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最欽佩的學人竟是其弟子傅斯年 傅斯年簡介

  導讀:1917年夏,27歲的胡適從美國留學回國後,任北京大學教授。那時北大的教授可不好當,因為學生學問不下於老師者大有人在。一次,一位學生在課堂上向胡適提問,一問一答之間,胡適的汗就下來瞭。

  這位學生,就是傅斯年,字孟真,是國學大師黃侃的得意弟子。胡適後來坦白地說,他當時就發現瞭,像傅斯年這樣的學生,國學根底比他還好。

  民國年間,學界群星璀璨。胡適閱人無數,但其評價最高的卻是自己的學生傅斯年。傅斯年逝世後,胡適在致傅斯年夫人俞大彩的唁函中說過這樣一段話:“孟真的天才,是朋友之中最傑出的,他的記憶力最強,而不妨害他的判斷力之過人,他能做第一流的學術研究,同時又最能辦事,……我每想起國內領袖人才的缺乏,想起世界人才的缺乏,不能不想起孟真的膽大心細,能做領袖……”

  大約兩年後,胡適在《〈傅孟真先生遺著〉序》中又說:“孟真是人間一個最稀有的天才。他的記憶力最強,理解力也最強。他能做最細密的繡花針工夫,他又有最大膽的大刀闊斧本領。他是最能做學問的學人,同時他又是最能辦事、最有組織才幹的天生領袖人物。他的情感最有熱力,往往帶有爆炸性的;同時他又是最溫柔、最富於理智、最有條理的一個可愛可親的人。這都是人世間最難得合並在一個人身上的才性,而我們的孟真確能一身兼有這些最難兼有的品性與才能。”“孟真離開我們已兩年瞭,但我們在這部遺集裡還可以深深地感覺到他的才氣縱橫,感覺到他的心思細密;感覺到他罵人的火氣,也感覺到他愛朋友,瞭解朋友,鼓勵朋友的趨勢親切……”

  胡適在《〈傅孟真先生遺著〉序》中評價傅斯年時用“最”之多,令人咋舌。他還說過:“他這樣的人,無論在什麼地方都能發揮其領袖的才幹。他有學問,有辦事能力,有人格,有思想,有膽量;敢說話,敢說老實話,這許多才性使他到處成為有力量的人。”


傅斯年

  五四時期的弄潮兒

  1896年3月26日,傅斯年生於山東聊城一個沒落的名門望族,其祖先傅以漸是清朝建立後的第一個狀元,曾官至兵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其後,傅氏傢族科考得意者不計其數,官至封疆大吏的也不乏其人。因此,傅氏有“開代文章第一傢”之美譽。但是到瞭傅斯年這一代,傅氏傢學雖然依舊淵源,但傢門早顯頹勢。傅斯年在北大期間的生活費用,還是靠別人接濟的。傅斯年的國學功底是非常深厚的,在北大就讀時,頗令一些教授頭疼。據傅斯年好友羅傢倫回憶,“在當時的北大,有一位朱蓬仙教授,也是太炎弟子,可是所教的《文心雕龍》卻非所長,在教室裡不免出瞭好些錯誤……恰好有一位姓張的同學借到那部朱教授的講義全稿,交給孟真。孟真一夜看完,摘出三十幾條錯誤,由全班簽名上書校長蔡先生,請求補救,書中附列這錯誤的三十幾條。蔡先生自己對於這問題是內行,看瞭自然明白……到瞭適當的時候,這門功課重新調整瞭。”

  其時,胡適在北大講授中國哲學史。有不少學生認為胡適遠不如國學大師陳漢章,想把他趕走;有的學生則認為,胡適讀的書雖然沒有陳漢章多,講課卻頗有新意。傅斯年本不是哲學系的學生,但在同室顧頡剛的鼓動下去旁聽瞭幾次胡適的課。結果聽完之後覺得很不錯,於是傅斯年對哲學系幾位要好的同學說:“這個人書雖然讀得不多,但他走的這條路是對的。你們不能鬧。”

  由於傅斯年在同學中的威信,年輕的胡適才沒被學生們趕離北大講壇。後來回憶起這段日子時,胡適感慨地說:“我這個二十幾歲的留學生,在北京大學教書,面對著一班思想成熟的學生,沒有引起風波;過瞭十幾年以後才曉得孟真暗地裡做瞭我的保護人。”

  在北大讀書期間,傅斯年最轟動的事情就是領導瞭1919年5月4日的愛國大遊行。當天上午13間學校籌備遊行示威的會議是傅斯年主持的。下午2點半左右開始的遊行,總指揮是傅斯年。他扛著大旗走在隊伍前列,後來也是他率領隊伍沖到趙傢樓。出人意料的是,第二天他就堅決退出學生運動,回到書齋。然後他就很快出國留學,一去7年,1926年秋才回國。

  五四時期,傅斯年還組織新潮社和辦《新潮》雜志。胡適後來曾在《中國文藝復興運動》一文中說:“《新潮》雜志,在內容和見解方面,都比他們的先生們辦的《新青年》還成熟得多,內容也豐富得多,見解也成熟得多。”《新潮》的編輯部,就是李大釗北大圖書館的辦公室。蔡元培批準由北大經費中每月撥3000元給《新潮》,這引起瞭保守派的強烈攻擊。他們通過教育總長傅增湘向蔡元培施加壓力,要他辭退兩個教員——《新青年》的旗手陳獨秀和胡適;開除兩個學生——《新潮》的主編傅斯年與編輯羅傢倫。但蔡元培堅持不肯,保護瞭這些師生。

  留學六年沒拿到一張文憑

  從北大畢業後,傅斯年考取瞭官費留學。從1919年到1926年,他先後進入倫敦大學和柏林大學,攻讀實驗心理學、生理學、數學、物理,以及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和勃朗克的量子論等等,還對比較語言學和考據學產生瞭深厚的興趣。為瞭學到更多有用的知識,傅斯年放棄瞭學位考試,留學六年沒拿到一張文憑,一心隻追求真才實學。據趙元任夫人楊步偉在《雜憶趙傢》中記述,當時的留學生大都“不務正業”,無所事事就鼓勵大傢離婚,但這麼多留學生中,真正全副精力用來讀書、心無旁騖不理會男女的隻有陳寅恪和傅斯年,以至於有人把他倆比作“寧國府大門口的一對石獅子”。

  1926年冬,傅斯年學成回國。1927年春,他被聘為廣州中山大學文科主任(文學院院長)兼國文、歷史兩系系主任。傅斯年到校後,除瞭聘請一大批具有新思想和學有所長的教授任教之外,還特別關心學生的成長,特別強調要學以致用。他曾數次懷著一顆坦誠的心,苦口婆心地對自己的學生說,如果你希望自己將來能夠成為一個對社會有用的人,你就必須具備系統的專業知識,同時還要具備很好的個性,願意與人合作,善於溝通,懂得配合,深諳團結協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對於某些人把上大學當作求職敲門磚的行為,他很是不屑,覺得這種人目光短淺,沒有夢想,特別沒出息。

  一年後,又負責創辦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28年11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在廣州成立,傅斯年擔任該所所長。為瞭更好地工作,他辭去瞭中山大學的所有職務。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他積極尋找品學兼優的人才,派他們去國外進修深造。此後,他擔任這個研究所的所長22年,直至離開這個世界。從1928-1937年,傅斯年領導歷史語言研究所排除阻力,對以安陽為中心的殷墟作瞭15次大規模的考古發掘,找到大批甲骨文和殷商文物,才為殷商史和甲骨文研究奠定瞭堅實的基礎。城子崖等處的發掘,對古代中國和中國文化的研究也具有裡程碑意義。

  北京和臺北的故宮博物館都藏有大量明清檔案,但很多人都不知道,這些檔案在清末曾被視為無用之物,打算付之一炬;而辛亥革命後日本的一傢公司已經立約買下,打算運回日本。羅振玉、馬衡等著名學者曾為保護這一無價之寶出瞭大力,傅斯年建議時在國民政府擔任要職的蔡元培出錢買下這批檔案,最終避免瞭一大劫難,直至今天,中國史學研究仍深受其惠。但在整理這些明清檔案的過程中,傅斯年卻有一些失望。一次他在北海靜心齋對李濟說:“沒有什麼重要的發現。”李濟卻問:“什麼叫重要發現?難道說先生希望在這批檔案內找出滿清沒有入關的證據嗎?”傅斯年聽瞭大笑,一時傳為美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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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炮轟兩位“皇親國戚”

  傅斯年有著學者的錚錚鐵骨,曾炮轟孔祥熙和宋子文兩任行政院長。這兩位權貴的背景和勢力眾所周知,一個是蔣介石的連襟,一個是蔣介石的大舅子,都是“皇親國戚”。即使在國民黨的黨國軍政高層,人們也不敢“妄議”這兩位權貴。

  據嶽玉璽《國民參政會期間的兩件事》一文抄錄的兩封致蔣介石的信,他在1938年已經系統地整理瞭孔祥熙的罪狀和人證物證,並認為孔祥熙“身兼多職皆不能勝任”,要求罷免孔祥熙的職務。但信到蔣介石手中,都入泥牛入海。

  後來,一件事為傅斯年的倒孔提供瞭新的材料。1942年,國民政府從美國貸款中提取1億美元為準備金,發行“同盟勝利美金儲蓄券”,規定20元購買1美元儲蓄券,抗戰勝利後憑券兌換美元。開始發行得並不好,但後來行情迅速看好,黑市價已經是110元兌1美元。在此情況下,孔祥熙下令停止出售美元儲蓄券,由其部屬利用職權將尚未售出的350萬美元儲蓄券按原價購進,歸入他的私囊;還有799.5萬美元的儲蓄券則由中央銀行其他人員購進私分。

  傅斯年在參政會上向行政院院長孔祥熙發難,揭發其貪污舞弊行為。會後,蔣介石親自請他吃飯,為孔說情。席間,蔣介石問:“你信任我嗎?”傅斯年答曰:“我絕對信任。”蔣介石說:“你既然信任我,那麼就應該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斯年立刻說:“委員長我是信任的,至於說因為信任你也就該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麼,砍掉我的腦袋我也不能這樣說。”(屈萬裡《傅孟真先生軼事瑣記》)

  他抓住孔祥熙貪污的劣跡窮追不舍,最後,終於把孔祥熙轟下臺。


  當時,傅斯年是中研院史語所所長、知名學者,世俗的浮名和利益應有盡有,他還是國民參政會的參政員,從個人利益考慮,犯不著為此得罪最高當局蔣介石。但傅斯年就這樣做瞭。他這樣做,出於一種良知,出於理性的選擇。1940年,他在給胡適的信中歷數孔祥熙的腐敗行為,接著說瞭這樣的話:“我一讀書人,既不能上陣,則讀聖賢書所學何事哉?我於此事,行之至今,自思無慚於前賢典型,大難不在後來在參政會中,而在最初之一人批逆鱗也。若說有無效力,誠然可慚,然絕非無影響,去年幾幾幹掉瞭,因南寧一役而停頓耳,故維持之者實倭寇也。至少可以說,他以前是個taboo(禁忌),無人敢指名,今則成一溺尿桶,人人加以觸物耳。士人之節,在中國以此維綱常者也。”(《胡適來往書信選》)

  宋子文上臺之後,傅斯年在《大公報》公開為他說過好話。但是,很快發現仍然不行。打倒一個貪官,結果又來瞭一個貪官。

  傅斯年發起倒宋之戰的前夕,蔣介石於1月15日請他吃飯。傅斯年毫不客氣地對蔣介石說:“宋與國人全體為敵,此為政治主要僵局之一。”2月15日,傅斯年在《世紀評論》周刊第7期發表《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開不可》。文章開篇就明確指出:“古今中外有一個公例,凡是一個朝代,一個政權,要垮臺,並不由於革命的勢力,而由於他自己的崩潰!”文章從宋子文的黃金政策、工業政策、對外信用、辦事作風、文化修養和態度等五個方面對宋子文進行瞭評說,最後說:“我真憤慨極瞭,一如當年我在參政會要與孔祥熙在法院見面一樣,國傢吃不消他瞭,人民吃不消他瞭,他真該走瞭,不走一切跨瞭。”

  這一次,傅斯年發的是連珠炮。緊接著,他連續發表《宋子文的失敗》、《論豪門資本之必須鏟除》兩篇文章,追問“自抗戰以後,所有發國難財者,究竟是那些人?”直言孔、宋代表的權貴勢力“斷送中國的經濟命脈”。在《論豪門資本之必須鏟除》中,他指出中國的國傢資本已被權門資本侵吞,包括鐵路、銀行、航運等在內,都被“豪門把持著,於是乎大體上在紊亂著,荒唐著,凍僵著,腐敗著。惡勢力支配,便更滋養惡勢力,豪門把持便是發展豪門。”“小官僚資本托庇於大官僚資本,大官僚資本托庇於權門資本。……無論如何是必須依靠大勢力的,尤其是豪門資本。”他認為當時的官僚資本首推孔宋二傢,而兩傢又有不同的特點:“孔氏有些土貨樣色,號稱他傢是票號‘世傢’,他也有些票號味道,尤其是胡作非為之處。……這一派是雌兒雛兒一齊下手,以政治勢力,壟斷商務,

  利則歸己,害則歸國,有時簡直是扒手。”“宋氏的作風又是一樣。……他的作風是極其蠻橫,把天下人分為兩類,非奴才即敵人。這還不必多說,問題最重要的,在他的無限制的極狂蠻的支配欲,用他這支配欲,弄得天下一切物事將來都不能知道公的私的瞭。”他指出,從電廠到煤礦,說是“國營”,實為“宋營”。“古人說‘化傢為國’,現在是‘化國為傢’。”因此,他要讓宋子文走開,而且提出國傢征用孔、宋二傢財產的建議,“最客氣的辦法,征用十五年。”

  1947年3月1日,宋子文被迫辭職,離《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開不可》發表不過半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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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漢賊不兩立”

  1945年日本投降後,西南聯大解散並遷回平津,傅斯年任北大代理校長。

  此時北大恢復和整頓所面臨的一大難題,就是對日本占領北平期間任用偽北大教員的錄用問題。擔任代理校長的傅斯年即派鄭天挺去北平進行籌備。在北上途中,陳雪屏又接到國民政府教育部的命令,接受北平日偽各校的學生,辦理北平臨時大學補習班。傅斯年在重慶發表聲明,為保持北京大學的純潔,堅決不錄用偽北京大學的教職員。但學生經過甄別和補習,可以接受。

  11月中旬,傅斯年到達北平,陳雪屏等人到機場迎接。傅斯年走下飛機的第一句話就是問陳雪屏與偽大學的教師有無交往,陳回答說僅限於一些必要的場合。傅斯年聽後十分不滿,強調說:“‘漢賊不兩立’,連握手都不應該。”陳雪屏解釋瞭自己的難處,接受的學生多,北上的教師太少,根本忙不過來,隻好錄用瞭偽校一些教授。傅斯年仍然堅持,偽校教職員要一概摒棄,堅決不予錄用。

  傅斯年昔日的老師周作人看到報上傅斯年對記者的這番談話後,當天在日記中說是“又聞巷內驢鳴”。後來在審判周作人期間,周的老朋友、學生紛紛為他開脫求情,俞平伯還給遠在美國尚未歸國任職的胡適寫瞭封情詞懇切的長信,請求胡適為周說情。胡適回國後果然出具證明為周洗刷罪名。但作為學生的傅斯年卻一點不留情面,反而責怪胡適,說他“到職之後,放下北大校務盡可不管,首先第一要務,急急忙忙地替他辦證明文件”。

  北平的偽教職人員,尤其是在補習班任教的偽教人員,聽說傅斯年堅決不錄用他們,便組成團體,四處活動,還聯合起來以罷課為要挾,並向北平行營主任李宗仁請願。還有人在報紙上發表致傅斯年的公開信,為偽教人員辯護。傅斯年毫不妥協。

  傅斯年在聲明中強調,教師是教育人的,為人師表,更應該先正己再正人,真正做到禮儀廉恥,為學生做志節的表率。他承認由於長期戰亂,高校內缺乏師資,但是不能因缺乏師資而放棄最基本的原則。他申述說:“人才缺乏是事實,從別的方面考慮征用未嘗不可,但學校是陶冶培植後一代青年的地方,必須要能首先正是非,辨忠奸。否則下一代的青年不知所取,今天負教育責任的人,豈不都成瞭國傢的罪人?”

臺灣大學傅斯年墓園

  12月下旬,傅斯年回到重慶後,北平教育界偽教人員又派代表到重慶活動,其中有一位在北大時與傅斯年交誼甚深的教授容庚,找到傅斯年欲當面理論時,傅斯年拍案而起,指著容庚的鼻子大罵:“你這個民族敗類,無恥漢奸,快滾,快滾,不用見我!”當場命人將容庚架瞭出去。第二天,《新民報》登載此事,標題曰《傅孟真拍案大罵文化漢奸,聲震屋瓦》。後來,容再度拜訪,表示要謝罪改過,重新做人,傅斯年才勉強作瞭接見,但仍不允其到北大任教。灰頭土臉的容庚隻好托要宗仁的關系準備到廣西大學任教,後未成行,轉聘於嶺南大學,終其一生,再也沒能邁進北大的門檻。

  拒絕三民主義進臺大

  1949年1月,傅斯年帶著歷史語言研究所遷至臺灣。告別大陸時,傅斯年心情很復雜,他曾反復吟誦陶淵明的一首詩:“種桑長江邊,三年望當采。枝條始欲茂,忽值山河改。柯葉自摧折,根株浮滄海。春蠶既無食,寒衣欲誰待。本不植高原,今日復何悔!”

  到瞭臺灣,傅斯年兼任瞭臺灣大學校長。為維護學術自由,保證大學的獨立性,他明確拒絕三民主義進學校。此外,他還提倡簡樸的學風,鼓勵兼容並包。有些人撰文攻擊臺灣大學優容共產黨,說臺大的某些教師是“共產黨分子或親共分子”,傅斯年兩次在報上著文反駁,義正辭嚴地說:“學校不兼警察任務”,“我不是警察,也不兼辦特工。”

  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突發腦溢血身亡,年僅55歲。今日臺大的“傅鐘”,就是為瞭紀念臺大第四任校長傅斯年而命名的。這口鐘上下課時都會敲響,每次都響21聲。究其來源,是因為老校長傅斯年說過:“一天隻有21小時,剩下3小時是用來沉思的。”(劉繼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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