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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民國有多少明星吸毒:那時吸毒是傢常便飯?

  本文摘自《文史博覽》2014年第11期,作者:廖保平,原題為:《晚清民國:一部明星史半部吸毒史》

  明星吸毒屢現,公眾頗為震驚。但隻要翻翻近代史,會發現伶人吸毒(抽鴉片)那是傢常便飯。所以有人說,“一部演員史就是半部鴉片史”。

  晚清民國最矚目的伶人非京劇伶人莫屬。京劇原是地方戲曲,漂進京城,經一代代大師的努力,日趨成熟並繁榮興盛,成為晚清民國非常時興的文化形式和消遣方式,與同時代的其他藝術門類相比,處於絕對優勢,出現瞭“四大須生”“四大名旦”“四小名旦”等名角,且流派紛呈,有餘派、言派、馬派、梅派、尚派、荀派、麒派等等。

  與此一並時興的另一件事是吸鴉片。上至仕宦文人,下至引車賣漿者,都有抽大煙的。京劇伶人抽大煙更是普遍,已成梨園陋習。老一輩的如程長庚、徐小香、張二奎、餘三勝、譚鑫培、汪笑儂等都是老煙槍,晚輩一點的如裘桂仙、譚小培、楊小樓、餘叔巖、高慶奎等也是癮君子,更晚的如張春彥、馬連良、孫毓堃(kūn)、譚富英、高盛麟、裘盛戎等,各自都有一部吸毒史。

  文史作傢徐穆雲在《梨園外紀》中說,梨園名伶中煙癮最大者是汪笑儂,每天要抽煙膏二兩。他每天起床前,形同死人,姨太太口含大煙,對著他的臉噴煙若幹口,才能“活”過來,稍作蠕動。然後灌他喝些參湯,再把燒好的煙槍杵進其嘴裡,汪閉著眼抽十數口後,才能慢慢睜眼講話,穿衣下床。洗漱完之後,又躺下點煙,這叫正式開抽,抽上十來筒,才吃早點。這起床的功夫就得花一個多小時。各戲園都知道他這毛病,所以每逢演戲的時候,都要先給他的姨太太一些錢,唯恐其不願盡心服侍或催促汪老板早點到後臺來。

  譚鑫培是個唱念做打俱佳的大師,抽大煙也堪稱“大師”,不吃不喝都可以,不讓抽鴉片可不行。當時清廷雷厲風行地禁吸鴉片,王公貴族都不敢頂風而上,譚老板也不敢明著抽瞭,可是不抽之後,整個人就散瞭架似的沒精氣神,哪裡還唱得瞭戲?


譚派老生創始者譚鑫培,曾獲慈禧太後特許抽鴉片煙。

  偏偏慈禧太後是個戲迷,《清朝秘史》講到,端陽佳節,太後高興,賜宴頤和園,命人召譚鑫培等一班名角入宮唱戲,一時楊小樓等名角都到瞭,隻有譚鑫培未到。民政部尚書、肅親王善耆親自前往譚府探究原因,譚鑫培道出苦衷:“現在明詔禁煙,王爺們都在戒煙,我是有癮的人,不吸足烏煙,再不能夠唱戲。”善耆回奏太後,太後笑道:“我當是什麼?原來不過為瞭吸煙的事,那又礙什麼,叫他盡管入宮抽吸就是瞭,隻要他戲唱得好,我還派兩個太監替他裝煙呢!”善耆告知譚鑫培,譚老板大喜過望。從此後煙禁雖嚴,譚鑫培奉旨吸煙,再沒有人敢來查禁瞭。為瞭自己一點偏好,將國法當兒戲,這禁煙註定是失敗的。

  如果說譚鑫培“奉旨吸煙”是一件顯榮的事,那麼名伶馬連良為瞭鴉片而“奉旨唱戲”則被時人視為恥辱。

  1942 年,偽滿洲國成立十周年,偽總理大臣特請偽華北政務委員會派遣演藝界前往祝賀。開出的條件,除瞭包銀,還有煙土。當時北平的煙土不好買,馬連良為此而動心,也為此而前往。抗戰勝利後,1946年有人檢舉這事,馬連良遂以漢奸罪坐瞭班房。後經回教協會理事長白崇禧斡旋,1947年才脫瞭幹系。人出來瞭,傢卻負瞭債。

  要說當時馬連良並不缺錢,就在此前不久,他出手闊綽買下北京南寬街一座帶花園的大狀元府,轟動北平。但是,作為一個癮君子,他還是被偽滿洲國開出的煙土吸引瞭。這“漢奸罪”使他後半輩子背負瞭難以洗清的政治污點,也因之吃盡瞭苦頭。

  老裘派花臉的創始人裘桂仙也是個老煙槍,據說長年抽煙讓傢裡的老鼠都染上瞭煙癮。有一次,裘老板帶領全傢長時間在外地演出,傢裡頂棚的老鼠因無鴉片煙熏養,紛紛墜地而亡。這固然不可信,但裘桂仙的兒子裘盛戎有遺傳式煙癮,抽得厲害,未過花甲即因肺病死去,卻是真的。

  跟譚鑫培學藝的餘叔巖同時把抽大煙學會瞭。據張伯駒《紅毹紀夢詩註》記錄,梅蘭芳曾出演於美、蘇、日,得博士學位,著名京劇旦角程硯秋也曾出演於法國。有人問叔巖何不也去外國出演?叔巖曰:“吾國乃中華大國,而出演皆系男扮女裝,未免少失國體。美、法、日、蘇吾不再去,唯印度可商量耳。”人問為何願去印度,叔巖曰:“印度有大土,我可過癮也。”原來人傢不去西方是怕沒有鴉片可抽。


  晚清民國伶人吸毒之事實不勝枚舉,跟現在明星吸毒提神解壓,尋找靈感的借口一樣,伶人吸毒據說也是為瞭提神解壓。抽大煙確實有刺激提神的作用,隻是藥力一過,人就癱軟如泥瞭。再有,唱戲的最怕嗓子出毛病,尤其害怕在舞臺上嗓子出情況,那等於自砸招牌,保護嗓子是京劇伶人非常重要的事,據說鴉片能止咳止瀉,伶人寧願信其有,而不願信其無。

  不過在筆者看來,伶人吸毒主要還是因為來錢快抽得起。清末民國人們愛聽戲,京劇市場火爆,伶人掙錢相當容易,名伶掙錢速度更是讓人望塵莫及。據近代著名報人汪康年記載, 汪桂芬、譚鑫培這些名角,“聲價絕高”。譚鑫培除瞭日常在戲班中演出外,常外出走穴給人傢唱堂會,一出戲價錢約50 兩銀子,而當時京官一品大員年俸不過180 兩銀子,譚老板唱三四出戲就頂一品大員一年的“工資”,足以羨煞王公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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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瞭民國仍然如此,據當時《京報》報道:戲班子收入相當高,譚鑫培第五次去上海唱堂會,一個月包銀就有1萬塊。二三流的角色,唱一出也有10塊20塊,而當時北平政府的一個科員一個月也不過30塊上下,教授、部長月薪350元已經是非常之高瞭,跟名伶相比, 乃小巫見大巫。

  而且,抽大煙還是一種身份、身價的象征。伶界有句話叫“不抽大煙,不過一千”,就是說一個名角兒要是不抽大煙,傢裡沒有煙榻煙具,說明角兒還不夠有名,生活品位還不夠高,別人就不會開出超過一千塊的價錢。抽大煙儼然成瞭名角的標配。

  伶界新人在前輩煙槍的熏陶之下,有樣學樣。據說當時師傅教徒弟,經常是在煙床上進行:“蓋煙榻譬之課堂,煙盤猶如黑板,煙簽權做教鞭,煙槍可當刀槍靶子或馬鞭等使用,又口中念鑼鼓時,煙簽擊於煙盤上,亦可代表鼓板。”那是派頭十足,舒服至極的。譬如餘叔巖拜譚鑫培為師,譚鑫培就是側身倚靠在煙榻之上,用一隻大煙槍給餘叔巖指點。如此耳濡目染,徒弟有錢瞭不仿效師傅抽大煙,難;有巨大社會示范作用的名伶吞雲吐霧,視之為時髦,其他階層不競相效尤,亦難。

  一些名伶毒癮實在太深,新中國成立後也戒不掉,隻好網開一面,特許他們吸食,伶人與毒品的關系就有這麼“深厚”,對社會的影響也如此“深厚”,要求他們以身作則,禁吸毒品,也是正當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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