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著名詩人梅堯臣簡介:歐陽修唯一佩服的文人

  梅堯臣(1002年–1060年),字聖俞,北宋著名現實主義詩人。漢族,宣州宣城(今屬安徽)人。宣城古稱宛陵,故世稱宛陵先生。初試不第,以蔭補河南主簿。50歲後,於皇祐三年(1051)始得宋仁宗召試,賜同進士出身,為太常博士。以歐陽修薦,為國子監直講,累遷尚書都官員外郎,故世稱“梅直講”、“梅都官”。曾參與編撰《新唐書》,並為《孫子兵法》作註,所註為孫子十傢著(或十一傢著)之一。有《宛陵先生集》60卷,有《四部叢刊》影明刊本等。詞存二首。

  在宋朝,做官幾乎是讀書人唯一的出路和追求。因此,進館、入閣、點翰林、當學士(宋朝置“史館”、“秘閣”、“資政殿”等,分掌圖書經籍和編修國史等事務,通稱館閣),便成瞭讀書人的人生理想,也成瞭他們事業成功與否的標志。在宋朝,一個才子,尤其是天下公認的才子,如果沒能進館入閣,那是要被惋惜和譏笑的,大詩人梅堯臣就是如此。

  梅堯臣出身於官宦之傢,從小愛好詩歌。他一反宋初西昆體詩歌表面的浮艷和內容的空洞,註重平淡、含蓄、深遠,給北宋詩壇帶來一股清新之風。不過,有才的人不一定都能考上進士,正如史學傢唐德剛先生所說:“帝制時代考科舉,原是十考九不取的。屢考不取,才是正常現象;考取瞭才是反常和意外。”所以,盡管梅堯臣“工為詩”,有才名,但他的科考之路卻坎坷崎嶇,屢試不第,最後隻好“拼爹”,通過父輩的功勞蔭補入仕,授太廟齋郎、河南縣(隸屬河南府)主簿。

  這個小官運氣不錯,剛出道就遇到瞭好上司錢惟演。宋仁宗天聖年間(1023—1032),錢惟演以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任西京(今河南洛陽市)留守,稱“使相”,與宰相平級。錢惟演是朝中大臣,尊重人才,提攜後進,堪稱伯樂。他曾對當時在洛陽任職的部下梅堯臣、歐陽修、尹洙等一批青年才俊給予過許多幫助,尤其對梅堯臣和歐陽修高看一眼,厚愛一籌,經常與他們詩酒唱和,還在同僚中廣為延譽,梅堯臣、歐陽修因此被世人並稱為“梅歐”。



  隻是梅堯臣在錢惟演眼裡是人才,在民間也有詩名,但朝廷卻始終沒有把他當成幹才。在洛陽任滿以後的歲月裡,他還到江西、浙江、陜西等多地任職,歷任縣令、監稅、監倉等職,一幹就是三十年。像他這樣文名顯赫,又經過多地任職、多崗位鍛煉的,老在區區末吏的崗位上徘徊不前,頗為少見。很多士大夫認為,像梅堯臣這樣的大才子,不進館入閣,真是枉費其才。嘉佑元年(1056),翰林學士趙概等十餘人聯名向宋仁宗推薦梅堯臣。在大傢的惋惜、褒揚以及輪番推薦之下,宋仁宗決定面試一下這個聞名天下的詩人。一試,果然才華出眾,便賜他進士出身,出任國子監直講,後任尚書都官員外郎。然而,這個員外郎仍舊隻是個上不瞭臺面的散官閑職。更讓人遺憾的是,梅堯臣在都官員外郎任上沒幾天便溘然長逝瞭。梅堯臣的命運令時人唏噓不已,有同僚甚至替他抱屈:“贏得兒童叫夫子,可憐名位祗都官。”(宋代趙與虤《娛書堂詩話》)

  不過,梅堯臣對自己的仕途通達與否似乎並沒有過高的期望。嘉佑年間(1056—1063),宋仁宗征召他編修《新唐書》。接到皇帝的征召之後,他對妻子刁氏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吾之修書可謂猢猻入佈袋矣。”好動的猴子,被塞進佈袋,該多難受?表達瞭他頗不情願的心態。知夫莫若妻,刁氏的回答更直接:“君於仕宦,何異鮎魚上竹竿耶?”誰見到過能爬上竹竿的鮎魚呢?

  確實,對於做官,梅堯臣是有自知之明的。他在基層工作三十年,每天按部就班地履行著自己的職責,卻一直官運不佳。倒是公務之餘吟詩作賦,不亦樂乎。據宋代孫升的《孫公談圃》說,梅堯臣無論是吃飯睡覺,還是遊山玩水,無時無刻不吟詠。他隨身攜一貯放紙張筆硯的“算袋”,有時靈感一來,兀自離開,從“算袋”中取出紙筆,奮筆疾書。有人偷看他的紙片,發現上面書寫的都是詩歌,或一聯,或一句。而以後,這些苦吟得來的斷章,便成瞭他詩歌中的警句、絕對、神來之筆。

  大文豪歐陽修一輩子佩服的人不多,但對梅堯臣卻心悅誠服,“自以為不及”,還以“窮而後工”對其人其詩進行瞭高度評價,認為是仕途的坎坷和生活的艱辛造就瞭梅堯臣和他的詩歌,可謂一語中的。對於奔竟於途的人,官運亨通,或許是好事,但對於詩人來說,官運不通,倒也不見得是壞事,多一個明心見性詩人,總比多一個碌碌無為的庸官甚至胡作非為的壞官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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