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

人物簡介  王明原名陳紹禹,是共產黨早期領導人之一,在黨內推行教條主義、左傾路線,對革命早期活動造成瞭重大危害。王明自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以來,擔任過中央政治局委員、長江局書記等職位,後於1931年-1934年掌握中央領導權。整風運動時,王明受到嚴厲批評,新中國成立後,王明去瞭蘇聯,之後再也沒有回來,於1974年3月27日病逝莫斯科,蘇共方面積極報道此事,但國內卻沒有任何報道。

人物生平
  王明(1904 1974),原名陳紹禹(陳紹玉),字露清,安徽省金寨縣雙石鄉(時屬安徽省六安市)碼頭村人。傢庭出身貧民(一說小商人)。自幼聰穎,有深厚的舊學基礎。早年參加過學生運動,在五卅運動中加入中國國民黨。
  1919年夏進入與其傢鄉鄰近的河南省固始縣陳淋子鎮志成小學學習。
  1920年以優異成績考入六安省立第三甲種農業學校,受到進步師生的思想熏陶,開始從事革命活動。
  1924年夏,在傢鄉金傢寨聯絡在外地學習回鄉度假的學生,成立 豫皖青年學會 。同年秋,考入國立武昌商科大學預科學習。
  1925年6月,在武昌積極參與支持上海 五卅 運動的活動,被推選為武昌學生聯合會幹事和湖北青年團體聯合會執行委員。10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並擔任國民黨湖北省黨部宣傳幹事。11月,去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學習努力,能說一口流利俄語,深得米夫賞識,進入這個直屬斯大林的小團體。在蘇聯的四年學習和工作,是王明成長過程中最為重要的時期。系統的馬列主義教育使王明的理論水平提高很快; 唯聖 、 唯書 的思想和學究與背誦式的學習方式,使王明學會一套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教條化的本領;共產國際為使中國共產黨領導永遠支持他們的行動,所以將王明作為 未來的中共領導人才 加以特殊培養;對中國共產黨的發展造成重大影響的王明教條宗派從這裡孕育。在這期間,他又在米夫支持下,搞宗派鬥爭,打擊異己,逐漸取得政治上的優勢,其思想 左 傾主義、教條主義嚴重。
  1927年2月,米夫率聯共一工作小組訪問中國,並出席瞭五大,王明任翻譯。中共六大,王明也參加瞭翻譯工作。斯大林會見中共領導人他也擔任瞭翻譯。以馬克思理論傢自詡。
  1927年夏,捏造 浙江同學會 事件,說這是一個從事地下活動的 反動組織 ,而後臺老板,則是瞿秋白。 蘇聯格伯烏調查結果,竟然認為確有這種 反動組織 存在。瞿秋白、周恩來等人調查後,認為並不存在這樣一個組織。瞿秋白於是給聯共政治局寫信,對蘇聯格伯烏的調查結論提出異議。後來,共產國際監委、聯共監委、中共代表團聯合組成審查委員會審理此事,最終做出瞭不存在 江浙同鄉會 這樣一個組織的結論,並由周恩來在中山大學全體師生大會上宣佈。但還是造成一些學生的被開除、被逮捕。
  聯共發動反對佈哈林 右傾 的清黨運動後,中山大學的米夫派更加活躍起來,1929年夏掀起瞭更大的 中山大學風潮 。他們先是召集瞭為期十天的黨員大會,形成所謂的 二十八半佈爾什維克 ,標榜自己是唯一正確的 永遠的佈爾什維克 的真理,喧囂、起哄、謾罵、處分,使用一切卑劣的手段,發起對瞿秋白和中共代表團的攻擊。而聯共中央和共產國際,一致肯定米夫、王明派,批評中共代表團,認為瞿秋白應負中山大學反黨小組事件的主要責任。在他們的支持下瞿秋白被解除駐共產國際代表的職務,反對他們的除少數幾個工人外,分別受到開除黨籍、團籍、學籍,送到西伯利亞作苦工的處分,也使有些人自殺,有些人莫名其妙的 失蹤 瞭,如瞿秋白的三弟瞿景白。
  中共六大以後名義上總書記是向忠發,但實際主持中央工作的是李立三。
  1929年10月回國後,任《紅旗》編輯,發表極端親俄思想的文章。
  1930年年底,王明帶頭,羅章龍、王克全、何孟雄等起哄,集中攻擊三中全會和瞿秋白。這時米夫被派到中國,擔任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在米夫的操縱下,1931年1月7日在上海秘密召開六屆四中全會。會議根據米夫的旨意,撤銷瞭瞿秋白、李立三的政治局委員,而王明卻一步登天,在蘇聯的扶持下,從一個普通的黨員進入政治局 政治局委員 政治局常委,竊取瞭中央的領導崗位。而米夫也達到瞭控制、操縱中共中央的目的。9月,王明去莫斯科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由秦邦憲(博古)擔任臨時中央總負責人。
  1930年底借批立三路線,提出一個比立三路線更 左 的政治綱領。
  1931年中國共產黨六屆四中全會上,在蘇聯和共產國際代表米夫的支持下,選入中央政治局,很快又補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取得瞭中央領導權。
  1931年6月,總書記向忠發被捕叛變,斯大林指示米夫以國際名義指定由王明為代理書記。黨內開始瞭第三次 左 傾錯誤的統治。同年9月,黨中央機關遇到破壞,王明隨米夫去蘇聯,任中共駐國際代表。王明去蘇聯前指定中央由博古負責,博古執行的仍是王明的 左 傾冒險主義。
  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王明的 左 傾冒險主義錯誤給革命帶來很大的危害。
  抗日戰爭開始後,王明又回到國內,犯瞭右傾投降主義錯誤,否認抗日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主張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 一切經過統一戰線 , 一切服從統一戰線 ,放棄黨對統一戰線的領導權。抗戰初期在武漢任長江局書記時給黨帶來很大損失。
  1941年後王明因病長期休息。1942年延安整風運動王明受到瞭康生等人的嚴厲批評。1945年4月中共中央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作出瞭《關於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徹底宣判瞭曾統治黨4年之久、影響黨達14年之久的王明 左 右傾錯誤路線的死刑。當時王明給全會寫信對決議表示 完全同意和擁護 。1942年黨整風運動時,王明態度惡劣,拒絕參加整風。
  在中共 七大 上,毛澤東親自提議讓王明繼續擔任中央委員。終於,王明在44名當選中央委員中,以選票倒數第二當選。 七大 之前,王明主要從事婦女和統戰工作。 七大 以後,中央決定由王明擔任新成立的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主要研究黨的政策以及起草法律條文。
  1946年6月,中央又成立瞭法制問題研究委員會(1948年12月改為法律委員會),中央仍任命王明為該委員會主任。解放戰爭時期,王明領導該委員會出色完成瞭制定陜甘寧邊區憲法草案、全國性的憲法草案等工作,還在山西參加過一段時間的土改。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王明任政務院政法委員會副主任。
  1956年9月召開黨的 八大 前夕,中央曾於8月上旬致電王明,希望他在身體允許的情況下回國參加會議。9月8日,王明回電表示因病無法回國參加 八大 ,向中央和 八大 主席團請假。黨中央和毛澤東從黨的利益出發,仍提名王明為中共中央委員的候選人。這樣,王明在 八大 上仍被選舉為中央委員,但長期留居蘇聯,以後化名 馬馬維奇 、 波波維奇 撰文歪曲歷史,攻擊中國。
  1974年3月27日病逝於莫斯科,孤寂地躺在異國他鄉的新聖女公墓。
王明的子女後代
  王明的後人主要生活在蘇聯。王明總共有兩個兒子,一個女兒。女兒叫芳妮,出生蘇聯,從沒有回到中國,她隻會講俄文。1937年,王明夫婦回國後沒有帶著這個女兒,讓她留在瞭她的養父身邊。養父是共產國際總書記,唯一的兒子戰死疆場,他把芳妮當作瞭自己的親生女兒。
  傳聞,芳妮後來成為瞭飛行員,在父親死後十一年也因病去世瞭。
  王明的兩個兒子在延安出生。王夫人對她的這兩個孩子非常寵愛,沒有讓他們上小學。大兒子叫丹芝,延安上的初中,不久後就跟著父親去瞭蘇聯。在蘇聯大學學計算機,畢業後就在研究所工作,娶瞭一位當地女孩。
  小兒子叫丹丁,未婚。在二十世紀末,丹丁成為瞭少林寺駐俄羅斯的代表。不久後又數次來到中國,與年幼的朋友恢復瞭一些往來。王明的小兒子認為毛澤東同志確實是一個偉人,他的父親隻是一個好父親,不是一個出色的政治傢。
  丹丁在俄羅斯開瞭傢公司,主要是經營中文的文化交流活動。
  丹丁愛好武術主要是受瞭母親的影響,他的母親是一個優秀的中醫,懂一些中國功夫。因為王明的病始終沒有得到治愈,中共也會派遣一些中醫來協助醫療。這些人成為瞭丹丁的老師。
王明毛澤東
  王明晚年立志要鬥倒毛澤東,王明身體每況愈下,還是 烈士暮年,壯心不已 。1973年7月29日,他寫道: 我而今隻剩下個有翅難飛的多病之身;但還留有騰空奮鬥的戰士之心。不過,我隻能在好長的時間裡,詠出若幹首述懷詩句;在好長的歲月裡,傾吐出幾篇反毛論文。而且這我還隻能躺在床上口講,寫和譯還要全靠傢人。知我者說,我確是在戰鬥到最後的呼吸。不知我者說,我真是個天下少見的懶人。
  盡管此時王明力不從心,他還是下定瞭鬥爭到底的決心,甚至不鬥倒毛澤東,誓不回故鄉。
  王明強撐病體,將晚年撰寫的幾篇文章修改擴充,編輯成冊。該書主要圍繞 文化大革命 展開,貫穿瞭中國共產黨50年的歷史,其間不少個人之見。全書四篇12章29節,近20萬字,定名為《中國共產黨五十年和毛澤東的叛徒行徑》。
  1974年3月27日,王明編寫完此書後的第四天,病死於莫斯科,終年70歲。據孟慶樹說,王明曾準備從哲學角度寫一本批判毛澤東的書,終未能遂願。看來,王明是帶著深深的遺恨離開這個世界的。
  王明去世後,中國的 文化大革命 仍在進行。對於他的死,國內悄無聲息,僅《參考消息》上略有見聞。蘇聯政府出於政治上的考慮,對王明的這一生給予瞭高度評價。
歷史評價
  中共在1937年後對王明的評價一直采取否定態度,特別是在毛澤東時代,王明基本上完全以教條主義者、機會主義者代表的反面教材面目出現。他被廣泛認為在1931年1月到1935年1月期間犯瞭嚴重的 左 傾冒險主義錯誤,給中共的革命事業造成重大的損失(參見《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其具體表現為 在政治上,混淆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界限,一切鬥爭,否認聯合 , 在軍事上,先是推行冒險主義,後來又變為保守主義和逃跑主義 , 在組織上,實行宗派主義 。同時,他又被認為在1937年到1940年期間犯瞭對國民黨的 右傾投降主義 錯誤,片面強調 一切依靠統一戰線,一切為瞭統一戰線 ,忽視瞭對群眾的積極發動和中共的獨立自主性。
  21世紀以來,社會對王明的評價有瞭新的觀點,認為王明在1931年1月到1935年1月間的行為有著深刻的國際和國內原因。對於王明在1937年到1940年的行為,中共稱為 投降 是不恰當的,因為他並沒有投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的實際行動。更有一些學者認為王明與毛澤東在方針和基本原則上並沒有原則上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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