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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歷史揭秘:統一的國民政府為何曾想廢除春節?

  國民黨北伐統一中國後,重新頒佈命令,自1929年1月1日起,全國使用公歷,同時廢除舊歷和禁過舊年。在廢除舊歷和春節的問題上,當時的政府稱得上是雷厲風行。首先是頻頒禁令,在舊歷年到來時,政府各機關禁止放假過年,有的地方還禁止商店關門;其次是嚴厲制裁重“舊歷”輕“新歷”的行為,不僅是按照慣例於舊歷年節放假的學校負責人會被處罰,那些關張回傢過年的商人、在街上為人寫春聯糊口的落魄文人也受到瞭查處。有些地方政府甚至幹脆采取暴力,強行禁止春節中的一切慶祝遊樂活動,當時的媒體報道,河北昌黎縣政府就曾派警察武力驅散民眾的慶賀,各傢掛起來的節日彩燈也全被沒收。  當時的禁令雲:民國元年(1912)已頒令廢除舊歷,以公歷為國歷。為認真推行國歷,今起廢除春節。這道法令規定1月1日至4日為新年假,凡傳統於春節期間。歇業超過4天的行業、企事業可以移延,但嚴禁在春節中休業。傳統的年節活動相應前移:12月15日為年前掃除日;12月31日為除夕,舉行夜宴;1月1日為新年正日,舉行春宴;1月15日為元宵節,是日“打年鑼鼓,遊市上燈”。  為確保法令實施,國民政府命各報大力宣傳,各機關、學校傳達貫徹外,還通過各省市社會局、教育局和公安局采取各種行政措施。如禁止印刷、出版和銷售舊歷歷書歷本,禁止報刊附印舊歷,學校調整寒假時間;郵局自01月15日起停止收受投發賀年片、賀年電;工廠對舊歷春節期間上班者支付雙薪等。為此上海專門印制瞭上萬本新歷和新春聯,由各區黨部分發;還提出瞭“過一個革命化新年”的口號,強調“黨政軍各機關工作人員,更要以身作則,為全民倡”,如有違犯,將予處罰。   1930年12月28日舉行“推行國歷演講大會”,請出瞭革命元老、學界耆宿蔡元培,發表“國歷遠勝陰歷,各界應切實奉行”的演講。此令一出,貌似雷厲風行,但幾千年延續下來的傳統豈是一紙命令就能廢除的,民間消極抵制不說,各級官員也敷衍其事。以上海為例,頭一年花瞭大力氣組織瞭慶祝大會、燈會等許多活動,似乎還像回事。但到瞭舊歷年時,各傢仍偷偷過年,除夕那天鞋帽店擁擠不堪直至半夜,因為新年戴新帽穿新鞋乃吳地舊俗。1932年初,則適逢“一二八”戰爭,憤激與驚惶占據瞭人們的心頭。  1933年起,有組織的活動已漸漸銷聲匿跡,民間慶賀年節又復萌。到後來,除報紙不附印舊歷和春節期間不停刊外,一切如故。國民政府的這道命令。當時就引來瞭各方的批評。《民國日報》於1931年02月18曰,即舊歷之正月初二,刊發社論《昨天》,在歷數瞭上海街頭“鑼鼓聲、爆竹聲,又到處顯露著度歲的色彩瞭”、“一些私立學校依然放假數天”、“內地的學校更視國府明文為廢紙”事實後,明確指出:“廢歷系社會實際生活所形成,想用命令和宣傳力量,去革除廢歷,實系違背事實之奢望,決無立即實現之理。”這種“用命令的力量”革除舊歷,“實系最大的錯誤”。  再強大的行政力量,仍有鞭長莫及之處,那就是千百年來積淀而成的民眾心理和風俗習慣。於是出現瞭這樣的怪象:一方面是政府的嚴令,是政府所屬機關、學校團體對舊歷新年的有意的冷漠,另一方面,民間過舊歷新年之習俗及熱鬧場景,卻絲毫沒有因政府一紙禁令而減弱。當年北京《晨報》對此曾有生動描述:“一般人民於陽歷新年異常冷淡,對於陰歷新年,則特別高興。就北京一城而論,在陽歷新年的時候,除各公共機關門口結幾塊彩牌,與停止辦公幾天外,社會上絕無甚麼表示為新年點綴的,而在陰歷新年時候,無論何界都一律休息,而群趨於行樂一途,燃放爆竹徹宵不絕,比之陽歷新年實在熱鬧百倍。”當時一副對聯形容得很妙:“男女平權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陰陽合歷你過你的年我過我的年。”在政府和民間的這場對抗中,最終是前者放棄瞭堅守,中國人又恢復瞭過舊歷新年的傳統。相關閱讀推薦:歷史上各朝公務員如何過春節?唐朝開始放三天大年三十的守歲待“年”:趣談春節習俗的由來戰爭年代如何過春節?志願軍在朝鮮用炮彈殼包餃子2015春節祝福語大全 2015羊年祝福短信你不知道的歷史:“春節”竟僅有102年歷史

解密:國民政府為什麼遲至1941年底才對日宣戰?

  八年抗戰,這是中國人都知道的一段歷史,然而好多人所不知道,也想不明白的是,從1937戰爭全面暴發,到1941年底這段時間內,中國卻遲遲不肯對日宣戰——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中國局部抗戰開始。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中國全民族抗戰開始。但是直到1941年12月9日, 國民政府才對日宣戰。國民政府不宣戰的理由,主要在於三個方面,即日本未宣戰、對英美的依賴和國內“安內”問題。基於對這三個方面問題的認識,國民政府未予對日宣戰。  一、日本未宣戰  中日戰爭全面爆發後,日本禦前會議於1937年8月25 日專門討論是否對華采取宣戰方式。日本認為中日戰爭雖然“實質上無疑是戰爭,但因宣戰,則利害得失錯綜復雜”,決定擱置起來。但為瞭“有所昭示”,決定以天皇下達詔書的形式代替宣戰書的作用。9月4日發佈詔書說:“今朕之軍人,排除百難致其忠勇,是不外一促中華民國之反省,從速確定東亞之和平。”“朕望帝國臣民,鑒於今日之時局,忠誠奉公,和協一心,以贊襄達成所期之目的。”  1927年7 月《田中奏折》中說“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征服中國隻是達到征服世界的“一個歷程”,在踏上這一歷程時,日本必定會與美國發生戰爭,因為“欲以鐵與血主義而保東三省,則第三國之阿美利加必受支那以夷制夷之煽動而制我。斯時也,我之對美角逐,勢不容辭”。  在1931年占領中國東北後並在侵略華北過程中,日本將以美蘇為敵的政策具體化。1936年6月8日,五相(註:五相,即首相、外相、陸相、海相、藏相。)會議通過《國策基準》,規定為“確保帝國在亞洲大陸的地位,同時向南方海洋進展”,“陸軍須充實滿洲和朝鮮兵力,俾面對蘇聯遠東武力,能於開戰之初,予以迎頭一擊;海軍須充實整備,面對美國能確保西太平洋的制海權”。規定備戰標準,陸軍以蘇聯為主,海軍以美國為主。   基於上述考慮,日本在法律上自然不會對中國采取宣戰形式。就兩國動員兵力之眾、作戰地域之廣來看,實質上是不折不扣的戰爭,雖未宣戰,但已絕交。在整個中日戰爭過程中,日本采取瞭和戰雙重矛盾的方針,可用一句話來概括,即先是迫和,繼之是誘和,始終未行使宣戰權。  還須指出的是,日本總是避免使用“戰爭”一詞,不稱對華戰爭而稱“中國事變”,一個原因在於害怕各國擔心航運和貿易受牽連之故而導致國際聯合制裁以報復。1937年9月6日封鎖中國海岸講的是“和平”封鎖,即不是因宣戰而針對中立國航運的,而隻是針對中國海運的,就證明瞭這一點。  日本未宣戰,國民政府亦不宣戰。蔣介石在1932年1月11 日《東北問題與對日方針》的演講中即定下瞭這一基調:“且以日本帝國主義之暴悍無人理,猶不敢貿然對中國絕交宣戰,而猶是出於戰而不宣之行為者,蓋欲避免宣戰之責任,以減輕國際之責難也。今我明確尚無可戰之實力,而貿然為暴日所不敢之絕交宣戰,則適於暴日加責任於我之機會。”因此,“夫暴日對我之侵略,既以戰而不宣之方式出之,則我欲對之抵抗,何嘗不可襲用其方法,此乃正當之防衛與有效之抵抗”。盧溝橋事變爆發後,蔣介石在1937年7月19

國民政府最大諜報案:黃浚案顯讓蔣介石喪命

  1947年春,已雙目失明的著名學者陳寅恪偶讀《花隨人聖庵摭憶》,想起已在十年前便因漢奸罪被處死的該書作者黃浚,有感而發,寫下一首《丁亥春日閱花隨人聖庵筆記深賞其遊暘臺山看杏花詩因題一律》。詩曰:  當年聞禍費疑猜,今日開編惜此才。  世亂佳人還作賊,劫終殘帙幸餘灰。  荒山久絕前遊盛,斷句猶牽後死哀。  見說暘臺花又發,詩魂應悔不多來。  陳寅恪還題短跋於其後:“秋嶽坐漢奸罪死,世人皆曰可殺。然今日取其書觀之,則援引廣博,論斷精確,近來談清代掌故諸著作中,實稱上品,未可以人廢言也。”  秋嶽是黃浚的字。  黃浚是何許人也?為何一個漢奸的才華能讓飽學鴻儒陳寅恪不避嫌疑地青睞有加?可見黃浚之才確非尋常之輩能望其項背。  黃浚,字秋嶽,號哲維,生於福州一書香世傢,其父黃彥鴻曾為清廷翰林。黃浚被處決前系國民政府行政院簡任高級機要秘書,此為僅次於秘書長之要職。1937年8月26日,以叛國罪被判死,是抗戰中最早被處決的漢奸。  黃浚自幼隨外祖父讀書,4歲識字,7歲能詩,因其早慧遂有“神童”之譽。1902年,年僅18歲的黃浚12來到北京,就讀於京師譯學館。因其博學多才,頗為在京的陳寶琛、嚴復、林紓等福建同鄉父執所賞識。其後,他又以才名曾受知於當時的政界巨擘梁啟超,與詩壇領袖樊增祥、傅增湘、羅癭公等人也過從甚密,獲益匪淺。  這些時代巨擘的器重,使得黃浚的文化造詣日漸精進,更兼之其喜好交結,尤擅攀附名流,由此令他得以有緣掌握前清的一些政壇文壇掌故趣聞,並可從前人日記書札、公牘密電中收集到不少秘藏珍跡,得以寫成《花隨人聖庵摭憶》一書,曾在《中央時事周報》雜志上連載。該書絕大部分篇幅,所述皆為鴉片戰爭以來發生在晚清70年間的諸多歷史事件,皆材料翔實、論述完備,時人贊之“援引廣博,論斷精確”。  民國初年,黃浚留學日本,曾在早稻田大學讀書,回國後在北京軍閥政府中任職。1935年,黃浚得福建侯官同鄉、同盟會元老、時任國民政府主席林森的援引,由北京南下,在南京政府任行政院高級機要秘書,頗得行政院長汪精衛的信任,能參加國民政府最高級的軍政會議。  “九·一八”事變後,日本逐漸加快瞭侵略中國的步伐。各種各樣的日本間諜深入到中國各地刺探情報,南京自然是日本間諜關註的頭號目標。日本間諜的指揮部設在日本駐南京總領事館,總領事須磨早年畢業於日本著名的早稻田大學,是個資深老牌間諜,他以外交官的身份作掩護,指揮日本特務與浪人,收買中國漢奸與流氓,不擇手段地搜集各種情報。他把眼光放在瞭自己在早稻田大學讀書時的同學、南京政府行政院機要秘書黃浚身上。   黃浚有才無德,一味追求個人享受,生活極為奢靡,毫無人格與氣節。其長子黃晟和他是一丘之貉,也曾留學日本,回國後在國民政府外交部工作。  黃浚父子很快就淪為漢奸、間諜。被拉下水後的黃浚於是又用重金收買瞭參謀總部、海軍部、軍政部中一些失意的親日派高級軍政人員,組成瞭一個間諜集團,為日本人竊取機密大開方便之門。  不久,令人扼腕的悲劇便發生瞭:江陰要塞泄密。  1937年8月的一天,蔣介石突然接到一個令他驚愕不已的消息,在長江中上遊沿線包括在南京、九江、武漢、宜昌、重慶等各港口行駛與停泊的約20多艘日本軍艦和商船,突然全部沖過江陰江面向長江下遊疾駛。與此同時,南京、武漢、重慶等地的日本僑民也都突然全部停止一切活動,隨日本商船匆忙下撤。  因為就在幾天前,蔣介石曾召集“軍委會”的高級將領開瞭一個非常機密的軍事會議。會上,討論通過瞭為防止日軍占領華北後,直插山西、陜西、四川,然後從長江上遊包抄國民政府的大後方,決定派海軍封鎖江陰要塞江面。如此重大的軍事行動還未實施就流瞭產。這突然的變故,自然讓蔣介石目瞪口呆。  到底誰是內鬼?讓蔣介石很鬱悶。然而就在他還未來得及安排清查時,泄密事件再次發生!在南京的蔣介石準備前往上海親自督戰,但由於日軍早已嚴密控制瞭南京到上海一線的鐵路、公路,蔣介石一直沒能走得瞭。最後蔣介石接受白崇禧的建議,決定搭乘英國駐華大使許閣森的轎車一起去上海。  因為當時的英國是中立國,英國大使的座車插有英國國旗,日本人是不會轟炸的。也算天不滅曹,第二天,蔣介石因突然有急事而改變瞭和許閣森一起去上海的計劃。  許閣森插有英國國旗的專車遭到兩架日本軍用飛機的輪番追逐轟炸。轎車左躲右藏,終於還是翻瞭個底朝天。而發生的時間,離上次的江陰要塞泄密案發生才不過10多天。  顯然,日本人預先得到瞭蔣介石要乘坐許閣森的專車去上海的情報,而知道蔣介石這個計劃的隻有幾個高層的軍政要員和行政院機要秘書黃浚。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蔣介石剛剛僥幸逃過一劫,危險再次向他襲來。1937年9月4日,又是“總理紀念周”,這天蔣介石必來。  正當大傢在南京中央軍校靜候蔣介石的時候,突然發現兩名嫌疑分子已混進軍校,於是進行緊急搜查,那兩名嫌疑分子無奈乘車逃跑瞭。警察查瞭那天校門口登記的進出軍校的各單位主官乘坐的轎車車號和人員,終於發現,那兩名嫌疑分子逃走時所乘坐的轎車是行政院機要秘書黃浚的車。  正是這次逃車案,使黃浚露出瞭狐貍的尾巴。  一系列重大泄密事件,使得蔣介石怒不可遏,他嚴令盡快挖出隱藏在內部的漢奸團夥,除惡務盡。負責鋤奸的是國民黨憲兵司令兼南京警備司令谷正倫的“特警二隊”。谷正倫鎖定黃浚,秘密成立瞭一個“偵緝黃案專門小組”開展工作。  谷正倫與其部下設下瞭一個圈套,讓黃浚集團全部往裡鉆。果然黃浚等人上當瞭。黃浚遂被處以極刑,同時被處決的還有其長子黃晟及同黨十餘人相關閱讀推薦:瑪塔·哈麗怎麼死的:行刑前解開上衣的美女間諜震驚日本的諜報案:日本近衛內閣顧問尾崎秀石案一場真實的諜報戰:重慶談判始末臺兒莊大捷諜報英雄:投筆從戎的文學碩士夏文運甲午戰爭前日本間諜報告:“大清全民腐敗”

解密:偽滿政府和偽國民政府的外交醜劇

  日本侵華期間,采取“以華治華”的策略,在東北、華北和華東等地扶植瞭一批漢奸傀儡政權,並千方百計把它們捆綁在日本侵略戰爭的戰車上,從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等各個方面驅使和利用它們,以達到其在中國實行殖民統治、擴大侵略戰爭的目的。於是,在它的操縱之下,各個漢奸傀儡政權之間開展瞭頻繁的“外交”活動。其中,偽滿洲國和汪精衛的南京偽國民政府之間的“外交”活動尤為明顯。這場“外交”活動是近代史上的一出醜劇。  一、“外交”醜劇的開場  在日本帝國主義的策動和操縱之下, 1940年3月30日,南京偽政權正式成立。它一成立,偽滿洲國“即表明全面協調友好的態度。”1940年7月,日本第二屆近衛文磨內閣成立後,為瞭擴大侵略戰爭,稱霸世界,通過瞭《基本國策大綱》,圖謀建立所謂“日滿華堅強團結為基礎的大東亞新秩序”。為此,它竭力操縱漢奸傀儡政權,開展“外交”活動,以達到其緊密勾結、狼狽為奸、沆瀣一氣的目的。於是,兩個漢奸傀儡集團奉日本主子之命,開始打得火熱。此後,在日本帝國主義的精心策劃和導演之下,進一步調整所謂“滿華外交”關系。偽滿洲國派參議府議長臧式毅作為全權委員去南京,於1940年11月30日同日本阿部信行全權大使及偽南京政府行政院院長汪精衛一起簽署瞭聯合宣言。它規定“日本國、滿洲國與中華民國謀求三國間以互惠為基調之全面合作,以取得善鄰友好、共同防共與經濟合作之成果,為此應采取必要之一切手段”;三國“將根據宣言之精神,迅即締結條約”。“日滿華”三方簽署的這個所謂的“日滿華聯合宣言”,為“建交”方式達成一致意見。至此,汪精衛的偽國民政府和偽滿洲國雙方建立所謂“外交”關系,構成瞭所謂“日滿華親善提攜”的格局。為此,它們進行瞭一系列的人員互訪、互派“大使”、互設“外交機構”等“建交”活動。1940年12月10日,汪偽特使、外交部長徐良到“新京”,向溥儀遞交“國書”,開始所謂“國交”。1941年1月6日,偽滿洲國任命呂榮寰為駐汪偽特命全權大使, 13日赴南京遞交“國書”;汪偽也任命廉隅為駐偽滿第一任大使,並於8月25日遞交“國書”。10月22日,偽滿將北平通商代表部改為大使館分館,把上海通商代表部、天津辦事處改為總領事館,濟南辦事處改為領事館。   二、汪精衛訪問偽滿洲國與張景惠回訪南京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汪精衛的偽南京國民政府和偽滿洲國之間的“外交”活動更加頻繁,勾結更加緊密,汪精衛、周佛海、張景惠等大漢奸們紛紛粉墨登場,大張旗鼓地上演“外交”醜劇,為日本帝國主義的“大東亞戰爭”虛張聲勢、搖旗吶喊。1942年3月1日,南京偽國民政府主席、大漢奸汪精衛為偽滿洲國出籠十周年發表演說,他宣稱:“友邦日本對英美宣戰後,中國政府聲明與日本同甘共苦,滿洲帝國政府也聲明與日本同心協力,這是東亞軸心向全世界發揚的共同精神。”他還祝賀“滿洲帝國皇帝陛下福體康寧,滿洲帝國國運昌隆,反共軸心作戰完成最後勝利。”  1942年5月7日,汪精衛到偽滿洲國進行訪問。當天下午,他一行人抵達偽滿洲國首都新京。8日上午,汪精衛等人前往偽皇宮與溥儀會見。汪精衛“就建國以來,國運之昌隆和滿華國交之日益發展前途祝辭。皇帝陛下致歡迎辭。”汪精衛的偽滿洲國之行,就其個人來說,他是十分不願意去的,但是,他又是不得不去,因為這是日本主子之命。而溥儀對汪精衛來偽滿洲國,也是“當時雖然很傷腦筋,但為瞭給主子面子,躊躇再三,還是在勤民殿召見瞭他,並賜宴招待。”顯然,這是日本主子不得不導演而其奴才們又不得不高唱“大東亞共榮圈”、“東亞民族之團結”的所謂“親善訪問”的一出醜劇。看來,宿怨歸宿怨,人以群分、物以類聚還是不變的。如今他不僅也成為同類———沒有獨立人格的傀儡,而且還與其沆瀣一氣,狼狽為奸。歷史就是這樣一次又一次地無情地嘲弄和諷刺瞭他們這般醜類。由此可見,汪精衛偽國民政府和偽滿洲國之所以共同上演一出出的“外交”醜劇,既是為瞭適應日本帝國主義發動太平洋戰爭的需要,同時也是它們茍延殘喘的需要。特別是兩個漢奸傀儡政權在日本帝國主義卵翼下出籠後,一直不被國際社會所承認,處於可悲的孤立的陰影之下。所以,它們才不得不通過上演這樣的“外交”醜劇來制造輿論,自欺欺人,掩飾其頹喪的情緒,擺脫其內外交困的窘境。  1942年6月8日,張景惠等去南京回訪,偽國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長周佛海代表汪精衛到機場迎接。張景惠在機場大放厥詞:“日前貴國汪主席閣下,正式訪問我國。皇帝陛下為此答禮,特派本使,今抵貴國首府南京。回顧兩國滿華之交,前年十一月,由於滿華日三國共同宣言而確立,貴我兩國,而來基於本來之關系,日增友好,而汪主席閣下,訪問我國,更增親善,誠不勝同慶之至。”1946月9日,汪精衛在偽國府禮堂迎接張景惠等人。張景惠在大庭廣眾之下則繼續高唱“為新東亞而邁進”,而在背地裡卻對汪精衛說:“現在咱們處境困難,日本的處境更難”。在南京,張景惠專程拜見瞭日本“大使”重光,又大談什麼“三國步伐一致”,“建設東亞新秩序對於日本帝國所執處理中國事變方策,實衷心感慶。自此次大東亞戰爭以來,日本帝國得赫赫之戰功,滿華兩個當對日本帝國遂行之戰,傾力協助,亦為日滿華三國同相結之好。   三、周佛海的東北之行  1943年4月8日,周佛海也竄到東北,訪問偽滿洲國。周佛海在汪偽傀儡政權裡歷任行政院副院長、財政部長、上海市長兼保安司令等要職。他的這次出行伊始就不順利,可謂險象環生。飛機“過山東半島,山嶽甚多,顛(簸)不堪,餘乘飛機向未吐過,今則吐矣。有次機急降,人離座位與機頂相碰,後機師謂此機簡直堅急(實),如系別機,在(則)直墜地下矣。險哉!”接著,又遇到偽“新京”(長春)降大雪,飛機不得不迫降在大連。在東北,他一口氣呆瞭十餘天,不僅於長春會見瞭溥儀、張景惠以及日本關東軍司令官梅津美治郎,而且還赴大連、撫順、鞍山,吉林、哈爾濱,所到之處,接二連三地會晤日本關東軍高級軍官、特務機關頭目和偽滿軍政要員。期間,他竟胡說八道,在觀看偽滿洲國的所謂“建國忠靈廟”之後說“亦如外到我首都之謁總理陵墓也。”特別值得註意的是,周佛海對於他的東北之行,早在行前的3月9日就說:“餘實不願前往,但影佐盼餘一行,赴哈爾濱與渠會談,商今後大計,此行恐不能免。”所以,他說“來哈,本為晤影佐”。影佐即影佐禎昭,他是日本軍部為侵華培養出來的新一代“中國通”,以領導上海日本特務謀略機關“梅機關”並炮制汪精衛偽傀儡政權、任日本陸軍駐汪偽政府首席武官及最高軍事顧問而臭名昭著。周佛海於1943年4月12日、13日兩天三次與此時已是日軍第七炮兵司令官的影佐禎昭密談,並說“來哈之目的已達”。可以看出,他的這次“外交”活動,是在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後戰局不利和日偽政權江河日下、舉步維艱的困境下進行的。其目的無非就是他東北之行之前所說“商今後大計”及此後向汪精衛報告的那樣,瞭解“華北情形和日蘇關系在東北之現狀”。在東北各地,盡管他觀風景、泡溫泉、吃西餐、喝美酒,忙得不亦樂乎,但熱熱鬧鬧的場面終究掩蓋不瞭作漢奸的內心的空虛和對前途的無望與哀傷,所以,離開長春時,“與張(景惠)握別,依依不舍,均有難言之隱”;離開哈爾濱時,“於(靜遠)省長、張(文鑄)司令來送,握別時彼此有言語不能形容之情緒”。  周佛海東北之行之後,日本帝國主義在太平洋戰場上屢戰屢敗,已走到瞭窮途末路;它卵翼下的各個漢奸傀儡政權也處於風雨飄搖之中,並大有樹倒猢猻散之勢,再也打不起精神搞什麼“外交”活動、玩弄自欺欺人的把戲瞭。相關閱讀推薦:偽滿洲國軍考:教你從細節分辨偽滿軍服與日本軍服非常珍貴的偽滿洲國老照片:溥儀在偽滿時期照片馬利諾夫斯基:偽滿洲國的掘墓人溥儀當瞭幾次皇帝?溥儀在偽滿洲國當瞭幾年皇帝檔案解密:大批“俄奸”曾給偽滿洲國當打手

揭秘:抗戰時國民政府給八路軍發過多少軍餉?

  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軍委在洛川會議後發出命令,決定將中國工農紅軍正式改編為中國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共轄3個師,每個師4個團,共12個團。隨後,八路軍總部收到瞭國民黨政府發給的第一批軍餉,計有30萬銀元。  中共領導的工農紅軍改編為國民政府的第八路軍,作為第二次國共合作的一個重要標志,也是來之極為不易的。1936年12月1日,毛澤東、朱德等19位紅軍高級將領聯名致電蔣介石,懇切提出:“吾人敢以至誠,再一次請求先生,當機立斷允許吾人之救國要求,化敵為友,共同抗日,則不特吾人之幸,實為全國民族唯一之路。【註】”蔣介石和國民政府對此均無下文。  同年12月12日,張學良、楊虎城突發西安事變,迫使蔣介石不得不同意聯共抗日。然而,在緊鑼密鼓的國共談判中,卻因紅軍的改編問題使國共雙方陷入僵局,據史料記載,第二次國共合作當時中共要求紅軍改編為八路軍後,應保持4個軍12個師的兵力規模,但蔣介石隻同意紅軍編成3個團。由於國共雙方意見相差懸殊,談判一度擱淺。   1937年3月下旬,周恩來從延安抵達杭州,親自向蔣介石出示瞭中共新的十五條意見書,其中最關鍵的內容為改編後的八路軍總兵力不少於4.5萬人,紅軍和陜甘寧邊區的經費,由國民政府撥付。蔣介石和國民政府給地方軍隊撥放軍餉早有先例,而且當時對各路地方軍閥極盡用重金拉攏之能事。比如,東北易幟後,國民政府每年撥付給張學良的東北軍軍餉高達200萬銀元。然而,這一次談判因故卻依然沒有達成協議。相關閱讀推薦:巾幗不讓須眉 八路軍統帥竟是一位21歲的美女!左權怎麼死的?八路軍副總參謀長左權將軍之死歷史上的今天6月27日 國民政府提出“保衛大武漢孤立無援的國民政府:應不應對日本單獨宣戰? 宣俠父簡介:被蔣介石親自下令暗殺的八路軍少將分頁:1/3頁  上一頁123下一頁  1937年7月,“七七”爆發事變後,國民革命軍在正面戰場上與侵華日軍交戰接連失利,兵力、兵源等及方面損失非常慘重。迫於抗戰的不利形勢,蔣介石開始向中共妥協,終於同意八路軍改編後保留三個師的兵力,要求整編後的八路軍趕快配合國民革命軍一同抗日作戰,並答應瞭由國民政府給中共領導的八路軍和陜甘寧邊區撥付經費等其他條件。  據史料記載,國民政府給中共領導的八路軍發放軍餉的數目,是根據國共談判所達成協議對八路軍按三個師的4.5萬人計算的,每月發放給軍餉法幣63萬元,其中生活費30萬元,戰務費20萬元,補助5萬元,醫療補助費1萬元,米面津貼補助及兵站補助費7萬元。如此款項在此後幾年中略有增加,但撥付給八路軍的軍餉總數一直沒超過75萬元。八路軍的軍餉在當時由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負責向國民政府軍委會軍需局領取。  1937年9月,改編後的八路軍東渡黃河,進入山西境內展開抗日。11月初,侵華日軍攻陷太原,國民革命軍、晉綏軍損失嚴重,山西抗戰形勢日趨嚴峻。對此,毛澤東致電八路軍總部指示朱德、彭德懷:“應該在統一戰線之原則下,放手發動群眾,擴大自己征集給養,收編散兵。應照每師再擴大3個團之方針,不靠國民黨發餉,而自己籌集供給之。”這是因為毛澤東早已清醒地認識到國民政府給八路軍發餉早晚都是靠不住的,不如抓住時機收編散兵擴大隊伍,自己動手籌集供給。   1938年,毛澤東抓住日軍調集6個師團30萬兵力夾擊徐州而造成冀、魯等省敵占區兵力空虛的有利時機,做出從山區到平原開展遊擊戰的正確決策,領導指揮八路軍分散遊擊,打擊日軍,擴大部隊,使八路軍部隊迅速發展壯大,兵力總數很快達到達25萬人,為原來4.5萬人的5倍。八路軍擴充的兵員雖越來越多,但除瞭補充戰時損失兵員外,大多都是以獨立團、軍分區、武工隊等名義存在,八路軍對外的正式編制依舊還是3個師。這應該說是毛澤東和中共的一個無奈和英明的創造。分頁:2/3頁  上一頁123下一頁  據最新披露的史料記載,國民政府對改編後的八路軍的軍餉發放,開始時也是比較認真地遵守協議按時發放的。如遇有特殊情況也有拖欠,但事後也會予以補發的。1939年冬,胡宗南部隊進攻陜甘寧邊區時,國民政府曾一度對八路軍停發軍餉。此事件平息後,經中共據理力爭,迫使國民政府不得不承認錯誤,使八路軍於次年4月份再次領到已拖欠半年之久的軍餉。  改編後的八路軍,按照毛澤東和中共的不失時機地擴大隊伍、自己籌集供給的指示精神,積極運用機動靈活的遊擊戰術打擊日軍,在異常艱苦殘酷的敵後抗戰中贏得瞭主動,在較短時間內迅速發展壯大起來。到1940年初,八路軍已經達到40多萬人,比國民政府收編時核定人數擴大瞭10倍。據老八路回憶錄記載,這些部隊大多靠自己動手征集給養。國民政府依然隻對原談判協議確定的3個師4.5萬人發軍餉。  1940年8月20日,八路軍百團大戰在彭德懷領導下打響,約計有120個團的兵力參戰,其中僅第一階段就殲滅日偽軍約7000人。在此役中,由於彭德懷首次打出瞭八路軍“百團”的旗號,在蔣介石和國民政府面前暴露瞭八路軍的真實兵力,雖然處在全民抗戰的最緊要關頭,但還是引發瞭蔣介石和國民政府對中共和八路軍的不滿。同年10月,國民政府開始切斷對八路軍軍餉供應。同年12月,國民政府國防部長何應欽公開宣佈停發延安方面的軍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