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之洞從翰林清流蛻變成封疆重臣:調和新舊勢力

  張之洞(1873-1909)歷官山西巡撫、兩廣總督、湖廣總督,1907年內召為軍機大臣。“政治傢”的生涯,應該是他的本分。不過,利用封疆大吏的政治資本和社會影響力,張之洞周圍聚集瞭一批晚清乃至民國時期的重要學者。在張之洞的贊助下,憑借著種種學緣、地緣、人緣的接近,逐漸形成一個以“清流”人物為核心的學人圈子,在近代中國思想嬗變和學術傳承的歷程中,留下瞭深刻的印跡。《政教存續與文教轉型:近代學術史上的張之洞學人圈》,是從張之洞開始,依次考察劉坤一、袁世凱、端方等清末督撫的文教施設,探索“近代學術的體制內進路”。

  好發縱橫捭闔的議論,堅守儒傢義理,熱衷詩酒交遊,關註學術文教,這些舊時清流黨的氣質,逐漸凝結為張之洞周邊學人圈子的底色

  在眾多晚清督撫當中,張之洞的幕府能夠獨樹一幟,吸引大量學人。這跟他早年參與“清流”的經歷,也就是李鴻章所謂“書生習氣”的養成,有很大的關系。

  張之洞功名早達:十六歲高中順天鄉試解元,二十七歲時會試中式,殿試被點為探花,隨後進入翰林院。在此前後,他結識瞭翁同龢、潘祖蔭、王懿榮、吳大澂等活躍於京城的學者型官僚,成為這一時期京城士大夫交遊的重要組織者。同、光之交的京師學人交往,不僅孕育瞭金石考古的專門之學,更從學人之間頻繁的詩酒交遊當中,滋長出一股清議的意氣。光緒初年,隨著中俄伊犁之爭、中日琉球之爭、中法越南之爭等邊疆或藩屬問題的激化,外交局面再次嚴峻。張之洞呼吸領會到這種風氣變化,及時從金石考訂圈子淡出身影,加入當時翰林院中熱衷於言事的“清流”行列。

  所謂“清流”,是古已有之的對清議集團的稱呼,以朝臣的犯顏直諫為標志,同時包涵瞭東漢黨錮、宋代太學生、明末東林黨等泛化的士大夫言論勢力。



  晚清“清流”區別於前代清議的一大特點,在於其主體並非負有言責的諫官,而是張之洞、張佩綸、陳寶琛、寶廷等翰林院的“講官”。他們平日沉溺於詩酒唱酬、金石考據、校勘收藏,一旦有事,就聯翩上疏,鞭撻權貴,彈劾督撫,在朝堂上形成道德輿論的壓力。與以往近代史教科書塑造的“頑固派”印象不同,這些翰林院出身的清議分子由於品級較高,大多視野開闊,究心時務,既有與督撫進行交涉的資格,又具備相關學養和人脈。他們自負才情學問,對西方的政治、外交、學術大都有興趣,喜歡縱橫捭闔地漫談國際形勢,甚至成為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座上賓。

  1884年中法戰爭成為“清流”命運的轉折點。張佩綸、陳寶琛、吳大澂等清流人物紛紛被外派會辦防務,卻因戰事不利而淪為舉國非笑的對象。甲申以後,“清流”勢力幾乎全軍覆沒。唯一的幸存者就是張之洞。此前他被外放為山西巡撫,戰爭期間又臨危受命,署理兩廣總督,實際上已從翰林清流搖身一變而為封疆重臣。

  “清流”經歷對於外任督撫的張之洞而言,絕不僅僅是一段年少輕狂的往事。作為清流僅存的碩果,張之洞在他的幕府和屬下的書院書局中安置瞭許多清流人物,如梁鼎芬、吳兆泰、繆荃孫、沈曾植、鄭孝胥、陳慶年、陳衍等,多為當年翰林院清議分子的後輩或門生。當時京城裡流傳的話頭是:“有好主人在,不患無書院坐。”即便在朝中得罪瞭人,也還有張之洞這樣的“好主人”,為清流士大夫提供出路。好發縱橫捭闔的議論,堅守儒傢義理,熱衷詩酒交遊,關註學術文教,這些舊時清流黨的氣質,逐漸凝結為張之洞周邊學人圈子的底色。

  張之洞從提倡新學的先驅蛻化為新、舊之間的調和者,並非退步,其實這正是他出入於“清流”和“洋務”兩個群體、兩種閱歷之間所獲的進境。

  今人提起張之洞,首先映入腦簾的,恐怕是“洋務派”三個字。說起“洋務派”或“洋務運動”,張之洞絕不是始作俑者。若是從曾國藩、李鴻章等興辦安慶內軍械所、江南制造局算起,怎麼也有三十年瞭。張之洞大規模從事洋務,是受“甲申馬江一敗”的刺激,在晚清督撫隊中已屬後起者。槍炮、鐵路、鋼鐵、紡織等形而下的“器物”制造,更非“清流”出身的張之洞的長項。在一開始,他隻能亦步亦趨地摹仿甚至請教李鴻章、盛宣懷等洋務重臣經驗。如何將昔日“清流”經歷及幕府中清流學人的劣勢轉化為優勢,使其翻出與曾、李系統截然不同的新面目?這是張之洞作為“洋務殿軍”必須直面的難題。

  大概在1890年前後,張之洞曾致信王韜(1828-1897),請他在上海聘洋人翻譯西學書籍。不過王韜返回的題名為《洋務輯要》的稿件,不很令人滿意。張之洞不得不從李鴻章那裡請來精通洋務的楊模、楊楷兄弟,組織人員修改譯稿。這位楊楷就是清末民國時期有名的楊道霖(1856-1931),趙元任夫人楊步偉的祖父。當時他有一封致張之洞的長信,信中詳細列舉瞭編輯洋務書的人員、分工和進度。參與重修者,除瞭楊模、楊楷,還有汪康年、華世芳、葉瀚、秦堅、王鏡瑩、鐘天緯等,多半來自當時活躍在上海周邊的新學圈子。更重要的是,這部洋務書采取分門編輯的方式,列有疆域、官制、學校、工作、商務、賦稅、國用、軍實、刑律、邦交、教派、禮俗共十二門類。其中,官制、學校、刑律、教派、禮俗五門,涉及西學的制度文化層次,在甲午戰爭以前,應屬較為領先的構想。

  在我看來,正是張之洞及其周邊學人的“清流”背景,使他們在面臨西學、西政沖擊時,能夠保持對於制度、文化、風俗、教育等內容的高度敏感,從而實現“洋務”的內在化突破。“洋務”和“清流”在思維方式上並沒有對立,他們大體都是中體西用論者,在人脈上也多有聯系甚至重疊。但出自“清流”的張之洞系統,與出自軍功的李鴻章及其後繼者不同的是,前者衡量中西文化整體的標準,逐漸從“功利”返回到瞭“義理”,於是洋務自然就從器物流入瞭制度、文化、教育,甚至倫理。人們看到張之洞晚年逐漸從提倡新學的先驅蛻化為新、舊之間的調和者,視之為退步。其實,這正是張之洞出入於“清流”和“洋務”兩個群體、兩種閱歷之間所獲的進境。

  張之洞學人圈附著於體制內部的特性和執著於名教義理的底色,這段學術史上的大事因緣,卻在近代中國日益趨新求變的社會氛圍中逐漸黯淡下去

  在清初康雍乾時代,皇權較為強勢,他們主張“君師合一”,利用全國性的思想統制和文化工程,對從理學到考據學的學風轉移發揮瞭引導作用。到瞭嘉慶、道光、咸豐以後,政治上“內輕外重”局面的形成,文化權勢也逐漸向握有實權的督撫轉移。“君師合一”下移為“官師合一”,畢沅、阮元、曾國藩等以督撫的身份和資源提倡學術文教,或編輯大部叢書,或創辦經古書院,或經營官書局。張之洞學人圈的成立,正是在清代封疆大吏主持風教傳統的延長線上。

  近代中國正是處在這樣一個舊范式已殘而新范式未立的過渡時代,學界中人對外在環境的變化越來越敏感,學人交往等外緣的作用也就越來越大。近代學術思想史上最激烈的交鋒,無不是在“群”與“群”之間展開。在此過程中,學人圈邊緣人物的傾向有可能被核心人物中和。如庚子事變期間,張之洞與劉坤一等督撫主持“東南互保”,張幕下的錢恂、汪康年等則與海外“勤王”勢力頗有糾纏,甚至有意鼓動張之洞離開清廷而獨立,旋即被張之洞、梁鼎芬否定,付之以鎮壓自立會起事的果斷措施。而張之洞作為群體核心人物的個人意志,也有可能受到整個學人圈氛圍的制約。庚子以後,張之洞受八國聯軍入侵的刺激,覺得一切必須盡變西法,從皮毛學起。這種“全盤西化”的議論,遭到周邊梁鼎芬、沈曾植等人抵制。最終他與劉坤一聯合上奏的《變法三疏》,仍采用瞭較為折衷的論調。

  “群”是晚清人受西方社會學啟發而特別重視的一個觀念。不過以往學界往往隻重視思想傾向進步的“新學群體”,如學會、報社、政團、政黨等,卻對士大夫社會固有的交遊傳統不無忽視。事實上,康梁一派新學群體的發生,本身就以“清流”等士大夫群體為土壤;而如南社等革命團體,更完全繼承瞭唱和、雅集、拍曲、評選詩文等晚明以來士大夫交遊的外在形式。清末以張之洞為中心的學人交遊,正是處於新舊之間。然而,由於張之洞學人圈附著於體制內部的特性和執著於名教義理的底色,這段學術史上的大事因緣,卻在近代中國日益趨新求變的社會氛圍中逐漸黯淡下去。在張之洞等晚清督撫身後,地方主政者甚少自負向讀書社會輸送學術新經驗的使命,也再難聚集起足以在學術文化史上留下印記的學人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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