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元濟

人物簡介  張元濟(1867~1959),別名張菊生,曾任商務印書館董事長,我國近代出版業巨子。1901年,他以 輔助教育為己任 ,投資商務印書館,從此便將一生心血都奉獻給商務印書館,嗜書、尋書、藏書、編書、出書,寫就瞭他的一生。張元濟一生出版瞭《天演論》、《茶花女》、《辭源》等知名作品。然而,1932年的淞滬戰爭中,商務印書館被日軍炸毀,造成瞭中華民族歷史上無可挽回的、永遠令人痛心的悲劇。1959年,張元濟走完瞭他的一生,安葬於浙江海鹽縣武原鎮范傢場。

人物生平
  張元濟(1867 10.25 – 1959 08.14),中國出版傢。字筱齋,號菊生。原籍浙江海鹽。1867年10月25日生於廣東,1959年8月14日卒於上海。光緒壬辰(1892)進士。曾任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戊戌變法時光緒帝曾破格召見,政變後被革職。1896年和陳昭常等人創辦教授西學的通藝學堂。1898年冬任南洋公學(交通大學)管理譯書院事務兼總校,註意譯書的選題意義,改變原著重譯兵書為譯社科書籍。後任公學總理,1902年7月後辭職。1901年,以 輔助教育為己任 ,投資商務印書館,並主持該館編譯工作。1903年任該館編譯所長,1916年任經理,1920~1926年改任監理。1926 年任董事長直至逝世。1949年被特邀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被選為全國委員會委員。後被選為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他主持商務印書館期間,組織瞭大規模的編譯所和涵芬樓(後擴建為東方圖書館)藏書,開創瞭私營出版社設專職專業編輯和圖書資料以保證出版物質量。他所參與規劃的《最新教科書》獲得很大成功,同業相率仿效。從1915年開始籌備,1919~1937年動用國內外50餘傢公私藏書影印出版《四部叢刊》、《續古逸叢書》、百衲本《二十四史》3種叢書共610種近2萬卷。他選書註重實用、母本講究善本,以及傳真版石印的組織,開創瞭古籍叢書翻刻、影印的新階段。
  1932年1月29日 日軍針對性的轟炸商務印書館。造成這個幾乎壟斷中國教育出版,占全國出版量52%的出版巨頭損失1630萬元,80%以上資產被毀。同時被毀的還有商務印書館所屬的東方圖書館珍藏的45萬冊圖書,其中有很大部分是古籍善本和孤本。時年65歲的張元濟深受打擊: 連日勘視總廠,可謂百不存一,東方圖書館竟片紙不存,最為痛心。
  一生對於中國文化、出版、藏書事業貢獻極大。大力搜求古今圖書,陸續收購長洲蔣氏、會稽徐氏、太倉頤氏等藏書傢藏書,於商務印書館內特辟 涵芬樓 為藏書處;不久,又收盛氏 意園 、丁日昌 持靜齋 、繆荃孫 藝風堂 的大部分藏書,所積達10餘萬冊之多。1924年名為 東方圖書館 ,1926年對外開放。1929年增設兒童圖書館。藏書共達518 000餘冊,輿圖、碑帖5 000餘種。宋,元、明、清善本書極多,外國雜志、報紙、圖書也極完備,藏書質量和規模居當時全國各地圖書館之首。惜於1932年 一 二八 之役被日寇炸毀。僅有500部精品移出得以留存。他唯恐此書散佚,對這些書予以著錄。解放後,請顧廷龍幫助整理付印,名《涵芬樓燼餘書錄》。並將這批書獻給政府,現藏北京圖書館。校印有百納本《二十四史》,影印《四部叢刊》正續篇,輯《續古逸叢書》等幾十種,刊刻古籍數千種。私人藏書頗富,先世已有藏書,他搜羅益勤,尤嗜宋刻。藏書樓有 涉園 ,沿用明末十世祖張奇齡的書齋之名,九世祖張惟赤辟為藏書樓,延綿數代。 涉園 藏書千餘種,3 700餘冊,後寄存於合眾圖書館,供眾閱覽。上海圖書館潘景鄭著有《海鹽張氏涉園藏書目錄》。為紀念其對文化、藏書事業的貢獻,1987年在海鹽建立瞭 張元濟圖書館 。
   數百年舊傢無非積德,第一件好事還是讀書。 這是張元濟晚年所寫的一副對聯。百年中國,許多人都在尋找富強中國的道路,而張元濟選擇瞭以出版來推動教育,為中華民族的文明 續命 。嗜書、尋書、藏書、編書、出書,寫就瞭他的一生。
  興辦新學
  1898年發生的戊戌百日維新,是晚清王朝最後一次自救的努力,也是最後一次革新的機會。但是,它失敗瞭。參加、支持和同情戊戌變法的,被殺的被殺,革職的革職。當時的翰林院裡,張謇去辦實業瞭,蔡元培回老傢教書瞭,原本等著坐牢殺頭的張元濟,因李鴻章相助而幸免。李鴻章將他推薦給盛宣懷,於是他來到瞭盛宣懷創辦的南洋公學當瞭譯書院院長,後來還當瞭南洋公學的校長。
  或許是李鴻章賞識張元濟的才華,但李鴻章向盛宣懷推薦他當南洋公學譯書院的院長,還是因為張元濟在翰林院時,就創辦瞭通藝學堂,培養西學人才。
  張元濟在科舉時代是和蔡元培一起考中的翰林,他當時就認為中國當時處在帝國主義的包圍之中,必須要進行維新,進行改革,而且要普及教育。所以他要辦通力學堂,就是在京官裡面,擴大他們對新學的知識。他覺得中國那麼積貧積弱,不能老是墨守成規,這麼搞下去國傢就不行瞭,應該要引進和學習一些西方先進的東西。光緒皇帝在下詔戊戌變法的第五天,召見張元濟。他進言的是興辦新式學堂、培養各種人才和註重翻譯。
  在張元濟的主持下,譯書院出版瞭嚴復翻譯的《原富》。這是英國學者亞當 斯密的著作。在100年後的今天,這本書仍然是經濟學的經典著作。
  當時,張元濟看重的是英才的培養。他和蔡元培等很多先賢一樣,以培養人才為首要,他們痛感變法維新的失敗是沒有人才的基礎。所以,張元濟在南洋公學期間,創辦瞭南洋公學特班,這個 特班 ,按盛宣懷的說法,就是為中國的將來培養 大才 。特班隻有一屆學生,卻出瞭邵力子、李叔同、謝無量等人。
  書館掌門
  然而時過三年,張元濟卻做出瞭一個令人驚訝的決定:辭去南洋公學的所有職務,加盟商務印書館。
  當年的商務印書館隻是一個手工作坊式的印刷工場,由排字工人夏瑞芳創辦。張元濟放棄瞭在南洋公學顯赫的地位,到一個弄堂的小廠裡,跟一個小業主合作,這樣的轉身,時人多有猜測和不解。
  直到半個世紀後,因為中風已臥床數年的張元濟用顫抖的手寫瞭一首詩,告別商務同仁: 昌明教育平生願,故向書林努力來,此是良田好耕植,有秋收獲仗群才。 從詩中,人們讀到瞭他平生的理想,也讀到這樣一個事實:他是自覺地把商務印書館與中國教育的現代性變革連接起來。
  與那個時代的很多人一樣,張元濟把中國的希望寄托於 開啟民智 ,認為這是中國現代化的必由之路。他感到,南洋公學的規模還很小,那些人才遠遠不夠用,他的思想開始從培養一批英才,轉向對國民的普及教育。
  他在寫給盛宣懷的信裡說,中國四萬萬人口,隻有四十萬人受過教育,受過教育的人也就是學過幾句八股文,對於應該知道的知識幾乎都沒有學到。在當今那麼發展的世界上,這樣下去我們的國傢要亡。
  張元濟還認識到,開啟民智要出版好的書,要以 扶助教育為己任 ,因此他接受瞭夏瑞芳的邀請。張元濟是翰林出身,學貫中西,他的地位和聲望無疑使商務與知識界、政界和教育界之間有瞭一座橋梁。
  張元濟當瞭商務印書館編譯所的所長,他還聘請瞭一批扶助教育和文化建設的有識之士,如蔡元培、高夢旦、杜亞泉、夏曾佑等。
  張元濟制訂瞭商務所有的出書計劃,影印古籍,他要選最好的版本;推介西學,他要找最好的翻譯者;出版新書,他要用最好的設備、最好的紙張。甚至對書的排版樣式也要一再叮嚀:書的版框四周空白要寬展一些, 否則緊眉頭,令人一見煩惱 。還有許許多多的事務,包括書稿他親自看,有些書他親自編,外面的聯系他親自出馬,甚至買紙張,買印刷機,收古書,他都事必躬親。
  新編教科書
  張元濟走進商務的這一年,清政府頒佈瞭倡導興學的《學堂章程》,後來,科舉也廢除瞭,這是中國數千年前所未有的大變革。成千上百的與傳統私塾、書院不同的新式學堂在全國各地紛紛成立。張元濟認為,教科書的影響關系到一代乃至幾代中國人的知識結構、思維方式的改變,他決定自己來編一套國文教科書。
  張元濟編課本的方法很獨特,不是一個人單打獨鬥,而是大傢圍坐一起,就像今天開策劃會一樣,每個人都可以說出想法和主張,倘若是被大傢公認為有價值的,則詳細討論。討論者從兒童啟蒙的特點入手,由簡入繁、循序漸進。往往因為一個字,大傢會爭論得面紅耳赤。每一個點都要討論到所有參與者都沒有異議為止。每完成一篇課文,大傢再輪流閱讀,或加潤色,或竟改作,相互為之,毫無成見。
  1904年,商務版《最新初等小學國文教科書》出版,被全國各地的學堂廣泛采用。商務印書館的發行所擠滿瞭爭購的人群。教科書在晚清時候的發行總量占到瞭全國的5/4,像最新國文教科書曾經翻印過30幾次,印刷總量達到一億冊,成為那個時代教科書的范本。其他出版機構爭相效仿,再不能粗制濫造而牟利。書肆風氣,為之一變。
  在張元濟的擘劃下,商務編寫瞭從小學、中學到大學的全套教科書,組織翻譯出版大批外國學術和文學名著,其中嚴復翻譯的西學名著和林紓翻譯的歐美小說影響尤為廣泛。編輯出版中國第一部新式辭書《辭源》,開創瞭中國現代工具書出版的先河。同時出版發行瞭《東方雜志》、《小說月報》、《教育雜志》等刊物。
  出版巨子
  當年知識分子走上 文化救國 道路的不在少數,惟有張元濟選擇瞭出版,他站到瞭幕後,在商務這個現代商業企業中書寫瞭他的文化理想。在上世紀初的文化巨變中,商務印書館完成瞭從印刷工廠到出版巨子的蛻變,成為晚清以來,普及、傳播新知新學的文化重鎮。到1910年,商務已是晚清僅有的15傢資產超過百萬元的企業之一。商務在張元濟的手中實實在在地推動瞭中國文明的進步。
  《新青年》的創刊,標志著新文化運動的開始,然而在這個新文化運動勃興的年代,商務印書館卻顯得落伍瞭。陳獨秀、羅傢倫等新文化的幹將在報刊上點名批評商務的保守,商務的業績日見衰退,1919年積壓和滯銷的書刊多達60萬冊。而對張元濟來說,他考慮更多的是,曾經引以為豪的商務還能否擔當起傳播新學新知的責任?
  當時商務的老人很多,用的都是文言文,於是張元濟主持瞭 大換血 計劃,主張用新人,辦新事,首先從受新文化界猛烈抨擊的刊物開始。1920年,茅盾走進瞭著名的《小說月報》。他起草瞭《改革宣言》,闡明不僅譯述西洋名傢小說,介紹世界文學的潮流,更要創造中國的新文藝。
  革新後的《小說月報》一改過去刊載男女情愛、閑適生活的格調,倡導 為人生的文學 ,迅速成為新文化運動中最有影響的刊物之一。著名的老舍、巴金、丁玲都是通過《小說月報》走上文壇的。
  張元濟以一種開明開放、兼容並包、海納百川的胸懷和學術情趣,廣集人才。據《商務印書館大事記》記載:1920年到1922年間,陸續進館的就有陳佈雷、謝六逸、鄭振鐸、周予同、李石岑、王雲五、竺可楨、任鴻雋、陶孟和、顧頡剛等,他們中的很多人後來都成為中國文化科學領域的一代宗師。商務印書館也因此和五四時期蔡元培主持下的北京大學一樣,成為 各方知識分子匯集的中心 。
  到1926年,商務已經是遠東最大的出版商。分館不僅遍及中國,而且開到瞭香港南洋。在上海的寶山路,建起瞭規模宏大的商務印書總館,涵芬樓也擴建成東方圖書館,向公眾開放。
  影印古籍
  在張元濟整理影印的各種古籍叢書中,用力最勤、費神最多的當屬《四部叢刊》和《百衲本二十四史》。這兩部大書在文化上的影響也最大,至今仍是海內外古籍工作者常備的基本文獻。
  《四部叢刊》從1915年開始醞釀,到1922年初編出版,費時7年,是中國現代出版史上沒有先例的浩大工程。前後印瞭初編,續編,三編,近500部書,匯集瞭中外的宋元明善本及一些精抄本。從定書目、選底本、文字校勘,到工程預估、印刷紙張,張元濟都親歷親為。而其中最大困難就是對版本的搜集挑選,為此張元濟幾乎訪遍瞭當時中國有名的藏書傢。這段經歷,張元濟稱之為: 求之坊肆,丐之藏傢,近走兩京,遠弛域外。 (域外指日本。)
  在《四部叢刊》出版之前,中國最著名的古籍叢書是《四庫全書》,但那部誕生於乾隆朝,以全國之力而成的大書,無論選目還是抄寫質量,都頗受後來學者的詬病。而以張元濟一人之力,成就於百年中國苦難歲月的《四部叢刊》,無論在選目的精當,還是在校勘和影印的質量方面,都遠遠超過前者。
  1928年,張元濟為《四部叢刊》專程赴日訪書。在一個半月的時間裡,他飽覽瞭東京、京都等地圖書館的漢籍收藏,每天不停地閱選古書。雖然那時他已是年逾六旬的花甲老人,但他就像見到瞭自己最珍愛的東西,每天都要做筆記直到深夜。每到一處,都商借拍攝,帶回上海影印出版。訪書的直接成果則是帶回瞭46種罕見古籍的攝影底片,其中就包括被日本靜嘉堂文庫收購走的皕宋樓藏書。
  直到今天,一個讀書人要想看到那麼多的宋元明善本,也隻能是張元濟的《四部叢刊》。
  古籍流傳世間已久,在歲月的侵蝕下,殘破、墨跡不清是最平常不過的瞭,這就需要修校,用心地把不清楚的字跡描清楚,專業人士稱為描潤,但這隻是校勘古籍最初步的工作。它還需要用不同的版本對照甄別,斷其是非。
  張元濟就是這樣親歷親為地對每一冊古書,做著初修、精修、復校、總校的工作。他終日伏案,每天的工作量是100頁,每一頁都校勘到準確無誤為止。直到今天,看過張元濟校勘影印件的人,都嘆為觀止。
  張元濟是在一個動蕩的時代裡,輯校整理古書,鉤沉、整理進而維系著中華文化的命脈。另一方面,傳統的文化卻因為這個國傢日益衰落而被人丟棄、破壞而淪喪。因此張元濟的工作就更需要眼光、胸懷和毅力。但商務畢竟是企業,搜集、編校古籍畢竟需要巨大的成本,所以張元濟的做法難免遭人反對。有股東在報上寫文章,指責張元濟收購古籍是 徇一人之嗜好 。文弱儒雅的張元濟拍案而起:
   此事決不使公司於營業上有損!
  張元濟這樣一個嗜書如命的文人竟同樣善於管理和經營,《四部叢刊》初編出版以後,光這套書就賺瞭100多萬。經營上的成功,為他後來能夠持續地做這件事情,提供瞭很大的保障。
  在完成《四部叢刊》初編後,張元濟又做瞭一項偉大的文化工程,就是《百衲本二十四史》的影印。二十四史講述的是中華民族自三皇五帝開始的完整的歷史。但歷史的流轉使它形成瞭各種版本,張元濟不僅要挑出最好的版本作為底本,還要將其它版本不同的地方匯集起來。
   百衲 二字取自於古代和尚所穿的破爛補綴起來的衣服。許多宋代版本的書傳下來都有缺卷,需要配其他的宋本,還要配頁,所以稱之為 百衲本 。
  顧廷龍先生曾感嘆: 這麼浩大的工程,都是用手寫,那些校勘記,那些批註,所耗費的精力工夫無法估量,這整整十年當中張元濟就是每天不間斷地在做這樣一件工作!
  心血遭毀
  當《百衲本二十四史》的編校一切就緒,甚至影印所需的樣張都已完成時,戰爭來臨瞭。1932年的 一 二八 淞滬戰爭中,一場浩劫將他大半生的心血化為灰燼,張元濟遭受瞭人生中無以復加的嚴酷打擊。
  在上海檔案館現存的一本影像資料中,記錄瞭1932年商務印書館總廠及附屬的東方圖書館被毀後的景象。那天早上8點多鐘,日軍的飛機轟炸瞭商務印書館。第一枚炸彈就落在油墨倉庫裡邊,瞬間燃燒起來,那些被溶解瞭的鉛字像水一樣在地上流淌。寶山路的總管理處、編譯所、四個印刷廠、倉庫、尚公小學等全部中彈起火被焚毀。隨後,日本浪人又潛入東方圖書館縱火,濃煙遮蔽上海半空,紙灰飄飛十裡之外,火熄滅後,紙灰沒膝,五層大樓成瞭空殼,商務印書館80%的資產被毀。最令人痛惜的是東方圖書館的46萬冊藏書,包括善本古籍3700多種,35000多冊,悉數被毀,價值連城的善本孤本圖書從此絕跡人寰。
  望著漫天飄舞的紙灰,張元濟涕淚長流。他唯有自責,因為他太愛書瞭。他對夫人說: 這是我的罪過!如果我不將這些書搜羅起來,不是集中保存,仍然讓它散存在全國各地,豈不可以逃過這場浩劫! 但一切都無法挽回,他仰天長嘆: 廿年心血成銖寸,一霎書林換劫灰。 這是中華民族歷史上無可挽回的、永遠令人痛心的悲劇。
  當年商務被毀前後的種種跡象表明,商務的被毀是歷史抹不去的侵略者的暴行,而且是侵略者早已有的預謀。日寇曾經放言:我炸瞭你一條街,明天就可以修復,但是我炸毀瞭商務印書館,你就永遠也恢復不瞭。
張元濟圖書館
  張元濟圖書館在浙江省嘉興市海鹽縣武原鎮文昌東路,1984年8月籌建,1987年5月8日開館。陳雲題書館名。張元濟先生紀念室,正中為張氏半身漢白玉塑像,室內陳列張元濟生平事跡、著作、研究論文和地方文獻。
  張元濟圖書館十多年來以其豐富的館藏,優質的服務,贏得瞭廣大讀者的信任和上級領導的鼓勵,先後被中央文化部評定為國傢二級圖書館,並連續被評為市、縣級文明單位;省、市級文明圖書館;被浙江省省委、省府命名為 浙江省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等榮譽稱號。
  張元濟圖書館占地共8000餘平方米,總建築面積2500平方米,進入圖書館正門,花草遍地,綠樹成蔭,正面建築是圖書館主樓,左邊是 張元濟先生紀念室 和電子閱覽室。全館共設四個部門,即外借部(包括外借室、書庫)、閱覽部(包括報刊閱覽室、商務版本參考咨詢閱覽室,科技閱覽室、地方文獻以及張元濟先生紀念室)、采編少兒部(包括采編室、少兒圖書室、計算機房)、行政綜合部(包括財務、檔案、總務、電子閱覽室等)。
張元濟編過的書
  張元濟致力於引進西學、介紹新知,精心選擇、組織翻譯出版瞭一大批外國學術和文學名著,以嚴復翻譯的《天演論》、林紓翻譯的《茶花女》影響尤為廣泛深遠。在他主持下,商務還編輯出版瞭一大批工具書。1915年,中國第一部新式辭書《辭源》問世,開創瞭中國現代工具書的出版先河。此外,商務還編輯出版瞭十多種在民眾中有廣泛影響的雜志,如《東方雜志》《小說月報》《教育雜志》《婦女雜志》《學生雜志》等。
  他精於版本目錄之學,又密於檢察,所著《涵芬樓燼餘書錄》、《寶禮堂宋本書錄》、《涉園序跋集錄》集近代目錄體例之長,又檢錄綦詳,已成為現古籍鑒定援引例證之一。此外,還著有《校史隨筆》、《張元濟日記》、《張元濟書札》、《張元濟傅增湘論書尺牘》。
張元濟 商務印書館
  商務成立之始,隻是承印商業廣告、帳冊等印刷品,故取 商務 之名。經張元濟的苦心擘劃,商務開始分設編譯、印刷、發行三個所。張元濟歷任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所長、商務印書館經理、監理、董事長等職。
  張元濟是以反對舊學,提倡新學的面貌出現於商務印書館的。首先,選賢任能著手教科書的編印。他聘請瞭高夢旦、蔣維喬和杜亞泉等著名學者進行教科書的編輯和編寫,在他的主持下,教科書 采取古人嘉言懿行,是以增進民德、改良風俗者依次編入,由淺及深,循序漸進 。此外,還把新的西方科技知識編入教材中去。在不長的時間裡,商務出版瞭一系列教科書、教授法以及教學參考書。這些圖書內容新穎,大大提高和擴大瞭中國學生的眼界,使商務在學術界樹立瞭聲譽,也為商務的發展奠定瞭物質基礎。
  其次,張元濟多方羅致人才,起用一批有真才實學的編輯,並聘請一批熟悉中西學術的新人如嚴復、林紓、蔡元培、伍光建等,介紹西方學術,比較系統地翻譯、出版瞭一批西方學術著作。這些譯著風行一時,曾一版再版,其中尤以嚴復翻譯的《天演論》、《原富》等學術著作影響最深,對溝通中西文化、培養社會人才,都作出瞭重要貢獻。
  在張元濟的主持下,商務還編纂出版瞭《辭源》、《中國人名大辭典》、《中國醫學大辭典》、《植物學大辭典》、《動物學大辭典》、《地質礦物大辭典》以及多種中、外文詞典等一大批工具書。這些工具書,具有內容豐富,體例新穎並適於應用的特色,因而行銷全國。1926年後,張元濟的編輯工作,主要側重於古籍整理。當時,文物遭厄運,珍貴典籍流失嚴重。張元濟認為保存典籍的最好辦法是化身千百,並讓要用的人能看到。他編印古籍的質量是頗具盛名的,商務陸續編印瞭《四部叢刊》、《續古逸叢書》、《百衲本二十四史》、《叢書集成》等。這些卷帙浩繁的大型古籍的編印和流通,可說是功德無量的千秋事業,既滿足瞭專業人員研究之需要,又嘉惠於子孫後代。
  除瞭出版上述大量圖書以外,商務還出版瞭頗具影響的《東方雜志》、《小說月報》、《婦女雜志》等10多種期刊。多年來商務出版的書刊,無論在數量和質量上都大大超過瞭當時所有的出版機構。
  商務的出版物著眼於全國,它的文化影響也遍及全國。當時,幾乎所有的著名作傢都在商務出版過著作或在雜志上發表過作品。葉聖陶在《我與商務印書館》一書中回憶說: 不管哪行哪業,都可以從 商務 找到自己需要、喜愛的書刊,服務對象如此廣泛,出版物的種類如此繁多,在當時以 商務 為最,而 商務 的氣魄所以這樣大,是跟編譯所的奠基人張元濟先生分不開的 。
  茅盾先生在張元濟90壽辰時寫的祝辭,以及在他的回憶錄《我走過的道路》中,明確肯定瞭張元濟對商務印書館卓越的功績: 戊戌以後,菊生先生致力於文化事業,創辦商務印書館,在中國於是始有近代化的出版事業。商務印書館在介紹西洋的科學、文學,在保存和傳播中國古典文學和其他學術著作方面,都有過重大的貢獻。將來的歷史將記錄菊生先生這些對於祖國文化的貢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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