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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述之

人物簡介  彭述之於1921年冬加入中國共產黨,是中共早期領導人物之一,也是黨內托派領袖人物。彭述之曾參加過五四運動,是中共莫斯科支部的負責人之一,曾被選為中央委員,後因不同意中央路線而被開除出黨。彭述之後來成立瞭中國共產主義同盟,1948年將其改為中國革命共產黨並遷往香港,流亡在歐洲、越南、日本等地,於1983年病逝美國,享年89歲。

人物經歷
  1895出生在湖南邵陽市隆回縣羊古坳鄉轉角丘村,化名張次南、陶伯。
  1912年起在長沙、邵陽等地上中學,積極組織學生會,參加反對袁世凱、反對與日本簽訂 二十一條 的愛國學生運動。
  1917年在邵陽當小學教師。
  1919年入北京大學學習,參加五四運動。
  1920年秋,他先後在長沙、上海等地參加革命活動,並加入瞭青年團。
  1921年8月進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學習,同年冬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是中共莫斯科支部負責人之一。留蘇期間,彭述之與瞿秋白、羅亦農被稱為中共黨內 留蘇三領袖 。
  1922年1月參加共產國際召開的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
  1924年六七月間出席共產國際五大;8月回到上海,主編中共中央機關報《向導》周報和黨的理論雜志《新青年》,同時任上海大學社會科學系教授。
  1925年在中共四大上,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中央局委員。此後任中央宣傳部部長兼《向導》周報主編。
  1927年5月在中共五大上當選為中央委員。9月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委員,12月北方局撤銷,改任中共順直省委員會書記,後因不同意中央的路線而被解除領導職務。
  1928年4月,彭述之因堅持右傾錯誤,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決議,將他開除出中央委員會。
  1929年,他同陳獨秀等人結成中國共產黨 左派反對派 ,進行反黨的組織活動,同年11月被開除出黨。
  1931年5月四個托派小組織召開統一大會成立中國共產主義同盟時,當選為該組織的中央委員會委員、黨報委員會委員,負責宣傳工作。
  1932年10月15日,陳獨秀、彭述之等人因發表抨擊日本侵華及蔣介石推行不抵抗政策的文章、宣言和傳單,被國民黨上海市公安局以違犯《國民緊急治安法》名義逮捕入獄。
  1937年陳獨秀、彭述之出獄後,圍繞蘇聯無產階級專政和共產主義等問題,兩人之間產生瞭很深的裂痕和分歧,以後由分歧轉為完全對立,最終分道揚鑣。第四國際成立時,他擔任中國支部書記。在中國共產主義同盟第二次全會大會上,他通過決議,公開批判陳獨秀的 右傾機會主義 。
  1941年夏主持召開中國共產主義同盟二大。
  1948年底,以他為首的托派組織召開全國代表大會,將中國共產主義同盟改為中國革命共產黨。會後,他隨托派組織領導機構遷往香港。
  1949年,彭述之曾主持討論中國共產黨勝利成功的原因和教訓,公開發表瞭《告中國共產黨書》,他先後流亡越南和歐洲。
  1950年初由於港英當局的逼迫,流亡越南,不久移居歐洲。
  1951年,他參加第四國際第三次大會,成為中央執行委員、常務委員會委員及書記處成員。不久,彭述之因與第四國際總書記巴佈洛的多數派在理論和政策上發生對立,即與第四國際公開分裂,成為少數派的領袖,致力於把分裂的托洛茨基分子重新組織起來,企圖創造托洛茨基運動的再統一。
  1953年第四國際分裂,離開領導機關。1968年到日本,1973年移居美國。
  1983年11月28日因心臟病在美國去世,終年89歲。
彭述之回憶錄
  彭述之先生,是托派領袖人物,原是中共早期領導人之一,文中回憶瞭他一生經歷。該書由他女兒、女婿協同,他的女兒、女婿也是專業人士,在法國政治學基金會和科學研究院擔任研究院,為完成此書,跑遍法國、美國、日本等國的高級圖書中心查閱資料,可以說,這本書的出臺是經得起考證的。
  此人在大陸出版物中,基本是個符號式的人物,對他的經歷自然無法瞭解。他是湖南隆回人,青少年時期基本在湖南度過,在長沙留下不少足跡。
彭述之與向警予
  1925年,當時彭述之以中共的 四大 中央委員的身份接替多病的蔡和森擔任中央宣傳部部長,蔡和森則專職主編《向導》周報。為方便工作,中央決定蔡和森夫婦、彭述之夫婦和秘書鄭超麟一起住在宣傳部的寓所。
  彭述之才華很高,深深地吸引瞭向警予。 1925年6月,蔡和森因為領導上海 五卅 運動等工作,過度勞累,哮喘病和胃病復發,不得不離滬到北京療養。 彭述之在擔任中央宣傳部長之外,還自告奮勇地兼管中央婦女委員會的工作。而負責婦委工作的正好是向警予,兩人很快墜入情網,三個月後,兩人最終分道揚鑣。
人物評價
  彭述之,思想演變迅速,追求真理熱誠,信仰馬克思、列寧和托洛茨基主義堅定。對中共早期革命,彭述之還是作瞭許多貢獻的。
  彭述之在國外流亡期間,始終堅持托派觀點,對於彭述之的一生,王凡西在《雙山回憶錄》中作瞭評價: 彭述之死瞭,一個老革命傢逝世瞭 這樣一位始終不變,為一個政治主張而鬥爭終生的革命者,不管他的所信正確或者錯誤,也不管他的事業成功或者失敗,他之值得人們悼念、值得後來者的研究,那是完全應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