早在1930年顧就當上瞭江蘇省主席,而衛卻始終與此無緣,對於蔣始終不信任自己,不予重用,衛心中很沮喪。


        1941年底,衛去重慶開會,除夕夜蔣介石設傢宴款客,請柬送到衛的住處,衛已簽名準備赴宴,但倔性子一發作,臨時改變主意不去瞭,隻打瞭個電話告知蔣的秘書,說他要去宋慶齡處赴宴。晚宴原定14人,因衛缺席而變成13人,蔣認為13數不吉利,臨時拉瞭秘書湊數。事後,蔣介石在很多場合談起此事,說衛立煌狂妄自大,目無領袖,不給他面子。衛知道後也不去道歉。

  延安之行

  衛立煌有愛國心,對日作戰更是堅決。正是在艱苦的抗戰中,衛立煌重新認識瞭共產黨、八路軍。而其中1938年4月延安之行,成瞭他思想轉變的關鍵。

  抗戰爆發後,蔣介石任命衛立煌為第二戰區副司令長官、二戰區前敵總指揮,令其率軍開赴山西。蔣這樣做目的有三:其一,在全國抗戰大形勢下,派善打硬仗的衛立煌到華北前線抗日,以撈取“領導”全國抗日的名聲和地位;其二,衛立煌是反共出瞭名的,調他進山西,可以監視、鉗制、甚至消滅駐山西的八路軍,並可與西北胡宗南部隊遙相呼應,包圍封鎖以至進攻陜甘寧邊區。蔣認為,以衛立煌的反共歷史,他不會同共產黨妥協、合作,同時中共也不會信任衛立煌,因而不會有國民黨軍被中共統戰之慮;其三,蔣還想在閻老西的地盤插上一隻腳,以圖逐步占有山西。這是蔣的主觀意圖,至於衛本人的思想狀況如何,他並不摸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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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型關大捷,八路軍打破日軍不可戰勝的神話,使衛立煌對這支裝備落後的軍隊刮目相看。忻口戰役,八路軍一二九師火燒陽明堡飛機場,有力地配合國民黨正面戰場。八路軍的山地遊擊戰,機動靈活,有效地消滅敵人有生力量,更使衛佩服不已。戰役前後,衛立煌在太原、臨汾幾次會見周恩來,相互開誠佈公地交換瞭各自的觀點。他受周恩來影響很深,這是他思想轉變的一個契機。周恩來去武漢後,朱德總司令負責和衛接觸聯系,朱德這位辛亥革命的老將、赫赫有名的總司令,以忠厚長者的風度和親切、誠懇、謙虛、熱情的態度與衛長談,給他留下瞭極其深刻的印象,這是引導他樂於和八路軍接近,並使其改變對共產黨看法的第二個人。作為來延安的“高級”客人,衛受到熱情接待。衛對八路軍以“戰地服務團”的工作方式,對部隊進行宣傳鼓動和政治思想教育的做法十分贊賞,決定學習八路軍的經驗,在自己的部隊裡成立這種政治工作的組織,以提高官兵的士氣與戰鬥力。

       後來,他向八路軍要瞭一名戰地記者趙榮聲(地下黨員)來做他的秘書,趙在他身邊,起到瞭幫助衛政治上進步的作用。衛立煌參觀延安抗大及其他地方,他看到抗大以至整個延安的官兵一致、軍民一致,平等、互助、團結的同志式的關系……看到所有生氣勃勃、奮發向上的事物的時候,都感到非常新鮮、敬佩。他受到氣氛感染,發表演講,表示:“今後要繼續和八路軍親密合作,向八路軍學習,和八路軍一道堅持華北抗戰,絕不退過黃河。反對投降妥協,反對倉皇失措、退卻逃跑,收復一切失地!”如果說衛立煌在來延安之前,經過周恩來、朱德的細致、耐心的思想工作,思想已經有瞭接近共產黨、八路軍的萌芽,那麼延安之行後,他的思想就更前進瞭一大步。

  延安之行後,衛立煌有瞭許多“不同尋常”的表現:在西安,他以第二戰區副司令長官的名義,批發給十八集團軍(1937年9月11日後八路軍的新番號)上百萬發子彈和手榴彈等軍用物資,給予共產黨以有力支援;他學習研究延安出版的書籍,研讀毛澤東《論持久戰》,增強瞭抗戰必勝信念;他大膽吸取延安抗大的學生到他的部隊中來;消極應付和拒絕蔣介石發動的第三次反共高潮的內戰命令。

  “相機行事”

  抗戰期間,衛立煌率部轉戰山西、滇西等地,立下赫赫戰功。史迪威在回憶錄中稱衛立煌是國民黨軍隊中最能幹的將領,美國出版的《中國人名大辭典》也稱他為 “常勝將軍”,這種殊榮,在國民黨軍人中實屬罕見。但蔣介石對衛在抗戰中的表現卻不甚滿意,對他在山西作戰時與八路軍的密切關系已有所察覺,所以抗戰勝利後,借口讓他考察歐美,解除瞭他的兵權。


  1947年底,國民黨軍在東北屢遭慘敗,蔣介石打電話給正在法國的衛立煌,令其回國擔任東北“剿總”總司令。衛不知該怎麼辦才好,通過蘇聯駐法大使館打電報同中共中央商量,中央給瞭比較靈活的復電,讓他“相機行事”。他還通過留法左派學生領袖汪德昭向中共中央發電說:“為瞭盡快結束中國內戰,我願意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圍內,力求與中共合作;因個人環境關系,希望絕對保守秘密。”蔣介石本希望借助衛立煌的軍事才能和威望挽救東北敗局,但他根本沒有料到,衛立煌已經不是原來的衛立煌瞭。在抗戰中他就曾保證以後再也不打共產黨,甚至曾秘密提出要求加入中國共產黨。考慮到抗戰大局和國共兩黨的關系,當時中央委婉地 轉告衛,到哪裡都能為人民做事,不一定非要加入共產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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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衛立煌到東北後,集中兵力,固守要點。不管各地如何告急,不管蔣介石如何一再電令其派兵解圍,他總是駐守原地,拒不出戰,同時收攬人心,整修工事。他的貌 似積極備戰,頗能掩入耳目。他常對周圍人說:“共軍擅長圍城打援,我們絕不能輕舉妄動,中其圈套,隻有積蓄力量,固守沈陽,以待時局變化。”他的這種“靜 待時機”的僵持狀況一直持續到遼沈戰役開始。

  戰役打響後,蔣介石讓衛出遼西解錦州之圍,衛卻借口“沈陽隻能固守以自保”而不執行蔣的命令。同時強令手下要穩紮穩打,不要做無益的犧牲,對於廖耀湘裝甲 兵團的燃料彈藥供應,不準超過一星期,造成行動遲緩的廖耀湘兵團全部被殲。戰後國民黨在總結遼沈戰役失敗原因時,認為“東北之失陷,基於錦州之失守,由於 沈陽援兵久而不至。沈援之不能速達,在於衛立煌之不能即時奉行命令”。衛立煌“貽誤戎機達13日之久”,“古今中外,除非作亂造**,否則,斷未見有此種 不受節制之將領”。

  內戰中,衛立煌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盡一切可能按兵不動,並利用其地位造成影響,既使東北高級將領們無所適從,也使蔣介石的戰略計劃泡湯,在戰爭關鍵時期配合瞭人民解放軍的戰略進攻。

  “戰犯”回歸

  遼沈戰役結束後,衛立煌逃回南京,被蔣介石下令扣押,軟禁起來。通過內戰,衛對蔣徹底失去瞭信心。衛本來在蔣嫡系中並不得意,征戰多年,卻沒有自己的地盤,自己軍隊又被肢解得七零八落,到頭來仍是光桿司令一個。同時,他也意識到心狠手辣的蔣恐在不久對他不利,準備逃往外國避難。1949年初,蔣介石被李 宗仁、白崇禧逼下臺以後,衛立煌趁機逃出南京,隱居香港,但國民黨特務並沒放過他。1949年1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國民黨頭等戰犯名單,衛立煌名列其中,他長嘆一聲,說:“我有救瞭!”蔣介石曾兩次派人遊說衛去臺灣或者去國外,均遭到拒絕。衛鄭重地說:“我是一個中國人,我將來一定回到新中國,等等再說吧。”衛立煌並沒有因為自己名列戰犯而對中共的統戰政策失去信任,這是由於自抗戰以來多次與共產黨人接觸,深知其統戰政策的真誠與偉大。故而,仍於新中國成立的喜慶日子裡,不顧國民黨特務的監視,從香港向北京發出熱情洋溢的賀電:

  北京毛主席:

  先生英明領導,人民革命卒獲輝煌勝利;從此全中華人民得到偉大領袖,新中國富強有望,舉世歡騰鼓舞,竭誠擁護。煌向往衷心猶為雀躍萬丈。敬電馳賀。朱副主席、周總理請代申賀忱。

  衛立煌

  一九四九年十月三日

  從電文的措辭,可以看出衛立煌的誠摯心情。

  1955年3月,衛立煌在中共的熱情歡迎、周密安排下,終於回到大陸,並發佈《告臺灣袍澤朋友書》,用鋒利的言辭,有力地揭露蔣介石背叛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賣國求榮、魚肉百姓、排斥異己的種種罪惡,熱切號召愛國的國民黨將領起義回來,在當時起瞭很大的作用。這標志著衛立煌的思想轉變又發展到一個新的階 段。

  從1938年4月訪問延安,到1955年3月毅然回歸祖國,中間相隔17年時間。這17年間,衛立煌經過反復的實踐與認識,終於找到瞭正確的道路。

  1960年1月17日零時40分,衛立煌在北京病逝,終年64歲。逝世前擔任的職務是: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政協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和民革中央委員。回到大陸後的5年裡為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和統一大業做出瞭應有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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