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樹錚

人物簡介  徐樹錚是國民黨陸軍上將,皖系軍閥代表人物,人稱 小徐 (因區別於徐世昌),號稱 遠威將軍 。徐樹錚輔佐段祺瑞三造共和,執掌政權 ;迫使外蒙古撤銷自治,經營外蒙,後又創辦正志中學。徐樹錚頗有才華,代表作有《建國銓真》《視昔軒文稿》《兜香閣詩集》等。因徐樹錚暗殺馮玉祥的舅父陸建章,故而馮對其懷恨在心,於1925年派人槍殺徐樹錚。

人物生平
  早年生涯
  1880年11月11日(光緒六年十月九日),徐樹錚出生於清朝江蘇省徐州府蕭縣(今屬安徽省)醴泉村。在此之前,他的父親徐忠清(又名徐世道)和母親嶽氏已經生育兩個兒子和四個女兒。當時,徐忠清已有四十七歲,而嶽氏也有四十五歲,徐樹錚的出生對他們來說可謂老來得子,因此對徐樹錚格外疼愛,正如徐樹錚所回憶的那樣: 樹錚於昆弟序最幼,先考妣撫愛規教,倍切於兄姊 。
  徐樹錚出身於一個耕讀之傢,他的祖父徐蘭因躲避太平天國之亂而逃到瞭徐州城外的醴泉村定居。他的父親徐忠清原本是一個鄉村塾師,1873年被選為拔貢生;母親嶽氏為徐忠清之繼室,其傢族自稱嶽飛後裔。徐樹錚的外祖父嶽封叔是個看相先生,因看中徐忠清有富貴之相而將女兒嫁給他。徐樹錚從小生長在這樣一個鄉村知識分子的傢庭環境中,自幼深受儒傢熏陶,並且聰明伶俐,鄉裡爭傳他 七歲能詩 ,譽為神童。十三歲那年(1892年)考中秀才,四年後以歲試第一等第一名的成績補廩生,可謂少年得志。
  投筆從戎
  1897年,徐樹錚赴省城江寧(今南京)參加鄉試,不幸落榜。此時清朝在甲午中日戰爭中失敗,列強掀起瓜分中國的狂潮,中國的知識分子也逐漸覺醒,不少人走上投筆從戎的道路,徐樹錚就是其中之一。此次名落孫山後,他就放棄科舉,認為 儒者讀書,要以致用為宗。頻年朝政日非,喪師割地,為國大辱。釋而不圖,雖皓首牖下何益? 於是徐樹錚將他投筆從戎的志向訴說給父母聽,父母借口他還年輕而不予同意。此後的徐樹錚便 思究兵謀,留意天下政財大略,預為投筆計 。
  1900年,八國聯軍侵華戰爭爆發,徐樹錚聽說清政府正在招募士兵,認為這是自己實現夙願的大好時機,便從父親的床頭拿瞭錢偷偷離傢投軍。嶽氏發現兒子離傢出走之後,親自坐上騾車,追到清江,把徐樹錚帶回瞭傢。兒子膽大的舉動讓父母十分擔憂,為瞭打消徐樹錚從軍的念頭,父母強逼徐樹錚娶親成婚。新娘是同樣出身鄉村塾師傢庭的夏宣。盡管如此,徐樹錚仍割舍不掉他的軍旅情結,夏宣甚至還出奩金資助丈夫追求夢想,徐忠清夫婦見無法阻攔,不得已同意徐樹錚離傢投軍。
  1901年,徐樹錚離開徐州前往濟南,欲投奔當時的山東巡撫、統領新建陸軍的袁世凱,並上書一封,中心內容大致是 國事之敗,敗於兵將之庸蹇。欲整頓濟時,舍經武無急務 ,袁世凱正值母喪丁憂,所以不能親自接見徐樹錚,便派山東觀察使朱鐘琪來代他考察這位年輕人。但徐樹錚與以 名士 自居的朱鐘琪話不投機,被拒之門外,朱鐘琪甚至還向徐樹錚的傢鄉寄去瞭譏諷他的書信。就在徐樹錚落魄於濟南城中之時,他遇到瞭袁世凱之部下段祺瑞,兩人一見如故,段祺瑞遂聘徐樹錚為記室,徐樹錚遂成為段祺瑞20多年的左膀右臂,並開啟瞭他事業的起點。
  三造共和
  1905年,徐樹錚在段祺瑞的支持下,東渡日本學習軍事。他先在振武學校學習基礎知識,三年後進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步兵科就學,1910年學成回國。回國時才知道父親已在幾年前去世,不禁放聲痛哭。
  徐樹錚被清政府分配到駐紮北京南苑的陸軍第六鎮,仍歸段祺瑞麾下。不久後又前往彰德拜訪 回籍養疴 的北洋領袖袁世凱。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清政府很快陷入土崩瓦解的境地。袁世凱被起復以鎮壓革命,到11月更登上內閣總理大臣寶座。此間徐樹錚為段祺瑞出謀劃策,使計劃起義攻入北京的吳祿貞被暗殺。接著,段祺瑞被任命為湖廣總督,徐樹錚隨他駐紮湖北孝感。其後袁世凱授意段祺瑞等部將擁護共和,逼宮清廷,徐樹錚受命為段祺瑞草擬擁護共和的通電,並以總參謀官身份名列49名將領之中。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孫中山將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之位讓與袁世凱。段祺瑞成為民國政府的陸軍總長,徐樹錚則被任命為其屬下的軍學司司長,旋調任軍馬司司長。1914年升為陸軍次長。當時,段祺瑞因鎮壓白朗起義而不在陸軍部,回京後又因對袁世凱不滿而經常不上班,所以陸軍部的事務實際上由徐樹錚掌管。
  1915年二十一條簽訂後,段祺瑞、徐樹錚相繼免職,當時袁世凱正籌劃稱帝,段、徐二人都表示反對。而袁世凱則認為段祺瑞的態度是徐樹錚推動的,所以對徐樹錚尤為忌恨。1916年袁世凱撤銷帝制後,段祺瑞升任國務卿(後改稱國務總理),擬用徐樹錚為其秘書長,由於袁世凱不悅,遂改為副秘書長。從陸軍次長到國務卿副秘書長這段賦閑期間,段祺瑞用美國軍械軍火的回扣錢創辦瞭北京正志中學(現為北京市首都師范大學附屬中學)。
  1916年6月,袁世凱死去,副總統黎元洪繼任大總統,段祺瑞仍為總理,徐樹錚升為國務院秘書長。他在任時行事獨斷,威福自專,氣得黎元洪抱怨道: 現在哪裡是責任內閣制,簡直是責任秘書長制! 連段祺瑞也說 又錚荒唐 。徐樹錚與當時的內務總長孫洪伊對立,一度鬧得不可開交,最後經徐世昌調解,黎元洪遂於1916年11月將二人分別免職。
  1917年春,圍繞對德宣戰問題,府院之爭達到白熱化。段祺瑞企圖在日本的支持下對德國宣戰,而黎元洪則唱反調。在段祺瑞的部下中,唯有徐樹錚一人反對,認為中國應在一戰中嚴守中立。但段祺瑞不聽徐樹錚勸諫,於3月14日宣佈與德國斷交,5月1日操縱國會通過對德宣戰案。大總統黎元洪拒絕蓋印,並且在美國公使芮恩施 允為後盾 之下,利用5月18日北京英文《京報》披露段祺瑞向日本借款1億日元而引起民憤之事罷免瞭段祺瑞總理之職。段祺瑞離京赴津,試圖東山再起。徐樹錚作為段祺瑞麾下骨幹,為段祺瑞恢復權力而四處奔走,還參加瞭1917年5月長江巡閱使張勛組織督軍團召開的第四次徐州會議。段祺瑞從徐樹錚那裡得知張勛欲借調停府院之爭以恢復清朝的計劃以後,決定暫時不反對復辟,等到張勛復辟成功後再行討伐,趁機奪回總理寶座。果然,張勛應黎元洪邀請進京後,就於1917年7月1日扶植清朝遜帝溥儀復辟。段祺瑞在7月3日馬廠誓師,自立為討逆軍總司令,以徐樹錚、梁啟超等為參贊,討伐張勛。討逆軍組織前後,徐樹錚並不在段祺瑞身邊,而是南下蚌埠、南京等地,遊說北洋實力派倪嗣沖、馮國璋等反對復辟。不久後返回天津,到7月12日,張勛復辟失敗,段祺瑞以 三造共和 的功勛重掌大權,而每一次行動都與徐樹錚是分不開的,正如徐樹錚的朋友陳興亞向他致電所說那樣: 以總理(段祺瑞)坦白無私,而有三造共和之功,實皆兄運籌贊襄之力居多。
  力持武統
  張勛復辟後,黎元洪引咎辭職,由鎮守南京的副總統馮國璋代理大總統。1917年8月10日,徐樹錚再次出任陸軍部次長。當時,西南的桂系陸榮廷、滇系唐繼堯等軍閥處於獨立狀態,孫中山也在廣東發起護法運動,湖南自治運動勃興,面對南北分裂的局面,段祺瑞力主武力統一,而馮國璋則主張 和平混一 ,使府院之爭再起。徐樹錚與段祺瑞緊緊站在一起,共同進退。1917年11月,皖系的另一骨幹傅良佐在湖南被陸榮廷打敗,武力統一政策受挫,段祺瑞和徐樹錚相繼辭職。
  徐樹錚辭職後,繼續為武力統一政策四處活動,他將直隸督軍曹錕拉攏過來,又召集北洋各省督軍和督軍代表(除長江三督外)召開天津會議,於是武力統一的呼聲重新高漲,段祺瑞為首的皖系軍閥又占瞭上風。在徐樹錚等人的壓力下,馮國璋被迫贊同武力統一,到1918年2月時,曹錕、吳佩孚、張敬堯、張懷芝、馮玉祥等各路軍閥紛紛南征。
  徐樹錚在向馮國璋施壓的同時,又秘密慫恿奉天督軍張作霖率兵入關。他的目的一是為瞭加大迫使馮國璋主戰的壓力,二是為瞭截獲陸軍總長段芝貴向日本訂購的武器,四分之三給張作霖,四分之一給自己,三是讓馮國璋親信王士珍下臺,皖系領袖段祺瑞重新出任總理。2月22日,奉軍在秦皇島強行截獲日本軍械,馮國璋和段祺瑞均對徐樹錚勾結張作霖截獲軍械之舉極為驚訝,徐樹錚辯解說他是為瞭防止軍械落入主和派手中。段祺瑞本欲利用這批軍械編練 參戰軍 ,不願其落入張作霖手中,遂召見徐樹錚,指責他此舉是 教猱升木 ,徐樹錚反問教長江三督 升木 者是誰(即馮國璋),段祺瑞無言以對。進入3月以後,奉軍在徐樹錚的策劃下陸續入關,擁護段祺瑞重新上臺,徐樹錚的計劃遂大功告成。在段祺瑞下臺後的幾個月內,徐樹錚在各路軍閥間的縱橫捭闔是他在政治舞臺上獨立完成的第一個 傑作 。當時在正志中學教書的著名學者林紓曾作《匹馬度關圖》以稱頌之。
  段祺瑞第三次做總理以後,徐樹錚專註於武力統一,他以奉軍副司令的身份代行總司令張作霖的職權,指揮數萬奉軍南下應援作戰,反復激勵和催促曹錕、張懷芝率領第一、二路南征軍赴湖南與南軍作戰,並遙控浙閩聯軍進攻廣東,指示川陜劉存厚和陳樹藩堅持抵抗護法軍。起初北軍節節勝利,奪取瞭嶽陽和長沙。1918年4月,徐樹錚與段祺瑞一道 南巡 漢口,召開軍事會議。段祺瑞返回北京後,徐樹錚南下長沙,親自部署戰局。這時湘軍趙恒惕、劉建藩等部已反攻回來,徐樹錚急調一支奉軍迅速入援,自己於5月1日回京,繼續輔佐段祺瑞展開對南作戰。隨著戰爭陷入膠著狀態,局勢越來越對皖系不利,特別是段祺瑞政府在1918年5月16日簽訂的《中日陸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披露以後更是引起瞭新一輪的反戰浪潮。5月21日,徐樹錚受段祺瑞之命再次南下漢口、長沙,穩住前線士氣。
  操縱選舉
  張勛復辟後,段祺瑞就采納研究系梁啟超、湯化龍等之意見,宣稱不要舊國會、不要舊約法、不要舊總統,而是成立瞭一個過渡性的臨時參議院,並由馮國璋簽署瞭選舉新國會的命令。徐樹錚遂積極從事於新國會的綢繆,打算成立一個支持皖系軍閥的政黨來控制國會。他認為政黨一詞 為世詬病 ,已經污名化,王揖唐乃建議用俱樂部之稱,又因為該俱樂部在1918年3月8日成立於北京安福胡同,故稱為安福俱樂部。由於徐樹錚是現役軍人,不便直接出面,因此是安福俱樂部的幕後操縱者。1918年6月,徐樹錚自南方前線回京後,更加緊鑼密鼓地籌劃選舉事宜。由於權勢幹預,安福系與梁士詒、葉恭綽等的交通系聯手在參眾兩院選舉中大獲全勝,成功排斥瞭勁敵研究系。徐樹錚大喜過望,於1918年6月29日致電各省督軍說: 各省區參、眾選舉已揭曉者,其成績以奉、皖、黑、晉、熱、察、中央各部及蒙、藏為全勝,吉、豫十之九,京、綏五分四,魯、蘇四分三,直、贛、浙三分二。以上選員得人,為國稱慶,吾兄聞之,當亦為之快慰也。 此次選舉出的國會是中華民國第二屆國會,由於安福系包攬70%以上的議員名額,因此又稱 安福國會 。
  安福國會出籠後,選舉新任大總統成為當務之急。代理大總統馮國璋並非不想轉正,但他看到國會已被安福系控制,自知大勢已去,不願參選;國務總理段祺瑞雖然在政鬥中處於上風,但由於樹敵過多,直系軍閥及國會中的交通系、研究系都不樂見他當選,南方更是誓死反段,所以他也表示不參選大總統。而標榜超然主義的北洋元老徐世昌成為眾望所歸的大總統候選人。9月4日,徐世昌當選中華民國大總統,作為這次選舉幕後導演的徐樹錚在現場 面有得色 ,並第一時間將此消息通報給各省軍民長官。徐樹錚領導的安福系在國會和總統選舉中出盡風頭,引起各方不滿,盡管他一心維護段祺瑞的地位,但段祺瑞權衡利弊,決定辭去總理之職,專任參戰督辦。1918年10月10日,徐世昌正式就職,段祺瑞和馮國璋也同時下臺,由錢能訓代理國務總理。但段祺瑞仍在徐樹錚等人的輔佐下把持著實權。徐樹錚在籌劃國會選舉的同時,殺死瞭段祺瑞的政敵陸建章。此事雖在段祺瑞的袒護下不瞭瞭之,但引起瞭各路軍閥的不滿,尤其是陸建章的侄女婿馮玉祥,雖然當時並未流露,卻為七年後刺殺徐樹錚埋下伏筆。
  武統失敗
  徐樹錚活躍於北京政界之時,南方前線的局面卻越來越糟。先是主將曹錕稱病北返,吳佩孚等前線將領又產生厭戰情緒,私下與南方通款,又發電斥責徐樹錚 堅持武力、得隴望蜀 ,甚至公然反對安福系選出的徐世昌當大總統。另一方面,張作霖與徐樹錚也產生齟齬,徐樹錚不得不於1918年10月1日辭去奉軍副司令之職,專任參戰督辦處參謀長,負責編練參戰軍。
  不久後,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不僅國際和平成為人心所向,國內和平也壓倒瞭武力統一之聲,新任大總統徐世昌公開鼓吹南北和解,美國和日本也不願段祺瑞的武力統一政策繼續下去。在此情況下,段祺瑞與徐樹錚難以堅守武力統一政策。1918年10月24日,徐世昌下瞭一道和平令,徐樹錚自然不甘接受,徐世昌乃把他支去日本 觀操 。11月4日,徐樹錚啟程赴日,11月16日,徐世昌下達停戰令,武力統一政策宣告破產,等12月16日徐樹錚 觀操 歸來時,南北和平會議已經拉開帷幕,徐樹錚對此無可奈何,遂於12月25日請假回徐州省親,以示不滿。
  其後徐樹錚一面繼續編練參戰軍,一面幕後操縱南北和會,徐世昌亦不願受段祺瑞、徐樹錚的擺佈,起用徐樹錚的死對頭靳雲鵬、張志譚分別為陸軍總長、次長以牽制之,南方則要求解散安福國會及參戰軍,各方矛盾在此期間交織在一起,使南北和會毫無進展,到1919年5月13日,南北談判破裂。
  西北籌邊
  盡管參戰軍沒有遭到解散,但在國內外追求和平的潮流下,依賴日本借款、挑起南北戰爭的皖系軍閥已成為眾矢之的,最受段祺瑞器重的徐樹錚更是被推上風口浪尖。因此,徐樹錚不得不為參戰軍找一條出路,而這條出路就是外蒙古。辛亥革命時,外蒙古在俄國庇護下獨立,後又取消獨立,改為自治,中華民國僅享有宗主權的空名。俄國十月革命以後,外蒙的王公和喇嘛受到震動,遂生撤銷自治、回歸中國之心,日本則指使出身佈裡亞特人的白俄軍官謝苗諾夫染指外蒙,這種局勢使外蒙撤治提上瞭北洋政府的議事日程。
  徐樹錚很早就關註外蒙問題,1912年在給當時還是段祺瑞手下幹將的靳雲鵬的信函中就已闡述他力保蒙古的戰略思想。1918年10月,徐樹錚辭去奉軍副司令之職後,負責編練參戰軍,派人到河南、安徽等地招募新兵,組成三師四旅的規模。1919年1月,皖系人物察哈爾都統田中玉提出條陳,首次公開提出撤治的建議;4月17日,徐樹錚提出《西北籌邊辦法大綱》,不僅主張撤治,更提出瞭使外蒙與內地一致的同化政策。6月13日,北洋政府正式任命徐樹錚為西北籌邊使,7月18日頒佈西北籌邊使官制,同時參戰軍改為邊防軍,參戰督辦處改稱邊防督辦處。6月底以後,邊防軍陸續開拔外蒙。徐樹錚動員的駐守外蒙古的邊防軍其實隻有第三旅第七、第八兩個團的兵力,其餘大部分邊防軍都駐守內地,以備軍閥混戰之用。
  雖然外蒙撤治已成定局,但外蒙的王公和喇嘛兩派圍繞撤治條件問題明爭暗鬥,尤其是喇嘛不願失去既得利益,對撤治頗為抵觸,導致撤治延宕不決。中央政府駐外蒙的代表都護使陳毅則周旋兩方之間,商定瞭《外蒙善後條例》63條方案,準備由外蒙王公呈報中央政府批準。此時,徐樹錚還陷入北京的政爭之中,他在6月成功推翻瞭錢能訓內閣,扶植龔心湛代理國務總理,徐世昌為瞭打擊徐樹錚的氣焰,與曹錕、張作霖聯手,點名要已成為徐樹錚之政敵的靳雲鵬組閣,徐樹錚反對靳雲鵬組閣失敗,開始專心於外蒙古問題。都護使陳毅與蒙古王公方面商量的有條件撤治方案,顯然不符合徐樹錚的口味,他於1919年10月23日自京啟程,10月29日抵達外蒙首府庫倫(今烏蘭巴托),11月1日便指出陳毅撤治方案的 七不可 ,主張簡括數句,快刀斬亂麻地解決外蒙問題。隨後他排擠陳毅,並對外蒙當局施壓,於11月14日夜晚直赴外蒙 總理 巴德瑪多爾濟住處,出示他新擬8項撤治條件,逼其簽字;或者外蒙先提出撤銷自治,再商定條件,並警告巴德瑪多爾濟說: 寬限一日,夜晚須解決,否則拿解者不止一佛(指外蒙 皇帝 哲佈尊丹巴活佛),執事雖老,亦當隨行! 巴德瑪多爾濟聽瞭以後嚇得戰戰兢兢,第二天便趕緊召集王公和喇嘛開會,擬出瞭請求撤治的呈文,馬不停蹄地交給徐樹錚,徐樹錚為昨日的魯莽向巴德瑪多爾濟道歉,隨後立刻將呈文送至北京。11月22日,大總統徐世昌批準外蒙撤治呈文,至此外蒙古全境重新被置於中國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轄之下。此前一天,徐樹錚已從庫倫返回北京復命。
  1919年12月2日,北洋政府任命徐樹錚為外蒙活佛冊封專使,12月27日,徐樹錚第二次來到庫倫,1920年1月1日為哲佈尊丹巴八世舉行冊封典禮,在恰克圖巡視邊務後於1月24日返回北京。1920年5月10日,徐樹錚第三次赴蒙。不久後,北洋內直奉矛盾陡然升級,徐樹錚於6月被段祺瑞召回。接著,大總統徐世昌於1920年7月4日免去徐樹錚西北籌邊使之職,徐樹錚對外蒙的經營也就戛然而止。一年後,外蒙古在蘇俄的支持下獨立建國。
  直皖戰爭
  徐樹錚收復外蒙古,他本人和皖系的威信和實力隨之大為增長,令奉系張作霖和直系曹錕如坐針氈。原本北洋各派系在段祺瑞、徐樹錚的指揮下共同對南作戰,到1920年時已經離心離德,大有劍拔弩張之勢。徐樹錚的政敵靳雲鵬在直奉二系及徐世昌的支持下坐上總理之位,也讓徐樹錚耿耿於懷。1920年4月8日,曹錕在保定以悼念直軍陣亡將士為名義,召集8省代表開會,不僅決議停止對南作戰,還要求解散徐樹錚所把持的安福俱樂部,矛頭直指皖系。1920年5月,吳佩孚從南方前線撤回直隸,直皖關系日益緊張。直系明確提出罷斥徐樹錚,段祺瑞堅決不接受。7月3日,張作霖、曹錕、李純等通電公佈徐樹錚 禍國殃民 、 賣國媚外 、 把持政柄 、 破壞統一 、 以下弒上 、 以奴欺主 六大罪狀,7月4日,大總統徐世昌免徐樹錚西北籌邊使之職,改授遠威將軍,其指揮的邊防軍劃入陸軍部。段祺瑞和徐樹錚對此怒不可遏,加緊對直系備戰。7月9日,段祺瑞組建定國軍,自任總司令,徐樹錚任副司令兼總參謀長。7月14日,段祺瑞發佈總攻擊令,曹錕、吳佩孚率軍迎戰,直皖戰爭爆發。兩軍從廊坊到高碑店一線展開戰鬥,到7月17日時,皖軍將領曲同豐被吳佩孚生擒,張作霖也通電助直反皖,戰局急轉直下,徐樹錚見大勢已去,當晚從廊坊戰場逃回北京。7月19日,段祺瑞引咎辭職,直皖戰爭結束。
  皖系戰敗後,安福俱樂部被解散,徐世昌下令通緝徐樹錚等 十大禍首 ,徐樹錚逃到日本公使館避難達百餘日。1920年11月14日,徐樹錚藏在一個箱子裡,被運離日本公使館,然後自天津東渡日本。
  自直系聲討徐樹錚以來,徐樹錚本人一直保持沉默,先是靜觀待變,而後埋頭於軍事部署,未嘗公開以言語反駁。因為他自知樹敵過多,不宜公開發言。直皖戰爭失敗對徐樹錚來說是一次沉重打擊,不僅武力統一的夢想被徹底粉碎,而且他的政治生命也隨著皖系的倒臺而基本終結。此後徐樹錚雖圖謀卷土重來,但再也沒有先前在中央政界呼風喚雨的能力瞭。
  開府福建
  1921年1月末,徐樹錚自日本返回上海,2月初秘密到達福州,勸說福建督軍李厚基與浙江督軍盧永祥一起推翻直系軍閥。李厚基曾經是皖系成員,並與徐樹錚有表親關系,但他為瞭維護自己地位,不願接受徐樹錚建議。4月,徐樹錚又遊說盧永祥,盧永祥雖然是皖系軍閥僅存的碩果,但與徐樹錚有隙,為保存實力,也不予理會。這時,孫中山返回廣東,展開第二次護法運動,自任中華民國非常大總統。徐樹錚產生瞭與曾經的敵手 孫中山合作的想法。在此之前,徐樹錚就和孫中山有瞭一些聯絡,他曾閱讀《孫文學說》一書,對孫中山的主張表示贊成。收復外蒙古以後,又主動電告在上海的孫中山,孫中山也以陳湯、班超相稱許。這時出於打倒直系的目標,徐樹錚開始為皖系和孫中山牽線搭橋。
  1921年12月22日,徐樹錚抵達廣州,試圖會晤孫中山,孫中山因公務纏身,派廖仲愷、汪精衛、蔣介石等代為接見。1922年1月18日,徐樹錚又前往桂林,在獨秀山下靖江王府會見瞭孫中山,徐樹錚建議孫中山與段祺瑞、張作霖建立三角同盟,打倒把持北京政府的直系軍閥,孫中山表示贊成。兩人相談甚歡,孫中山甚至要把徐樹錚留下來作參謀長,被徐樹錚婉拒。徐樹錚回到上海,致函隱居天津的段祺瑞,建議聯合孫中山,段祺瑞權衡再三,終於同意。
  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戰爭爆發,張作霖的奉軍敗北,退回東北自保;6月,陳炯明與直系勾結,驅逐孫中山,孫中山回到上海。8月21日,徐樹錚與孫中山在上海會談,徐樹錚擬至福建延平(今南平)策動他的舊部王永泉推翻李厚基,占領福建,作為反直根據地,請求孫中山調其部隊相助。孫中山表示同意,派胡漢民去延平與王永泉商議合作條件,徐樹錚本人也攜帶段祺瑞撥給他的80萬元經費,於9月7日潛入延平,成功說服王永泉與效忠孫中山的粵軍許崇智部一起打倒李厚基。9月27日,王永泉在延平宣佈獨立,許崇智亦從粵贛邊境向福州進軍。10月2日,徐樹錚在延平建立 建國軍政制置府 ,自稱 總領建國軍政制置府事宜 ,宣佈尊奉段祺瑞和孫中山,在正統政府成立以前不聽從任何人的號令,以其所著《建國銓真》為準則。隨後王永泉和許崇智在其指揮下打敗李厚基,徐樹錚於10月17日進入福州,任命王永泉為福建總撫。但是,徐樹錚的制置府基本上無人支持,不僅直系虎視眈眈,王永泉同床異夢,就連段祺瑞也不贊成徐樹錚另立旗號。福建人民則高呼 閩人治閩 ,孫中山方面亦主張 軍民分治 。徐樹錚接受孫中山的主張,以王永泉為福建總司令,閩籍國民黨人林森為福建省長,曇花一現的建國軍政制置府便被取消瞭。
  訪問各國
  1922年11月2日,徐樹錚離開福建,經上海前往天津,會見段祺瑞,匯報閩事經過,後又返回上海,隱居近兩年。這期間,他一直在撮合與維持段祺瑞和孫中山的聯盟關系,另外他還在1924年夏秘密來到奉天,會見張作霖,捐棄前嫌,重修舊好,使皖奉一致針對直系。1924年夏秋之際,直系江蘇督軍齊燮元與皖系浙江督軍盧永祥之間的江浙戰爭爆發,徐樹錚再度活躍,援助盧永祥對抗齊燮元,但盧永祥的浙滬聯軍節節敗退,到10月時隻剩下上海,徐樹錚趁機取而代之,通過盧永祥部將陳樂山、楊化昭逼盧下野,然後自任浙滬聯軍總司令。孫中山聽說徐樹錚登臺,積極響應,發表瞭討賊宣言,並鼓舞部下說: 又錚登臺必可大振,望各方為之助力,我軍仍決入贛。 不料,10月15日徐樹錚到華界浙滬聯軍司令部開完會後返回上海英租界寓所時,被偏袒直系的英租界工部局拘禁,理由是他在租界從事軍事活動違反相關規定,於是徐樹錚欲在江浙大展宏圖的計劃流產瞭。
  1924年10月21日,徐樹錚獲釋後就乘英國船出國遊歷,逗留香港時聽說政局發生劇變,馮玉祥在第二次直奉戰爭如火如荼之際發動北京政變,軟禁大總統曹錕,段祺瑞重新出山,被奉為執政。徐樹錚反對段祺瑞當執政,強調這隻是一個傀儡地位,但段祺瑞還是在1924年11月24日出任中華民國臨時執政,徐樹錚便決定將外遊計劃由長期改為短期。1925年1月4日,段祺瑞任命在巴黎的徐樹錚為考察歐美日本各國政治專使,組成一個15人的考察團,考察團先後訪問瞭法國、英國、瑞士、意大利、德國、蘇聯、波蘭、捷克、比利時、荷蘭、美國、日本共12個國傢,徐樹錚會見瞭這些國傢的元首,包括墨索裡尼、斯大林、裕仁天皇等,並與法國交涉金佛郎案,為此案的解決起到重要作用。1925年12月10日,徐樹錚率考察團回到上海。
  徐樹錚回國時,國內處於極度混亂的狀態。馮玉祥的國民軍與張作霖的奉軍互搶地盤,浙江的孫傳芳崛起,對抗奉軍南下。曾經不可一世的段祺瑞在復出後淪為馮玉祥的傀儡,由 段厲公 變成 段哀公 。徐樹錚一心想將段祺瑞推上總統寶座,重掌大權,打算勸說張、孫兩傢息兵,共同對付有 赤化 之嫌的馮玉祥。馮玉祥得到這些情報,自然感到芒刺在背,再加上七年前徐樹錚殺死他舅父陸建章的仇恨,遂對徐樹錚萌生瞭殺心。
  遇刺身亡
  1925年12月19日,徐樹錚自上海乘輪船進京,12月23日在天津上岸,當天乘汽車抵達北京,12月27日身著掛滿勛章的大禮服覲見段祺瑞,表示使命完成。此時北京局勢日益險惡,馮玉祥打敗瞭奉系李景林,張作霖處死瞭叛將郭松齡,馮、張雙方勢必有一場惡鬥,因此段祺瑞勸徐樹錚早早離京。等到徐樹錚啟程時,有人在段祺瑞辦公桌上放瞭紙條,上面寫道: 又錚萬不可南去,去必死 十個字,段祺瑞又連忙派人將紙條遞給徐樹錚,徐樹錚看瞭後卻毫不介意,笑道: 何人阻我,我豈信此讕言?
  1925年12月29日下午,徐樹錚在眾人送別下乘火車離京赴津。馮玉祥的心腹 京畿警備司令鹿鐘麟將這一情況通報在張傢口的馮玉祥,並請示該如何處置。馮玉祥對徐樹錚的新仇舊恨一時湧上心頭,指示鹿鐘麟將徐樹錚逮捕槍斃。鹿鐘麟轉達馮玉祥國民軍第五師師長張之江執行,於12月30日凌晨2時在廊坊截住徐樹錚所乘列車,穿著睡衣的徐樹錚被 請 出列車並挾入張營,隨即遭槍殺。與此同時,馮玉祥將陸建章之子陸承武接到廊坊,讓他出現在徐樹錚的隨從面前,聲言該事件是他為父報仇所為,但事後的各大報紙都披露瞭馮玉祥殺死徐樹錚的真相。而段祺瑞雖然對徐樹錚的被害感到痛不欲生,驚呼: 斷我股肱!斷我股肱! 卻因處於馮玉祥的控制而無能為力,徐樹錚之死也就沒人追究瞭。次年4月,段祺瑞因三一八慘案而辭職,隱居天津,皖系軍閥徹底退出歷史舞臺。
  徐樹錚死後,遺體被他的學生段大洪找到,然後由徐樹錚的衛士張振聲用騾車運到北京,段祺瑞提供棺材,並親自撰寫神道碑,安葬徐樹錚於蕭縣鳳傢山之原。1945年,徐樹錚之子徐道鄰以殺人罪起訴馮玉祥和張之江,但有關部門以逾期為由拒絕受理。
徐樹錚收復外蒙
  1919年11月16日晚,徐樹錚邀駐庫倫都護使陳毅小聚。兩人放量痛飲,徐樹錚的酒量很厲害,把陳毅灌得酩酊大醉,昏昏睡去。一覺醒來,徐樹錚告訴他,活佛哲佈尊丹巴已經在給中央政府的呈文上簽瞭字。
  陳毅聽瞭大吃一驚。原來徐樹錚唯恐夜長夢多,都等不及讓活佛再考慮考慮。就在他和陳毅舉杯痛飲的同一時間,他辦瞭一桌 鴻門宴 ,令參謀將哲佈尊丹巴等人請來吃飯,席間就有言在先:活佛不在呈文上簽字,今晚誰也不能走!
  對撤治而言,這是最關鍵的一天,陳毅和王公交涉瞭十多個月而未果的撤治問題,就在這一天以極其幹凈利落或者說 霸道 的方式解決瞭。
  11月17日,外蒙自治政府將自願撤治的呈文分別送交都護使陳毅、籌邊使徐樹錚,請求代轉呈送北京政府。北京政府收到呈文後,徐世昌即以大總統身份發佈明令,宣佈取消外蒙自治,同時廢除相應的中俄條約。
  外蒙取消自治,是近代史上震驚中外的一件大事。徐樹錚10月29日到庫倫,11月17日塵埃落定,在短短的十八天時間裡,他不須一槍一彈,不費一兵一卒,僅憑 恩威並施 手段的運用,就得以大功告成,使外蒙重歸中華版圖,確實是 非常之人,立非常之功 。
  至此,徐樹錚完成瞭一生之中最為得意也最為重要的一次壯舉。11月24日,他載譽回京,向政府進行述職。各方面的賀電賀函已如雪片一般飛來,皖系內部自然是擊掌相慶,梁士詒賀函雲: 冒雪北征,保國安邊,苦心遠識,令人傾倒 。連孫中山也來電祝賀,稱自清末以來,割地喪權之事不絕,中國已久無漢代陳湯、班超、傅介子那樣能出塞為國建立殊勛的人物。徐樹錚在短時間內就建此奇功,足以與上述這些古代人傑比肩稱雄。
  在當時南北對立的情況下,孫中山的這一表態引起瞭某些國民黨人的抗議。孫中山不改初衷,批復道: 徐收回蒙古,功實過於傅介子、陳湯,公論自不可沒。
  國務院決定裁撤庫倫都護使署,原都護使陳毅奉調回京,改任豫威將軍,外蒙事務交由籌邊使署全權處理。不久,總統徐世昌又特派徐樹錚為冊封專使,負責到外蒙主持活佛的冊封典禮。出使之前,徐樹錚的老幕主段祺瑞親率政府官員、議員百餘人在故宮保和殿舉行瞭歡送大會。
  重返外蒙,緊張和忙碌已被輕松所代替,但心情卻更為激動。上一次徐樹錚隨身所帶的是 六十三條 ,這次則是一本《漢書》。
  徐樹錚的詩文水平很高,自稱填詞海內第一,其詩句 美人顏色千絲發,大將功名十萬騎 在當時廣為人知,而它也恰好可以作為《漢書》的題記 如同孫中山所例舉的那樣,這本古書所記載的漢代,乃是中華民族歷史上最偉大最雄健的時代之一,其間湧現出瞭太多的勇士和外交傢,傅介子、張騫、陳湯、班超 。他們出使西域,安定邊錘,言必行,行必果,其事跡至今讀來仍令人血脈賁張。
  徐樹錚走一路,看一路,吟一路,途經驛站時,心潮澎湃,夜不能寐,便忍不住披衣下床,在驛館墻上題寫七律一首,開頭第一句便是: 沖寒才覺鐵衣輕,莫負荒沙萬裡行。
  徐樹錚頂風冒雪,風塵仆仆地再次回到庫倫。蒙人將徐樹錚奉若神明,軍民出郊十裡,夾道相迎。進入庫倫城後,大街小巷已經全都掛上瞭民國的五色國旗。
  1920年元旦,徐樹錚在庫倫佛宮主持冊封大典,典禮十分隆重,據蒙人說,乃千年未有之盛舉。當徐樹錚將冊封令與七獅金印交到活佛哲佈尊丹巴手中時,整個庫倫城一片歡呼之聲。
人物評價
  徐樹錚是北洋軍閥中少有的文武雙全的人才,一方面,他出身秀才,飽讀詩書,袁世凱曾形容徐樹錚 一臉的書氣 ,在民初武人中可謂鶴立雞群;另一方面,他勤習武藝,曉暢軍事,雖有直皖戰爭之敗,但他所擬的戰爭草案卻得到時人高度贊許,皖系的另一人物曾毓雋還認為皖系戰敗不應歸咎於徐樹錚,反而是因為各路將領沒能好好履行徐樹錚所擬的戰爭草案。徐樹錚的活動是緊緊依托段祺瑞的,他與靳雲鵬、吳光新、傅良佐並稱皖系的 四大金剛 ,而他無疑是最受段祺瑞信賴和倚重的謀臣,因他如諸葛亮揮動羽扇一般為段祺瑞出謀劃策,故人稱 小扇子軍師 。徐樹錚對段祺瑞始終忠誠不貳,魚水情深,在皖系軍閥當權的1916年至1920年間,幹出瞭許多大事,如再造共和、扶段倒黎、引奉入關、武力南征、對日簽約、籌建安福俱樂部、操縱國會選舉、收復外蒙古等等。徐樹錚在活躍於政治舞臺期間,為人專橫跋扈、鋒芒畢露,學者稱 徐樹錚做事,往往獨斷獨行,亢直自愛,有時令人難於忍耐 ,這種處事風格讓他與許多軍閥官僚的關系搞得很僵,甚至段祺瑞都對此有所不滿。
  正是由於徐樹錚是段祺瑞的馬前卒,而且在軍閥中人緣極差,所以直皖戰爭後段祺瑞倒臺,徐樹錚立即成為眾矢之的而備受攻擊。當時出版的許多關於徐樹錚的著作,如《徐樹錚秘史》、《徐樹錚正傳》、《徐樹錚軼事》、《徐樹錚小鳳合刊》、《安福禍國記》、《安福痛史》、《安福大罪案》、《段氏賣國記》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對徐樹錚加以醜化和抹黑,無不指責他是禍國殃民的罪魁。北洋軍閥倒臺後,先後執政的國共兩黨都對北洋集團全盤否定,徐樹錚自然也被打入 反動 人物的黑名單中。但由於他曾收復外蒙古,加上晚年與孫中山的聯合,所以對他的評價不算太過貶低,甚至比起直系當權時略有上升。改革開放以後,隨著思想的不斷解放和史料的發掘運用,人們對徐樹錚越來越重視,評價也趨向客觀,尤其是時下民族主義情緒發酵,徐樹錚以其收復外蒙古的功績而耀眼,在中國人心目中的地位抬高,形象也變得正面起來。總而言之,徐樹錚如同許多近代人物一樣,世人對其是非功過的評說都是毀譽參半、兩極分化,且其評價隨著時代的變化而變化,是一個形象復雜而頗具爭議的人物,正如為徐樹錚作傳的學者王彥民所說,徐樹錚 有愛國之心之行,亦有誤國之處 , 徐樹錚一生毀譽交加,毀者謂其罪大惡極,以致殺之而快;譽者倍稱其愛國之至,恐繼起者無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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