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薯引入如何促進清代的人口增長 小番薯大作用

  說起番薯,它與花生、玉米等食品一樣,也是一種外來物種,但在清代人口爆炸式增長而耕地面積所增有限的情況下,它成為下層百姓填飽肚子,支持生存的重要食品。所以我們要講清代食品,就不能不說番薯。

  番薯,各地稱呼不同,又名甘薯、金薯、紅薯、朱薯、白薯、紅苕、地瓜、山芋等。它原產於美洲中部墨西哥等地,後由西班牙殖民者攜種至菲律賓等國。根據學術界的研究,番薯傳入中國,大約在明代中葉以後。其傳入之途徑,一說來自菲律賓,一說來自安南(越南),一說來自琉球群島。乾隆《福州府志》中說,番薯來自於呂宋,“其國有朱薯,被野連山,不待種植,夷人率取食之”,但不願將其交給中國人,有中國商人“截取其蔓咫許,挾小籃中以來”。說到番薯傳入中國,還有不少動人的故事:

  番薯最早是哥倫佈發現新大陸後從美洲傳到世界各地的。明代,中國對外的海上交通十分發達,番薯也在這一時期傳入中國。一個傳說故事是,番薯是在明代萬歷(1573一1620年)年間從呂宋(即今菲律賓)傳入中國的。當時,福建商人陳振龍到呂宋經商,發現當地出產一種叫“朱薯”的植物,“功同五谷,利益民生”,當地人視為珍寶,而政府嚴禁朱薯出口,哪怕是一根薯藤也不準流出國界。 陳振龍花瞭大量的錢財,買瞭幾尺薯藤,並學會瞭種植方法。隨即便將薯藤藏在船中,帶回國內。從此,番薯便在我國國土上繁殖開來瞭。另一個故事說,廣東電白縣有個叫林懷蘭的醫生,從交趾(今越南)引進瞭番薯。那時,番薯是交趾的國寶,林醫生治好瞭國王女兒的病,在國王賞賜的番薯中私留幾塊生番薯。他帶著番薯逃回中國途中,交趾國的關將因為曾受過他的醫治,受惠於他,於是放他出關回國,而那個關將也因此投水自殺瞭。此後廣東才有瞭番薯。還有一個故事,說的也是萬歷年間的事,說廣東有個叫陳益的人,在安南(越南)受到當地酋長的接待,吃到瞭番薯,甘美無比。他買通瞭酋長的仆人,私帶番薯回國,途中歷經險阻,終於將番薯引種到瞭廣東。傳說故事都是美麗動人的,今天福建烏石山有“先薯祠”, 廣東吳川霞洞鄉“林公廟”,都是為瞭紀念引薯的先賢們的。這些故事說明,在傳統時期的社會中,一個有益民生的物種的引進,多半是經歷的千辛萬苦的,是中外文化交流的成果。

  番薯與中國境內自古就有的薯蕷是屬於不同科目的植物。如海南島黎族地區至遲在東漢(始於公元25年)以前就有以薯為糧的記載瞭,至宋代,海南黎族種植薯芋之類作物已經十分普遍。宋山藷形魁壘,番藷形圓而長,其味則番藷甚甘,山藷為劣耳”(《農政全書》卷27)。番薯傳入我國後,人們也常用甘薯、薯芋來稱呼它,以至於後來人們常常將二者混稱。

  明萬歷間番薯傳入中國後,首先在福建、廣東等地傳播。但番薯真正大規模地推廣,卻是在清代。

  清代是中國人口爆炸式增長的一個時期。清初,承明末大亂之後,社會生產漸次得以恢復,至康熙前期平定“三藩之亂”後,出現瞭天下太平景象,後來更出現瞭“康乾盛世”的繁榮時期,在此期間,人口也出現瞭大幅增長的情況。

  中國歷史上的人口,據學術界的有關研究,人口較多時約在6000萬人以內,隻有明朝永樂年間在冊的人口達到6700萬口,有的研究者據此認為明代實際人口已超過1億。經明末大規模戰亂,人口銳減,清入關時全國人口總數最多不超過1億。康熙以降,國內人口猛增,乾隆六年(1741年),全國在冊人口總數有史以來第一次突破1億大關,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五十五年(1790年)又相繼突破2億和3億。至道光十四年(1834年)年,人口總數突破4億大關。從不足1億到4億多,時間不足200年。到咸豐元年(1851年),人口達四4億3千1百多萬,這是清代人口的最高點(梁方仲:《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251-252頁)。清代人口的爆炸式增長,也產生瞭一系列相應的社會問題。

  清代人口的大幅增長中,有許多非自然增長的因素,如康熙五十一年實施“盛世滋丁,永不加賦”,廢除瞭千百年來按人丁征稅的政策,還有統計方式的變化等等,但人口總數迅速膨脹卻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清人口爆炸式增長而可耕地面積增長有限,雖然糧食等作物產量與品種都有增加,但與人口增長的卻不成比例,所以,對土地氣候條件不甚挑剔,種植不需太多技術的番薯就大行其道瞭。

  清代民食不足,以政府的力量推廣番薯,大約始自於康熙時期。《清稗類鈔植物類》載:“康熙時,聖祖命於中州等地,給種教藝,俾佐粒食,自此廣佈蕃滋,直隸、江蘇、山東等省亦皆種之。”可見番薯經明末到康熙時期的流傳與推廣,其時國內不少地方已有種植,尤其是南方一些省分,已較普遍。雍正至乾隆初,番薯已成為南方一些地方貧苦人傢口糧的重要組成部分。雍正年間,一些地方大員給皇帝報告就說明瞭這種情形:雍正三年(1725年)福建巡撫黃國財奏報:“查泉州府屬之惠安、同安、金門沿海處所,去冬番薯歉收,今春又値米貴,近海窮民不無艱苦。”(《硃批諭旨》卷19下《硃批黃國財奏折》)番薯的收成與下層百姓的生活,已有很大關系。雍正六年(1728年)兩廣總督孔毓珣奏:“查潮州民間原多種番薯,以代米糧,現俱大收,每觔賣錢一文,黃岡、碣石一帶每十斤賣錢七文,約計一人一日之食,費錢不過一二文。”(《硃批諭旨》卷7之3《硃批孔毓珣奏折》)清代文獻中此類奏報還有不少,可見,乾隆以前,番薯主要產於廣東和福建兩地,並成為下層百姓日常食物,在發生水旱災荒的年分,更是小民救饑度荒的救命之物,因此才會進入地方官員給皇帝的奏報中。

  乾隆以降,人口壓力不斷增加,對土壤、肥料及雨水要求都不高的番薯,從南向北得到進一步推廣。除瞭民間自然傳播外,官方出面進行的推廣起瞭重要的作用。最初,還是一些地方官員為當地的安定而進行的推廣,後來逐漸演變為由最高統治當局出面,大力推廣。

  自乾隆初起,地方官員推廣種植番薯的例子不少。乾隆十二年(1747年)安徽巡撫潘思榘要求全省種植紅薯,得到部分落實。安徽鳳臺縣知縣鄭基“嘗循行阡陌,見沙地磽確多不治,教民種薯蕷,佐菽麥,俾無曠土。”乾隆間山東范縣知縣吳煥彩在當地“教之種番薯,民困乃紓”(《清史稿》,《鄭基傳》,《吳煥彩傳》,卷477)。較典型的事例是,山東按察使陸燿,總結當時種植番薯的經驗,寫成《甘薯錄》,刊刻發給各府州縣,宣傳種植甘薯的好處和方法,收到很好效果。大體上,從南到北,逐步傳播推廣,有些地方推廣比較順利,如江西、安徽等地,有些地方則幾經周折,如天津、河北等地,因種秧的保存遇到氣候因素的影響,經過一段時間的摸索才得以推廣的。《清高宗實錄》卷1326載:至乾隆五十年(1785年),乾隆帝發佈上諭,命令以政府的力量,大力推廣番薯的種植:乾隆帝在上諭中對山東按察使陸燿進行瞭表彰,說他寫的“甘薯錄”通俗易懂,命令“多為刊刻”,“頒行各府州縣,分發傳鈔,使皆知種薯之利,多為栽種”。又說,現今河南欠收,地方官員要仿照南方省份的辦法,大力推廣番薯。其他一些地方,也要把《甘薯錄》“多為刊佈傳鈔,使民間共知其利,廣為栽種,接濟民食,亦屬備荒之一法。將此傳諭知之。”

  至此,番薯在京畿地區和河南等地,進一步大規模地推廣開來,成中國境內更廣大地區下層人民的主要食物之一。

  番薯的推廣在清代社會生活中的實際意義有四:其一,它成為廣大下層人民彌補糧食生產不足的主要手段,史籍中此類記載很多,如贛南地方清初以來人地矛盾突出,百姓“朝夕果腹多包栗薯芋,或終歲不米炊,習以為常”(同治《贛州府志》卷20《物產》)。其二,在可耕地不足的情況下,也成為山區開發的重要農作物:如湖北襄陽一帶,“崇山峻嶺,尺寸開辟,其不宜黍稷者,藝薯芋雜以為食”(《皇朝經世文編》卷37)。其三,它成為國傢與人民在戰爭與災荒時期的一種主要應對辦法。如乾隆後期鎮壓臺灣林爽文起義期間,清軍購買瞭大量番薯和薯幹,用於地方賑濟。而乾隆帝對於此種采購番薯放賑的辦法表示贊同,並囑咐負責官員,“所奏采買番薯一萬斤,並撥米二千石,為數無多,恐不敷用” ,地方官員和軍前將領要“多為預備” ,迅速運往當地,不要怕花費,如有不夠就再撥些銀兩,“不可仍前惜費,致悮事機。”(《欽定平定臺灣紀略》卷15)其四,它也成為城市居民日常的一種副食,如《燕京歲時記》所載的,乾隆以後,京中無論貧富,都以煮番薯為美食。

  與大米等作物相比,食用番薯似乎是降低瞭生活水平,但在當時,番薯不與主要糧食作物爭地,且種植技術相對簡單,對氣候和雨水要求也不高,這個推廣,不僅具有農業方面的意義,在清代人口猛增而可耕地減少的情況下,其民生方面的意義不可低估。甚至可以這樣說,番薯對於清代養活億萬下層百姓,功不可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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