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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g: 甲午戰爭

薑鳴:李鴻章對甲午戰爭負有三大歷史責任

      主持人:歡迎走進《世紀大講堂》。這裡是思想的盛宴,這裡是學術的殿堂。1894年的9月,日本海軍和北洋水師在黃海海面進行瞭激戰,北洋水師全軍覆沒。如今,一百多已經過去瞭,但是人們仍然會記得當年甲午海戰的那種慘烈場面。而且人們也仍然會在思考,當時號稱世界第六的北洋水師到底敗在何處。對於這些問題,我想每個人可能都會有著自己的答案,而有一本書名字叫做《龍旗飄揚的艦隊》。在這本書當中,作者就用現代意識來審視歷史。對中外海軍進行瞭比較研究。而同時,對於海軍的發展策略,對於清朝政府,對於清流政治,也進行瞭自己的分析。今天的《世紀大講堂》,我們就很榮幸地邀請到瞭這本書的作者薑鳴先生。你好,薑先生。  薑鳴:你好。  主持人:請坐。  主持人:我們一起先來瞭解一下薑先生的背景。  我這裡給大傢介紹的簡歷相當地簡單,因為這是我們在網上能夠查到的惟一的資料。薑鳴先生是在1957年出生,1984年的時候畢業於復旦大學歷史系。現在是在中國銀河證券公司上海總部擔任總經理。出版的著作,除瞭剛才我所提到的《龍旗飄揚的艦隊》,還有《中國近代海軍史事日志》以及《被調整的目光》等等。  主持人:薑先生在瞭解瞭您的簡歷之後,我想大傢可能會有一個覺得非常特的地方,那就是一方面您是銀河證券上海分公司的總經理,在從事金融方面的工作。而在另外一方面,還有一個身份就是歷史學傢,而且還有很多本的這種歷史的專著出版。不知道金融和歷史這兩者毫不相關之間,您是怎麼找到一種其中的內部的關聯。  薑鳴:我是1984年離開學校的,離開學校的時候,實際上我也沒有從事學術工作,我當時是到機關工作瞭,我曾經在上海市委組織部還工作瞭一段時間。然後呢,就在九十年代初,中國金融體制改革和證券市場剛剛開始興起的時候,我就轉到瞭證券行業。   對我來講,證券是我的一份職業。歷史研究是我的一個興趣。這個興趣對我來講也是保留瞭二十多年,因為我從大學二年級開始,當時老師就組織過一個學術沙龍,在這個沙龍裡,很多同學都想來研究中國近代的軍事史。在那個時候,我跟老師做瞭一個承諾,那個承諾就是說我來研究近代海軍史。那麼過瞭這麼多年,我自己一直是把當時對老師的一個承諾,變成瞭自己的一個理想或者是一種信念,一種興趣,一直在堅持著。  主持人:金融和歷史之間,曾經有過沖突嗎?有沒有過一種時候,說必須要做出選擇。  薑鳴:好像沒有。因為我覺得我過去的那些經歷當中,我的同事也好,我的領導也好,一般都還很尊重我這種選擇。就是說,再說我也不耽誤,除瞭有很少的時候,我要參加一些學術活動,那麼我就要請一個短期的假以外,一般我都不耽誤,我從來不會說我因為要做歷史研究,我得請假,一個月我不幹工作瞭,我得做這個事,所以這樣一種情況下,大傢都很支持你。  主持人:從大學出來,其實本來是學歷史專業的,為什麼沒有直接進入學術界去專門地做學術研究呢?  薑鳴:就是和我當時的分配狀況有關系。同時也同我自己有一種感覺。我覺得人要是做歷史研究,如果對現實生活不是非常理解,對今天的事情不是非常瞭解的話,你想要去瞭解歷史,有時候會比較膚淺。所以我當時覺得,就是說到機關也好,到社會上去也好,積累一些我對現實中國的變化、對於現實社會的那種體驗,也許對於我後來去在歷史研究中,能夠看出一些純粹在大學裡,在研究所裡做研究人員的那種角度,會有些不同的變化。我覺得這對我來講,當時我覺得是一種挑戰。  主持人:好,那我想在和薑鳴先生瞭解瞭您的一些經歷之後呢,下面就讓我們來歡迎薑鳴先生為我們進行今天的主題演講——《李鴻章與甲午戰爭的歷史教訓》。有請。  薑鳴:今年(指2005年)是甲午戰爭111周年,也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有的歷史學傢把甲午戰爭稱之為第一次中日戰爭,把後來的抗日戰爭稱之為第二次中日戰爭,這兩次戰爭對於中國現代歷史的影響極為重大,每一個中國人都不能忘記這兩次戰爭。  在甲午戰爭之前的幾十年裡,當兩次鴉片戰爭的硝煙散去之後,中國人當中的一部分先行者已經看到中國面臨瞭數千年所未有的巨大的變化。他們開始思考,那麼魏源曾經說過要“師夷之長計以制夷”。就是要學習外國人的技術來制外國人。   李鴻章曾經最早倡導,說“天下事窮則變,變則通”。所以就有瞭後來綿延三十年的洋務運動。這個洋務運動它的軍事上的重點,就是仿效西方,建立現代化的海軍,以保衛國傢的海防。這是當時的中國面對世界局勢的變化,所做出的一個回應。  那麼當中國面臨西方列強的入侵,面臨亡國滅種生存危機的時候,我們隔海相望的東鄰日本,也遇到瞭同樣的挑戰。中日兩國對於西方的回應幾乎是同步的。在走向現代化的道路上,日本把效仿西方,脫亞入歐,就是它要離開亞洲進入歐洲這樣的一個理想和政治改革列為國策。通過明治維新,消除瞭藩封割據,完成瞭中央集權和君主立憲。又把海外擴張,以朝鮮為跳板,踏上大陸,繼而征服世界,作為其具體的步驟。這樣,中日兩國在走向現代化的道路上,不可避免就會出現瞭碰撞。  薑鳴:中國政治傢很早就看出日本的崛起會對中國的生存產生嚴重的威脅。在民族興亡的競爭中,日本將成為中國最主要的假設敵。在1874年的時候,李鴻章就曾經指出:“泰西雖強,尚在七萬裡以外,日本則近在戶闥,視我虛實,誠為中國永遠大患。”為瞭防禦日本侵略,他幾乎要重視海防建設,組建北洋海軍,十分明確地提出:“今日所以謀創水師不遺餘力者,大半為制禦日本起見”。  我們都知道,甲午戰爭是中國近代史上一道慘痛的傷痕。在抗擊日本的侵略中,當時中國一部分的官員發佈過高昂的抗戰言論。中國官兵曾有過英勇的抵抗。但是從全局上看,當時中國官方對於戰爭的戰略指導和軍事運用,乏善可陳,就沒有什麼是準備得好的。所以首戰即敗,每戰皆敗。無論是西式裝備的海軍,還是相對落後的陸軍,戰爭爆發之後,軍事一敗塗地。僅僅半年,就在戰爭中全面崩潰。交戰雙方,日本是虎視眈眈,有備而來,時刻在尋找時機,戰略上日本是主動的。朝鮮的東學黨起義,作為日本強行幹預,挑起中日戰爭這樣的一個契機也許是偶然的。但是訓練一支現代化的軍隊同中國來決戰,最終通過朝鮮作為一個跳板踏上大陸,繼而稱霸世界卻是日本根深蒂固的指導思想。  反過來,無論當時中國花多少錢,買裝備,或者不買裝備,造頤和園或者不造頤和園,中國在戰略上都是被動的、消極的,日本是在尋求崛起,並且清楚地知道,在弱肉強食的時代,崛起的本錢就是實力。中國呢,中國是在防止墜落,它一直以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是防止自己從世界中心地位的墜落。有一些人認為通過學習西方的現代化,中國可以免於墜落,而更多的中國人當時根本就沒有意識到我們面臨著墜落的地位。  當時清政府雇傭的一個英國雇員,中國海關的總稅務司赫德打過一個很形象的比喻,他說:“恐怕中國今日離真正的改革還很遠。這個碩大無比的巨人有時忽然跳起,哈欠伸腰,我們以為他醒瞭,準備看他做一番偉大事業,但是過瞭一陣,卻看見他又坐瞭下來,喝一口茶,燃起煙袋,打個哈欠,又朦朧地睡著瞭。”這就是當時清政府雇傭的一個英國人對於甲午戰爭前後中國的那種改革的狀況,社會的狀況,所做出的一個形象的比喻。  在這樣的情況下,中日矛盾,在朝鮮爆發,並且馬上就要上升到一種軍事沖突的邊緣,李鴻章是不想打仗,李鴻章主張通過國際調停解決朝鮮危機。那麼這是什麼原因呢,我想原因大概有三條。  第一條,他心裡明白,1894年是慈禧太後六十大壽,不能被打一場仗來攪和。這是中國政治的最本質的那一部分,就不想打仗。  第二條,他深知中國前三十年的軍事變革,不過是一座紙片糊襟的破屋。實際上不足以戰勝日本。  第三條,他不願意在這種沒有把握的決戰中消耗自己的實力。  但是,作為洋務運動的主角,中國近代化事業的開創者和北洋海軍的指揮者,李鴻章對於甲午戰爭的失敗也負有直接的和無法推卸的責任。站在歷史的角度看,我認為至少包括外交、用人、軍事三個方面。  第一,從外交上看,客觀地講,李鴻章是清朝統治集團中對於中國當時所處地位認識得較為深刻,並且不斷地做出改革回應的先行者。他目睹時局艱難,從承認中國國力和裝備不如外國出發,立足忍小忿而圖遠慮,努力創造一個和平的外部環境。可惜,弱國無外交,從甲午戰爭開始之前到甲午戰爭結束,李鴻章幾乎所有的外交努力都以失敗而告終。他想用以夷制夷,利用外國的勢力來玩弄平衡,但對時局的錯誤判斷,對競爭對手的情況不甚瞭解,所以他的結果總是被別人玩弄。既浪費瞭時間和精力,也耽誤瞭戰備和時機。  第二,從用人上分析。在中國走向世界的歷史過程中,我們的幹部準備,人才準備是極為不足的。當時的知識分子對於西方社會的變化,對於中國以外,當時就是很現代化的一個西方世界,是完全隔膜。僅憑激烈的愛國言論其實不能治國平天下。這裡舉一個例子,當時清政府第一批派往歐洲留學海軍,是選瞭七個人,這七個人到瞭德國以後,學習軍事,中國駐德國的公使就發現說這幾個人在德國不遵守紀律,老是犯事故,出去賭博,笑話實在很多。當時一個德國人就問他,說你們怎麼派這樣的人到德國來留學啊?李鳳苞,就是中國駐德國的公使,回答說,這種當兵的人本來就是無賴子弟,本非上品。就是說這些人,不上品的人就是當兵的。那個德國人馬上就問他說,你們中國派這樣的人離國七萬裡,到德國來留學軍事,怎麼能夠這麼輕率?如果我把你這種答復告訴瞭德國海軍部,那你們這七個人不是更被看不起嗎?這就是當時中國人對於留學西方的一個基本看法,和西方人對中國派這樣的人去留學的一個非常大的疑惑。  李鴻章在用人當中,一方面用瞭這樣一些剛剛從學校畢業的人,更多的是用瞭一批當年跟隨他淮軍打仗起傢的一些部屬。用梁啟超的話來說,就說這些人同李鴻章“昔共患難,今共功名”,當年是共患難,現在是共享功名。“徇他私情,展轉汲引,佈滿要津,委以重任,不暇問其才之可用與否,以故臨機僨事,貽誤大局。”到瞭甲午戰爭的時候,我們看到中方的前線指揮官大多數的將領和官員的表現,大都可以用這幾句話來概括。戰爭的結局也就可想而知瞭。這是我們談到他的用人。  第三,從軍事上我們也可以分析北洋海軍的運用,李鴻章對於自己親手創建的這樣一支戰略打擊的力量,認識是完全錯誤的。我們知道,十九世紀是一個海洋的世界,英國依靠強大的海軍而稱霸世界。美國人馬漢提出瞭海權概念而震動瞭世界。也推動瞭美國在世界上的稱霸。日本把大海看成是通往中國大陸的橋梁。把爭奪制海權作為掌握對中國作戰的主動權。所以他是一直在主動尋求同北洋海軍的戰略決戰的機會。而中國呢,中國海軍是把海洋看成防禦的屏障。把海軍消極地看成是運輸船隊,運兵船的護航力量和陸地防守的一種輔助。我們從甲午戰爭中豐島海戰、黃海海戰乃至戰爭間隙中的海軍運用,看到遼東的反登陸作戰,山東的反登陸作戰,劉公島的保衛戰,這些失敗全部都體現瞭海軍戰略失誤所帶來的消極影響。  中國近代海軍從成立起,花費巨大,從來沒有擊沉過一艘敵船,足以說明深層次的許多問題。客觀來說,前後三十年的所謂“同光中興”,就是同治和光緒年間的重新的興旺,我們稱之為現在叫洋務運動,引進瞭西方的軍事裝備,教育和培養瞭一支北洋海軍,但是沒有完成中國軍隊的現代化任務。尤其是沒有造就出一支具有高度國傢意識和專業水準的軍官群體。沒有造就出一支一往無前的英雄主義犧牲精神的士兵隊伍。這種差距恐怕就是從鴉片戰爭之後的一百年裡,中國軍隊在所有對外民族戰爭中,基本上是一觸即潰,望風披靡,從無獲勝記錄的真正原因。  我們的這種局面的改變,是直到第二次中日戰爭,就是我們現在稱之為抗日戰爭的時候,才有所改變。但是,抗日戰爭它所取決的是整個國際戰局和反法西斯力量的一個綜合的勝利。並不是中國的獨立的力量去戰勝的。  甲午戰爭是中日兩國的一次國運相搏。戰前,日本的謀略都就非常明晰。它要通過甲午戰爭不但打敗中國,還要割斷朝鮮同中國歷史悠久的聯系。最終通過征服朝鮮來征服中國,最後控制整個亞洲。相關閱讀推薦:揭甲午戰爭日軍戰勝秘訣:派大批間諜監視李鴻章甲午日本如何評價李鴻章:東方第一政治傢已老邁袁世凱做瞭哪件事使李鴻章耿耿於懷?胡雪巖發跡依靠左宗棠 胡雪巖敗亡皆因得罪李鴻章李鴻章究竟如何賣國:生前背黑鍋 死後被拖屍分頁:1/3頁  上一頁123下一頁  甲午戰爭中,日本準確地按照瞭這個策略進行軍事擴張,戰後日本不僅奪取瞭對朝鮮的宗主權,《馬關條約》還使得清政府被迫割讓臺灣。償付巨額的戰爭賠款,使得中國經濟陷於崩潰,也使得日本得以運用這筆巨大的賠款完成瞭軍事現代化,從而更加堅定不移地走上瞭軍國主義道路,對於後來的中日關系,影響非常大。  我這裡簡單地講一下《馬關條約》以後對日本帶來的契機。日本在甲午戰爭中的軍費實際開支是2億日元,相當於它1893年正常財政開支8000萬日元的2.5倍。甲午戰爭以後,中國向日本賠償瞭2億兩白銀。又因為贖回遼東半島,追加瞭3000萬兩白銀,總計是2.3億兩白銀。折合成大約是3700萬英鎊,加上我們分年償付所付的利息350萬鎊,這個錢折合成日元是3.64億元日元。日本去除它的戰爭成本,它純粹從中國獲得的賠款,也就是說它的戰爭純利是1.7億日元。戰後日本拿到瞭中國的這筆賠款以後,它是派在什麼用途?日本用中國的戰爭賠款運用於軍事擴張,從1896到1902年,七年間,日本陸軍的擴張費達到5400萬日元,海軍的擴張費達到瞭1.25億日元。合計是1.79億日元。這筆巨款使得日本軍隊進一步擴張。在後來的日俄戰爭中,打敗俄國奠定瞭它的軍事基礎。  第二,日本把當時所獲的全部賠款加上中國償付的利息,值4000萬鎊,4000餘萬英鎊,全部儲存在英國的蘇格蘭銀行。然後從中提出7260萬日元作為它銀元兌換準備金,完成瞭日本從銀本位變為金本位的幣制改革。這樣就使得日本迅速地邁入瞭現代資本主義國傢的行列。  第三,日本用中國的賠償建立瞭三項基金。一個是花瞭3000萬日元建立瞭軍艦水雷艇補充基金。一個是花瞭1000萬日元建立瞭災害準備基金。第三是用瞭1000萬日元建立瞭教育基金。他說這個錢在平時可以用於這三個基金,到瞭戰時全部賣出這些基金,就可以用作軍需。  這裡面我覺得最有意思的是,等到日本在《馬關條約》逼迫中國償付瞭巨大的戰爭賠款以後,它撥出瞭2000萬日元送給皇室,作為感謝日本天王節約天皇的皇室費用來發展日本海軍。現在日本戰爭打贏瞭,他們撥出兩千萬日元讓皇室用於他們的消費。這個事件正好同中國皇室,滿清皇室在戰前大肆揮霍國傢有限的財力,而對於軍事準備投入不足,海軍經費被運用在修建頤和園等等,這樣一種對比可以使人感慨萬千。

甲午戰爭失敗的必然原因:多方利益的相互阻礙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軍人的實踐,軍隊的實踐,從最根本上來說都是這兩個字:戰爭。戰爭從來用血與火,對一支軍隊進而對一個國傢作出嚴格檢驗。被甲午戰爭檢驗瞭的北洋海軍,是一支什麼樣的軍隊呢?   官僚傾軋下的窘迫成長   一支在官僚傾軋中艱難成軍的海軍,從始至終的窘迫絕不僅源於挪用經費   北洋海軍成軍主要受到三個事件的推動:1860年的第二次鴉片戰爭,1874年的臺灣事件,1884年的中法戰爭。這三大事件,無不與海上力量的有無和強弱密切相關。在危機愈加深重的時刻,清廷終於確定“懲前毖後,自以大治水師為主”的決斷。   從1861年決定投巨資向英國購買一支新式艦隊起,到北洋艦隊成軍的二十七年時間內,清廷為建設海軍到底耗去瞭多少銀兩,至今無法精確統計。有統計說,清廷支付的艦船購造費超過3000萬兩。再加艦船上各種裝備器材的購置維持費、艦隊基地營造費及維持費等,對海軍的總投資約在1億兩上下,等於每年拿出300餘萬兩白銀用於海軍建設,平均占其年財政收入的4%強,個別年份超過10%。   這樣的數目與比例,在當時條件下不可謂不高。道理不復雜,此時不論慈禧太後還是同治、光緒兩任皇帝,皆意識到海防對維護統治越來越重要的意義。

國民意識的缺失:甲午戰爭雙方差距的最大根源

  民國著名軍事理論傢楊傑在《國防新論》中寫道:“一個國傢的強弱,是根據全國人力、物力、文化力的總和來決定。”   甲午戰爭是中日兩國的武力之戰,也是兩國的“文化力”之戰。武力之戰讓我們看到的是艦船、大炮和熱血,“文化力”之戰則讓我們感受到思想、觀念和靈魂的力量。將武力之戰與“文化力”之戰結合起來,得到的是更完整的畫面、更真實的歷史,也更加引人深思,更加讓我們的心靈受到震撼。   “文化力”不足,散而不聚焉能不敗   “文化力”建立在文化之上。文化是什麼?文化是世代累積沉淀下來的習慣和信念,核心是價值觀念體系。文化是一種生活方式,決定一個社會的發展方向和發展速度,特別是決定一個社會如何應對外來的新挑戰新威脅。   在戰爭中,“文化力”首先構成一種獨立的力量要素,它與“武力”相對應,以“軍事軟實力”的形式直接參與戰略博弈。與此同時,“文化力”又以思維、觀念作黏合劑和催化劑,廣泛滲透進武力要素之中,影響武力的生成和武力能量的釋放,間接參與戰場比拼,常常是“潤物細無聲”。   甲午戰爭中,中日兩國隔海對峙,中日兩軍海陸廝殺,一勝一敗、完勝完敗,原因當然是多方面的、綜合的。這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就取決於雙方“文化力”的差異,隻不過由於文化是一種軟因素,不像武力那樣物質化,它有其獨特的作用機理和方式,容易讓人視而不見。

甲午戰爭慘敗十大教訓:國傢需要全面的強盛

  甲午戰爭爆發已經爆發瞭120年,120年前中日之間進行瞭一場震驚世界的戰爭,中國戰敗,與日本政府簽訂瞭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在中國近代的對外戰爭中,中日甲午戰爭可以說是規模最大、失敗最慘、影響最深、後果最重、教訓最多的一場戰爭。正因為如此,重新反思這段歷史,也最具現實意義。   我認為,甲午戰爭慘敗的教訓主要有十條:   一、國殤傷在政體,體制落後必然挨打   19世紀後期,主要資本主義國傢已經完成瞭向帝國主義階段的轉變,資本輸出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這必然引起新一輪對殖民地更加激烈的爭奪。於是,地大物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國便成為帝國主義列強眼中的獵物。而此時,中國大陸戰禍連接,內憂外患頻仍,國運岌岌可危。李鴻章奉命創建海軍,建設國防力量,雖學習西方之經驗,但隻學其皮表,未觸實質。而慈禧太後竟將建軍之大量軍費挪用,作為修建三海及頤和園之用款。   反觀日本,自明治維新之後,建立新政,充實國力,汲取西方文化之精髓,摒棄不合時宜之思維,提出“開拓萬裡波濤”的口號,走上資本主義發展道路。1887年3月,正當中國準備挪用海軍購艦專款之際,日皇諭令從皇室內庫中提取30萬日元(相當皇室經費十分之一)作為購艦用費。諭令即出,全國影從,至當年9月,集資即達100餘萬日元。兩相比較,高下立現,由此可見大清帝國首先敗在國體政體上,甲午之戰,其實是兩種社會制度的較量;甲午之敗,有其歷史的必然性。   二、戰敗敗在貪腐,腐敗不除未戰先敗

甲午戰爭使中日關系易位的啟示:改革要徹底全面

  120年前發生的甲午戰爭,是新興的日本同腐朽衰敗的清末中國的一場決定兩國命運之搏。此前被“天朝”視為“蕞爾小邦”的原中華文明的師從者,竟然把文化母國打得一敗塗地,這不僅改變瞭中日兩國的發展軌跡,也深刻地影響瞭此後雙方往來的相互觀感。   回顧甲午戰爭,應力戒狹隘單向的思維方式和簡單的悲情意識,而將其放在中國和日本近現代歷史的進程中來審視。甲午戰後,中國以日本為自身崛起的坐標,激發起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大潮,在抗戰和經濟競賽中實現戰勝和超越,並一直影響到今天的中日關系。   日本對華仰視到俯視——榮辱靠實力   中國自漢代起同日本接觸,至唐代以後日本才對華形成瞭密切往來。從那時起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人對華態度轉變經歷瞭三個階段——從唐朝至宋朝是“仰視”,日本學習中國文化走出蒙昧落後時代;從元代到甲午戰爭前是“平視”,日本借臺風即所謂“神風”擊敗瞭忽必烈的艦隊,不過明朝軍隊又在朝鮮打敗日軍使其收斂瞭野心和傲氣;從甲午戰爭後到抗戰結束是“俯視”,日本在甲午戰爭中將清朝統治的中國打得一敗塗地,傲慢一發不可收拾。   值得人們註意的是,中日兩國最早的密切交往,是靠中國對日軍事勝利得以建立的。公元633年,日本出動舟師數百,進攻朝鮮半島白江口,唐朝軍隊與之交鋒大敗之。這一仗使日本看清瞭自己經濟、文化和社會制度的落後。日本從此心悅誠服地向唐朝全面學習。7世紀至8世紀,日本大量派出遣唐使、留學生和留學僧赴大陸,學習制造工藝、建築美術、典章制度等等。日本在唐代對中國的尊重,反映出這個民族善於學習的優長,同時也顯露瞭其崇拜強權的特性。   中國的宋朝被元朝滅亡後,日本一批人便認為神州的文化精粹隻保留在自己國內。16世紀,日本人購買和仿制西洋火槍,對中國又擁有瞭火器優勢。當時日本流浪武士組成的武裝團體即明朝人所稱的“倭寇”竄擾中國東南沿海,為禍百年,使中原王朝首次有瞭海防危機。

甲午戰爭解密:日本在甲午海戰中粗暴踐踏國際法

  當前,日本在釣魚島主權歸屬等問題上,故意歪曲歷史,掩蓋事實真相,無視國際法的存在,屢屢挑起事端。回顧往事,日本有著踐踏國際法、奉行強權政治的過去。甲午戰後,日本曾兩度掀起中日甲午戰爭國際法問題研究高潮,企圖通過偷換國際法概念、聘請國際法專傢著書立說等形式為日本發動侵華戰爭尋找法理依據,為戰時暴行進行辯解。但是,這並不能掩蓋日軍在甲午海戰中踐踏國際法的行徑。   不宣而戰——突襲“濟遠”號   1894年春,朝鮮爆發東學黨起義,日本認為發動侵略戰爭的絕好時機已經來到。一方面極力慫恿清朝政府派兵赴朝,並信誓旦旦表白“我政府必無他意”;另一方面,在中國出兵之前,日本內閣在6月2日通過瞭以保護公使館和僑民為借口的出兵提案,6月5日成立戰時大本營,在援朝清軍到達牙山的同一天,日軍先遣隊亦在仁川登陸,至6月16日,日本一個混成旅團約7000兵力在朝鮮登陸完畢。在此形勢下,7月中旬,清政府命北洋水師運兵渡海,增援駐朝清軍。在獲知清軍增援消息後,日本立即派聯合艦隊從佐世保港出發,遊弋於朝鮮沿海,準備截擊中國軍艦。   1894年7月25日凌晨,北洋水師“濟遠”、“廣乙”兩艦由朝鮮牙山返航回國,7時30分左右,兩艦航行至豐島附近海面時與日本“吉野”、“浪速”、“秋津洲”三艘巡洋艦相遇;7時52分,雙方軍艦相距3000米時,預有準備的日本軍艦突然向“濟遠”艦開火,“濟遠”、“廣乙”猝不及防,倉促應戰,很快因傷相繼撤出。而就在雙方激戰之時,對戰事毫不知情的“高升”輪和“操江”號也先後駛入作戰海域,立即遭到日本艦隊的攻擊。結果“高升”輪被擊沉,800餘清軍官兵殉難,“操江”號受傷被日軍俘獲。這就是史上著名的豐島海戰。   關於發動豐島海戰的責任問題,日本歷史學傢田保橋潔指出“開戰的責任在於日本艦隊”。對此,日本“浪速”艦艦長東鄉平八郎在7月25日的日記中清楚寫道:“上午7時20分,在豐島海上遠遠望見清國軍艦‘濟遠’號和‘廣乙’號,及時下達戰鬥命令,7點55分開戰。”   日本未經宣戰,突然挑起戰事,違反瞭當時國際法關於宣戰的規定。關於戰爭何時開始,1864年出版的《萬國公法》就已規定:“國傢與國傢間非先有明白的警告不得開始戰鬥行為,此項警告或出以宣戰之形式,或依一最後通牒而附條件的宣戰。”交戰雙方開戰之前,彼此通報對方的軍事行動,實為平衡軍事需求與人道需求所必需。在戰爭爆發之前,中日之間通商貿易、外交使節依然保持正常往來,日本在未經宣戰的情況下,發動有預謀、有準備的突然襲擊,是國際習慣法所禁止的。

甲午戰爭的深層原因:戰略決策失誤與制度缺失

缺乏適應時代要求的戰略決策體制機制 對於甲午戰敗之因,梁啟超曾經講到,“西報有論者曰:‘日本非與中國戰,實與李鴻章一人戰耳!’其言雖稍過,然亦近之”。從戰略決策角度分析,清政府戰略決策屢屢失誤,既與決策者自身認識、分析和決斷能力不足有關,更與缺乏先進的戰略決策體制機制有關。 甲午戰爭是一場大規模的近代化戰爭。近代化軍隊與農業時代的軍隊相比,已經發生瞭根本性變革。陸軍除瞭傳統的步兵、騎兵,還產生瞭新型的炮兵、工兵、後勤兵、衛生兵等,同時海軍艦隊逐步成為主要作戰力量。作戰空間不再局限於陸地和河流,而且延伸到海上。戰爭保障不僅是傳統意義上的糧草等方面,而且涉及國傢的工業、交通、通信、金融體系等。 從東北亞戰略形勢看,這場戰爭不僅與中國、日本和朝鮮的歷史命運直接相關,而且將英國、俄國、德國、美國、法國等大國卷入進來。各種國際力量及其利益在這裡縱橫交錯。在如此復雜的戰略環境中進行決策,必須把內政與外交、軍事與政治、陸戰與海戰有機統籌起來。如果沒有一個完整、科學的近代化決策體制機制,不可能做出正確有效的戰略決策。 日本在向西方學習的過程中,逐步建立瞭新的戰略決策體制機制。早在1878年,日本就開始模仿德國的陸軍制度,將參謀局改為參謀本部。參謀本部是一個近代化國傢武裝力量的最高指揮機關,它的職責是貫徹和執行最高統帥的命令,擬定、落實作戰計劃,組織進行戰前動員,指揮協調各部隊、各軍種、兵種之間的配合以及調動部隊作戰。至1879年,參謀本部已經能夠有效履行職責。 1893年,天皇又批準《戰時大本營條例》。在大本營中,參謀總長參與籌劃最高統帥部的機密事項,負責擬定全軍的重大作戰計劃。在大本營中設置各機關的高等部,根據重大作戰行動計劃管理相應事務。1894年戰時大本營正式開設後,為瞭統籌軍事、政治和外交諸方面,日本首相和外相也都參與大本營會議,共同決策。決策層盡管有內爭,但能夠一心對外,從民主到集中,形成統一意志。

清朝甲午戰爭時期中國奇襲日本本土計劃大曝光

  導讀:甲午戰爭期間,清廷駐外使節宋育仁提出瞭一個奇襲日本本土的計劃,如果此計劃得以實施,那麼,戰爭將可能會有一些另外的發展。甲午戰爭期間,外交官宋育仁曾提出一個奇襲日本本土的計劃,如果他的奇襲計劃能得到清政府的支持,甲午中日戰爭的結局或許會是另一個樣子……  宋育仁(1858-1931),清末著名維新思想傢、活動傢,時人譽之”談新政最早,治經術最深,著作等身,名滿天下”,其思想涉及政治、法律、經濟、文化教育、出版、軍事外交等諸多領域。1886年,宋育仁中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在反思和批判洋務運動基礎上,宋育仁於1891年完成《時務論》的寫作,全面闡述其維新變法主張。1894年,宋育仁隨公使龔照瑗出使歐洲。在歐期間,宋育仁銳意考察和研究外國的政治、經濟、社會情況,接納社會名流,還經常出入英國議院、學校、工商各界,寫成《采風錄》4卷,介紹西方的政教、風俗,進一步闡釋和豐富瞭他的維新變法思想。  中日甲午戰爭爆發時,宋育仁正在倫敦,任中國駐英、法、意、比四國公使參贊。因公使龔照瑗回國述職,宋育仁暫時代其職務。宋育仁上書清廷,指出”倭兵少財乏,持久足以困之”。在獲悉清軍平壤潰敗,黃海海戰失利後,宋育仁情急之下產生瞭一個大膽設想,希望能出奇兵反敗為勝。當下,他立即與使館參議楊宜治、翻譯王豐鎬等密謀,購買英國賣與阿根廷、智利兩國的兵艦五艘,魚雷快艇十艘,招募澳大利亞水兵兩千人,組成水師一旅,托名澳大利亞商團,以保護商隊為名,自菲律賓北上直攻日本長崎和東京。此打算看似異想天開,可也具有相當程度的可行性。因為”澳大利亞為英國的屬地,西例商會本有自募水師保護商旅之權,中倭戰起,澳洲距南洋最近,頗為震動,商會發議,舉辦屬地水師一旅,以資保護,(英國候補議紳)庵潔華特暗聯議院同黨主行其議,而以此謀所購一旅駕名(假名)於澳洲商會所為,仍掛英旗出口,則局外無嫌,而蹤跡不露”(引自《借籌記》)。   謀既定,宋育仁等一面報請朝廷批準,一面又與兩江總督劉坤一、張之洞等人聯系,以取得這些封疆大吏的支持。同時,宋育仁與美國退役海軍少將夾甫士、英國康敵克特銀行經理格林密爾等商定:由中國與康敵克特銀行立約借款二百萬英鎊、另戰款一百萬英鎊,以支付兵船購買費用。經過一系列的努力,其所購艦隻,備齊瞭槍彈武器,各級戰鬥人員,也已經募集妥善,組成瞭一支有力的海軍,準備交由前北洋水師提督瑯威裡率領。  這事眼看就要成功瞭,當時已是”炮械畢集”,整裝待發瞭。因時間緊,清廷還未通過正式渠道獲得他在歐洲的活動,而此時,公使龔照瑗已經返職。龔照瑗查知此事,遂以妄為生事電告清廷。因為清廷已打定和日本媾和的主意,李鴻章堅決反對宋育仁等人的做法,而慈禧也認為宋育仁”妄生事端”,立即下旨將購船募兵等事,一概作廢,同時電召宋育仁速速回國。1895年3月,清廷與日本簽署瞭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以海外募集水師奇襲日本的計劃胎死腹中。宋育仁因”潛師謀廢”,敗局已定,隻能”撫贗私泣,望洋而嘆”,著實傷心瞭很久。在回國途中,他寫成瞭《借籌記》,詳詳細細地記瞭這事的經過,以表壯志未酬之情。   戰後清廷本打算對宋育仁作進一步的處理,但這一驚人壯舉,牽連、涉及的人物確實太多,有朝廷重臣,還涉及到外國人士。知曉此事的人們對他的遭遇更是深表同情,所以,朝廷處理這事也有所顧慮,沒再深究,隻是收繳瞭他出使時所賞賜的二品頂戴,仍降回四品原職,回翰林院供職。此事已過去一百多年,關於甲午戰爭的史書於此事又大都沒有記載,所以差不多已被遺忘,希望有更多的人知曉其借籌之事,並使宋育仁先生得到告慰。相關閱讀推薦:揭秘:在故宮裡為什麼找不到清朝皇帝的廁所?驚奇:清朝律例禁止長輩在時子孫分傢違者罰杖一百清朝史上消防隊名叫“水龍局”:救火賞金超千文揭秘清朝頒佈中國首部觀影規范:男女必須分座解讀:清朝史上疆土防禦政策為何天子守在四夷?清朝在康熙時期的實力在世界上到底是什麼地位?

國民意識的缺失:甲午戰爭雙方差距的最大根源

  民國著名軍事理論傢楊傑在《國防新論》中寫道:“一個國傢的強弱,是根據全國人力、物力、文化力的總和來決定。”甲午戰爭是中日兩國的武力之戰,也是兩國的“文化力”之戰。武力之戰讓我們看到的是艦船、大炮和熱血,“文化力”之戰則讓我們感受到思想、觀念和靈魂的力量。將武力之戰與“文化力”之戰結合起來,得到的是更完整的畫面、更真實的歷史,也更加引人深思,更加讓我們的心靈受到震撼。  “文化力”不足,散而不聚焉能不敗  “文化力”建立在文化之上。文化是什麼?文化是世代累積沉淀下來的習慣和信念,核心是價值觀念體系。文化是一種生活方式,決定一個社會的發展方向和發展速度,特別是決定一個社會如何應對外來的新挑戰新威脅。在戰爭中,“文化力”首先構成一種獨立的力量要素,它與“武力”相對應,以“軍事軟實力”的形式直接參與戰略博弈。與此同時,“文化力”又以思維、觀念作黏合劑和催化劑,廣泛滲透進武力要素之中,影響武力的生成和武力能量的釋放,間接參與戰場比拼,常常是“潤物細無聲”。甲午戰爭中,中日兩國隔海對峙,中日兩軍海陸廝殺,一勝一敗、完勝完敗,原因當然是多方面的、綜合的。這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就取決於雙方“文化力”的差異,隻不過由於文化是一種軟因素,不像武力那樣物質化,它有其獨特的作用機理和方式,容易讓人視而不見。  我們觀察清朝在甲午戰爭中的表現,可以發現“散”是一個非常突出的問題。在朝廷,光緒皇帝與慈禧太後不和,主戰與主和態度分歧。朝中大臣們各有所圖,各執一詞。清廷關於對日戰爭的主要決策往往是多種主張角力妥協的產物,總體上雜亂無章法,沒有魄力更沒有戰略智慧。在戰場上,湘軍、淮軍、綠營、練軍、海軍各成派系,“清軍”成為一個復合詞,根本沒有形成一個有機的力量體系。即使是海軍內部,也是南北各分畛域。豐島海戰後,有人建議清政府調南洋艦隊北上參戰,黃海海戰後李鴻章等人再次提議,但終不見行。至於普通民眾,更是一盤散沙,對戰爭漠然視之。甲午戰後,一位日本官員到湖北沙市,吃驚地發現在這座長江中遊港口城市,官員和民眾根本就不曾聽說過剛剛打過的戰爭,他們還完全沉醉於自己的天地裡。曾經親歷這場戰爭的英國人泰萊說,此役非中國與日本戰,實李鴻章與日本戰,大多數中國人於戰事尚懵然無知也。李鴻章自己也曾發出這樣的感慨,說他是“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國之師”。如此散而不聚,戰爭焉能不敗!  而清朝上下為什麼會如此散漫呢?一方面,是由於清朝政治體制統馭力不強,軍事指揮體制效能太差,社會組織發育程度很低;另一方面,又是因為清朝社會嚴重缺乏共同精神凝結,整個社會對於這場戰爭沒有思想發動,沒有精神激勵,沒有觀念引領,官紳軍民是一個沒有共同靈魂和思想的集合體,實際上就是烏合之眾。無論是制度方面的問題,還是精神方面的問題,從更深層次看都有思想文化上的問題。就是說,清朝所缺失的是“文化力”對戰爭的可靠支撐。楊傑將軍一語中的:“甲午戰爭,不是中國的軍隊戰敗,而是思想戰敗。”  國民意識比拼,心中沒有國傢與有國傢  國民意識是國傢“文化力”的第一支撐要素。國民意識就是強烈的國傢認同感、真摯的愛國情懷、為國效命的使命擔當。一句話,就是心裡有國傢。國民意識建立在國民自由平等地位的確立上,建立在國民獨立健全人格的塑造上。國民意識一旦形成,特別是當戰爭威脅來臨之際一旦被激發出來,將產生巨大的精神能量,起到發動民眾、組織民眾、化育官兵、激勵官兵、震懾敵人、瓦解敵人的實質性作用。拿破侖有一句名言:“精神勝於武力。”   甲午戰爭時期,日本的近代國民意識已基本形成。早在明治初年,日本思想傢們就開始提出“國民”問題,積極提倡“國民政治”,要求“對外實現國民獨立,對內實現國民統一”。1879年,植木枝盛在所著《民權自由論》中說:“日本的農民們,日本的商人們,日本的工匠們,其他士族們,醫生、船夫、腳夫、獵手、賣糖小販們,乳母們,新平民(未解放部落民)們,大傢聯合起來!”當日本決定發動對朝對華戰爭後,原本存在很大矛盾的日本政府與議會之間,迅速消除瞭政治上的對立,在戰爭問題上進行密切合作。在思想傢福澤諭吉的勸導下,許多豪商大族表示“不參軍也要盡國民之責”,紛紛捐籌巨款。日本多數民眾也在“伸張國權”思想鼓動下,被導向支持戰爭、參與戰爭,實現瞭“國民輿論的一致”。根據日本參謀本部編纂的《明治二十七八年日清戰史》統計,1894年1月到1895年11月,日本的66傢報社派出114名記者、11名畫工、4名攝像師進行戰地報道,此外還有許多軍方本身派出的軍人記者。“戰爭開始後不久,漫畫也罷,歌曲也罷,都反映出對中國人的憎惡。”通過煽動對中國、中國人的敵意和仇恨,日本的民族主義情緒不斷高漲,而且走向極端,完成瞭它的戰爭動員,固結瞭它的戰爭意志,增強瞭它的戰爭支撐力。可以說,正是國民意識的形成,使日本在甲午戰爭中確實做到瞭舉“國內全體之力”、“日本全國之力”、“整個國傢之力”、“統一和睦之力”。  與日本的情況相反,甲午戰爭前清朝根本沒有進行過全面的國民意識啟蒙。洋務運動時期的改良思想傢,有的提出要實行政治改革,努力使“民志和、民氣強”,但整個思想界對國民問題還沒有引起高度重視,官紳軍民的國民意識還沒有萌生,民族國傢的概念還沒有提出,近代民族主義作為一種普遍的社會思潮還沒有興起,仍然處於典型的傳統社會狀態,“中國人沒有獨立的國傢認同感和忠誠感”,“中國人把最高的忠誠感給予瞭文化而非國傢”。當近代列強並起,中國需要以民族國傢的整體力量應對列強的侵略時,這種國民意識的薄弱,就成瞭一個嚴重短板。戰前日軍間諜在多次現地考察之後,得出瞭這樣的結論:清國“作為缺乏忠君愛國精神之國,困於財政,弱於軍備,其弊可謂已極矣”。正是國民意識的薄弱,使甲午戰爭時期的中國民眾對戰爭漠然視之,使這場戰爭變成李鴻章“一個人的戰爭”。甲午戰爭之後,梁啟超在一篇名為《中國積弱溯源論》的文章中說:“是故吾國民之大患,在於不知國傢為何物。”相關閱讀推薦:甲午戰爭前日在華間諜活動竟猖獗至如此地步薑鳴:李鴻章對甲午戰爭負有三大歷史責任揭甲午戰爭日軍戰勝秘訣:派大批間諜監視李鴻章清朝甲午戰爭時期中國奇襲日本本土計劃大曝光甲午戰爭慘敗十大教訓:國傢需要全面的強盛國民意識的缺失:甲午戰爭雙方差距的最大根源分頁:1/2頁  上一頁12下一頁  戰爭觀念比拼,和平主義不敵尚武主義  戰爭觀是構成戰爭“文化力”的重要因素。如何理解和平,如何看待戰爭,對軍事暴力從根本上抱持什麼態度?不同的國傢和社會有不同的戰爭觀,並進而深刻地影響國傢和社會的軍事活動和戰爭行為模式。中日雖然同屬東亞國傢,但由於各自的生存條件和歷史積淀不同,到近代兩國兵戎相見時,雙方的戰爭觀差異甚是懸殊,並使清國清軍在這方面的“文化力”比拼中同樣落得下風。  中國傳統的戰爭觀形成很早,帶有明顯的和平主義特征,強調以道德立國而不以兵立國,以仁義化育天下而不以武力強制天下,對戰爭暴力持一種謹慎乃至厭惡的態度。中國人的和平主義給歷史上那些曾經深入過中國社會或對中國封建社會有過較深入研究的西方人留下瞭很深刻的印象。馬可波羅將南宋度宗皇帝描繪成“和平和正義之友”,說他“既不重視軍事,又不鼓勵百姓從事訓練”。可以說,和平主義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它建立在對人類生活的高度理解之上,代表著人類理性的較高發展水平。  然而必須看到,傳統的和平主義存在明顯功能缺失。由於它在價值觀念上對戰爭暴力持一種否定或傾向於否定的態度,這就使得國傢和社會很容易缺乏尚武精神。出於和平主義觀念對武力的排斥,中國古人發明瞭一種“不得已而用兵”、“用兵如吃藥”的理論。明太祖朱元璋說:“國傢用兵猶醫之用藥,蓄藥以治疾病,不以無疾而用藥。”認為軍隊和戰爭就好比毒藥,隻有當國傢和社會有病之時才迫不得已用它來以毒攻毒,一旦病好之後便不再需要它,甚至連“藥罐子”都要扔掉。這種觀念顯然會影響人們對戰爭準備的積極性,影響人們設計戰爭、參與戰爭的主動性。中國近代,從鴉片戰爭、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法戰爭一直到甲午戰爭,清朝上下在戰爭籌劃和實施上都表現出嚴重的消極傾向,總是在被動應付,在軍事改革問題上也是典型的“刺激反應”、“好瞭傷疤忘瞭疼”,無疑是與“吃藥軍事文化”分不開的。  日本軍事文化深受其武士道影響,在近代受西方列強的刺激,迅速地演變成軍國主義,形成一種比較極端的尚武主義戰爭觀。這種戰爭觀相對於中國的和平主義戰爭觀,一方面要血腥得多,另一方面也強勁得多。甲午戰爭使中日兩種不同戰爭觀在近代第一次正面碰撞,中國的戰爭文化面對日本武士道式的橫蠻,它的無助無力充分顯現出來,無論是戰場的官兵還是後方的民眾都沒有從自己的戰爭文化中找到精神動力。而同一時期的日本人,卻被它的戰爭文化鼓動得眾情激憤。為瞭進行戰爭鼓動,福澤諭吉發表《日清戰爭是文野之戰》一文,稱這場戰爭“是謀求文明開化之進步者與阻礙其進步者之間的戰爭,絕非兩國間的戰爭”。他將此役定性為“文野之戰”,認為文明淘汰野蠻實屬必然,無論采取何種方法都符合“大義”,都是“義戰”。這就使日本人在推崇武力、極端使用暴力手段方面找到所謂時代理念依據和心理解脫,變得更加有恃無恐、無所顧忌。  值得深思的是,中日兩國基於不同戰爭觀,在甲午戰爭中表現出不同的心態和行為方式,一個消極、一個積極,後果十分嚴重。對於中國來說,如何讓一個美好的價值取向同時成為有用有力的東西?如何在保持理性的同時始終充滿激情,在保持自我的同時積極開放接納世界?歷史留給我們嚴肅的考題。  海洋觀念比拼,消極“海防”難敵積極“海權”  在決定一個國傢“文化力”的因素中,海洋觀念同樣占據著非常重要的位置。中日分別作為大陸瀕海國傢和海島國傢,對海洋的認知和情感明顯不同,處理涉海事務的態度和原則也大相徑庭,核心是海權意識強弱懸殊。這種認知和情感、態度和原則,直接作用於兩國的海軍建設,也深刻影響到兩國對甲午戰爭的戰略指導。以全球的眼光看,陸地和海洋是構成人類生存環境的基礎,是影響一個國傢、一個民族生存方式和思想觀念的客觀條件。從地理條件上講,中國是一個典型的陸海兼備國傢,西南高山屏障,北面大漠阻隔,東南瀕臨大海,中間平原遼闊。這樣的地理條件導致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自給自足小農經濟高度發達。中國古人利用大陸資源就能夠生活得比較好,缺乏向海外進行貿易、爭取域外資源的動力。中國這樣的地理條件,也決定瞭在很長時間裡所面臨的威脅主要來自北方草原。歷代中原王朝修築長城,都在農耕文明和遊牧文明的分界線上。  從中國歷史的整個發展脈絡可以看得出,中原王朝對外的主要戰略方向在北邊,基本任務是防范遊牧民族的南侵。以“長時段”進行觀察,中國歷史的重心經歷過前後兩個大的變化。唐朝以前,是“東西軸心”時代,中國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大戲,總體上都是在黃河一線展開。從先秦一直到唐朝,基本的對抗是東部與西部勢力順著黃河的對抗,最後誰能夠控制關中,誰就能夠得到天下。進入宋朝,特別是南宋以後,中國的歷史重心發生瞭重大的轉移,進入“南北軸心”時代。這個新的軸心就是京杭大運河,各種力量順著它南北對抗。一直到清朝前期,這種格局和特性都沒有發生根本變化,戰爭都是在南邊與北邊力量之間展開。合起來看,無論是“東西軸心”時代還是“南北軸心”時代,中國古代政治經濟的重心都在內陸,都沒有轉移到海邊,更沒有拓展到海上。  中國獨特的地理條件,與此相適應的農耕經濟和軍事安全問題,決定瞭中華民族在文化上始終是面向大陸背向海洋。歷朝統治者對海洋茫然無知,普通民眾對海洋漠然以對,整個民族嚴重缺乏海洋意識。特別是進入近代以後,在受到西方列強侵逼的情況下,仍然海權觀念淡薄,把海權問題矮化成“海防”問題,使海洋的通達性、海軍的機動性優勢完全沒有發揮出來。黑格爾曾站在歐洲遠遠地觀察中國,得出這樣結論:“在他們看來,海隻是陸地的中斷,陸地的天限;他們和海不發生積極的關系。”  就日本的情況而言,雖然它緊鄰中國、遠離歐美,在近代以前主要受中國文化的影響,但島國的基本屬性使它在近代接觸西方文明以後,越來越願意將日本定位為海洋國傢,特別是迅速接受瞭馬漢的海權論。明治天皇登基不久,就宣示要“開拓萬裡波濤,佈國威於四方”。到甲午戰爭前夕,在日本海軍部和內閣,對海權問題已經有瞭很深刻的認識。海軍大佐山本權兵衛提出重視海權的主張得到認同。山本權兵衛說:“大凡偏處海國,或領有海疆之邦……其無能掌握海權者,斯不克制敵以操勝算,此古今東西莫易之義。”從日軍所擬制甲午戰爭作戰計劃看,它完全是圍繞攻擊北洋艦隊,奪取黃海、渤海制海權進行的,以海權的得失決定其他作戰行動。從兩軍作戰的實際情況看,確實是海戰決定勝負,海權就是主動權。  科技意識比拼,守成與創新的巨大差距  “文化力”比拼,還有一個方面就是科技意識比拼。科學技術能夠物化為武器裝備,科技意識則直接關乎科學技術的研發和創新。一個國傢科技意識的強弱,最終會通過武器裝備的發展水平將自己的影響投射到戰場上。在這方面,甲午戰爭提供給我們的仍然是深刻教訓。中華文化重道輕器,在總體上是缺乏科技意識的。最主要的表現,一是把先進科技視為“奇技淫巧”,在心理上排斥、制度上限制;二是對西方的科技發展缺乏敏感性,沒有危機感,漠視之冷待之。舉三個典型事例。  第一件事發生在1793年。當時馬戛爾尼率領英國使團訪華,代表大英帝國向清廷贈送瞭一批禮物,其中有天體儀、地球儀、銅炮、開花炮彈、自來火槍、能載110門火炮的“君王”號軍艦模型、望遠鏡、熱氣球等。馬戛爾尼以為這些物品足可以打動中國君臣們的心,出乎其意料的是,清朝君臣們卻反應極為冷淡。清朝名將福康安在受邀參觀英國使團衛隊的新式火器操演時,“意頗冷淡,岸然答曰:‘看亦可,不看亦可。這火器操法,諒來沒有什麼稀罕!’”對英國人送的火炮和炮彈,清朝君臣們也不屑一顧,一直將它們擺放在圓明園而未曾使用過,直到第二次鴉片戰爭英法聯軍攻入圓明園時仍完好無損,英軍又將它們重新運回倫敦。要知道,英國軍隊後來在鴉片戰爭中所使用的大炮、步槍、望遠鏡和主力戰艦,與馬戛爾尼訪華時給中國人展示過的物品是基本相同的。  第二個事例,是關於清軍火炮技術失傳的。中國是世界上最早發明並使用開花炮彈的國傢(15世紀後半期)。然而,鴉片戰爭時林則徐和造炮專傢黃冕竟然都鬧瞭不知道開花彈技術的大笑話。當林則徐好不容易瞭解到英軍的開花彈技術時,便急忙組織人力進行研究和仿制。一項地地道道的中國人的發明,卻在時隔三個世紀後由中國人第二次從西方引進,而當事者竟為之欣喜不已。又過瞭二三十年之後,左宗棠督兵西征新疆,在陜西鳳翔發現瞭明朝所遺開花炮彈的實物,不禁恍然大悟,發出這樣的感嘆:西洋“利器之入中土三百餘年矣,使當時有人留心及此,何至島族縱橫海上,數十年挾此傲我”。  第三個事例,講的是清初火器專傢戴梓的故事。戴梓發明瞭一種連珠銃,也可以叫連珠炮,據記載銃背裝有彈匣,可貯存28發火藥鉛丸。有人稱之為早期的機關槍,不免有些誇張,但這種武器在當時確實是比較先進的。可悲可嘆的是,當他將連珠銃造出來後,卻不敢獻給政府,更不敢讓清軍使用。原因是什麼呢?就是他在晚上做瞭一個噩夢,夢中有人斥責他:上天有好生之德,這個武器殺傷力太大,傳出去你的子孫一個都留不下。其結果,這個連珠銃就真的沒有流傳下來。這是非常典型的文化壓抑技術發展的例子。  知道瞭這些事例,我們就一定能夠理解,為什麼當年北洋海軍成軍之後,技術和裝備上便都止步不前,不幾年就被日本海軍趕超,形成艦速、炮速和炮彈威力都不如日軍的嚴重局面。反思甲午戰爭,到底是什麼在觸動我們的神經,什麼能夠增強我們的戰略理性?精神文化是人類社會的基因。“文化力”的較量是更深層次的較量。文化的自覺是根本性的自覺!分頁:2/2頁  上一頁12下一頁

清朝甲午戰爭謎團:方伯謙死的到底冤不冤?

  甲午戰爭中留下瞭很多未解之謎,很多至今在史學界仍無定論,其中最著名的莫過於方伯謙。正史記載,“濟遠”號管帶方伯謙是個貪生怕死的傢夥,黃海海戰中,方伯謙謊報軍艦多處損壞,率艦逃走,由於逃跑倉促,還撞到瞭已經擱淺的“揚威”號戰艦。李鴻章一怒之下上奏朝廷,方伯謙被斬首,死時僅有41歲。然而,對這樣一位“逃兵”,在他死後,卻出現瞭很多不同的說法,包括方氏後裔在內認為,方伯謙作戰勇猛,率艦退出戰鬥僅是出於戰術考慮,他隻是李鴻章、丁汝昌為推脫失敗而找的替罪羊。  至少從履歷上看,方伯謙是個標準的海軍高尖端人才,絕不是什麼酒囊飯袋。方伯謙生於福建閩縣(今福州),父親是個私塾先生。方伯謙自幼好學,15歲時便考入福建船政學堂第一期,成為這個中國近代海軍人才搖籃的第一批畢業生。畢業後,方伯謙進入海軍,從基層幹起,隨艦巡行沿海各處。光緒二年(1876),方伯謙被選為留學生,進入英國格林威治海軍學校學習四年。歸國後歷任“鎮西”、“鎮北”炮船、“威遠”練船管帶。1885年,調管“濟遠”號。一路高升為北洋水師的骨幹戰將,方伯謙靠的畢竟是實力。早在英國留學期間,方伯謙就是同學中的佼佼者,據駐英公使郭嵩燾回憶,那批留學生中,平時最愛侃侃而談的,除瞭後來成為翻譯傢的嚴復,就是方伯謙。外國教員也評價方伯謙是“水師中聰明諳練之員”。除瞭學習能力,方伯謙的實戰經驗也很豐富。朝鮮“甲申政變”後,丁汝昌率艦隊赴朝,方伯謙指揮威遠號隨行,在這場事關清國榮譽的事件中立下功勞,李鴻章奏請為其邀功,方伯謙也隨即成為新購巡洋艦“濟遠”號管帶。  朝鮮東學黨起義爆發後,丁汝昌派“濟遠”、“超勇”二艦護送葉志超、聶士成軍赴牙山,以“濟遠”方伯謙為隊長。後來證明,東學黨起義成為甲午戰爭導火索,牙山戰役亦成為甲午第一站,將運送兵員的重任交於方伯謙,足見對其的重視。事實上,剛一到朝鮮,方伯謙便已預料到這場戰爭的嚴峻性,他立即給李鴻章上書,提出聚艦迎戰,添置快艦等建議。但戰事風雲變幻,書信剛剛送上,戰爭便一觸即發。但歷史是殘酷的,雖然學歷和履歷無可厚非,方伯謙在甲午海戰中的不堪表現,卻徹底把他葬送。然而,時過境遷,誰都沒親身經歷過當年那場海戰,方伯謙表現如何,隻能通過史料去瞭解,真真假假,多半隻能揣測。我們隻知道,把方伯謙的脖子推到刀刃上的是李鴻章的一封奏折:“查十九醜刻,濟遠先回旅,據稱船頭轟裂漏水,炮均不能施放,情有可疑。茲據丁汝昌查明,致遠擊沉後,該管駕方伯謙即先逃走,實屬臨陣退縮,應請旨將該副將即行正法,以肅軍紀。”這封奏折一上,方伯謙第二天就被砍瞭腦袋。     李鴻章的奏折既是處決狀,也是正史的蓋棺定論,一言既出,方伯謙立即成瞭人人唾罵的“逃兵”。然而,方伯謙究竟如何“臨陣退縮”,北洋水師並沒有拿出詳細的調查報告,方伯謙之死亦不是“法辦”,隻是“聖意”。這就為日後方伯謙的“翻案”提供瞭空間。據說,方伯謙在旅順黃金山被殺後,其夫人在北洋水師閩籍官兵及眷屬的協助下,穿瞭一件繡有一百個“冤”字的長袍,千裡迢迢赴京告禦狀,口口聲聲稱其夫是被“冤殺”。事實上,方傢投身海軍的不僅方伯謙一人,據統計,方氏傢族三代先後有10人服役於中國近代海軍,且多有成就,堪稱“海軍世傢”。方伯謙之死無疑讓這個“海軍世傢”蒙羞,因此傢族後世無人認可方伯謙是逃兵的定論。  方伯謙無罪的三個“證據”  那麼,方伯謙無罪的證據呢?“濟遠”號的作戰記錄已經徹底被丁汝昌推翻,隻能尋找旁證。第一個證據是一件“血衣”。據說方伯謙夫人上京喊冤時手裡一直攥著一件血衣,這件血衣是“濟遠”號大副沈壽昌的腦漿鮮血所染,當時,方伯謙就站在他身邊,親眼目睹瞭手下的慘死。衣服都被血染紅瞭,方伯謙還能是怯場的逃兵嗎?這件證物百年間被方伯謙後人反復提及,以證方伯謙的勇武。第二個證據是光緒二十一年(1895)在上海刊印的《冤海述聞》一書,作者署名“冤海述聞客”。該書陳述瞭甲午海戰中的大量“內情”,其中多處提到方伯謙,為其冤死鳴不平。比如,書中寫道:“嗟乎!濟遠船回時,不察情形,不經審訊,強加罪名,置之死地。獨不思濟遠受傷大小七十餘處,炮械壞不堪用,陣亡者七人、傷者十三人,皆有案可稽耶?且各船得回旅順者,其陣亡受傷尚不及濟遠之多,濟遠非逃,不辯自明。況當超勇、揚威焚,致遠、經遠猶在陣攻擊,眾目共睹,而督船為全軍平日所屬,既無號令,又去其旗,牽動大局,果誰致之?”  第三個證據1981年在福建師范大學圖書館發現的《盧氏甲午前後雜記》,該書作者系黃海海戰親歷者盧毓英。該書也提到“濟遠”作戰勇猛一事,“致遠既覆,超、揚既火,廣甲尤膽落,急返棹而逃。……濟遠當敵之沖,迎擊既久,炮多炸裂傾倒,無以應敵,於是亦逃。三樣證據最終都指向一個觀點,方伯謙之死無關戰爭,其率艦撤離是戰術考慮,完全無可厚非,但當時北洋水師在戰場上連受重創,李鴻章、丁汝昌為轉移註意力,拿瞭方伯謙做替罪羊,頗有點曹操殺糧官王垕的意思。質疑:“方伯謙無罪論”恐為杜撰但對於方伯謙無罪的這些證據,史學界褒貶不一。首先,“血衣”之證很難說明什麼問題。一些史學者認為,不屑說是否存在這件“血衣”,即使存在,其情雖動人,卻很難說明什麼問題。衣服上的血也不是方伯謙的,隻能證明大副沈壽昌死得壯烈。也許,方伯謙正是親眼見到戰友死的如此駭人,才魂飛魄散,撤退保命。  其次,《冤海述聞》雖然字字擲地有聲,但卻很難作為標準史料參照。“冤海述聞客”的身份無法確定,有人憑借其描述內容的身臨其境猜測,該書作者必是方伯謙的貼身隨從,所以可信度很高。但也不排除是有人委托寫手,根據當時北洋海軍的艦航海日志等資料或講述的故事,再收集一些當時報刊報道和官方文書(邸報等)捏合而成。且書中多處說法也不能盡信,比如書中提到戰艦撤退的原因是“炮械全壞,無可應戰”。但根據戰後統計,黃海海戰中,“定遠”、“鎮遠”、“靖遠”、“來遠”等艦中彈皆超過百發,“濟遠”的中彈數卻隻有區區15發。有論者據此質疑:“來遠”中彈225發,尚能夠堅持戰鬥到底,“濟遠”為何不能呢?最後,《盧氏甲午前後雜記》的作者盧毓英雖然親歷瞭黃海海戰,但他當時的工作場地主要在艙內,根本沒有機會觀測到戰場上的真實情景,且其所言大部分都引自《冤海述聞》,真實性尚且存疑。因為史料無法統一,多數史學者仍然認為,對方伯謙的評價目前還是“維持原判”較好,至於其是否在海戰中真的恪盡職守,甚至勇猛無畏,隻能等待更多研究成果和史證出來,才能下定論。相關閱讀推薦:國民意識的缺失:甲午戰爭雙方差距的最大根源甲午戰爭前日在華間諜活動竟猖獗至如此地步薑鳴:李鴻章對甲午戰爭負有三大歷史責任揭甲午戰爭日軍戰勝秘訣:派大批間諜監視李鴻章清朝甲午戰爭時期中國奇襲日本本土計劃大曝光甲午戰爭慘敗十大教訓:國傢需要全面的強盛

甲午戰爭美國並非中立:屢次保護日本間諜

  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戰爭是近代東亞國際關系史上的一個轉折點。在這場改變東亞局勢的戰爭中, 美國的表現似乎沒有英、俄、德、法等國傢突出, 始終聲稱奉行“中立”政策, 實際上卻發揮瞭其他列強不曾起到的作用。美國在中日甲午戰爭期間的外交斡旋活動,標榜自己將遵循“不偏不倚”的“中立”,贏得清政府信任的同時,卻犧牲中國的利益,滿足日本侵華的野心,這段時期美國的外交活動是其以後亞洲政策的初步探索與嘗試。   戰爭之前,“中立”的偏袒   長期以來,朝鮮一直是宗藩體制內與中國關系最為密切的國傢,美國一直試圖破除中朝宗藩關系,徹底打開朝鮮門戶,因而支持日本的立場。美國認為,自1876年日本與朝鮮簽訂《江華條約》以來,清政府已經被迫逐漸放棄瞭一些作為朝鮮宗主國的權益。相反,由於日本效仿西方進行資產階級改良運動,1868年成功進行明治維新,從某種意義上講,日本成為西方國傢在亞洲利益訴求的代言人。

甲午戰爭必輸無疑:清朝使用錯誤的固守戰略

中日甲午戰爭不僅改變瞭東亞的戰略格局,而且也引起瞭全世界的關註。在恩格斯看來,中國甲午戰敗的直接原因,在很大程度上體現為政府和軍方所奉行的被動防禦策略。今天,重溫恩格斯當年的論斷,從攻防技術發展的不對稱性審視這場戰爭,既可為甲午戰爭研究提供瞭一個新的視角,也可啟迪對於中國國防戰略的深度思考。 甲午戰爭前三次中日攻防對弈 史書記載的第一次中日戰爭是公元633年白江口海戰,日本為當時的唐朝所敗。第二次戰爭是13世紀中後期,蒙古帝國的統治者忽必烈兩次發動對日戰爭,日本借臺風即所謂“神風”擊敗瞭忽必烈的艦隊。第三次戰爭是16世紀末,統一日本的豐臣秀吉傾舉國之力攻打朝鮮,被明軍與朝鮮軍合力擊敗。 甲午戰爭之前的中日三次戰爭,從攻防對弈的角度進行考量,可發現一個共性的特征,即三次戰爭最終的勝利者都是防守方,而非進攻方。那麼,究竟是何種因素造就瞭防禦方的勝利,就成為一個值得探究的問題。 在筆者看來,甲午戰爭之前中日兩國的三次戰爭,防守方的勝利是與軍事技術發展的攻防不對稱性密切關聯的。在軍事技術史上,攻防技術發展不對稱的情況經常發生。在冷兵器主導戰爭的時代,城池和要塞成為攻防作戰的主要對象,攻城技術長期落後於守城技術,從而使得攻城戰在很大程度上演化成為曠日持久的消耗戰。甲午戰前的三次中日戰爭處於冷兵器時代和冷熱兵器並用的時代,火器雖已發明,但尚未成為主導兵器,蒸汽動力和鋼制裝甲則尚未出現。因此,進攻的一方隻能依靠木質戰船遠涉重洋,在克服颶風、海嘯等自然因素影響之後,又需面對攻難防易的不對稱律制約,陷入攻堅作戰的不利境地,一旦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勝利的天平往往會向防守方傾斜。 正是在19世紀70年代,火炮後坐力消減技術的重大突破,給戰爭攻防格局的轉變帶來瞭新的契機。1879年,法國人莫阿經過多次試驗,發明瞭名為“制退復進機”的火炮反後座裝置,成功實現將炮身後退的動能轉化為復進力,將炮管退回至發射前的位置,使之重新處於待發狀態,從而極大地縮短瞭火炮的發射時間,將火炮的射速提高至每分鐘20發以上。速射火炮的出現,與1883年發明的馬克沁機槍結合,共同引領軍事技術史進入速射火器的時代。從這一時期開始,由速射火炮提供的強大火力,已經足以挑戰固有的防禦體系,軍事技術的攻防不對稱律再一次向攻易防難的方向發生逆轉。

甲午戰爭一場絕對的敗仗:情報戰日本壓倒性優勢

  “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殆”。古往今來,情報工作對於戰爭勝敗的重要性無需贅言。在中日甲午戰爭硝煙彌漫的背後,無形戰線上的較量如火如荼。日本政府透過經營多年的對華情報工作,比大清朝野更深刻地洞察著中國的一切。相較之下,清王朝的情報工作卻顯得心有餘而力不足,知彼知己均顯不足。   就世界范圍而言,十九世紀是情報體系日漸完善的時代,但清政府情報機構及其體系建設卻異常滯後。不少官員閉目塞聽,很少關註日本軍情動態,對日本的威脅自然缺乏正確認識。總理衙門雖有收集外國情報的功能,但在其內部並未設立專門的對外情報機構。   在向日本派出駐外公使之前,清政府收集日本情報的途徑多源自外國新聞紙上零散的消息。1871年,一些有識之士在《中日修好條約》簽訂前後建議派遣常駐使團赴日收集情報,以預先探知日方動向。然而,由於經費問題、人才缺乏等諸多原因,清王朝1877年才正式派出駐日使團。   不容否認,數任駐日外交使節在收集日本政治、經濟、軍事等情報有一定作為。他們通過翻譯報紙書籍以及個別間諜收集到一些有關日本戰略決策、對華態度、日方抵華人員情況、日本對朝動向等方面的情報。毋庸置疑,總理衙門和李鴻章對日本的威脅有一定程度的認識。而李鴻章等人往往拘泥於情報中日本決策層藐視中國的言論,而忽視日本戰略意圖和戰略目標,終究未能形成強烈的危機感和必要的防范意識。   1894年,朝鮮發生農民起義。在鬥爭第一線的駐朝鮮總理交涉通商事務大臣袁世凱對朝鮮局勢發展卻一頭霧水,盲目相信日方“我政府必無他意”之保證,認為“日人方亟自謀,斷不至敗壞和局”,弱化日本可能出兵挑起戰爭的危險性。而駐日公使汪鳳藻也對日方真實意圖懵然無知,以偏概全,強調日本議院與內閣沖突、無暇外顧。李鴻章偏信汪鳳藻一面之詞,未能及時調查核實日方動向,誤判日本對清朝作戰之決心。   更加令人扼腕嘆息的是,1893年,清王朝為炫耀軍事實力、打壓日方,竟然允許日本參謀本部次長川上操六等人以參觀名義刺探、驗證軍事情報。實際上,多年來,日本軍方情報機構和“樂善堂”等民間秘密組織相互勾連,在華活動猖獗,而清王朝卻無有效應對之策。在處理日本間諜的問題上,李鴻章等人擔心引起外交爭端,態度曖昧。加上清政府吏治腐敗、賄賂成風,日本間諜活動仍肆無忌憚。此外,1894年6月,日本陸奧外相故意給駐日公使汪鳳藻遞交一份用中文書寫的文書,以“釣魚”手法成功破解清朝駐日公使館與總理衙門之間的往來密電。而清王朝毫無警惕性,自信滿滿,一直沒有更換密碼,致使日方全盤掌握清政府的戰略意圖。這無疑成為清王朝情報工作的最大敗筆。

甲午戰爭同樣輸在場外:清廷沒有媒體觀念

  盡管清政府沒有現代媒體觀念,但當時媒體言論還是極為大膽的,“本館接奉電音”、“政論”、“西電譯要”、“窺日要言”等媒體紛紛開設專欄,密集報道戰事。有媒體甚至建言,讓光緒皇帝禦駕親征。   1889年2月11日,日本東京舉行瞭盛大的明治憲法頒佈典禮。典禮上有一群特殊的客人,是當時10傢報社的代表。作為新聞界的代表,他們見證瞭日本歷史上、也是東亞地區主要國傢史上首部憲法的頒佈,並與首次作為現代國傢國民的民眾一起,參與瞭明治社會的建設。這時距離中日甲午戰爭,尚有五年。   彼時的日本在綜合國力上離當時的清朝尚有差距,但對待媒體和新聞的態度全然不同。其在媒體發展、利用輿論對國內外進行影響方面,也邁向新的階段。這個變化,也給之後的甲午戰爭帶來特殊的影響。   戰爭假新聞嚴重誤導清政府   1894年7月25日和28日,中日兩國的海陸軍先後在豐島海域與朝鮮的牙山交戰,拉開瞭甲午戰爭的序幕。清軍兩戰皆負。牙山之戰中,盡管清軍聶士成部失利,但8月16日出版的中國《點石齋畫報》卻將其描述為“中方大勝”,讓民間為之振奮。   在豐島海戰中,由於清朝“濟遠”號等謊報擊沉瞭日本軍艦,朝廷上下一度亢奮不已,報刊爭相報道。《上海新聞畫報》甚至刊載瞭“倭艦摧沉圖”,渲染豐島海戰大捷的戰事。之後9月15日平壤之戰,1.5萬清軍對陣1萬日軍,對峙過程中清軍將領左寶貴戰死,主將葉志超臨戰逃跑,一路狂奔越過鴨綠江,導致全軍潰敗。但葉志超卻諱敗報捷,導致從官方到民間又是一片喝彩。

甲午戰爭我們認知上的六大謬誤:摻沙子不是腐敗

  梁啟超曾說,喚起吾國四千年之大夢,實自甲午一役始也。甲午戰爭作為近代中國的轉折點,影響既深且遠。中國有句古話:知恥而後勇,但我們首先要清楚中國到底敗於何處。多年來,人們都習慣性地把戰爭失利的責任歸於慈禧太後和北洋海軍的腐敗上,不僅如此,許多專傢學者也推波助瀾,不加考證而想當然地相信這個結論,在各種媒體上告訴人們,北洋水師生活如何腐化、指揮如何失誤,慈禧太後如何誤國、挪用海軍軍費修建頤和園等等。有這樣的領導、這樣的軍隊,焉能不敗。但問題是,這些結論經得起考證嗎?   好在,歷史的真相不會永遠沉沒,陳悅等一批學者通過認真查閱史料、實地考證,為我們逐漸還原瞭一個真實的甲午,揭穿瞭以往流傳的一個個謬誤。真相逐漸浮出水面,也在引起我們進一步思考,甲午,我們為什麼戰敗?   謬誤之——劉公島妓院、賭館林立   威海位於山東半島東端,和遼東半島的旅順成掎角之勢,共同扼守渤海門戶。從明代起,威海即因地勢重要,開始設衛駐兵,成為海防重鎮。在威海灣的碧波中,有一座劉公島猶如天然盾牌,正擋海灣入口,海島周圍水深足夠,是天然的停船之處。1875年北洋大臣李鴻章奉旨籌建海軍後,因威海、劉公島戰略地位之重要,遂圈選成為海軍基地,此後劉公島長期作為北洋艦隊的駐泊之所。1888年12月17日北洋海軍正式成軍後,北洋沿線的幾個軍港基地的地位進一步明確,劉公島作為北洋海軍的駐泊基地,重要性超過瞭作為維修基地的旅順。   在北洋海軍甲午海戰失敗的幾十年後,曾有人撰文稱,在北洋海軍時代,作為重要基地兼海軍指揮部所在地的劉公島,煙館、賭館林立,妓院多達70餘傢,與營房為鄰,軍中一時間抽大煙、逛妓院成風雲雲。由此證明,北洋海軍軍紀潰散,生活腐敗。   但從甲午戰後日軍攝影師拍攝的照片來看,劉公島上當時的建築分佈清晰可辨。在小島的西側,是黃島炮臺、操場、護軍公所、機器局、屯煤所等建築,並沒有居住性空間。小島荒僻的東部,則是東泓炮臺、護軍營地和兩個小村落。唯一建築密集的是在劉公島中部,以海軍的集中辦公地點海軍公所為界,西側是北洋海軍提督丁汝昌的公館,以及龍王廟等祭祀場所,隻有東側存在一片類似民居、集鎮的地方,但其房屋總數規模,遠達不到70傢的規模,而且根據北洋海軍一些軍官的回憶,其中的房屋多為中、高級軍官的住宅。因而僅從建築空間而言,劉公島上根本不具備存在大片妓院、賭館、煙館的硬件設施證據,倘若真如此,那麼這個小島上除非傢傢是妓院、戶戶皆煙館,荒唐情況可見。

揭秘吉田松陰:決定瞭甲午戰爭命運的日本思想傢

  清國戰敗刺激瞭日本人  萩市是山口縣北部的一座小城,這裡留存著從幕府末期到明治維新時期長州藩志士們的諸多歷史遺跡,松陰神社就是其中之一。  松陰神社的四周,有一圈黛青色的山影。神社前那一個昂然挺立的“鳥居”——一種類似於中國牌坊的日式建築,通常屹立在通向神社的大道上。“鳥居”的側面,有一塊巨大的石碑,上面寫著:“明治維新胎動之地”,既然是“胎動”,就必然是隱秘的,穿過一片幽黑的樹林,才能看見那隱秘的“胎心”——吉田松陰當年的村塾。那是一間傳統的和式民居,旁邊立著一塊石碑,寫著:“史跡 松下村塾”。  松下村塾的一部分門扇開著,我想象著吉田松陰在這裡教學的樣子,那時他剛剛從幕府的監獄裡出來,坐在“講義室”裡,面對著一些求知的目光,講述物理、化學這些新鮮的知識。有穿堂風吹過,拂動著他身上的和服,他的心情一定是舒暢的。  中(清)英剛剛開始交戰,日本幕府就開始有意識地搜集戰爭的情報,要求清國來的商人必須提供清國的信息,這些信息被稱為“風說書”。幕府政權根據這些來路不同、說法各異的“風說書”,將鴉片戰爭的詳細過程一點點地拼合成形。  此外,流傳到日本的清國書籍也成為幕府瞭解鴉片戰爭的重要信息源,這些書包括《夷匪犯境聞見錄》、《乍浦集詠》等。在這些信息的基礎上,日本人還自己撰寫、出版瞭一些介紹鴉片戰爭的著作,其中有一本名叫《海外新話》,書中詳細描述瞭林則徐在廣東禁煙的過程,以及雙方在廣東、定海、鎮海、乍浦、吳淞、鎮江等地交戰的場面。作者楓江釣人(嶺田楓江的筆名)在書前的序詩中寫:“海國要務在知彼,預備嚴整恃有待”[1],透露出大難將至的緊張感。有意思的是,這本書由於沒有得到幕府政權的出版許可,因而被列為禁書不準發行,作者嶺田楓江也被捕入獄,就連為此書繪制插圖的畫傢也被關進監獄,冤死獄中;而這部日本當時急切需要的著作,卻在幕府內部悄然流傳……   清國戰敗的消息,讓日本的志士張大瞭吃驚的嘴巴。以中國之力量,在西方面前都挺不過幾個回合,輪到日本,恐怕連交手的資格都沒有。這些日本志士中,就有吉田松陰。  吉田松陰是受到瞭鴉片戰爭的刺激,才開始決定放棄他少年時曾經學習過的傳統的山鹿流兵法。大清帝國在鴉片戰爭的一敗塗地讓他看傻瞭眼,這位十歲時就向藩主毛利敬親講解《武教全書》戰術篇的天才少年,已經痛切地認識到他學習的戰法完全是一堆垃圾,無論是武士刀砍,還是騎兵沖鋒,都隻能是給西方人的槍炮充當炮灰。他學習成績優異,但那跟零分沒有區別,一切必須推倒重來。  他想隨“黑船”去美國學習  果然,13年後美國人兵臨城下,這一事件日本人叫“黑船事件”。對“黑船事件”的經過,我在《盛世的疼痛——中國歷史中的蝴蝶效應》一書中有如下描述:美國東印度艦隊司令佩裡準將率領的4艘軍艦,也就是日本人所說的“黑船”,正是在鴉片戰爭之後中國被迫開放的門戶——上海完成編隊,直指日本江戶灣[2]的浦賀港的。與鴉片戰爭不同的是,美國艦隊沒有開炮,因為這個彈丸小國實在是不禁一打,也就沒有必要開炮,佩裡在給日本幕府的國書中傲慢地說:“你們可以選擇戰爭,但勝利無疑屬於美國。”他甚至送給幕府一面白旗,告誡他們,一旦爆發戰爭,他們要學會投降,簡直是羞辱到傢瞭。隻是嚇唬瞭一下,孝明天皇就天顏大失,一籌莫展瞭,江戶城也亂成一團,“城外大小寺院內鐘聲齊鳴,婦孺淒厲地哭喊,有錢人準備逃往鄉間,更多的人擁進神社,擊掌禱告神靈,乞求‘神風’再起,摧毀‘黑船’。”[3]“落後就要挨打”,終於,這個積貧積弱的島國在西方列強的逼迫下,簽訂瞭一系列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  公元1854年,當佩裡的“黑船”還停泊在江戶灣浦賀外的海面上時,有一天夜裡,一隻小舢板在向美國人的軍艦緩緩靠近。舢板上有兩個日本人,一個名叫吉田松陰,另一個叫金子重輔,都是長州藩的藩士。他們是在凌晨二時,從伊豆半島南端下田附近的柿崎村岸邊出發,一步步向“黑船”靠攏的。沒有人知道他們要幹什麼,甚至可能被誤認為向美國“黑船”襲擊報復,他們的呼喊也終將被海風吞沒,他們的命運也許就像這浪濤中的舢板一樣不堪一擊。即使今天,我們仍然很難想象他們當時的沖動。像吉田松陰這樣匪夷所思的舉動,或許隻能產生在大變革時代的日本。遍尋中國歷史,也找不出一個這樣的人。起初,一切都比想象的順利,透過密集的風聲,軍艦上的水兵還是聽到瞭他們的呼喊,把他們拉上船。接著,他們提出瞭他們的請求,讓船上的美國人都覺得不可思議——他們希望跟著這條船去美國。相關閱讀推薦:明治維新前三傑之吉田松陰簡介 吉田松陰怎麼死的明治維新的先驅高杉晉作簡介 高杉晉作怎麼死的訪談宗澤亞:明治維新為什麼比洋務運動更成功?揭秘:王陽明的心學是如何影響日本明治維新的?盤點明治維新中的偉人:明治維新中三個偉大腦袋分頁:1/4頁  上一頁1234下一頁  在當時的日本,偷渡屬於重罪,但是對西洋知識的渴望已經讓吉田松陰和金子重輔奮不顧身瞭。或許在他們看來,美國人不好惹,有美國軍艦保駕護航,沒有人能阻止他們遠渡重洋。但他們忘瞭,有一個人能夠阻止,那個就是佩裡。當時美國已經與日本簽訂瞭《日美親和條約》,在他內心的天平上,美國在日本的利益無疑是最重的,與此相比,這兩個小毛孩輕如鴻毛。他幾乎沒加思索,就決定把他們送回岸上,但承諾替他們保守秘密。吉田松陰和金子重輔回到岸上,望瞭一眼海上那艘黑漆漆的軍艦,就轉身走向奉行所自首瞭。  吉田松陰被關押時寫下《幽囚錄》一書。這部重要著作在1935年列入《吉田松陰全集》,由巖波書店出版。在這部書中,他提出瞭“船艦之於海國,譬之獸之有足,鳥之有翼”[4],呼籲幕府迅速組建日本的國傢艦隊,並將此作為當前的一大急務。同時,強調不能盲目照搬魏源“造艦不如購艦,造炮不如購炮”的觀念,他提醒幕府,西方侵略者之所以頻頻橫渡大洋,侵入東方,完全為商業利益所趨使:  夷以貿易為生,以侵掠為事。潮汐之所通,無遠而不至,唯其貿易為生,故其國富饒可以償制船之費。唯其侵掠為事,……故其船有所用,而非徒設之器[5]。  如此深刻的洞察,在今天也是令人無比欽佩的,因為他看到瞭那些如城堡般漂浮在海上的軍艦隻是一種表象,真正的驅動力不是它們肚子裡的蒸汽發動機,而是背後的商業利益,是那些白花花的銀子吸引他們遠道而來,成為那些軍艦的真正動力源,使它們的掠奪成為良性循環,使那些在東西方之間疲於奔命的西方戰艦們成為不會休止的永動機。   假如失去瞭商業的驅動,任何強大的船隊都會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早在宋代,就有許多商人和航海者,有人把他們稱為“牧海人”,宋神宗早就意識到:“東南利國之大,舶商亦居其一焉”,宋孝宗也認定,“市舶之利最厚”,於是,宋朝頒佈瞭鼓勵航海通商的政策,對影響“舶商”的官員一律降職查辦,還大興基礎設施建設,在海岸線上每隔30裡建立燈塔導航系統,整個海岸線全部開放。南宋擁有世界上最先進的造船業和航海技術,環中國海,西太平洋和印度洋都成瞭中國船的天下,14世紀阿拉伯大旅行傢伊本·白圖泰在遊記中寫道:“當時所有印度、中國之間的交通,皆操於中國人之手。”在元代,波斯灣、紅海和非洲東海岸都留下瞭中國船的帆影。到瞭明清,情況就向相反的方向急轉直下。明代初年的鄭和船隊因為失去瞭商業利益的驅動而淪為一項“形象工程”,最終無以為繼。我在《盛世的疼痛》一書中說:“明清兩季的帝王更希望他們的帝國是一個看得見摸得著的固體,這樣,他們的權力才是真實可感的,因此,他們喜歡用草格子固沙法,把帝國的每一個臣民都固定在原有的位置上,漂泊不定的商人,將增加他們統治的難度,是‘秩序’中的異類,所以要堅決取締,唯有如此,才能統一思想,統一行動,構建一個同質化的帝國。”[6]明朝人王圻曾經一針見血地批評當時的政府:  貢舶為王法所許,司於市舶,貿易之公也。  海商為王法所不許,不司於市舶,貿易之私也。[7]  吉田松陰為日本建立海軍提供瞭一個真正目標——“墾蝦夷,收琉球,取朝鮮,拉滿洲,壓支那,臨印度,以張進取之勢,以固退守之基。”似乎是擔心他的這些在當時看來很不靠譜“遠大理想”會嚇壞瞭幕府當局,吉田松陰還提供瞭一些可操作性的方案,其中包括:派遣優秀人才到國外直接學習;在日本設立近代化軍事學校,在軍事學校中的教學必須是按照外國書籍的原文去教授學生,如此才能直接瞭解並學習到外國的先進技術和經驗。  此外,吉田松陰在呼籲組建日本國傢艦隊的同時,又附帶提出瞭許多強化日本軍事的建議。譬如為瞭取得在未來戰爭中的優勢,提議日本應利用並發揮間諜的作用。他認為:“軍之用間,猶人之有耳目。無耳何以聽,無目何以視”,使用間諜是使日本國力強大的重要手段……分頁:2/4頁  上一頁1234下一頁  獄中的光陰,他並沒有浪費,除瞭寫作《幽囚錄》一書,他還給一同囚禁的11名囚犯辦起瞭學習班,從而開始瞭他的講學生涯。授課的內容,包括《孟子》等儒傢經典。第二年(公元1855年)十二月,吉田松陰被改判在生父杉傢中軟禁,他就繼承瞭叔父的松下村塾,教附近的孩子讀書,向其灌輸維新思想。公元1857年時,有三十多名塾生在這裡上學,杉傢的幽室和起居間太狹窄,因此將院內的舊小屋改建成八席寬的教室。但是塾生繼續增加。翌年松陰和學生共同勞動,增建成十席半的私塾。  他從不采用“填鴨式”教學,而是與學生共同探討,希望通過討論達成一致意見。這股自由的教學空氣,彌漫在當時日本的西學教育中,因為它本身就合乎西方的平等精神的熊本藩士橫井小楠的四時軒,也是采取“朋友講學”的方式,師徒之間以平等的身份自由討論。吉田松陰摒棄瞭“師道尊嚴”,在學術領域內,沒有高低貴賤之分,他鼓勵學生擁有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從他的學生隊伍裡,相繼走出瞭木戶孝允、高山晉作、伊藤博文、山縣有朋……  老天似乎有意要成全吉田松陰,他在19世紀五十年代培養的這些年輕人,到瞭明治維新的六十年代、圖謀霸權的七八十年代、與大清決戰的九十年代,都剛好派上瞭用場——  他的學生木戶孝允(本名桂小五郎)是尊攘、討幕運動的領導者之一,與西鄉隆盛、大久保利通一起被稱為“明治維新三傑”;高杉晉作成立“奇兵隊”,推翻幕府統治;伊藤博文是明治憲法的制定者,被稱為明治憲法之父,日本首任內閣總理大臣,共四次組閣。甲午戰爭就是他在任內閣總理大臣時發動的;山縣有朋是日本陸軍之父、第三任日本內閣總理大臣,也是日本軍國主義的奠基人……  吉田松陰的這些學生在歷史中扮演的角色各不相同,卻又環環相扣,相互配合,仿佛一個精整的團隊,在合力完成一次歷史的長跑。  而吉田松陰本人則因其尊王攘夷的政治立場,在安政五年(公元1858年)十二月,被以蠱惑人心的罪名拘捕,並在次年五月押解至江戶傳馬町監獄。這一年十月二十七日上午,吉田松陰在江戶傳馬町監獄中被問斬,終年29歲。

揭秘甲午戰爭的最大謎團:方伯謙死的到底冤不冤?

  甲午戰爭中留下瞭很多未解之謎,很多至今在史學界仍無定論,其中最著名的莫過於方伯謙。  正史記載,“濟遠”號管帶方伯謙是個貪生怕死的傢夥,黃海海戰中,方伯謙謊報軍艦多處損壞,率艦逃走,由於逃跑倉促,還撞到瞭已經擱淺的“揚威”號戰艦。李鴻章一怒之下上奏朝廷,方伯謙被斬首,死時僅有41歲。  然而,對這樣一位“逃兵”,在他死後,卻出現瞭很多不同的說法,包括方氏後裔在內認為,方伯謙作戰勇猛,率艦退出戰鬥僅是出於戰術考慮,他隻是李鴻章、丁汝昌為推脫失敗而找的替罪羊。  方伯謙其人:絕非酒囊飯袋  至少從履歷上看,方伯謙是個標準的海軍高尖端人才,絕不是什麼酒囊飯袋。  方伯謙生於福建閩縣(今福州),父親是個私塾先生。方伯謙自幼好學,15歲時便考入福建船政學堂第一期,成為這個中國近代海軍人才搖籃的第一批畢業生。畢業後,方伯謙進入海軍,從基層幹起,隨艦巡行沿海各處。光緒二年(1876),方伯謙被選為留學生,進入英國格林威治海軍學校學習四年。歸國後歷任“鎮西”、“鎮北”炮船、“威遠”練船管帶。1885年,調管“濟遠”號。  一路高升為北洋水師的骨幹戰將,方伯謙靠的畢竟是實力。早在英國留學期間,方伯謙就是同學中的佼佼者,據駐英公使郭嵩燾回憶,那批留學生中,平時最愛侃侃而談的,除瞭後來成為翻譯傢的嚴復,就是方伯謙。外國教員也評價方伯謙是“水師中聰明諳練之員”。除瞭學習能力,方伯謙的實戰經驗也很豐富。朝鮮“甲申政變”後,丁汝昌率艦隊赴朝,方伯謙指揮威遠號隨行,在這場事關清國榮譽的事件中立下功勞,李鴻章奏請為其邀功,方伯謙也隨即成為新購巡洋艦“濟遠”號管帶。   這是著名電影《甲午風雲》中,李默然飾演的鄧世昌(左)在質問方伯謙(右)豐島海戰中“尾炮退敵”的鏡頭。  朝鮮東學黨起義爆發後,丁汝昌派“濟遠”、“超勇”二艦護送葉志超、聶士成軍赴牙山,以“濟遠”方伯謙為隊長。後來證明,東學黨起義成為甲午戰爭導火索,牙山戰役亦成為甲午第一站,將運送兵員的重任交於方伯謙,足見對其的重視。事實上,剛一到朝鮮,方伯謙便已預料到這場戰爭的嚴峻性,他立即給李鴻章上書,提出聚艦迎戰,添置快艦等建議。但戰事風雲變幻,書信剛剛送上,戰爭便一觸即發。  李鴻章奏折一上,方就丟瞭腦袋  但歷史是殘酷的,雖然學歷和履歷無可厚非,方伯謙在甲午海戰中的不堪表現,卻徹底把他葬送。  然而,時過境遷,誰都沒親身經歷過當年那場海戰,方伯謙表現如何,隻能通過史料去瞭解,真真假假,多半隻能揣測。  我們隻知道,把方伯謙的脖子推到刀刃上的是李鴻章的一封奏折:“查十九醜刻,濟遠先回旅,據稱船頭轟裂漏水,炮均不能施放,情有可疑。茲據丁汝昌查明,致遠擊沉後,該管駕方伯謙即先逃走,實屬臨陣退縮,應請旨將該副將即行正法,以肅軍紀。”這封奏折一上,方伯謙第二天就被砍瞭腦袋。  李鴻章的奏折既是處決狀,也是正史的蓋棺定論,一言既出,方伯謙立即成瞭人人唾罵的“逃兵”。然而,方伯謙究竟如何“臨陣退縮”,北洋水師並沒有拿出詳細的調查報告,方伯謙之死亦不是“法辦”,隻是“聖意”。這就為日後方伯謙的“翻案”提供瞭空間。  據說,方伯謙在旅順黃金山被殺後,其夫人在北洋水師閩籍官兵及眷屬的協助下,穿瞭一件繡有一百個“冤”字的長袍,千裡迢迢赴京告禦狀,口口聲聲稱其夫是被“冤殺”。事實上,方傢投身海軍的不僅方伯謙一人,據統計,方氏傢族三代先後有10人服役於中國近代海軍,且多有成就,堪稱“海軍世傢”。方伯謙之死無疑讓這個“海軍世傢”蒙羞,因此傢族後世無人認可方伯謙是逃兵的定論。相關閱讀推薦:揭秘吉田松陰:決定瞭甲午戰爭命運的日本思想傢甲午戰爭時慈禧忙於過壽:3天打不到北京就行!揭秘:甲午戰爭清朝的軍費不如日本娼妓捐款數目揭秘:120年前日本如何通過甲午戰爭竊取釣魚島?甲午戰爭兵敗竟然是因為中國士兵開槍瞄不準?分頁:1/4頁  上一頁1234下一頁  方伯謙無罪的三個“證據”  那麼,方伯謙無罪的證據呢?“濟遠”號的作戰記錄已經徹底被丁汝昌推翻,隻能尋找旁證。  第一個證據是一件“血衣”。據說方伯謙夫人上京喊冤時手裡一直攥著一件血衣,這件血衣是“濟遠”號大副沈壽昌的腦漿鮮血所染,當時,方伯謙就站在他身邊,親眼目睹瞭手下的慘死。衣服都被血染紅瞭,方伯謙還能是怯場的逃兵嗎?這件證物百年間被方伯謙後人反復提及,以證方伯謙的勇武。  第二個證據是光緒二十一年(1895)在上海刊印的《冤海述聞》一書,作者署名“冤海述聞客”。該書陳述瞭甲午海戰中的大量“內情”,其中多處提到方伯謙,為其冤死鳴不平。比如,書中寫道:“嗟乎!濟遠船回時,不察情形,不經審訊,強加罪名,置之死地。獨不思濟遠受傷大小七十餘處,炮械壞不堪用,陣亡者七人、傷者十三人,皆有案可稽耶?且各船得回旅順者,其陣亡受傷尚不及濟遠之多,濟遠非逃,不辯自明。況當超勇、揚威焚,致遠、經遠猶在陣攻擊,眾目共睹,而督船為全軍平日所屬,既無號令,又去其旗,牽動大局,果誰致之?”  第三個證據1981年在福建師范大學圖書館發現的《盧氏甲午前後雜記》,該書作者系黃海海戰親歷者盧毓英。該書也提到“濟遠”作戰勇猛一事,“致遠既覆,超、揚既火,廣甲尤膽落,急返棹而逃。……濟遠當敵之沖,迎擊既久,炮多炸裂傾倒,無以應敵,於是亦逃。   三樣證據最終都指向一個觀點,方伯謙之死無關戰爭,其率艦撤離是戰術考慮,完全無可厚非,但當時北洋水師在戰場上連受重創,李鴻章、丁汝昌為轉移註意力,拿瞭方伯謙做替罪羊,頗有點曹操殺糧官王的意思。  質疑:“方伯謙無罪論”恐為杜撰  但對於方伯謙無罪的這些證據,史學界褒貶不一。  首先,“血衣”之證很難說明什麼問題。一些史學者認為,不屑說是否存在這件“血衣”,即使存在,其情雖動人,卻很難說明什麼問題。衣服上的血也不是方伯謙的,隻能證明大副沈壽昌死得壯烈。也許,方伯謙正是親眼見到戰友死的如此駭人,才魂飛魄散,撤退保命。  其次,《冤海述聞》雖然字字擲地有聲,但卻很難作為標準史料參照。“冤海述聞客”的身份無法確定,有人憑借其描述內容的身臨其境猜測,該書作者必是方伯謙的貼身隨從,所以可信度很高。但也不排除是有人委托寫手,根據當時北洋海軍的艦航海日志等資料或講述的故事,再收集一些當時報刊報道和官方文書(邸報等)捏合而成。且書中多處說法也不能盡信,比如書中提到戰艦撤退的原因是“炮械全壞,無可應戰”。但根據戰後統計,黃海海戰中,“定遠”、“鎮遠”、“靖遠”、“來遠”等艦中彈皆超過百發,“濟遠”的中彈數卻隻有區區15發。有論者據此質疑:“來遠”中彈225發,尚能夠堅持戰鬥到底,“濟遠”為何不能呢?分頁:2/4頁  上一頁1234下一頁  最後,《盧氏甲午前後雜記》的作者盧毓英雖然親歷瞭黃海海戰,但他當時的工作場地主要在艙內,根本沒有機會觀測到戰場上的真實情景,且其所言大部分都引自《冤海述聞》,真實性尚且存疑。  因為史料無法統一,多數史學者仍然認為,對方伯謙的評價目前還是“維持原判”較好,至於其是否在海戰中真的恪盡職守,甚至勇猛無畏,隻能等待更多研究成果和史證出來,才能下定論。  晚清海軍國產軍艦作戰能力探微  甲午戰爭前,福建艦隊20艘軍艦中有15艘為福州船政局制造:南洋艦隊23艘軍艦中有14艘為福州船政局和江南制造局制造;廣東艦隊25艘軍艦中有9艘為福州船政局制造,所配淺水輪多為廣東機器局制造;主要靠外購艦船建立起來的北洋艦隊28艘艦艇中隻有6艘是中國自己造的,其中千噸以上的10艘主要作戰軍艦中,隻有1艘是中國自己制造的,其餘都是從國外進口的。 李鴻章把中國海軍裝備的籌辦幾乎完全寄托到外國人身上,光緒十四年(1888年)就購進大小艦艇38艘。清各支艦隊中,排水量在1000噸以上者共31艘,加上中法戰爭馬江海戰中被毀的4艘,共35艘,其中自造的達25艘,占70%。但是,中國自己生產的海軍艦船在性能整體上仍不足以與同時期的西方列強相抗衡,這在中法戰爭、中日甲午戰爭中體現得都相當明顯。 國產艦船 目睹西方列強依仗堅船利炮而縱橫五洲,中國的洋務派也開始著手建造中國的軍用艦船。  1865年,中國第一艘蒸汽船”黃鵠”號試制成功,拉開瞭中國自制新型動力船舶的序幕。江南制造局於1868年7月下水的第一艘輪船”恬吉”號系木殼明輪,排水量600噸。1869年下水的”操江”、”測海”號由明輪改為暗輪。1870年下水的”威靖”號排水量增至1000噸。1873年以後制成的”海安”、”馭遠”號排水量又增至2800噸。1876年又試制成小型鐵甲輪”金甌”號。所造之船,除個別船的機器、汽爐系從國外購買外,其餘各船的機器、汽爐、船體均由船廠畫樣制造。在不到10年的時間內,該局造船技術的進步相當明顯。

揭秘:甲午戰爭清朝的軍費不如日本娼妓捐款數目

  導讀:甲午戰爭前夕,面對日本咄咄逼人的攻勢,清廷感到情況緊急,遂命李鴻章迅速拿出辦法。1894年6月30日,李鴻章提出添募士兵、加強北洋艦隊等方案,並請求戶部撥款二、三百萬兩,以作軍費。應該說,李鴻章提出的款子數目並不算大。要知道,整個甲午戰爭清政府共耗費五、六千萬兩銀子,而日本在6月以後,就已經有條件地陸續支出瞭額度約為4千萬兩銀子的預算外開支。  荒唐透頂的是,清政府一開始竟然僅僅拿出18萬兩銀子以充軍費。經過反復商議,戶部最後也隻答應負責籌措150萬兩。而這些錢隻相當於甲午戰爭中,日本娼妓為支援戰爭捐出的數目。即便這樣,這筆錢直到戰爭爆發也未全部到位。8月14日,即戰爭爆發半個多月後,在嚴酷的戰場態勢逼迫下,戶部才提出4條籌餉緊急措施,即:一、停止工程;二、核扣俸廉;三、預繳鹽厘;四、酌提運本。   9月23日,戶部又提出另外4條籌餉措施,即:一、顏緞兩庫折價,著照成案再減一成,均案四成實銀開放;二、典當各商捐輸;三、茶葉糖斤加厘;四、土藥行店捐輸。上述措施,不僅見效慢,而且收效甚微,甚至不瞭瞭之。最後,清政府隻好向商人開刀,采用瞭一個新鮮名目叫“息借商款”,就是借錢付利息。過去籌集軍費,都是讓商人直接捐,這次有利息,一開始還出乎意料地收到瞭實效。但是,由於“息借商款”系首次由政府向民間募借資金,對於清政府是一個新鮮事物。從上奏光緒皇帝“息借商款”,到最後大規模付諸施行,前後就花去數月時間。   在全國推廣後,雖然有戶部奏準施行統一的章程可供依循,但各地的具體情況仍不盡統一,需要采取不同的措施應對。可以看出,由於平時沒有形成一系列規章制度,到戰時才提出方案,上下協商,白白浪費瞭籌措經費的寶貴時間。即便如此絞盡腦汁,整個戰爭中,清政府從政府到民間籌集到的軍費也不超過3千萬兩銀子。反觀日本,整個戰爭中耗費約8千萬兩銀子,但其軍費預算高達2億5千萬日元,折銀1億6千萬兩左右。相關閱讀推薦:揭秘:120年前日本如何通過甲午戰爭竊取釣魚島?甲午戰爭兵敗竟然是因為中國士兵開槍瞄不準?戰場之外甲午戰爭:大清皇帝得到的軍情太虛假盤點中日甲午戰爭中十大忠烈將領 誰服鴉片自殺?甲午戰爭日本準備瞭20年:一個懈怠的滿清焉能不敗盤點史上的“中興”:最後一次中興止於甲午戰爭分頁:1/2頁  上一頁12下一頁  中日同期籌集軍費的比例約為1∶10  特別是在戰爭爆發時,中日同期籌集軍費的比例約為1∶10。由於軍費緊缺,前線各路將士人心浮動,後方受調清軍延期開拔。更有甚者,一些將領為節約經費,把守軍從已經設防的軍事要地撤回。各地催款的電報如雪片般飛向北京,令清政府焦頭爛額。無奈之際,堂堂的“天朝上國”最後隻好靠借外債來應戰。其中主要是1894年11月、1895年2月先後兩次向英國匯豐銀行所借,分別為1千萬兩和1800多萬兩白銀。  清王朝缺錢嗎?甲午戰爭前,清政府年實際收入約銀7千餘萬兩,日本政府年則實際收入銀5千多萬兩。表面上看,清政府年財政收入並不高日本多少。但據專傢估計,中國國民年收入總量可達約銀30多億兩,清政府潛在的年財政收入總額可達約銀3億多兩;而日本卻幾乎沒有什麼潛在的財政收入可言。還有,《馬關條約》要求中國賠款2億多兩銀子,其中的8千萬兩被要求在戰爭結束半年多的時間內就得付出。這些錢,清政府都拿瞭出來。那為什麼當戰爭來臨時,籌集軍費卻如此困難呢?   艱難背面寫滿落後與悲哀  清代前中期,各項財政收支均歸中央支配,地方政府隻是扮演“代辦”角色。但是,在太平天國運動時期,清政府軍費開支急劇膨脹,中央財政無款可撥,不得不讓各省自己籌款,並將部分財權下放各省。從此,各省開始截留稅收,隱匿地方收入,致使清政府在相當程度上喪失瞭對全國財政的控制能力。分頁:2/2頁  上一頁12下一頁

戰場之外甲午戰爭:大清皇帝得到的軍情太虛假

  導讀:甲午戰爭永遠是咱們這個民族內心的一種隱痛,如今的釣魚島問題就是當年戰爭失敗的後遺癥之一。對清國戰敗的原因,知識界有不同看法,有人說是由於慈禧挪用海軍建設經費,導致當時世界最先進的戰艦被日本人買走;有人說是清國海軍將領現場指揮失誤,本來應該極力攻擊對方的運兵船,清軍卻選擇瞭攻擊一般艦艇。這些說法都有道理,但不完全。在我看來,甲午戰爭有兩種,一種在戰場內,一種在戰場外。戰場內的戰爭,清國失敗瞭;戰場外的戰爭,清國失敗得更加難看。  1894年,直隸提督葉志超率兵入朝,與日軍在牙山交戰。當時,葉志超部兵力約3500人,日軍約4000人,人數上稍遜日方,然而,當時的清國是朝鮮的宗主國,又是受朝鮮政府之邀去的交戰地,在某種意義上屬於正義之師,有一定的民心基礎。然而,戰爭隻進行瞭16個半小時,清國大敗,死傷500人,而日軍隻死傷瞭82人。葉志超率部逃命。這本來是一場不折不扣的敗仗,然而,葉志超們在電奏中卻將這場敗仗描述成大捷,說是倭兵二萬餘人突來圍襲,清軍奮勇對敵,鏖戰六小時,倭兵死者千七百餘人,清軍傷亡三百餘人。聽瞭這個消息,患有強國急躁癥的光緒帝無比激動,立即頒賞銀二萬兩,並將葉志超提拔為“駐平壤諸軍總統”。葉志超做瞭清國駐朝鮮軍總統後,率領的軍隊比綿羊還軟弱,打一仗敗一仗,9月15日平壤失守,2萬守城將士,死傷和被俘的達到1.6萬。葉志超率殘部狂奔6天逃回國內。   在專制政體下,皇帝統攬一切,隻要他想管,什麼事都可以插一桿子。皇帝得到的情報準確,他作的決策可能符合實際,軍隊在戰場上就會有所作為;皇帝得到的軍情虛假,其決策必然錯誤,戰爭的後果自然也就不堪設想。在官場風氣這場甲午戰爭中,清軍自己打敗瞭自己。相關閱讀推薦:盤點中日甲午戰爭中十大忠烈將領 誰服鴉片自殺?甲午戰爭日本準備瞭20年:一個懈怠的滿清焉能不敗盤點史上的“中興”:最後一次中興止於甲午戰爭揭秘:清政府在甲午戰爭失敗求和找海嘯當借口?甲午戰爭海戰後勝利的日艦為何多數遭遇噩運?甲午戰爭日本以少勝多 中國如死豬臥地任人宰割分頁:1/2頁  上一頁12下一頁  在民心的甲午戰爭中,清國也是慘敗的。1894年7月某天,《舊金山早報》記者準備采訪清國駐當地領事,由於領事英文不好,他轉而采訪領事的秘書王先生。這位王先生體格肥胖,為人和藹,能說一口流利的英語,此君無論美國報紙如何刊登戰況,都不相信清日之間發生瞭戰爭,每次提到2000名清國海軍官兵因遭日軍炮擊溺水身亡時,他都會發笑,從來沒有想過認真核實一下,並為自己的國傢做點什麼。該報接著采訪瞭在舊金山經商或做苦力的華人,他們都不關心戰爭,對2000名清國海軍官兵死亡更是無動於衷。與日本僑民戰爭期間的全民動員、踴躍捐款迥然相異。  仔細想來,官場的弄虛作假也好,僑民對國傢事務的冷淡也罷,都跟皇權制度有著內在關聯。皇權體制是極其自私的,它維護的隻是一己、一傢族的利益,統治者對下級官員的選擇、提拔也是采取實用主義態度,誰奴性最重,哄自己最開心,就將權力、金錢、美女的餡餅賞給誰,官員成天考慮的不是如何盡職盡責,將分內的工作做好,而是怎樣贏得上位者的歡心。置身海外的清國人對國內戰事冷漠,則是由於清國長期以來歧視僑民,認為他們背叛社稷,根本不關心他們在海外的生死。既然皇傢平時沒將僑民當回事,現在國傢有難瞭,僑民自然也就覺得事不關己。   戰場內的甲午戰爭固然使人痛心,戰場外的甲午戰爭尤其值得我們這個民族深深反省!分頁:2/2頁  上一頁12下一頁

甲午戰爭兵敗竟然是因為中國士兵開槍瞄不準?

  導讀:近代中國的士兵接受瞭洋槍隊的全部裝備,也接受瞭洋操的訓練,連英語的口令都聽得慣熟,唯獨對於瞄準射擊,不甚瞭瞭。1920年直皖大戰,動用20多萬兵力,打下來,也就傷亡200餘人,真正戰死的也就幾十人。  瞄準射擊是步兵進入火器時代的基本要領,可是這個要領,中國人掌握起來,很是費瞭些功夫。引進洋槍洋炮是中國現代化的起點,在這個問題上,國人一直都相當熱心而且積極,即使最保守的人士,對此也隻發出過幾聲不滿的嘟囔,然後就沒瞭下文。鬧義和團的時候,我們的大師兄二師兄們,盡管宣稱自傢可以刀槍不入,但見瞭洋槍洋炮,也喜歡得不得瞭。不過,國人,包括那些職業的士兵,對於洋槍洋炮的使用,卻一直都不見得高明。19世紀60年代,一個英國軍官來訪問中國,在他的眼裡,淮軍士兵放槍的姿勢很有些奇怪。他們朝前放槍,可眼睛卻看著另一邊。裝子彈的時候,姿勢更是危險,徑直用探條搗火藥(那時還是燧發的前裝槍),自己的身體正對著探條。   過瞭30餘年,洋槍已經從前裝變成更現代的後膛槍,而且中國軍隊也大體上跟上瞭技術進步的步伐,用後膛槍武裝瞭起來。可是,士兵們的槍法,卻進步得有限。義和團運動中,攻打外國使館的主力,其實是董福祥的正規軍,裝備很是不錯。從現存的一些老照片看,董軍士兵大抵手持後膛槍,而且身上橫披斜戴,掛滿瞭子彈。可是,據一位當時在使館的外國記者回憶,在戰鬥進行期間,天空中經常彈飛如雨,卻很少能傷到人。由此看來,1萬多名董軍加上數萬義和團,幾個月打不下哪怕一個使館,完全是可以理解的瞭。董福祥的軍隊如此,別的中國軍隊也差不多。庚子前五年,中日甲午之戰,北洋海軍的表現大傢都罵,其實人傢畢竟還打瞭一個多少像點樣的仗。而陸軍則每仗敗北,從平壤一直退到山海關,經營多年的旅順海軍基地守不瞭半個月,丟棄的武器像山一樣。威海的海軍基地周圍,門戶洞開,隨便日本人在哪裡登陸。當時日本軍人對中國士兵的評價是,每仗大傢爭先恐後地放槍,一發接一發,等到子彈打完瞭,也就是中國軍隊該撤退的時候瞭。當年放槍不瞄準的毛病,並沒有多大的改觀。相關閱讀推薦:盤點中日甲午戰爭中十大忠烈將領 誰服鴉片自殺?甲午戰爭日本準備瞭20年:一個懈怠的滿清焉能不敗盤點史上的“中興”:最後一次中興止於甲午戰爭揭秘:清政府在甲午戰爭失敗求和找海嘯當借口?甲午戰爭海戰後勝利的日艦為何多數遭遇噩運?分頁:1/2頁  上一頁12下一頁  進入民國,中國士兵腦袋後面的辮子剪瞭,服裝基本上跟德國普魯士軍人差不多瞭,建制也是軍師旅團營連排瞭,可不瞄準拼命放槍的喜好卻依然故我。張勛復辟,段祺瑞馬廠誓師,說是要再造共和。討逆軍裡有馮玉祥第十六混成旅、曹錕的第三師、李長泰的第八師,都是北洋軍的勁旅,對手張勛隻有五千辮子兵。英國《泰晤士報》記者、北京政府顧問莫裡循目睹瞭這場戰爭,他寫道:“我從前住過的房子附近,戰火最為熾熱。那天沒有一隻飛鳥能夠安全越過北京上空,因為所有的槍幾乎都是朝天發射的。攻擊的目標是張勛的公館,位於皇城內運河的旁邊,同我的舊居恰好在一條火線上。射擊約自清晨五時開始,一直持續到中午,然後逐漸減弱,斷斷續續鬧到下午三時。我的房子後面那條胡同裡,大隊士兵層層排列,用機關槍向張勛公館方面發射成百萬發子彈。兩地距離約一百五十碼,可是中間隔著一道高三十英尺、厚六英尺的皇宮城墻。一發子彈也沒有打著城墻。受害者隻是兩英裡以外無辜的過路人。”最後,這位顧問刻毒地向中國政府建議,說他同意一個美國作傢的看法,建議中國軍隊恢復使用弓箭,這樣可以少浪費不少錢,而且還能對叛亂者造成真正的威脅。  中國軍隊,自開始現代化以來,所要對付的對手,基本上是些拿著冷兵器的叛亂者。雙方碰瞭面,隻要一通洋槍猛轟,差不多就可以將對方擊潰。可是碰上也使用洋槍洋炮的對手,這套戰法就不靈瞭。問題在於,屢次吃過虧之後,戰法並沒有多少改善,輪到自己打內戰,雙方裝備處在同樣等級,仗也這麼打。討逆之役,雙方耗費上千萬發彈藥,死傷不過幾十人。四川軍閥開始混戰的時候,居然有閑人出來觀戰,像看戲一樣。不過,打著打著,大傢逐漸認真起來,終於,槍法有人講究瞭,畢竟不像清朝那會兒,對手凈是些大刀長矛。洋槍洋炮對著放,成者王侯,甜頭不少,所以,在競爭之下,技術自然飛升。到瞭蔣介石登臺的時候,他居然編瞭本步兵操典之類的東西,重點講士兵如何使用步槍,從心態、姿勢到槍法,尤其強調瞄準射擊。   從士兵的槍法來看,中國的現代化真是個漫長的過程,非得自己跟自己人打夠瞭,才能有點模樣。分頁:2/2頁  上一頁12下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