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沅君

人物簡介  馮沅君原名馮恭蘭,是我國著名作傢、戲曲史傢、大學一級教授,也是著名學者馮友蘭和馮景蘭的妹妹,丈夫是陸侃如。馮沅君曾先後在復旦大學、中山大學、武漢大學等高校任教,還曾是山東大學的副校長,代表作有《中國詩史》《中國文學史簡編》《中國古典文學簡史》 等。馮沅君作品體現出明顯的浪漫主義色彩,具一格,很有特色。

人物生平
  主要經歷
  馮沅君父親馮臺異,字樹侯,清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中進士,到兩湖總督張之洞幕下辦事,曾任武昌 方言學堂 會計庶務委員(即外國語學校的總務長),後任湖北省崇陽縣知縣。馮樹侯註重對子女的教育,在傢設書房請 教讀師爺 ,為其長子友蘭、二子景蘭及女兒沅君講授古文、算學、寫字、作文。年幼的馮沅君喜愛讀古文,尤愛讀唐詩,十一二歲時不僅能背誦大量的詩詞,而且還能夠吟詩填詞,故有 才女 之譽。後來,馮沅君的大兄、二兄先後赴京、滬學習。馮沅君在傢一方面利用傢中父兄念過的書,刻苦攻讀,吟詩作賦;一方面大量閱讀大兄、二兄帶回來的中國古典名著及新出的報刊,從中接受新的思想。1917年秋
  宣統三年(1910年)入縣立端本女子小學堂。辛亥革命時輟學,居傢自修。民國6年(1917年),離傢赴京,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文科專修班。 五四 運動前後,校長思想頑固,反對學生參加愛國運動,馮沅君受15所女校愛國學生委托,起草致徐世昌總統書,並遊行請願上書,又迫使校長辭職。她將樂府詩《孔雀東南飛》改編為話劇,親自扮演焦母,進行反封建宣傳。
  民國十一年(1922年),畢業於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國文系並考取北京大學研究所研究生,研習中國古典文學,並於1927年畢業。其間1923年開始小說創作,以筆名淦女士在《創造季刊》與《創造周報》上發表《旅行》、《隔絕》和《隔絕以後》等篇。她的小說充滿瞭大膽的描寫和反抗舊禮教的精神,在當時曾震動過許多讀者。1926年出版瞭短篇小說集《卷葹》(北新書局)和《春痕》(北新書局),前者是她的代表作,由魯迅編入《烏合之眾》。1929年又出版第三個短篇集《劫灰》(北新書局)。作品多是描寫為獲得婚姻戀愛自由幸福而反抗舊禮教的青年的情緒,也寫母愛。
  1925年後,先後在金陵大學、中法大學、暨南大學、復旦大學、安徽大學、北京師范大學、北京大學等校任教,其間於1929年與文學史傢陸侃如結婚。著有《中國詩史》(與陸侃如合著,1932年開明書店),《中國文學史》(啟明書局)、《中國文學史簡編》等書。1932年與丈夫陸侃如留學法國,在巴黎大學學習。1935年在巴黎大學文學院獲博士學位後回國,先後在金陵女子大學、復旦大學、中山大學、武漢大學、山東大學等校任教,曾任第一屆、第二屆和第三屆全國人大代表,山東大學副校長。至新中國成立前夕,除教學工作外,主要從事古典文學、文學史的研究和著述。這期間出版《古優解》、《孤本元明雜劇題記》、《古劇說匯》等書。
  1949年起,一直任山東大學中文系教授,其間修訂瞭《中國文學史簡編》,與陸侃如合寫的《中國古典文學簡史》已被譯成英文和羅馬尼亞文。還和北京大學林庚教授主編《中國歷代詩歌選》(1964年,人民文學出版社)。1955年,出任山東大學副校長,1956年加入九三學社。1962年被評為山東省先進工作者。解放後積極參加社會活動,先後擔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第二、第三屆代表,山東省婦女聯合會副主席,山東省文聯副主席,山東省人民委員會委員等職。1974年6月17日病逝。
  傢藏古籍甚多,有明本近百種,有部分圖書被日本學者倉石武四郎看過。生前曾立下遺囑,把他們數十年的全部積蓄6萬餘元人民幣及2萬餘冊珍貴的藏書,全部捐贈給山東大學。
  沅君童年
  馮沅君幸福的童年十分短暫,在她剛滿8歲的時候,父親馮樹侯突發腦溢血病逝於崇陽縣衙任中。那是1908年夏天,即馮樹侯出任崇陽縣官的第二年,正是春風得意之時,死神卻把他帶走瞭,盡管他走得那麼匆忙,那麼不情願。盡管馮沅君是那麼愛自己的父親,心裡充滿對父親無上崇敬、仰慕和愛戴的真情實意,但無奈人生無常,事至可悲。
  在父親病逝後的幾年裡,馮沅君跟母親及二位兄長,又返回到瞭唐河縣老傢的大傢庭中。自此,她隻好在母親的教導和兄長們的幫助下自學詩書。沒過多久,她的兩位兄長紛紛離傢遠赴開封、上海,進瞭大、中學堂。
  馮沅君的這兩位胞兄都是新學堂的學生,在學校接受瞭一些新的東西,思想都比較開明。所以,他們平素在傢中的言談及經常從外地寄來的新派報刊,使馮沅君逐漸受到新文化、新思想的影響。她不再滿足於深居閨中讀書習字的生活,她熱切地企盼像兩位兄長那樣,到大城市去讀書,受教育,汲取新的文化知識。
  說來也巧,機遇從天而降,北洋政府決定將原來慈禧太後創辦的女子師范學校改為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並於1917年開始招生。馮沅君得知這一消息後,欣喜若狂,她與其兄說服母親,毅然隨兩位胞兄進京投考。當時,北京女高師入學考試隻考國文一門,馮沅君自幼學習國文,有較好的基礎,自然是一舉考中瞭。就這樣,17歲的河南姑娘馮沅君成瞭中國第一批女大學生。從此,馮沅君開始瞭嶄新的學校生活。
  名滿京華
  馮沅君就讀北京國立女高師之際,正是五四運動席卷中國知識界的時候, 新潮派 和 歐美派 的教師們給女高師帶來瞭新的思想,所以當北京各大學的學生紛紛走上街頭遊行,抗議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的時候,北京女高師的學生便積極響應,投身到時代那波瀾壯闊的革命熱潮之中。當時,北京女高師的方校長是一個思想頑固的老官僚,他不準學生上街參加愛國遊行,並下令緊閉校門,還特意派人在校門上加瞭一把大鐵鎖。然而,馮沅君卻無視學校的嚴束,第一個搬起石塊砸碎瞭鐵鎖,全校的同學奪門而出,與北大、清華等校的師生會師。這件事使馮沅君在北京女高師獲得瞭一個勇敢無畏的好名聲,受到廣大師生的贊揚。
  反帝、反封建的五四運動,喚醒瞭一代有頭腦、有作為的男女青年。馮沅君,這個內心一直向往著自由與解放的青年女性,受到瞭這個偉大運動的感召,勇敢地拿起瞭筆,將樂府詩《孔雀東南飛》改編成古裝話劇,並親自登臺演出,主動扮演瞭劇中眾矢之的的封建專制傢長的典型人物焦母(馮沅君的同屆同學程俊英飾劉蘭芝,孫斐君飾焦仲卿,陳定秀飾小姑)。女大學生登臺演戲,在20年代的中國,不能不說是一種極為大膽的行動,從而得到執導此劇的李大釗先生的稱贊和《戲劇雜志》社陳大悲先生等人的支持。女大學生登臺演戲在北京是頭一遭,故而轟動瞭整個北京城,演出獲得瞭意外的成功,連演3天,盛況空前:第一天滿座,第二天以後就連窗戶外邊也擠滿瞭人。北大、清華的師生們還開瞭專車前往觀看,李大釗先生的夫人帶著女兒前去助威,魯迅先生和川島先生亦都來看過戲。《孔雀東南飛》的演出,使馮沅君成為引人註目的人物,有人寫文章說馮沅君此時是 名滿京華 。
  珠聯璧合
  馮沅君和陸侃如的戀愛,是從1926年秋天開始的。當時的陸侃如是清華大學研究院的高才生,英俊瀟灑,才華橫溢。他的《屈原》、《宋玉評傳》等在學術界頗引人註目。他比馮沅君小3歲(陸侃如生於1903年11月26日,江蘇海門人),是年夏天從北京大學國文系畢業後,隨即考入清華大學研究院。他除瞭研究《楚辭》,還協助梁啟超校註《〈桃花扇〉傳奇》。當時,馮沅君已是文壇享有盛名的女作傢,自然贏得瞭陸侃如的愛慕。由於業務上的相近,使他與馮沅君有接觸的機會。他這位風度翩翩的江南才子,深得馮沅君的好感。兩人雖然不是青梅竹馬,卻是一見鐘情。他們相識之後,就開始瞭頻繁的往來、交談、通信。陸侃如反復地向馮沅君表示純潔的友誼,接著就是純潔的愛情。每逢星期日,陸侃如都到北大來找馮沅君,他們常常在月光下促膝談心,或者在北海泛舟,有時也相約去遊長城,流連徘徊於頤和園的水榭、圓明園的古跡堆中,或者是香山幽靜的小路上。經過海闊天空的侃談,雙方就再也分不開瞭。
馮沅君陸侃如
  1929年,陸侃如在上海與馮沅君結婚,從此二人合作研究中國古典文學。
  1932年夏,陸馮同時出國,入法國巴黎大學研究院,1935年夫婦均獲文學博士學位。1935年回國後,任燕京大學教授兼中文系主任。抗日戰爭爆發後,於1938年初南下昆明,在遷至雲南的中山大學師范學院任教。1942年,到四川三臺,任內遷的東北大學文學院院長兼中文系主任。1946年隨校遷回沈陽。1947年到青島,擔任山東大學中文系教授。 1958年隨學校遷居濟南。
  1949年青島解放後,陸侃如任山東大學校務委員會副主任兼圖書館館長,1951年任副校長、《文史哲》編委會主任,並當選為省人大代表。1953年相繼擔任全國政協委員、全國文聯委員、全國作協理事。1953年加入九三學社,為九三學社山東地方組織創始人之一,歷任九三學社中央常委、青島分社主任委員、濟南分社籌委會主任等職。1957年被錯劃為右派,1978年12月1日病逝。臨終前將其珍存的全部書籍和近3萬元存款捐獻給山東大學。1979年平反昭雪,恢復名譽。
  馮沅君是新中國第一位女一級教授,也擔任過山東大學副校長,同時還在文化界、婦女界擔任一些要職,積極參加青島市的社會活動。
  陸、馮夫婦在文學研究領域同心協力著書立說,比翼齊飛,堪稱文壇佳話。1931年,他們二人合作出版60萬字的《中國詩史》,打破傳統見解,很有新意。1932年二人又合作出版《中國文學史簡編》一書,他們二人的著作被譯成幾種外國文字出版,使中國古代優秀文學遺產在世界范圍內發揚光大。
  山東大學以陸馮二人生前積蓄為基金,設立瞭 馮沅君文學獎 ,鼓勵有成就的文學教學研究工作者,努力獻身祖國的文化學術事業。
馮沅君小說特點
  她小說中那種反對封建禮教、爭取自由獨立的精神足以與和她前後馳名文壇的另外幾位作傢比肩。她的創作大都集中在自由戀愛和封建包辦婚姻沖突這一主題上,即使後期的創作也仍然是愛的主題。
  這種激烈沖突的描寫采用第一人稱的書信體,以女主人公為敘述主體,更增加瞭強烈的反抗意識,這在初期女作傢的作品中是少見的。我們固然可以從作傢創作主體找到原因,但更是時代使然。馮沅君的出現,才第一次在女作傢筆下出現瞭與傳統大膽叛逆的知識女性形象。這也許正是馮沅君小說獨特的思想意義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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