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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大將張浚忠奸之論:到底他是否是個稱職將軍

  張浚是南宋初年一位主戰派大臣,幾度執政,幾次率大軍與金決戰,兼為將相,權傾一時,頗為顯赫。然而八百多年以來,人們對他的評價,卻存在著截然相反的兩種意見:褒之者譽之為抗戰派英雄;貶之者斥之為害國之狗熊。他到底是一個怎樣的人呢?

  張浚(1097一1164)字德遠,漢州綿竹(今屬四川)人。出生於一個世代仕宦之傢,政和八年(1118),二十二歲時進士及第,歷褒城令、太常寺主簿諸職.建炎元年(1127),赴行在南京,除樞密院編修官,擢殿中侍禦史。建炎三年(1129),杭州發生苗劉之變,張浚以禦營使司參贊軍事同節制諸路軍馬駐守平江,遂朕絡呂頤浩、韓世忠諸路軍馬起兵勤王,一月後平叛,高宗復辟,有功而除知樞密院事,成為執政大臣。

  張浚力主抗金,建議經營川陜,以保東南,遂出任川陜宣撫處置使。建炎四年九月,合陜西五路兵馬四十萬人,與金兵會戰於富平,諸路兵皆失利,關陜失陷。此後三年,退守四川,擢吳玠為大將,每戰輒勝,趙開為轉運使,善於理財,劉子羽為上賓,頗有才略。人謂張浚知人善任,得保全蜀。紹興四年(1134),遭禦史彈劾而罷職奉祠。九月,偽齊入寇,十一月,復除知樞密院事。紹興五年,除尚書右仆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命嶽飛進討洞庭楊么義軍。紹興六年,偽齊入寇,張浚督張俊、劉光世、楊沂中諸將擊退之。紹興七年,張浚“總中外之政”,部署淮西軍不當,大將酈瓊率四萬人馬叛降偽齊,張引咎辭職。

  此後,秦檜執政,被排斥在外二十五年,或知州郡,或為貶黜.因堅持抗金立場,不附和議其名愈高,“四方之士,莫不傾心,健將悍卒見之者必咨嗟太息”(《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一六一)。

  紹興三十一年(ll6l),金兵大舉南侵,朝廷復召張浚,及浚至而敵兵已破。官判建康府兼行宮留守,老當益壯。孝宗即位,有恢復志,除浚少傅、江淮東西路宣撫使,封魏國公。隆興元年(1163)擢張浚為樞密使,督師八萬北伐。終因將領不和,符離之戰失利。次年四月,張浚由是解職,朝廷遂作求和之議。八月,去世。

  肯定褒揚者,如宋高宗曾將張浚譽之為東晉之王導,多次談到“張浚愛君愛國,出於誠心”。宋孝宗對張浚也“倚之如長城”,曾說:“今朝廷所恃惟公。”(《建炎以來系年要錄》)朱熹評論張浚在平定苗、劉之亂諸事件中的表現時贊賞道:“自靖康後,紀綱不振,王室陵夷。公首倡大義,率諸將誅傅、正彥,乘輿返正,復論瓊罪,而後國法立,人心服。自武夫悍卒,小兒灶婦,深山窮谷,裔夷絕域,皆聞公名,盎然歸仰,忠義之感,實自此也。”(《朱文公文集》卷九十五上)楊萬裡《誠齋文集》更是對張浚贊不絕口:“身兼文武全才,心傳聖賢之絕學”,“出將入相,捐軀許國”,“忠義勛名,中興第一”。

  《宋史·張浚傳》同樣贊不絕口,認為富平之戰雖敗,但張浚知人善任,得保全蜀,以形勢牽制東南,大大減輕瞭東線金軍對南宋朝廷的壓力,江淮得以平安。並載金將粘罕臨終時話:“自吾入中國,未嘗有敢攖吾鋒者,獨張樞密與我抗。我在,猶不能取蜀;我死,爾曹宜絕意,但務自保而已。”後“浚去國幾二十載,天下士無賢不肖,莫不傾心慕之……金人憚浚,每使至,必問浚安在,惟恐其復用”。紹興末,“時浚起廢復用,風采隱然,軍民皆倚以為重”。把張浚描繪為一個深得人望也頗有功績的抗戰派大臣。

  現代一些學者的論著中,也時把張浚與嶽飛並稱為“抗金英雄”,或稱為當時“朝野上下熱烈擁護”的“抗戰派的代表”等。

  否定貶抑者,如當時太學生就說張浚“有中興之心,無中興之才”,“侈言誕計,專權誤國”(《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在數次戰敗後,宋高宗也稍有醒悟道:“朕寧亡國,不用張浚。”隆興北伐前夕,曾告誡孝宗:“毋信張浚虛名,將來必誤大計。”(《齊東野語》)後果不出其所料,元人揭徯斯甚至說:“宋之不能中興,由張浚之逐李綱,殺曲端,引秦檜,殺嶽飛也。”(王士禛《池北偶談》卷九《李忠定公》)史學傢王鳴盛《蛾術篇》卷六十,說張浚“無分毫之功,有邱山之過”。那麼這又如何理解呢?

  現代學者楊德泉指出,張浚於建炎中為禦史時,親附投降派宰臣汪伯彥、黃潛善,首劾抗戰派宰臣李綱,綱在位七十五日被劾罷相,浚猶論劾不已。建炎初,李綱入朝,首正張邦昌僭逆之罪,斬宋齊愈等從逆之臣,中外鼓舞。汪、黃卻百般阻撓,而張浚首劾李綱“以私意殺侍從,典刑不當有傷新政,不可居相位”,還論李綱“杜絕言路,獨擅朝政”等十數事。於是李綱遂罷相奉祠。而張浚猶抨擊不已,誣稱靖康之禍,二帝被擄,皆李綱之罪,甚至直指為“國賊”(《建炎以來系年要錄》)。於是李綱落職,責鄂州居住。所以史學傢王鳴盛不平道:“人知沮綱而逐之者汪、黃也,而浚實沮抑之。史以汪入奸臣傳,而曲譽浚,烏得為公論乎!”(《蛾術編》卷六十)此後,汪、黃把持朝政,培植私黨,國事日非,廣大軍民無不切齒痛憤,而身居言職的張浚,對汪、黃誤國之罪卻“緘口不言”。原來,其禦史之官乃黃潛善所提拔,後張居相位,仍不忘其恩。

  同時,張浚奏劾李綱時所論救者,多為偽臣叛黨,所攻擊者,如陳東、胡珵等抗戰派人物,無一幸免。王鳴盛指出:“陳東力言汪、黃不可任,李綱不可去,東竟坐誅,東之死,浚有力焉。”(《蛾術編》)陳東既死,張浚又奏劾秘書省正字胡珵曾筆削東書,“意欲使佈衣草萊之士,挾天子進退大臣之權”。於是胡珵罷官,編管梧州。

  曲端是南宋初年一位文武雙全的愛國將領,他長於兵略,治軍嚴明,屢與敵角,威名遠播,最後卻被張浚以“謀反”罪處死,實為南宋初年僅次於嶽飛的一大冤案,激起軍民的紛紛叛變,致使陜西五路全部落人金人之手。張俊初入陜,曾拜曲端為威武大將軍,曲端反對張浚進攻戰略,即被收繳兵柄。當曲端直言張浚此戰必敗時,又被懷疑有“反心”。後果如曲端所料,富平一戰大敗,此時參謀王庶提出曲端寫有“反詩”指斥皇上:“不向關中興事業,卻來江上泛漁舟”,張浚便入其罪名,將曲端捕進監獄,隨即用火刑迫害致死,年僅四十一歲。其後,張浚還不敢向朝廷報告處死曲端的實情,也編造不出其“謀反”的證據。明人馬貫感慨道:張浚之殺曲端,“此何異於秦檜之死嶽飛乎!嶽飛之見殺,百世之下,雖婦人亦知憐其冤。若曲端之見殺,及浚之屢敗,史冊事俱難掩,而中不無掩飾。故不謂其殺戮忠良,敗壞國事,而反謂其能雪仇復土,謬歸以中興之功。後世儒臣不加詳察,誤入帝王之祠,享我祖宗俎豆,即古帝王與忠良之心必羞與之列矣!(《野獲編補遺》卷二)

  秦檜之投降倡和,千載唾罵,其奸謀之所以得逞,除與宋高宗之投降政策不謀而合外,與張浚之稱贊引薦也不無關系。秦檜第一次罷相後,高宗曾將其罪狀揭榜朝堂,表示永不復用。但紹興六年(1136)時,張浚為瞭排擠趙鼎,乃引薦秦檜為行宮留守,權赴尚書、樞密院參決庶事而召至行在,後又授秦檜樞密使。“而檜為樞密使,無所建明,惟奉張浚而已。”於是趙鼎被擠出朝廷,張浚與秦檜共同執政,最後張浚因淮西軍叛而罷相,秦檜遂得以重新執掌大權,南宋進入最為黑暗的歷史時代。

  紹興七年(1737),張浚為相,部署江淮諸路兵馬準備北伐,與諸將協商。劉光世請守,韓世忠請進兵,“惟嶽飛以為不可用兵,浚再三問之,飛堅執不可之說,浚以飛為玩寇,議不協而罷。”(《三朝北盟會編》)後張浚又與嶽飛討論淮西軍諸將問題,嶽飛指出諸將都不合適,又引張浚惱恨。(後淮西軍叛,說明嶽飛有先見之明。)高宗先命嶽飛盡統淮西諸軍以圖中原,後出爾反爾又收回成命,嶽飛遂乞解兵權,奔喪歸廬山。張浚勃然大怒,“累陳嶽飛積慮專在並兵,奏牘求去,意在要君”(《宋史·高宗紀》)。所以,首先給嶽飛加此“並兵”、“要君”數端罪名者,張浚也。而後秦檜誣陷嶽飛諸罪,實操張浚故技而已。數年後,嶽飛冤獄成,韓世忠之輩猶能責問秦檜,而張浚於嶽飛之死卻不置一詞。

  張浚一生主要指揮瞭宋金之間三次大戰役:即富平、淮西、符離三次大潰敗。富平之戰前,許多將領與官員都反對此戰,張浚卻一意孤行,集陜西諸路四十萬人馬,與敵決戰,激戰隻半日,諸軍皆潰,致使關陜全失,而金人繳獲堆積如山。此戰是宋金戰爭史上規模最大的兵團決戰,敗得也最慘,說明張浚基本不懂軍事,斷送瞭關陜形勢之地,中原永無恢復之期,而南宋偏安一隅之局基本形成。《南宋書·高宗紀》謂:“此後而議恢復,亦萎人之望起矣!倚秦檜以偷安,固勢所必然。”所謂減輕東線金軍壓力以保全江淮之說,實微乎其微,東南抗金主要靠嶽飛、韓世忠等軍的積極抵敵。

  淮西之役,宋軍還沒開戰就已敗北,大將酈瓊率所部精兵四萬餘人叛降劉豫,創造宋金戰爭史上又一次可恥記錄。初,張浚謀北伐,淮西軍帥劉光世持守論,而兵部尚書呂祉每有平戎之志,張浚遂欲罷劉光世兵柄,而以呂祉節制淮西諸軍,以劉的部將王德為都統制,酈瓊副之,酈瓊出身流寇,與王德有積隙。許多官員提出此人事安排非常危險,嶽飛還明確告之;“德與瓊素不相下,一旦使揠之在上,勢所必爭。呂尚書雖通才,然書生不習軍事,恐不足以服之。”(《齊東野語》)而張浚依然一意孤行,等看出事故端倪,密謀奪酈瓊兵權並處其死刑,然而消息走漏,酈瓊搶先叛變投敵,最終導致如此不堪之敗局。

  隆興北伐,張浚為樞密使,集江淮兵八萬,號稱二十萬,分兩路挺進。以李顯忠為淮東招撫使,率軍出定遠;邵宏淵為副使,率軍出盱眙。李顯忠是陜西驍將,全傢遭金軍殺害,抗敵堅定,五月先克靈壁,而邵宏淵卻久攻虹縣不下,還是顯忠派靈壁降卒前去勸降,虹縣守將才放棄抵抗。後李顯忠率軍又克宿州,進入巷戰,邵軍才投人戰鬥。攻下重鎮宿州,孝宗聞報深受鼓舞,升李顯忠為招討使,邵宏淵副之。邵恥居李之下,向張浚表示拒絕接受李的節制,張浚居然遷就瞭邵的要求,使邵更有恃無恐。其後兩將又在賞賜問題上發生矛盾,士兵一經挑唆,人心浮動。李顯忠部很快遭到金軍反擊,邵宏淵卻按兵不動,謂眾曰:“當此盛夏,搖扇於清涼,且猶不堪,況烈日中披甲苦戰乎?”軍心遂搖,無復鬥志。“顯忠、宏淵大軍並丁夫等十三萬眾,一夕大潰,器甲資糧,委棄殆盡,士卒皆奮空拳掉臂南奔,蹂踐饑困而死者,不可勝計,二將逃竄,莫知所在。”此戰也使“國傢平日所積兵財,掃地無餘”。(《齊東野語》)

  宿州舊郡名符離,故史稱“符離之潰”。此戰中張浚為帥,非但不知用將,且指揮部遠離前線而不達軍情,人或以為是情況不利時能率先奔逃。如清人昭梿在作瞭有關考證之後說:“今考其出師顛末,富平之敗,魏公方在邠州;淮西之失,公方在行在:符離之潰,公方在泗州,皆去行間數百千裡,安得使士卒奮勇而能保其不敗哉?”《嘯亭雜錄》)

  南宋之不振,高宗秦檜一味屈膝投降,自然是罪魁禍首。但張浚三戰三敗,實從另一方面起瞭推波助瀾的作用。明朝人馬貫說:“宋高宗之不能中興者,豈特壞於秦檜之主和,張浚之為將,有累中興者多矣!”(《野獲編補遺》卷二)由此亦可推論,張浚一生倡言恢復,堅持抗戰,實際無此能力,往往空言誤國。錢大昕《二十二史考異》謂,張浚“平居好大言,以忠義自許,輕用大眾,為僥幸之舉,故蘇雲卿料其無成”。

  所以一些持基本肯定論者,就常以張浚“才智不足”、“志廣才疏”為辭,替張浚開脫。如朱熹說:“張魏公材力雖不逮,而忠義之心,雖婦人孺子亦皆知之。”後高宗問張浚:秦檜可否繼任相位?他答;“今與共事,始知其暗。”應該說對秦檜的本質似有所認識。現代學者虞雲國的《細說宋朝》作如此評價:“張浚是南宋前期主戰派重要代表,但從富平之戰與隆興北伐看來,他在軍事上的全局決策是並不成功的,其中固然有當時當地宋軍素質與雙方力量對比等客觀原因,但其志大才疏而急於求成的個人因素也是無可諱言的。王夫之批評他‘志大而量不弘,氣勝而用不密’,可謂知人之論……總之,他一生堅持抗金,雖受秦檜迫害而不改初衷,終究是值得肯定的歷史人物。”

  但持基本否定論者,卻以為張浚的根本問題並非才智的長短,而是“心術”不正。即愚蠢固執而不納善言,心胸狹窄而又剛愎自用。如確“有中興之心”而“無中興之才”,那也可大量薦用一些忠義才能之士,但張浚卻是一個專權自恣、以高明自許,不僅不用人才,反而疑忌和扼殺人才的人。如“富平之役,李綱尚在,浚忌之而不能用;淮西之舉,嶽飛在營,浚惡之聽其歸而不能留;符離之戰,虞允文遠在川陜,浚雖聞其賢而不能舉以自副。”(《野獲編補遺》卷二)這一點,連為張浚作《行狀》的朱熹也不否認:“張魏公不與人共事,有自為之意。”自己沒有才能,又不能用人,那其所謂抗戰,無非“欺世盜名”而已。   從上述分析來看,張浚一生似乎過失累累,劣跡斑斑,惡果昭昭,在抗金鬥爭中實無功勛而為害甚大。那麼為什麼還有那麼多人對他贊賞肯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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