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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征這個詞的誤讀:隻有進入四川後才被定名長征

  “一送紅軍下瞭山,秋雨綿綿秋風寒。樹樹梧桐葉落盡,愁緒萬千在心間……”   提到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長征的開始,有些人會想到《十送紅軍》的歌,以及鄉親們為部隊送行的動人情景。其實,這首江西民歌描繪的場面並非長征出發。因為當時突圍的決定隻有極少數領導人知道。部隊為避免暴露意圖沒有向指戰員和群眾說明要出征,出發也選擇夜間而未驚動老百姓。長征開始後半個多月,國民黨當局才知道主力紅軍已離開。   長征這樣一個重大的戰略行動,開始為什麼要嚴格保密?這一決策又是怎樣制定的呢?   “姓朱名毛字赤匪,江西人也”   紅軍放棄根據地遠征,《長征組歌》的歌詞說是“戰略轉移去遠方”。離開辛辛苦苦創建的根據地,幹部戰士無不心情沉重。長征出發前,即1934年夏,毛澤東在中共粵贛省委所在地會昌進行調查研究和指導工作時,曾寫下《清平樂?會昌》,其中“戰士指看南粵,更加鬱鬱蔥蔥”兩句,就表達瞭對中央革命根據地面臨危機的憂慮心情。   土地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人創建根據地,自1927年秋毛澤東率部上井岡山為開端。1929年初,因國民黨軍實行會剿,井岡山上缺衣乏食,毛澤東、朱德率部突圍東進贛南、閩西,“紅旗躍過汀江,直下龍巖上杭”,至1930年終於開辟出一塊全國最大的中央蘇區。中央蘇區全盛時有21縣300萬人口,中央紅軍將近10萬人。1931年11月7日,贛南瑞金城內還舉行瞭一次“開國大典”,成立瞭“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毛澤東當選主席,朱德任中國工農紅軍總司令。從此,“毛主席”一詞傳遍天下,“朱毛”也成瞭中國革命力量的象征。由於國民黨在全國范圍終日叫嚷要“剿滅朱毛”、“鏟平江西赤匪”,許多封閉地區的士紳們還以為“所謂朱毛者,姓朱名毛,字赤匪,江西人也”。

明末李自成為何將自己的政權國號定名為大順國?

  李自成非常熱愛傢鄉,以與傢鄉有關的“大順”作為國號,顯出對傢鄉的拳拳之情。也許,“大順”二字起初在不經意間。後來,在定國號時,呼之而出,當年種下的種子,一下萌發瞭出來,成為國號之源頭。   對明末農民義軍領袖李自成的研究,其范圍方方面面,其文獻林林總總,堪為汗牛充棟,於歷史研究,其意義自不待言。但,李自成稱帝,為何定國號為“大順”,對其源考,似乎僅見高壽仙先生一文。   其文推測,李自成大順國號源於劉伯溫先生為明太祖朱元璋卜歷數之長短時,伯溫卜之曰其基業“三百單八”年,“遇順則止”。並佐以李自成軍師宋獻策“精於六壬、奇門遁法及圖讖諸數”為證,進而推論“很可能是接受瞭宋獻策等人的建議,以暗應讖語,表明自己是大明王朝的終結者”。   對此,筆者頗有疑義。一是朱元璋與劉伯溫論江山歷數的故事,不是史實。一個開國皇帝,雄心勃勃,總希望自己開創的基業延祀萬年,此時不至於去想何時終結的事情,所以,這件事本身就是荒唐的,是經不起歷史推究的。退一萬步說,如果實有其事,《明史》的編修者不會不收錄。須知,《明史》是由清人編修的,有這樣的史實,豈不是清代王朝鼎革前明的最有力的、必然的且萬分正當的理由瞭嗎?自然,不見於正史的未必不是史實,但有利於後來統治者的史實,特別是涉及“江山歷數”這樣的大事件,稍有歷史常識的人都知道,必然不會被後來統治者所忽略。此事,並不見於正史,所以可以斷定不是史實。二是劉伯溫所謂“三百單八”年江山,“遇順則止”的預言為江湖術士之小伎倆,一種明顯的巫蓍般的讖語,不大可能在這種君臣對話的嚴肅場面而言。三是假定劉伯溫能掐會算,一向聰穎謹慎的他,又深知朱元璋脾氣秉性,也不會說出這種大晦氣的話來,畢竟沒必要冒這種殺頭的風險。他後來主動引退,告老還鄉就證明瞭這一點。四是劉伯溫《燒餅歌》《透天玄機》等偈語式的“未來學”,大多出現在晚清到民初,隻是假劉伯溫之名而已,歷史已有定論。五是一個朝代在還沒有滅亡之前,從來沒人能具體推斷到其滅亡的年份和終結者為誰人。因此,“三百單八”、“遇順則止”這些話語,隻能是對以前歷史的總結,不會成為三百多年前就對歷史的預言。就是到崇禎最後一年的正月,人們可能預感到明朝要滅亡,但也未必能料定崇禎十七年必亡,否則,就不會有那麼多人用自己的生命去對抗這個“天命”瞭。歷史的發展告訴人們,雖有殷鑒,但也有漢劉秀的再起和唐郭子儀的中興,力挽歷史狂瀾者比比焉記諸汗青。處在歷史飄搖中的王朝,飄搖茍延幾年甚至十餘年的,翻開厚厚的中國史,不在少數。因此,李自成包括宋獻策等人,在建立大順朝時,社會上還不會流傳“三百單八”、“遇順則止”這些瘋子語的。   看來,這種以讖語命國號的依據,還不足為憑。   不過,大順這個詞語,的確是好。從儒傢的《禮記》、道傢的《老子》,到司馬遷的《史記》,都有闡述,直到現代民俗口語的“六六大順”,其意不需贅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