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於《濟南日報》 自1922年到1991年，蘇聯在人類歷史上存在瞭整整70年。這70年裡，幹部集團的腐敗，始終如附骨之疽。蘇聯70年腐敗史，對後世是一個沉痛的歷史教訓。 列寧時代：防范幹部特權，但特權已經泛濫。一般說來，政權初建，氣象一新，必有一段勵精圖治，腐敗現象會相對較輕。但事實卻並非如此，早在列寧時代，蘇聯(俄)的腐敗問題就已相當嚴重。 早在1920年俄共九大上，許多黨代表就曾憤怒指責黨內的嚴重腐敗“無論對於誰都不是個秘密”，“中央和地方的‘共產黨員’允許自己那樣的奢侈，他們的行為絲毫不比老牌的資產階級遜色，工人和農民對他們敢怒不敢言”。這些腐敗的種類主要包括：公車腐敗、住房腐敗、飲食腐敗、醫療腐敗、貪污受賄、權錢交易、盜用公款。 當然，最高當局也不是沒有采取過防范腐敗的措施。十月革命後，列寧就對領導幹部的工資和待遇作瞭嚴格規定，要求一切公職人員的薪金“不得超過熟練工人的平均工資”。列寧率先示范，其作為國傢最高領導人的工資是500舊盧佈，而鐵路員工的最高工資是510舊盧佈。1919年制定的35級工資表，黨政領導人的工資大大低於工人的最高工資。 但問題在於：領導幹部們很快就不靠工資生活瞭，在工資之外的其他方面，享受特殊待遇的領導幹部們與群眾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 斯大林時代：公然將幹部的特權腐敗制度化、合法化。斯大林建立起瞭一整套保證領導幹部層特權的制度。這個官僚特權階層主要享有如下特權：(1)宅第權。從中央到地方各級官員均有一處或幾處別墅。凡是名勝地、風景區、海濱、避暑勝地，幾乎全部被大小官員的別墅所占據。(2)特供權。各級黨政機關均有特設的內部商店、餐廳、冷庫等供應網絡，按照官職大小、地位高低享受特殊供應。(3)特教權。凡是高級官員的子女，從幼兒園到大學均有培養他們的專門機構或保送入學的制度。高級軍官的兒子則直接送軍事院校培養。(4)特繼權。官員特別是高級官員可以免費為自己的子女留下豪華住房和別墅，供他們終身享用。(5)特衛權。花在高級領導人身上的費用，達到無法核算的程度。(6)特支權。位居金字塔頂端的官員在國傢銀行有敞開戶頭，即戶主可以不受限制隨意提取款項的戶頭。 法國作傢羅曼·羅蘭1935年到莫斯科訪問，驚訝地發現連“偉大的無產階級作傢”高爾基也置身於深深的特權腐敗之中，在金碧輝煌的別墅裡，為高爾基服務者多達四五十人。 赫魯曉夫時代：向幹部特權腐敗體系發起首次攻擊。赫魯曉夫上臺後，向斯大林一手建立起來的幹部特權腐敗體系，發起瞭蘇共歷史上的第一次主動攻擊。在他的命令下，很多官僚特權被取消，如“信封制度”、免費早餐午餐、免費別墅、專用汽車等。官員們在斯大林時代的高薪也被大幅度砍削。但這些都不足以從根本上消滅幹部特權腐敗——— 列寧時代就是個例子，這些官僚特權在當時是非法的，但這些官僚特權仍然興盛不衰。所以，赫魯曉夫采取瞭另一種“釜底抽薪”的方式，即實行幹部任期制與輪換制。最後，這些丟掉特權的官僚們下決心要趕走赫魯曉夫，成瞭勃列日涅夫的“政治盟友”。 勃列日涅夫時代：蘇共腐敗幹部們最幸福的黃金期。勃列日涅夫的上臺，很得力於“在赫魯曉夫手裡失去腐敗特權”的幹部們的支持；作為回報，勃列日涅夫為這些幹部們創造瞭蘇共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極好的腐敗環境。不但恢復瞭被赫魯曉夫取消的所有幹部特權，還增加瞭新的特權項目。 勃列日涅夫始終沖在腐敗的最前線。他任總書記之後，任用瞭大批親信，包括自己的許多親屬。如勃氏的女婿丘爾巴諾夫，僅10年時間就從一個普通民警一躍而成為內務部第一副部長，在1976-1982年間大肆貪污受賄，釀成震驚全國的“駙馬案”。整個勃列日涅夫時代，“蘇共的許多書記、州委書記、邊疆區委書記、中央委員都卷入瞭骯臟勾當”。高級領導人彼此勾結、濫用權力、貪污受賄的案件層出不窮。除個別案例外，大多數腐敗案件都是勃氏去世後才被揭露出來。勃氏個人的貪婪在這場腐敗盛宴中起到瞭強烈的“示范”和“帶頭”作用。 戈爾巴喬夫時代：全面腐敗下的經濟改革隻能是悲劇。在經歷瞭短暫的安德羅波夫和契爾年科時期後，蘇聯迎來瞭戈爾巴喬夫時代。蘇聯歷史上著名的“共青團經濟”，就是在戈氏的改革中利用特權腐敗發展起來的；國傢職能部門被取消變成股份公司後，部長們大都成瞭公司的總裁，股份則大都在部門領導人之間被瓜分……總而言之，改革前誰是管理者，改革後誰就成瞭占有者和所有者。結果是，“國傢官員、黨的職能人員、共青團積極分子成為最初類型的俄羅斯企業傢、20世紀90年代初的第一批百萬富翁和‘新俄羅斯人’”。
20世紀30年代末期，作傢孫犁曾在一篇文章中寫道：延安的土佈，深藍色，佈質粗而疏，易下垂拉長。冬季以羊毛代棉絮，毛滑下墜，肩背皆空。有棉衣，甚少。 在延安，服裝的式樣和顏色比較單一。 魯迅藝術學院師生們的穿戴有著文化人獨特的風格。在延安早期的紀錄影片資料中，我們可以看到窯洞前唱歌的年輕人，他們服裝各異，顯示出在城市生活過的痕跡。有人曾這樣描述說：在延安，一看見歪戴帽子的，就知道是魯藝的文化人。 灰佈軍裝 進入抗戰後期(20世紀40年代上半葉)，革命者們的服裝也發生瞭變化。在延安後期的影片資料中，同樣的窯洞前唱歌的場景，人們的服裝已經變成瞭統一的灰佈軍裝。 對於很多奔赴延安的文化人來說，脫掉舊長衫，穿上灰佈軍裝，這就告別瞭過去的生活，成為新人延安人瞭。 這時在延安的各大禮堂裡，每到周末和節假日的晚上，幾乎都有文藝晚會或交際舞會。樂器大多是臨時手工制作的。最能渲染舞場氣氛的定音鼓、爵士鼓，是用廢棄的美孚汽油桶改制而成。 王實味講的“衣分三色，食分五等”是怎樣的呢?所謂“衣分三色”，就是高級幹部的深藍色斜紋佈、中級幹部的灰青色平佈、基層幹部的黑色土佈之間的分別;並非什麼嗶嘰、華達呢和灰佈之間的分別。艾青還指出：我們也不止一次看見毛澤東同志，穿瞭他那件右肘上破瞭一大塊的、褪色的灰佈衣服。 在一個周末交誼舞會上，何其芳被有意安排跟一個同樣靦腆的舞伴跳舞。她就是文學系第三期學員牟決鳴。後來，同樣是在一個周末晚上，何其芳、牟決鳴在窯洞裡舉行瞭婚禮。他們身穿由灰色洗得發白的土佈制服，先向毛澤東畫像鞠躬，再向來賓們致謝。當時延安的婚禮很簡單，稱為“花生米婚禮”。拉起手風琴、唱起祝福歌，分著花生米，用輕快的交誼舞向新人表示慶賀。分頁：1/3頁 上一頁123下一頁 《野百合花》提到的“衣分三色” 1942年3月王實味在著名的《野百合花》一文中，形容當時延安的供給制生活待遇是“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大發牢騷。這引起瞭激烈的爭論。 當時艾青作瞭說明：王實味講的“衣分三色，食分五等”是怎樣的呢?所謂“衣分三色”，就是高級幹部的深藍色斜紋佈、中級幹部的灰青色平佈、基層幹部的黑色土佈之間的分別;並非什麼嗶嘰、華達呢和灰佈之間的分別。艾青還指出：我們也不止一次看見毛澤東同志，穿瞭他那件右肘上破瞭一大塊的、褪色的灰佈衣服。 幹部服、“列寧裝” 19461949年解放戰爭期間，男幹部服通行灰佈和黃佈軍裝或中山裝，而女幹部服通行“列寧裝”。此後很快在新解放區流傳。 從延安時代開始，女幹部們就逐漸流行灰佈列寧裝。夏有單衣、冬有棉衣，統一制作發放。列寧裝既不同於西式女上衣，也不同於男式中山裝。目的當然是制服化，冬天大掩襟擋風寒，夏天可以不系扣，形成敞領，穿著方便。這種不加襯裡、不加墊肩、簡易的蘇式服裝，在那種革命激情高漲的歲月裡，實在是很具有時代精神的。投身革命的女性一穿上列寧裝，就塑造出一個“女幹部”的形象。 列寧是男性，為什麼要用他的名字稱呼女幹部服呢?之所以叫列寧裝，是因為要革命化，與西裝決裂;男有中山裝，女裝也要以革命傢命名(其實仍來自西裝式樣)，而且表示男女平等，服裝式樣也可以類似。采用樸素的灰卡其佈面料，帶有無產階級革命派的風采;何況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革命，一直以蘇聯老大哥為榜樣呢。 王實味講的“衣分三色，食分五等”是怎樣的呢?所謂“衣分三色”，就是高級幹部的深藍色斜紋佈、中級幹部的灰青色平佈、基層幹部的黑色土佈之間的分別;並非什麼嗶嘰、華達呢和灰佈之間的分別。艾青還指出：我們也不止一次看見毛澤東同志，穿瞭他那件右肘上破瞭一大塊的、褪色的灰佈衣服。 女式列寧裝主要流行於20世紀50年代;後來略加改制，一直延用到20世紀70年代。現在就罕見瞭。分頁：2/3頁 上一頁123下一頁 列寧裝的基本款式為：衣領是開、合兩用，領口可以敞開，也可以閉合。敞開時翻作V形領口，閉合時左領子上角紐扣與右領子上角相扣，如同中山裝。 雙排四檔紐扣，第一檔紐距特別長，與第二檔以下的幾檔紐距不等，以便於領部翻敞開來，這是列寧裝的特色之一。左胸部置手帕袋一隻，袋型比西裝大，用以插放鋼筆和筆記本。兩側對稱置有寬袢斜插袋各一個。後背有背縫但無開叉;肩縫用包縫式，使得線條清晰。腰部系一根寬腰帶用以收腰，多為與服裝面料相同的佈制成;下擺到臀部。列寧裝有單衣、夾衣、棉衣之分，面料以棉織卡其、華達呢、嗶嘰為主，少數也用精紡毛織物。顏色主要是灰色、黃綠色、藍色等。1960年中蘇論戰開展以後，婦女穿列寧裝的就少瞭，逐漸為春秋兩用衫和軍便服所取代。 解放戰爭時期(19451948)的供給制 接近抗戰勝利時，各根據地都擬訂瞭比較完善的供給制度，規定： 1.衣著方面，供給單、棉、襯衣和鞋襪，以至毛衣、大衣; 2.夥食方面，供給糧、菜、油、鹽、肉、炭。 這就基本上達到瞭“溫、飽”的生存保障。 3.日常生活用品方面，供給牙刷、精鹽、肥皂、草帽，學習用的筆、墨、紙張、書報。 4.病號除免費治療或入休養所外，還發給營養補助。年老體弱的發給保健費。 女同志生育，除發給生育費外，還提高其夥食標準。對於女幹部所生嬰兒則發給衣被所需的佈及棉花，還規定發給奶費;需要請人照顧的，發給保姆費或免費住托兒所、幼兒園;幼兒達到入學年齡，可以免費入學，生活費用全由公傢負責。革命軍人及工作人員的傢屬，凡在解放區內居住而又不能生產自給的，當地政府負責組織群眾代耕;隨同幹部同居的，則幫助安排適當的工作或組織生產。生活困難時，給予適當的補助。 在供給標準上，也因工作上和實際生活上的需要，由沒有差別而逐漸有所差別，如一些負責同志吃中、小灶夥食，電臺人員發夜餐費，對老弱婦孺傷病員的夥食、津貼從優，發給技術人員較高的津貼等。分頁：3/3頁 上一頁123下一頁
在我們生活的京華大地上，曾經湧現出大批愛國主義民族英雄，他們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做出瞭巨大貢獻，值得我們永遠銘記。 “茍利國傢生死以，豈因福禍避趨之。”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和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就是要彰顯“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民族英雄風貌。本報與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共同推出系列報道“京華英雄”，每周一期，熱血閱讀，英氣傳承。 今年93歲高齡的薑國亭，回想起親歷的抗戰歲月至今難忘。1940年，19歲的他是村裡第一個入黨的。第二年，憑著出眾的才華和踏實的幹勁兒，被提為中共昌延縣第六區區委書記。在他記憶中，那時抗日戰爭正進入最艱難的階段，他們每天和日偽軍打交道，在延慶川上演瞭一幕幕敵後抗戰的精彩好戲。 墳裡住人窯中避險 在延慶川地的村莊，日偽軍經常用夜間包圍、拂曉前逐村逐戶搜查等手段，抓捕區、村幹部。在抗戰最艱苦的階段，薑國亭和同志們枕戈待旦，隨時隨地準備戰鬥。冬春季節，沒有青紗帳的掩護，他們就在一些群眾基礎好的村莊，發動群眾，利用村外邊的土坎、村內的碾子、炕洞等挖洞，與敵人進行隱蔽的周旋。 薑國亭 為瞭隱蔽他們有時候還住在墳裡。在團山村，有的隱蔽洞就挖在墳地裡。先找一個適當的地方挖坑，從坑邊挖出一個出入的孔，坑裡鋪上草，上面用木頭和秫秸封頂，再掩上土堆成墳丘，中間用秫秸稈做一個通氣孔，上插白紙幡偽裝成墳頭，供人出入的孔口則蓋上一塊石板。晚上，薑國亭和區、村幹部們進“墳”休息、開會，第二天早晨村裡放好崗哨，確定安全後再通知“墳”裡人回村。這樣度過瞭無數個夜晚。 獨山腳下的盆窯村，全村40餘戶人傢、200多口人齊心抗日，縣區幹部常到該村住。村裡挖瞭許多隱蔽洞，燒陶用的盆窯成為天然、巧妙的藏身之處。 1942年春天的一天，薑國亭同縣政府秘書張子豐正在村邊小河溝裡洗衣服，村支部書記郭存田跑來說，永寧偽滿洲軍從團山向盆窯方向進攻，快要進村瞭。郭存田著急地說：“快回傢進洞吧！”郭存田傢中的隱蔽洞挖在碾盤底下，出口通往燒盆的窯內，用盆蓋著。他們往南跑，敵人往北來，他們前腳進洞藏好，敵人後腳也進瞭村。無巧不成書，一個營的偽滿洲軍要在村裡駐下吃飯，村支書傢也駐上瞭，薑國亭和張子豐清清楚楚地聽到東北口音的說話聲和馱運東西的騾馬聲。他們耐心地在洞裡等啊等，直到聽見郭存田在喊：“出來吃飯吧，敵人走瞭。”二人才松口氣。相關閱讀推薦：中國女兵憶抗戰：很多女戰友被日寇折磨後自殺【組圖】抗戰勝利後絞死日本甲級戰犯的全過程揭秘西峽口戰役：歷史上八年抗戰的最後一戰揭秘：滇緬公路何以成為中國抗戰後方生命線？蔣介石和國民黨全面潰敗原因：獨享抗戰勝利果實分頁：1/3頁 上一頁123下一頁 喬裝打扮智擒特務 1943年夏天，舊縣和白草窪兩個敵偽據點的部隊換防。兩據點中間有個三裡莊村，是抗日堡壘村，村中建立瞭抗日兩面政權（形式上支應敵人、實際為抗日服務）。一天，村裡來瞭兩個特務，他們利用偽軍換防的機會，到三裡莊村讓人給米糧屯、大柏老等村送條子要錢，還威脅說否則就向敵人說這些村的壞話。之後，他們就在偽甲長傢中坐等。 消息傳到瞭住在村裡的區委，薑國亭算定瞭他們在吃飯的時候，帶領區幹部和村裡的民兵，化裝成偽甲公所的要錢糧的人，手拿算盤、鬥、口袋等，進入瞭偽甲長傢。一進門，正巧撞上偽甲長的兒媳在外屋炒菜，她一見薑國亭一行人，一下也沒認出來，驚呼瞭一聲“娘唉”。幸虧聲音小，特務沒聽見。薑國亭打瞭個不要聲張的手勢，大搖大擺地進瞭屋。進屋一看，特務正在喝酒喝得不亦樂乎，見薑國亭他們進去，抬眼看到是偽甲公所的人的打扮，便沒有理會，繼續吆五喝六、推杯換盞。他們沒想到的是，來人一聲“不許動”，便三個人抓一個，將他們摁在瞭飯桌上，抓走瞭。 宣傳教育瓦解敵偽 在抗日戰爭中，爭取瓦解敵偽軍也是一項重要工作。昌延六區幹部對各村日偽人員情況摸得很透，如誰表現如何，傢庭情況怎樣，如何進行爭取工作等，都進行分析，然後通過各種關系進行爭取瓦解。 偽舊縣大鄉長蘇某是舊縣村人，是薑國亭長久以來教育爭取的對象。1943年冬的一個夜晚，薑國亭帶著幹部隨平北十團三個連隊駐在舊縣村，對該據點偽軍展開政治攻勢。全副武裝的十團部隊圍著據點正步行軍，並高喊著“一、二、三、四”的口令，唱著《三大紀律八項註意》等歌曲，睡夢中的偽軍都驚醒瞭。隊伍走瞭一會兒，原地停下來，把小炮、機槍架上，對偽軍和偽大鄉長進行宣傳教育，說明反法西斯戰爭的大好形勢和中共對偽軍政人員的政策，並告誡他們不許欺壓老百姓，給自己留後路。土圍子上的偽軍都在夜色中靜靜聽著，後來，薑國亭和幹部們輪流喊話，要偽大鄉長出來，看我們的部隊能不能打下這個據點，想清楚他應該怎麼辦。蘇某本來對政策早有瞭解，又久聞十團威名，隻好聽從命令出城，但又怕開城門後軍隊沖進去，最後坐在大筐裡讓人從城墻上送瞭下來。經過說服教育，他答應不欺壓百姓，盡自己力量去應付日本人。後來的實踐證明這次政治攻勢是起瞭作用的。分頁：2/3頁 上一頁123下一頁 寫信勸降拔除據點 六區還曾創下利用說服教育“攻”下一個日偽據點的戰績。白草窪據點在村後山頭上，設有一大兩小三座炮樓，圍墻高聳，駐有60多名偽警，其地形條件很不利於攻打。區委從多方設法拔除這個據點。 1944年年初，十團和縣大隊進駐白草窪村，通過平北軍分區參議員張華亭與偽軍的舊關系，寫信勸服這夥偽警察投降；並說明他們願意當八路軍的可以當，願意回傢的就回傢。基於區委長期政治攻勢奠定的思想基礎，懾於十團已近逼據點的威力，偽軍表示願意投降，並請張華亭到據點面談具體事宜。經過商談，偽軍在炮樓上亂放瞭一陣槍，扔瞭一陣手榴彈，把炮樓點著瞭，制造瞭八路軍攻打的假象，就下山來繳瞭武器。其中有少數幾個趁亂溜回瞭縣城。 十團首長和縣委負責同志對投降的偽軍進行瞭教育，請他們吃瞭一頓大米飯和白菜燉肉，就按照他們各自的意願放回傢瞭。白草窪據點就這樣拔除瞭。 通過與群眾的魚水關系，通過在實踐中積累的鬥爭智慧，薑國亭帶領區村幹部堅持瞭對敵鬥爭，在川地站住瞭腳，並渡過瞭敵後抗戰的困難時期，最終和全國人民一起迎來瞭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分頁：3/3頁 上一頁123下一頁
延安根據地的服裝 20世紀30年代末期，作傢孫犁曾在一篇文章中寫道：延安的土佈，深藍色，佈質粗而疏，易下垂拉長。冬季以羊毛代棉絮，毛滑下墜，肩背皆空。有棉衣，甚少。 在延安，服裝的式樣和顏色比較單一。 魯迅藝術學院師生們的穿戴有著文化人獨特的風格。在延安早期的紀錄影片資料中，我們可以看到窯洞前唱歌的年輕人，他們服裝各異，顯示出在城市生活過的痕跡。有人曾這樣描述說：在延安，一看見歪戴帽子的，就知道是魯藝的文化人。 灰佈軍裝 進入抗戰後期（20世紀40年代上半葉），革命者們的服裝也發生瞭變化。在延安後期的影片資料中，同樣的窯洞前唱歌的場景，人們的服裝已經變成瞭統一的灰佈軍裝。 對於很多奔赴延安的文化人來說，脫掉舊長衫，穿上灰佈軍裝，這就告別瞭過去的生活，成為新人延安人瞭。 這時在延安的各大禮堂裡，每到周末和節假日的晚上，幾乎都有文藝晚會或交際舞會。樂器大多是臨時手工制作的。最能渲染舞場氣氛的定音鼓、爵士鼓，是用廢棄的美孚汽油桶改制而成。 在一個周末交誼舞會上，何其芳被有意安排跟一個同樣靦腆的舞伴跳舞。她就是文學系第三期學員牟決鳴。後來，同樣是在一個周末晚上，何其芳、牟決鳴在窯洞裡舉行瞭婚禮。他們身穿由灰色洗得發白的土佈制服，先向毛澤東畫像鞠躬，再向來賓們致謝。當時延安的婚禮很簡單，稱為“花生米婚禮”。拉起手風琴、唱起祝福歌，分著花生米，用輕快的交誼舞向新人表示慶賀。 《野百合花》提到的“衣分三色” 1942年3月王實味在著名的《野百合花》一文中，形容當時延安的供給制生活待遇是“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大發牢騷。這引起瞭激烈的爭論。 當時艾青作瞭說明：王實味講的“衣分三色，食分五等”是怎樣的呢？所謂“衣分三色”，就是高級幹部的深藍色斜紋佈、中級幹部的灰青色平佈、基層幹部的黑色土佈之間的分別；並非什麼嗶嘰、華達呢和灰佈之間的分別。艾青還指出：我們也不止一次看見毛澤東同志，穿瞭他那件右肘上破瞭一大塊的、褪色的灰佈衣服。分頁：1/2頁 上一頁12下一頁 幹部服、“列寧裝” 19461949年解放戰爭期間，男幹部服通行灰佈和黃佈軍裝或中山裝，而女幹部服通行“列寧裝”。此後很快在新解放區流傳。 從延安時代開始，女幹部們就逐漸流行灰佈列寧裝。夏有單衣、冬有棉衣，統一制作發放。列寧裝既不同於西式女上衣，也不同於男式中山裝。目的當然是制服化，冬天大掩襟擋風寒，夏天可以不系扣，形成敞領，穿著方便。這種不加襯裡、不加墊肩、簡易的蘇式服裝，在那種革命激情高漲的歲月裡，實在是很具有時代精神的。投身革命的女性一穿上列寧裝，就塑造出一個“女幹部”的形象。 列寧是男性，為什麼要用他的名字稱呼女幹部服呢？之所以叫列寧裝，是因為要革命化，與西裝決裂；男有中山裝，女裝也要以革命傢命名（其實仍來自西裝式樣），而且表示男女平等，服裝式樣也可以類似。采用樸素的灰卡其佈面料，帶有無產階級革命派的風采；何況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革命，一直以蘇聯老大哥為榜樣呢。 女式列寧裝主要流行於20世紀50年代；後來略加改制，一直延用到20世紀70年代。現在就罕見瞭。 列寧裝的基本款式為：衣領是開、合兩用，領口可以敞開，也可以閉合。敞開時翻作V形領口，閉合時左領子上角紐扣與右領子上角相扣，如同中山裝。 雙排四檔紐扣，第一檔紐距特別長，與第二檔以下的幾檔紐距不等，以便於領部翻敞開來，這是列寧裝的特色之一。左胸部置手帕袋一隻，袋型比西裝大，用以插放鋼筆和筆記本。兩側對稱置有寬袢斜插袋各一個。後背有背縫但無開叉；肩縫用包縫式，使得線條清晰。腰部系一根寬腰帶用以收腰，多為與服裝面料相同的佈制成；下擺到臀部。列寧裝有單衣、夾衣、棉衣之分，面料以棉織卡其、華達呢、嗶嘰為主，少數也用精紡毛織物。顏色主要是灰色、黃綠色、藍色等。1960年中蘇論戰開展以後，婦女穿列寧裝的就少瞭，逐漸為春秋兩用衫和軍便服所取代。 解放戰爭時期（19451948）的供給制 接近抗戰勝利時，各根據地都擬訂瞭比較完善的供給制度，規定： 1.衣著方面，供給單、棉、襯衣和鞋襪，以至毛衣、大衣； 2.夥食方面，供給糧、菜、油、鹽、肉、炭。 這就基本上達到瞭“溫、飽”的生存保障。 3.日常生活用品方面，供給牙刷、精鹽、肥皂、草帽，學習用的筆、墨、紙張、書報。 4.病號除免費治療或入休養所外，還發給營養補助。年老體弱的發給保健費。 女同志生育，除發給生育費外，還提高其夥食標準。對於女幹部所生嬰兒則發給衣被所需的佈及棉花，還規定發給奶費；需要請人照顧的，發給保姆費或免費住托兒所、幼兒園；幼兒達到入學年齡，可以免費入學，生活費用全由公傢負責。革命軍人及工作人員的傢屬，凡在解放區內居住而又不能生產自給的，當地政府負責組織群眾代耕；隨同幹部同居的，則幫助安排適當的工作或組織生產。生活困難時，給予適當的補助。 在供給標準上，也因工作上和實際生活上的需要，由沒有差別而逐漸有所差別，如一些負責同志吃中、小灶夥食，電臺人員發夜餐費，對老弱婦孺傷病員的夥食、津貼從優，發給技術人員較高的津貼等。分頁：2/2頁 上一頁12下一頁
在我們生活的京華大地上，曾經湧現出大批愛國主義民族英雄，他們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做出瞭巨大貢獻，值得我們永遠銘記。 “茍利國傢生死以，豈因福禍避趨之。”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和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就是要彰顯“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民族英雄風貌。本報與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共同推出系列報道“京華英雄”，每周一期，熱血閱讀，英氣傳承。 今年93歲高齡的薑國亭，回想起親歷的抗戰歲月至今難忘。1940年，19歲的他是村裡第一個入黨的。第二年，憑著出眾的才華和踏實的幹勁兒，被提為中共昌延縣第六區區委書記。在他記憶中，那時抗日戰爭正進入最艱難的階段，他們每天和日偽軍打交道，在延慶川上演瞭一幕幕敵後抗戰的精彩好戲。 墳裡住人窯中避險 在延慶川地的村莊，日偽軍經常用夜間包圍、拂曉前逐村逐戶搜查等手段，抓捕區、村幹部。在抗戰最艱苦的階段，薑國亭和同志們枕戈待旦，隨時隨地準備戰鬥。冬春季節，沒有青紗帳的掩護，他們就在一些群眾基礎好的村莊，發動群眾，利用村外邊的土坎、村內的碾子、炕洞等挖洞，與敵人進行隱蔽的周旋。 薑國亭 為瞭隱蔽他們有時候還住在墳裡。在團山村，有的隱蔽洞就挖在墳地裡。先找一個適當的地方挖坑，從坑邊挖出一個出入的孔，坑裡鋪上草，上面用木頭和秫秸封頂，再掩上土堆成墳丘，中間用秫秸稈做一個通氣孔，上插白紙幡偽裝成墳頭，供人出入的孔口則蓋上一塊石板。晚上，薑國亭和區、村幹部們進“墳”休息、開會，第二天早晨村裡放好崗哨，確定安全後再通知“墳”裡人回村。這樣度過瞭無數個夜晚。 獨山腳下的盆窯村，全村40餘戶人傢、200多口人齊心抗日，縣區幹部常到該村住。村裡挖瞭許多隱蔽洞，燒陶用的盆窯成為天然、巧妙的藏身之處。 1942年春天的一天，薑國亭同縣政府秘書張子豐正在村邊小河溝裡洗衣服，村支部書記郭存田跑來說，永寧偽滿洲軍從團山向盆窯方向進攻，快要進村瞭。郭存田著急地說：“快回傢進洞吧！”郭存田傢中的隱蔽洞挖在碾盤底下，出口通往燒盆的窯內，用盆蓋著。他們往南跑，敵人往北來，他們前腳進洞藏好，敵人後腳也進瞭村。無巧不成書，一個營的偽滿洲軍要在村裡駐下吃飯，村支書傢也駐上瞭，薑國亭和張子豐清清楚楚地聽到東北口音的說話聲和馱運東西的騾馬聲。他們耐心地在洞裡等啊等，直到聽見郭存田在喊：“出來吃飯吧，敵人走瞭。”二人才松口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