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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前後的蔡元培:竟在開課講授暗殺知識

  導讀:蔡元培參與組建瞭“軍國民教育會暗殺團”,將愛國女校作為聯絡革命黨人的據點、組織暗殺敵人和革命暴動的機關,向高年級學生講授法、俄近代史和一些暗殺知識,並與陳獨秀、章士釗等革命者在密室中學習制造炸藥等武器,準備暗殺清廷大員。  1868年1月11日,蔡元培出生在浙江省紹興府山陰縣(今紹興市越城區蕭山街筆飛弄13號)一個比較富裕的傢庭。1892年,25歲的蔡元培經殿試進士及第,被點為翰林院庶吉士,殿試策論成績為二甲三十四名,光緒帝師翁同龢稱贊他是“年少通經、文極古藻”。1894年春,蔡元培應散官試,被授職翰林院編修。受維新思想影響,蔡元培屢屢向朝廷提出革新圖強的建議,卻絲毫沒有被采納。“百日維新”後,維新派人物遭到頑固派鎮壓。殘酷的現實使蔡元培感覺到,需要培養一批年輕人,形成一個組織或團體,才有力量與清政府作鬥爭。基於此種理念,他棄官回鄉,從事教育工作,先後出任紹興中西學堂監督、嵊縣剡山書院院長。   1900年夏天,蔡元培離開故鄉前往上海,成為上海南洋公學特班總教習。1902年4月,蔡元培與蔣觀雲、章太炎等創辦瞭中國教育會,他擔任瞭會長。同年11月下旬,上海南洋公學因壓制學生思想言論自由,發生瞭200多名學生的退學風波,學校當局將學潮的責任推到蔡元培的頭上,說與他平時在學生中提倡民權有關。出於對當局的不滿,蔡元培憤然退出瞭南洋公學,著手創辦愛國學社、愛國女校。由於辦學經費不足,他不顧兒子病重,外出籌款。他剛到碼頭,傢人就來報信說兒子剛剛去世。為不耽誤時間,蔡元培委托中國教育會的同事辦理兒子的後事,揮淚登上瞭開往南京的輪船。經過他的努力,幾天後便帶著借來的6000元辦學經費回到上海。他在愛國女學校開學典禮演說中闡述辦學的宗旨時強調:“本校初辦時,在滿清季年,含有革命性質。革命精神所在,無論其為男為女,均應提倡,而以教育為根本。”  1903年初,杭州求是學堂(浙江大學的前身)、南京江南陸師學堂等校學潮風起雲湧,蔡元培給予聲援和多方支持。他與蔣觀雲、章太炎等創辦的中國教育會、愛國學社、愛國女校等,積極開展愛國、反帝革命活動,師生平時高談革命,言論極其自由。中國教育會還在江蘇創辦分會、學堂等,與愛國女校相互配合,共同反清,發展勢頭良好。為反對沙俄入侵東三省,蔡元培還在章太炎等創辦的《蘇報》上撰寫文章,揭露清政府的腐敗專制。他指出:“中國人現在有傢無國,應該造就一個強大的新中國。”他還與上海反清人士以對俄同志會的名義,創辦瞭《俄事警聞》(後改《警鐘日報》),聲討俄、日霸占東三省的罪行。與此同時,愛國學社還組建瞭抗俄義勇隊,蔡元培剪瞭頭發,身穿制服,天天與學生們在一起進行軍事操練。這些活動很快引起瞭清政府的警覺,當局下令對其偵訊,蔡元培隻好輾轉青島、紹興、上海等地,甚至出走日本,其間仍繼續從事教育和革命活動。   得知章太炎和愛國學社成員鄒容被捕的消息,蔡元培義憤填膺。他認為:改良主義在中國行不通,必須采取暴力行動,才能推翻清政府。他參與組建瞭“軍國民教育會暗殺團”,將愛國女校作為聯絡革命黨人的據點、組織暗殺敵人和革命暴動的機關,向高年級學生講授法、俄近代史和一些暗殺知識,並與陳獨秀、章士釗等革命者在密室中學習制造炸藥等武器,準備暗殺清廷大員。1904年冬天,蔡元培與同鄉陶成章等商定,將原來的“軍國民教育會暗殺團”改組擴大為光復會,他當選瞭光復會會長,並吸收徐錫麟、秋瑾為光復會骨幹,此後又吸收朱瑞、呂公望等一批人士為光復會會員,壯大瞭光復會的組織和力量。1905年10月,孫中山接見並委任蔡元培為同盟會上海分會負責人。由於他在江浙滬一帶聲望很高,為光復會、同盟會組織的建設和開展一系列革命活動發揮瞭重要作用。相關閱讀推薦:揭秘:校長蔡元培為什麼要請魯迅來設計北大校徽蔡元培的征婚啟事為什麼那麼嚇人?蔡元培的故事揭秘:蔡元培為何認定賈寶玉是康熙廢太子胤礽?黎元洪知遇蔡元培:大總統甘當北大伯樂蔡元培素食十二年 曾認為食肉會使人中毒 北大校長蔡元培做刺客:自學化學配置毒藥炸藥分頁:1/2頁  上一頁12下一頁  在多年從事革命活動中,蔡元培逐漸意識到:對知識分子來說,必須用新的思想、新的知識武裝自己。要像孫中山那樣,到國外去學習先進的文化知識,用新的觀念、新的方法觀察中國的現象、解決中國的問題。1907年5月,蔡元培前往德國萊比錫大學留學,並研究心理學、美學、哲學諸學科知識。在德4年,他編著瞭《中國倫理學史》等一批學術書籍,為未來的學術生涯奠定瞭堅實的基礎。辛亥革命爆發後,蔡元培從陳其美處得到消息,馬上取道西伯利亞回國。隨著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南京成立,蔡元培就任南京臨時政府教育總長。教育部在蔡元培領導下對公眾征求可能的國歌,後來頒佈瞭由沈恩孚作詞、沈彭年譜曲的國歌擬稿,歌名叫《五旗共和歌》。次年1月19日,蔡元培頒佈瞭《普通教育暫行辦法》,強調要把中學和大學建設成健全國民的學校,並主持制定瞭中國史上最初的《大學令》和《中學令》。  1912年7月,蔡元培因不願與袁世凱政府合作而辭職,再次赴法國從事學術研究。在留歐的3年時間裡,又編撰瞭不少哲學、美學著作。1915年6月,蔡元培與李石曾、吳玉章等發起組織華法教育會,倡導勤工儉學,希望借此依次組織幫助更多華人青年到歐洲求學,開闊視野。   1916年,北京政府明令恢復《臨時約法》,孫中山、黃興等革命黨人紛紛回國。這年11月8日,蔡元培與吳玉章一起乘船由馬賽回到上海。同年12月26日,49歲的蔡元培受命擔任北京大學校長。次年1月,蔡元培發表就任北京大學校長的演說,他對學生提出三點要求:一是抱定宗旨,二是砥礪德行,三是敬愛師長。上任後,蔡元培即聘請《新青年》主編陳獨秀為文科學長,並聘請李大釗、胡適、錢玄同等“新派”人物在北大任教,采用“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辦學方針,實行“教授治校”的制度,提倡學術民主,支持新文化運動,努力改變北大的混亂局面。  從1917年1月開始,蔡元培先後三度擔任瞭北京大學校長。隨著1919年巴黎和會上列強將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轉交給日本的消息傳來,五四運動爆發,蔡元培領導北大師生同北洋政府的賣國行徑進行瞭堅決的鬥爭。當權者惱羞成怒,揚言要燒北大的房子,並揚言以300萬現金買兇暗殺蔡元培。為防止北大和北大學生受損失、抗議當局的惡劣行徑,5月9日,蔡元培辭去北大校長職務。1920年11月至1921年8月,蔡元培在歐洲各國考察瞭25所大學,在美國訪問瞭12所大學。1921年,法國政府授予他“榮光寶星”稱號,裡昂大學授予他文學博士榮譽學位,紐約大學授予他法學博士榮譽學位。1927年他回國擔任南京政府大學院院長(教育部長)、1928年4月任中國研究院院長,為中國教育和科研事業做出瞭卓越貢獻。1932年底,他擔任瞭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副主席。1939年7月,他又當選國際反侵略大會中國分會主席,為中國和世界的和平而努力。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醫院病逝,享年73歲。全國各地都為他舉行瞭隆重悼念活動,中共中央向其傢屬發去唁電表示慰問,毛澤東在延安發出的唁電中稱他為“學界泰鬥,人世楷模”。分頁:2/2頁  上一頁12下一頁

清朝巨貪慶親王奕劻:如何成辛亥革命“大功臣”

  奕劻,乾隆第十七子永璘之孫,被封為慶親王,清朝最後一個鐵帽子王。1911年辛亥革命期間,奕劻一度成為首任內閣總理大臣。奕劻手握重權,卻貪婪無度,利用權力換取財富,他的種種賣官貪污劣跡,加速瞭滿清的敗落,實乃革命黨在朝廷裡最大的“潛伏”。  “老慶記公司”賣官鬻爵  清末,權傾朝野的奕劻是賣官鬻爵的老手,靠賣官和貪污受賄所得便達萬萬兩,堪稱自和珅之後,滿清最大的貪污犯。凡是到奕劻門下求官者,自然要獻上大筆銀兩。如,楊士驤的山東巡撫一職,就出瞭十萬兩銀子,而袁世凱、徐世昌等人也都是花瞭重金才買得更大的烏紗帽。  在辛醜年,奕劻尚未出任領班軍機時,其貪鄙好貨,就已人人知曉,時人稱慶親王府邸為“老慶記公司”,專門賣官鬻爵。  1911年,郵傳部尚書一職空缺,奕劻便放出口風,售銀三十萬兩。盛宣懷提出要買,奕劻知道他身傢豐厚,“別人三十萬可以,你就非六十萬兩不可”。後來盛宣懷托人說情砍價,才以三十萬買下這頂烏紗,但奕劻要求“須交現金,不收他物”。  據晚清學者許指嚴《十葉野聞》記載,陳夔龍本是榮祿心腹幹將之一。榮祿死後,他通過夫人又與奕劻搭上瞭關系,仕途一路躥升,成為直隸總督。“夔龍督直時,每歲必致冰炭敬數萬,幾去其的入之半,其他緞匹、食物、玩好等不計”。奕劻曾對陳夔龍說:“你也太費心瞭,以後還須省事為是。”陳夔龍則敬對說:“兒婿區區之忱,尚煩大人過慮,何以自安。以後求大人莫管此等瑣事。”許指嚴說:老慶聽後“莞然”,蓋默契於心也。  更有甚者,郵傳部尚書陳壁在攀上慶親王之前,隻是京師小吏,“頗窮窘”。當時一個金店老板,願意出資幫助他。但要求:“他日富貴,幸勿相忘可耳。”於是,這位金店老板用重金所得的東珠鼻煙壺以陳壁的名義進獻給奕劻。奕劻“笑納之”,陳壁借此拜在奕劻膝下,自稱幹兒。他又用金店老板五萬條金“借機諛媚”,慶王受之。陳壁一躍而升為侍郎,入駐清政府新成立的郵傳部。金店老板也因此棄商從政,得到瞭輕易撈取肥大油水的鐵路局長之差。   瘋狂受賄賣大清  奕劻不僅賣官斂財,更是以各種名目受賄,他與袁世凱的勾結,更是為大清的覆滅埋下瞭巨大的隱患。1903年,領班軍機榮祿病重,袁世凱計算奕劻將繼任,遣楊士琦持銀十萬兩相贈,楊士琦說:“宮保知道王爺不久必入軍機。在軍機處辦事的人,每天都得進宮伺候老佛爺,而老佛爺左右,許多太監們一定向王爺道喜討賞,這一筆費用也就可觀。所以這些錢不過作為王爺到任時零用而已,以後還得特別報效。”。慶王正式履新之後,袁世凱月有月規,節有節規,年有年規,遇慶王及福晉的生日唱戲請客,兒女成婚,皆由袁一手佈置,不費王府一分錢。  1908年,奕劻七十誕辰,大開祝典,成瞭官員們攀緣交結的好時機,而奕劻更是大肆進財納賄。各地進獻者絡繹於道,慶王府門前車水馬龍,列起瞭長陣。為瞭掩人耳目,明地裡,奕劻告誡傢人勿收禮物,但暗地裡卻令屬下做四個冊籍。將送禮者按眾寡厚薄分為四級。一級記入福字冊,凡現金萬金以上及禮物三萬金以上者登記入冊,另存其名手摺中。二級祿字冊,凡現金五千以上及禮物值三千金以上者登記在冊。三級壽字冊,凡千金以上及禮物值三千金以上者,記入此冊。四級喜字簿,凡現金百金以上及禮物值數百金者記入此冊。同是送禮者大小多少不拒,甚至將物不滿百金者列為一冊。壽言、詩文、屏障、楹聯,也列冊記之。這一次七十壽誕,奕劻所得現金五十萬兩白銀之多,禮物價值更為百萬以上!  1911年,直到大清帝國即將滅亡之際,奕劻還近乎病態的聚斂著個人財富。據《光宣小記》記載,武昌起義後,原四川總督錫良曾自告奮勇率兵督陜,而一向賣官攏財的奕劻竟仍向其索賄80000兩,錫良為之大怒:“生平不以一錢買官,況此時乎?”武昌首義爆發後,關於清帝遜位與否,南北雙方難以達成一致見解。1912年1月17日,第一次禦前會議,奕劻、溥倫主張自行退位,頒佈共和,但溥偉、載澤堅決反對,沒有結果。第二天再開禦前會議,仍無結果。會後,以良弼為首的宗社黨等十餘主戰派前往慶邸,圍攻奕劻,但奕劻不改主意。據宗室溥潤回憶,隆裕宣召奕劻進宮,奕劻念叨“革命軍隊已有五萬之眾,我軍前敵將士皆無戰意”。溥潤稱奕劻是秉承袁世凱旨意。事實上,覬覦大總統寶座的袁世凱花瞭300萬兩賄款讓奕劻去宮中充當逼宮的說客!  大清帝國傾覆之際,奕劻通過受賄索賄聚斂的傢產折合白銀億兩以上,而當時大清帝國一年的財政收入不過8000多萬兩。而奕劻的貪污名揚海外,1911年《泰晤士報》刊發《慶親王外傳》一文,稱奕劻:“彼之邸第在皇城外之北,北京大小官員,無一不奔走於其門者,蓋即中國所雲”其門如市”也。”相關閱讀推薦:慶親王奕劻的後代們結局怎樣?慶親王奕劻堪稱晚清第一貪 與和珅貪婪級別不相上下揭秘大清首富慶親王奕劻:如何高調腐敗求自保清朝總理衙門大臣:晚清慶親王奕劻的歷史角色慶親王奕劻個人資料簡介 奕劻是怎麼死的?分頁:1/2頁  上一頁12下一頁  奕劻貪污,補償心理在作怪  有人這樣評價奕劻:“以理內政,則內政無不荒,以理外交,則外交無不敗……奕劻於皇族中,固斷送滿清之第一罪人矣。”可以說,奕劻最大的本事就是貪污!  那麼,是什麼因素使奕劻成為巨貪?答案是強烈的補償心理。  心理學把補償視為一種心理“移位”。即為克服自己生理上的缺陷或心理上的自卑,而發展自己其他方面的長處,優勢,趕上或走過他人的一種心理適應機制。補償作用可形成一種強有力的成就動機和有效能的力量。補償作用還可以增進安全感,對提高自尊心以及維護心理健康水平有一定的作用。  奕劻祖父永璘是乾隆最喜愛的十七子,也是嘉慶的同母胞弟,一度皇恩浩蕩。但到瞭咸豐二年,永璘的後裔們由於內杠而被內務府收回慶王府。如洛寶善所說:“奕劻從小就經歷瞭自己祖父、父親、伯父、堂兄們榮辱沉浮,萬分惕憟,養成瞭對規矩不僭越一步的庸庸碌碌的外表形象,但他的內心精明得很……”奕劻也是為瞭在物質上尋求支配欲與權力欲的滿足。  奕劻重獲寵信後,仗著自己位高權重,連慈禧都倚賴自己,貪污受賄,肆無忌憚,以補償自己早年就埋葬在心底的不安全感。奕劻“前此之親王、貝勒入軍機當國者,未嘗有贓污貪墨如此之甚者也”。辛醜條約簽訂後,慈禧有些心灰意冷,日常政事由奕劻主持。《國乘備聞》中說,“庚子之亂,儀鸞殿毀於火。太後歸自西安,念及舊時居處,淒然不樂。從李蓮英言,出宮帑五百萬金付奕劻重建,奕劻與蓮英朋侵其半。太後嘗語人曰:”奕劻藉朝廷勢,網取金錢,是誠負我。今我奪奕劻位以畀他人,他人遂足信哉?”從此處可以看出,慈禧是知道奕劻貪污受賄的,但朝中無可用之人,諸位親貴年輕氣盛,無執政經驗。因此,慈禧也不得不用奕劻。  1904年禦史蔣式曾揭發奕劻的貪污:“臣風聞上年十一月,慶親王奕劻將私產一百二十萬送往東交民巷英商匯豐銀行收存。奕劻自簡任軍機大臣以來,細大不捐,門庭如市,是以其父子起居飲食、車馬衣服異常揮霍,尚能儲蓄巨款。”但此後不瞭瞭之,奕劻的貪污之心也是愈發膨脹,最終出賣瞭朝廷,也給自己搞瞭一身臭名。   可以說奕劻與和珅真有一比。他們都出身顯赫卻傢道敗落,也都是在十四五歲發跡,乃至受到朝廷的重用。兩人掌權後都極力貪污,雖屢被參劾,卻沒有動搖他們的貪念。和珅貪污所得,是清朝十年財政收入的總和;而奕劻貪污所獲,也超過瞭清朝一年財政收入的總和。  貪污到頭一場空  盡管奕劻歲貪污無數,但到頭來全被兒子們揮霍殆盡。據愛新覺羅·溥銓的《我父慶親王載振事略》記載,載振、載搏、載掄繼承瞭奕劻的巨額遺產,過著不勞而獲的寄生享受生活。  在天津慶王府,載振每天下午兩點左右起床,男女仆人立即各執其事。洗漱後,就到佛堂燒香拜佛,然後吃早點。食畢,吸食鴉片煙之後,天氣好則到花園內閑逛,玩賞魚鳥花草。他曾養過龍睛魚、金魚、天鵝、野鴨、虎皮鸚哥等。後來他還養瞭幾十種熱帶魚,雇有專人喂養。此外,載振還喜歡京劇,尤其愛聽尚小雲、譚富英的戲,載振也會豪爽地送給這些京劇演員一些禮物,如玉器、牙雕,古玩等,有時也給錢。  然而,奕劻的兒子們並非擅長理財之人,隻是拿老子的錢過活,過著“坐吃山空”的日子。他們既不懂經商,又不會辦什麼企業,隻是靠銀行存款利息和變賣遺產過著奢華生活。溥銓記載:“我父在津,長期依靠銀行存款和利息來維持王府的巨大開支,日偽後期,偽聯幣貶值,存款一折再折,失去瞭經濟收入來源。抗戰勝利後,局勢不穩,物價飛漲,王府坐吃山空,經濟越來越困難,隻得不斷變賣珍存的古玩珠寶來維持王府的生活和開支。”  奕劻想方設法賣官、收受賄賂,到頭來,兒子們卻坐享其成。可悲的是,錢來得輕松,去得也容易。而奕劻本人被溥儀評價為:“(奕劻)受袁世凱的錢,勸太後讓國,大清二百多年的天下,斷送在奕劻手裡。”奕劻去世後,其傢人請求謚號,溥儀本想給奕劻封個“謬”,“醜”、“幽”、“厲”等惡謚。但最終采納瞭上書房意見,給瞭一個“密”字,有“追補前過”之意。在清代親王謚號中,“密”是最差的一個字,奕劻的貪污加速瞭清朝的滅亡。在這層意義上,奕劻無疑是辛亥革命的“大功臣”,堪稱是革命黨在朝廷裡最大的“潛伏”。  有趣的是,和珅當初之貪,曾受到瞭奕劻爺爺永璘的無比羨慕,曾向他哥哥永琰(後來的嘉慶帝)明確提出,希望將來能占有和珅的半個園子。嘉慶帝在乾隆帝死後即收拾瞭和珅,並將他的大半個園子賞給個永璘。和珅當初貪得無厭,那知道到頭來隻是為別人“做嫁衣妝”!同樣,奕劻若是知道幾個兒子如此揮霍自己的受賄所得,當初還會那麼貪不釋手嗎?!分頁:2/2頁  上一頁12下一頁

薩鎮冰:辛亥革命中進退兩難的海軍提督的出走

  袁世凱正式向隆裕太後攤牌,逼清廷退位是在1912年1月16日,這一天他和內閣全體大臣聯名上瞭一個折子,表示大勢已去,他已無能為力,其中一句話: “海軍盡叛,天險已無,何能悉以六鎮諸軍,防衛京津?”與新式陸軍一樣,海軍也是清朝依賴的長城,武昌起義發生不久,10月15日,海關總稅務司、英國人安格聯寫信給漢口的蘇古敦:“我認為海軍將繼續效忠皇室,並成為巨大力量的來源。因為他們將使水上交通不致中斷。如果他們變瞭,局勢就很糟瞭。”  清廷也認為有海軍的配合,攻下武昌不成問題。所以,當水師提督薩鎮冰的艦隊到達漢口,10月17日北京的《政治官報》刊載的消息就說:薩鎮冰有電到京,“人心大定,學部亦發佈命令,通飭各學校學生,照常上課”。  薩鎮冰是第一屆派往英國學海軍的,與嚴復同學,海上經驗極為豐富,又喜讀有關海軍的外文新書籍,並每天看中英文報紙,以明瞭國際情形。他精通英文,英文函件都是親自撰寫,不用秘書代筆。他待人謙和,對下無驕傲暴躁之態。  10月20日,鄂軍都督黎元洪給薩鎮冰的信口稱“夫子大人”,表示革命的目標在改革專制政體,建立中華共和民國,勸說老師反正:  洪之所以能明此大義,一系吾師平日訓誨之功,此次武昌之舉,洪已審定確實,非他項革命可比,以數小時之間,居然恢復武漢三鎮,其地有兵工廠、鐵廠、織佈局、麻佈局、繅絲局為全國商務上政治上之中心,今值交通之世,國都合建於此,始能與倫敦、巴黎、聖彼得堡、華盛頓相頡頏。  ……華盛頓興美,八年血戰,吾師若出,將見不八月而亞洲地圖之上必有中華民國國旗飄揚也。……師一出,不但名正言順,而實較勝於湯武。……滿漢存亡,系於師臺一身。  馬超俊自述,當時黎元洪黎焦急萬狀,想要寫信給薩鎮冰,但又無人敢冒險前往送信。他毛遂自薦,願一死報國。薩的旗艦戒備森嚴,海軍列隊握槍,經過周密檢查,他隻身登船,將信面呈——  薩閱畢考慮三小時之久,我在旁屏息等候,最後親筆回復:“宋卿學弟:示悉,各盡其職,此復。”下款簽薩鎮冰三字。我接信後即返武昌報命。黎看信後說:“語雖雙關,但無惡意,你不虛此行。我當時向黎報告,在我登艦時,艦上炮衣已脫下,正向武昌方面準備射擊,等我下船後,炮衣又都穿上瞭。我高興的用廣東話對黎 說:“都督,我們成功瞭。”可惜他聽不懂。   在漢口辦《大漢報》的胡石庵回憶有所出入,上艦送信的人是黎玉山,得到薩的親筆回信,“甚簡略,謂彼此心照,各盡其職雲雲,言外已有深意存也。”  黎元洪民國初年主持編輯的《武漢戰紀》【初稿】也說,薩鎮冰復函:“彼此心照,各盡其職”。  黎元洪的兒子黎重光回憶,他父親連寫瞭二封信給薩,語極懇切,記得第二封信大意是:“吾師向來知道元洪為人一貫謹慎,這次起事,實是人心所向,經過再三考慮,乃接受此職。望吾師眼光看得遠一些,與革命軍合作。”此信去後,很有成效,兵艦相繼離去。  薩的親信湯薌銘回憶說,他們10月17日到漢口,長江艦隊統制沈壽堃向薩鎮冰報告,軍艦上有軍官鄭禮慶、朱孝先同情革命,投到黎元洪那邊去瞭。隔幾天有人假裝西洋人帶假胡子來,就是朱孝先,用英語說,有一信給薩上將。這信是黎元洪具名的,稱薩為老師。薩閱後默無一言,隻告訴我黎原是海軍中人。又過幾天,瑞典人軻斯,紅十字會會員,乘懸有紅十字會旗幟的小火輪來見薩,所說都是宣傳武昌革命軍怎樣好,清朝一定會推倒等等。最後拿出一封黎元洪的信,與朱送來的大意相同。要求復信,被薩拒絕。  “楚有艦”輪機士兵劉倫發傢眷在武昌,派到武昌調查革命軍情況,回來報告,革命軍秩序良好,人們同心協力要推倒清朝,建立共和,青年學生紛紛投入軍隊,準備作戰。薩聽瞭未發一言,隻是聽到革命政府每人每月支二十元的生活費時連連點頭。  薩鎮冰的部屬贊成革命的不少,湯薌銘是湯化龍的弟弟,收到哥哥的來信,也心有所動。艦隊官兵推湯薌銘向薩提出舉義的要求。同時,薩還受到包括英國在內的各方面壓力。他不願叛清,卻又不願與革命黨為敵,經過慎重考慮,決定悄然離開艦隊。他邀請各艦艦長到海容艦談話,“本人有病,必須赴滬就醫……”  這是平日為人仁厚的他對部下的臨別贈言:“今老矣,不忍見無辜人民肝腦塗地,若長此遷延又無以對朝廷。君等皆青年,對於國傢抱急進熱誠,我受清廷厚恩,不能附和。今以艦隊付君等,附南附北皆非所問,但求還我殘軀以瞭餘生。”他用燈語示知停泊在陽邏的各軍艦和雷艇:“我去矣,以後軍事,爾等各船艇好自為 之。”實際上就是聽任部下改旗起義。  薩鎮冰的出走和海軍的起義,給予清廷心理上的打擊是難以想象的,連袁世凱逼宮都要拿海軍說事。薩鎮冰在關鍵時刻的這一選擇,對於時局朝著和平轉型的方向演變產生瞭不容忽略的影響。  從武漢到九江,他在英國領事館借宿一晚,次日早晨,他喬裝商人乘英國太古公司的商船去滬。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後來寫信給外交大臣格雷說:“薩鎮冰提督所率領的全部艦隊現已明確地擁護革命事業。提督本人仍繼續忠於清朝,因此他的地位頗有危險。他被允許在英王陛下的一艘軍艦上避難,並在英王陛下駐九江領事館過夜。他化裝成商人離開九江,已平安抵達上海。”英國人並不理解他的內心。相關閱讀推薦:清朝巨貪慶親王奕劻:如何成辛亥革命“大功臣”辛亥革命前後的蔡元培:竟在開課講授暗殺知識浙西青幫:辛亥革命前赴後繼反清的黑社會辛亥革命:國父孫中山為何一定要堅持定都南京?侵華主謀石原莞爾的另一面:早年曾經為辛亥革命欣喜

揭秘辛亥革命前後的蔡元培:開課講授暗殺知識

   蔡元培參與組建瞭“軍國民教育會暗殺團”,將愛國女校作為聯絡革命黨人的據點、組織暗殺敵人和革命暴動的機關,向高年級學生講授法、俄近代史和一些暗殺知識,並與陳獨秀、章士釗等革命者在密室中學習制造炸藥等武器,準備暗殺清廷大員。  1868年1月11日,蔡元培出生在浙江省紹興府山陰縣(今紹興市越城區蕭山街筆飛弄13號)一個比較富裕的傢庭。1892年,25歲的蔡元培經殿試進士及第,被點為翰林院庶吉士,殿試策論成績為二甲三十四名,光緒帝師翁同龢稱贊他是“年少通經、文極古藻”。1894年春,蔡元培應散官試,被授職翰林院編修。  受維新思想影響,蔡元培屢屢向朝廷提出革新圖強的建議,卻絲毫沒有被采納。“百日維新”後,維新派人物遭到頑固派鎮壓。殘酷的現實使蔡元培感覺到,需要培養一批年輕人,形成一個組織或團體,才有力量與清政府作鬥爭。基於此種理念,他棄官回鄉,從事教育工作,先後出任紹興中西學堂監督、嵊縣剡山書院院長。  1900年夏天,蔡元培離開故鄉前往上海,成為上海南洋公學特班總教習。1902年4月,蔡元培與蔣觀雲、章太炎等創辦瞭中國教育會,他擔任瞭會長。同年11月下旬,上海南洋公學因壓制學生思想言論自由,發生瞭200多名學生的退學風波,學校當局將學潮的責任推到蔡元培的頭上,說與他平時在學生中提倡民權有關。  出於對當局的不滿,蔡元培憤然退出瞭南洋公學,著手創辦愛國學社、愛國女校。由於辦學經費不足,他不顧兒子病重,外出籌款。他剛到碼頭,傢人就來報信說兒子剛剛去世。為不耽誤時間,蔡元培委托中國教育會的同事辦理兒子的後事,揮淚登上瞭開往南京的輪船。經過他的努力,幾天後便帶著借來的6000元辦學經費回到上海。他在愛國女學校開學典禮演說中闡述辦學的宗旨時強調:“本校初辦時,在滿清季年,含有革命性質。革命精神所在,無論其為男為女,均應提倡,而以教育為根本。”  1903年初,杭州求是學堂(浙江大學的前身)、南京江南陸師學堂等校學潮風起雲湧,蔡元培給予聲援和多方支持。他與蔣觀雲、章太炎等創辦的中國教育會、愛國學社、愛國女校等,積極開展愛國、反帝革命活動,師生平時高談革命,言論極其自由。中國教育會還在江蘇創辦分會、學堂等,與愛國女校相互配合,共同反清,發展勢頭良好。  為反對沙俄入侵東三省,蔡元培還在章太炎等創辦的《蘇報》上撰寫文章,揭露清政府的腐敗專制。他指出:“中國人現在有傢無國,應該造就一個強大的新中國。”他還與上海反清人士以對俄同志會的名義,創辦瞭《俄事警聞》(後改《警鐘日報》),聲討俄、日霸占東三省的罪行。與此同時,愛國學社還組建瞭抗俄義勇隊,蔡元培剪瞭頭發,身穿制服,天天與學生們在一起進行軍事操練。這些活動很快引起瞭清政府的警覺,當局下令對其偵訊,蔡元培隻好輾轉青島、紹興、上海等地,甚至出走日本,其間仍繼續從事教育和革命活動。   得知章太炎和愛國學社成員鄒容被捕的消息,蔡元培義憤填膺。他認為:改良主義在中國行不通,必須采取暴力行動,才能推翻清政府。他參與組建瞭“軍國民教育會暗殺團”,將愛國女校作為聯絡革命黨人的據點、組織暗殺敵人和革命暴動的機關,向高年級學生講授法、俄近代史和一些暗殺知識,並與陳獨秀、章士釗等革命者在密室中學習制造炸藥等武器,準備暗殺清廷大員。  1904年冬天,蔡元培與同鄉陶成章等商定,將原來的“軍國民教育會暗殺團”改組擴大為光復會,他當選瞭光復會會長,並吸收徐錫麟、秋瑾為光復會骨幹,此後又吸收朱瑞、呂公望等一批人士為光復會會員,壯大瞭光復會的組織和力量。1905年10月,孫中山接見並委任蔡元培為同盟會上海分會負責人。由於他在江浙滬一帶聲望很高,為光復會、同盟會組織的建設和開展一系列革命活動發揮瞭重要作用。  在多年從事革命活動中,蔡元培逐漸意識到:對知識分子來說,必須用新的思想、新的知識武裝自己。要像孫中山那樣,到國外去學習先進的文化知識,用新的觀念、新的方法觀察中國的現象、解決中國的問題。1907年5月,蔡元培前往德國萊比錫大學留學,並研究心理學、美學、哲學諸學科知識。在德4年,他編著瞭《中國倫理學史》等一批學術書籍,為未來的學術生涯奠定瞭堅實的基礎。  辛亥革命爆發後,蔡元培從陳其美處得到消息,馬上取道西伯利亞回國。隨著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南京成立,蔡元培就任南京臨時政府教育總長。教育部在蔡元培領導下對公眾征求可能的國歌,後來頒佈瞭由沈恩孚作詞、沈彭年譜曲的國歌擬稿,歌名叫《五旗共和歌》。次年1月19日,蔡元培頒佈瞭《普通教育暫行辦法》,強調要把中學和大學建設成健全國民的學校,並主持制定瞭中國史上最初的《大學令》和《中學令》。  1912年7月,蔡元培因不願與袁世凱政府合作而辭職,再次赴法國從事學術研究。在留歐的3年時間裡,又編撰瞭不少哲學、美學著作。1915年6月,蔡元培與李石曾、吳玉章等發起組織華法教育會,倡導勤工儉學,希望借此依次組織幫助更多華人青年到歐洲求學,開闊視野。  1916年,北京政府明令恢復《臨時約法》,孫中山、黃興等革命黨人紛紛回國。這年11月8日,蔡元培與吳玉章一起乘船由馬賽回到上海。同年12月26日,49歲的蔡元培受命擔任北京大學校長。次年1月,蔡元培發表就任北京大學校長的演說,他對學生提出三點要求:一是抱定宗旨,二是砥礪德行,三是敬愛師長。上任後,蔡元培即聘請《新青年》主編陳獨秀為文科學長,並聘請李大釗、胡適、錢玄同等“新派”人物在北大任教,采用“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辦學方針,實行“教授治校”的制度,提倡學術民主,支持新文化運動,努力改變北大的混亂局面。  鏈接  從1917年1月開始,蔡元培先後三度擔任瞭北京大學校長。隨著1919年巴黎和會上列強將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轉交給日本的消息傳來,五四運動爆發,蔡元培領導北大師生同北洋政府的賣國行徑進行瞭堅決的鬥爭。當權者惱羞成怒,揚言要燒北大的房子,並揚言以300萬現金買兇暗殺蔡元培。為防止北大和北大學生受損失、抗議當局的惡劣行徑,5月9日,蔡元培辭去北大校長職務。1920年11月至1921年8月,蔡元培在歐洲各國考察瞭25所大學,在美國訪問瞭12所大學。1921年,法國政府授予他“榮光寶星”稱號,裡昂大學授予他文學博士榮譽學位,紐約大學授予他法學博士榮譽學位。1927年他回國擔任南京政府大學院院長(教育部長)、1928年4月任中國研究院院長,為中國教育和科研事業做出瞭卓越貢獻。1932年底,他擔任瞭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副主席。1939年7月,他又當選國際反侵略大會中國分會主席,為中國和世界的和平而努力。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醫院病逝,享年73歲。全國各地都為他舉行瞭隆重悼念活動,中共中央向其傢屬發去唁電表示慰問,毛澤東在延安發出的唁電中稱他為“學界泰鬥,人世楷模”。相關閱讀推薦:辛亥革命前後的蔡元培:竟在開課講授暗殺知識揭秘:校長蔡元培為什麼要請魯迅來設計北大校徽蔡元培的征婚啟事為什麼那麼嚇人?蔡元培的故事揭秘:蔡元培為何認定賈寶玉是康熙廢太子胤礽?黎元洪知遇蔡元培:大總統甘當北大伯樂

揭秘江西都督李烈鈞:辛亥革命中的“救火員”

  李烈鈞:(1882-1946)江西省九江人。1902年入江西武備學堂。1904年赴日留學。1907年加入同盟會。1908年畢業回國後,曾因宣傳反清思想遭拘捕。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被孫中山任命為江西都督。1913年7月成立討袁軍總司令部,就任總司令,揭開二次革命的戰幕。1915年12月25日與唐繼堯、蔡鍔樹立起護國討袁旗幟,任護國軍第二軍總司令。1946年2月20日卒於重慶,消息傳出,舉國悲痛。中共中央除發來唁電外,周恩來和董必武等還親臨吊唁。  趣聞:反袁先鋒  二次革命開始,當時在全國各省都督中,國民黨黨員隻有三人,即江西都督李烈鈞、安徽都督柏文蔚和廣東都督胡漢民。因為袁世凱已經收買瞭廣東方面的兩個師,而安徽都督隻有一個旅可供指揮,有決心和實力反袁的,隻有江西都督李烈鈞。有人提醒李烈鈞說,無論從哪方面講國民黨肯定會失敗,李烈鈞回答說:我沒有第二條路可走,隻有打,這是我的人格問題。  1905年8月,日本士官學校留學生李烈鈞在東京神田俱樂部聽到孫中山的革命演說,對革命傾服之念油然而生,由此開始瞭他的革命生涯。入同盟會後,李烈鈞一直是孫文最為忠實的追隨者和左膀右臂,並深得孫文的信任。自1908年回國之後,李烈鈞輾轉江西和雲南,一直在新軍中進行革命活動。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李烈鈞不辭勞苦南下江西、北上安徽、西顧武昌,三次擔當瞭“救火隊員”的角色,為辛亥革命的成功立下汗馬功勞。 李烈鈞  江西首度“救火”:整肅軍紀,招降清軍  辛亥革命發生之時,李烈鈞正前往北京去參加“永平秋操”。李烈鈞聞訊,即趕回九江,並於26日到達。此時,九江革命已獲成功,五十三標標統馬毓寶被推舉為九江軍政分府都督。軍政分府總參謀長蔣群聽說李烈鈞來瞭,征得瞭馬毓寶的同意,慨然將職位讓給他。李烈鈞無法推辭,遂於三國名將周瑜的衙署設總參謀長辦公處,正式就職。  九江雖已革命成功,但南昌尚未光復,江西巡撫馮汝騤效忠清室,指使馬獻廷假意投誠,暗探九江革命黨人活動情況。李烈鈞見到他形跡可疑,而且不斷有人報告說馬與滿清官員通消息,於是很註意防范,凡是都督和他自己的辦公地點禁止馬進入。一日,馬獻廷潛入總參謀長辦公處,偷閱文件,李烈鈞急忙阻止。馬獻廷稱,有什麼不能看!李烈鈞大怒,一掌打到瞭馬獻廷的臉頰,馬獻廷大喊大叫,李烈鈞抽出旁邊憲兵佩帶的大刀,一刀劈瞭過去,馬獻廷當即倒地。其後,憲兵搜到瞭馬獻廷與江西巡撫往來信件多封,都是反對革命的。李烈鈞當即電話告知瞭都督馬毓寶,馬毓寶稱此事任憑李烈鈞處理。經過軍法會審後,馬獻廷被判處死刑,革命軍去瞭一大隱患。  數日後,清政府海軍總司令黃鐘瑛統帥11艘軍艦和兩艘魚雷艇駛進金雞坡,金雞坡官兵發炮攻擊,兵艦用旗語表示合作。李烈鈞命令停止攻擊,並派人接洽,在商會設宴歡迎。馬毓寶遂派人將兵艦炮栓拆下。聽到此消息,黃鐘瑛大怒,命令部下回船準備作戰。李烈鈞當即請人以福建同鄉關系登臺,向官兵演講,緩和緊張氣氛。黃鐘瑛等人這才覺得氣稍平。次日,李烈鈞派人將炮栓歸還。清海軍隨即宣佈起義,李烈鈞被推為總司令。  李烈鈞首度“救火”成功,九江革命勢力因此大振。  安徽二度“救火”:在安慶被“以怨報德”  穩定九江之後,安徽同盟會的同志胡萬泰等人來到九江,請李烈鈞發兵安徽,並說“此事易於反掌,隻需兩營兵足矣”。  李烈鈞於是派團長黃煥章率領兩營並光復安慶(此時的安慶為安徽的省會)。不料,黃煥章的隊伍到安徽後紀律廢弛,士兵們到處搶劫掠奪,安徽人來電請願,並請派大員鎮壓。李烈鈞親自帶領兩艘兵艦和一營步兵前往。  到安徽後,安徽各界開大會歡迎李烈鈞,並推舉他為安徽都督。李烈鈞下令將黃煥章看管,並將肇事者顧瑛槍決,並下令黃煥章部下將所掠奪的財物全部交出,搬到瞭都督府,邀請商會派人發還原主,李烈鈞此舉,“一時頌聲載道”。  沒多久,馮國璋派重兵進攻武昌,黎元洪一日五次急電,向李烈鈞求援。李烈鈞立即下令海陸軍集合,準備次日出發西上。此時,陸軍總司令胡萬泰想謀求安徽都督的職位,知道李烈鈞要出發瞭,派人請他談話。李烈鈞應約騎馬出城,沿途聽到有人大聲呼喊說,“李都督出城去矣,我安徽將大亂也”。李烈鈞看到有一群人在山坡,於是揮鞭策馬趕到那裡。胡萬泰厲聲說,你此次是否為救安徽人民而來?李烈鈞回答說,安徽有同學多人,為什麼要我一個人負責,我馬上就要去武昌,特地來請你進城維護秩序。於是,兩人並騎入城,胡萬泰以手槍悄悄指著李烈鈞的後背,李烈鈞假裝不知道。到都督府以後,李烈鈞命令號兵以三番號敬禮,並將都督府印交給胡萬泰說,我的責任盡到瞭,明天早上將出發,我走後一切希望你和地方賢達共同商議。  第二天早上,李烈鈞登上兵艦,忽然聽到城內槍聲大作,有人向兵艦開槍。李烈鈞在回憶中稱,安徽反清沒有兵,我帶兵來;士兵搶掠,我親自處理;處理完瞭我將印交還,不料他們竟然以開槍來威脅我。於是命令黃鐘瑛開炮還擊,但是要求炮打高一些,不要傷到老百姓。兩炮過去後,城內的槍聲停瞭,吹起瞭禮號。於是,李烈鈞以禮號作答,並下令開船。他帶領兩千多人,一天就到瞭九江。  李烈鈞在安徽二度救火,功成身退,使得安徽被納入革命黨的勢力范圍。相關閱讀推薦:香港總督為何不支持辛亥革命?魯迅為何不在辛亥革命的陣營中?魯迅與辛亥革命揭秘辛亥革命前後的蔡元培:開課講授暗殺知識中國近代史上的辛亥革命的一半功勞應屬於立憲派薩鎮冰:辛亥革命中進退兩難的海軍提督的出走分頁:1/2頁  上一頁12下一頁  武昌三度“救火”:率兵馳援黎元洪  在九江登陸後,李烈鈞與都督馬毓寶、參謀長蔣作賓協商後繼續西上,並增加瞭2000多名陸軍和幾艘兵艦,緊急赴往武昌,三度“救火”。  李烈鈞及其軍隊行軍迅速,一天後就到瞭陽邏。武昌的革命黨人告訴李烈鈞,和馮國璋約定停戰三天,今天是第二天,並催促李烈鈞趕快進城。武漢市民聽說李烈鈞到瞭,鳴炮歡迎他入城,直接去瞭都督府。這時,黎元洪已經去瞭洪山。李烈鈞和副參謀長程守箴協商,請他電話約黎元洪返城,並召開會議,集合各軍司令長官和都督府各大員商討戰事。參會者說,形勢這麼緊張,我們怎麼辦?李烈鈞說,水路都已經佈置好瞭。參會者很受鼓舞,隨後開始分配工作。  佈置完瞭之後,李烈鈞命令艦隊停在陽邏附近,他自己則從青山登陸,並親自率領陸軍過瞭倉子埠。第二天,黎元洪回城瞭,李烈鈞過去拜見。黎元洪說,你不來,我這邊就危險瞭;你到瞭,武漢就無憂瞭。然後,兩人商談戰事。黎元洪任命李烈鈞為右翼軍總司令。左翼軍總司令是王芝祥。此時,王為廣西都督,率領步兵六大隊和新式馬克沁機關槍兩隊來支援,已經到瞭嶽州。  李烈鈞命令三軍構成掎角之勢,他安排中央軍控制武昌緊要地區,自己和王芝祥率領兩支軍隊向黃陂、孝感加以壓迫,於是,武昌安如磐石。此時,各省紛紛響應武昌起義,並宣佈獨立。馮國璋見戰局如此,不敢越長江一步。南北和談結束後,黎元洪以10萬元犒賞九江援軍,以數萬元獎賞李烈鈞本人,但李烈鈞自己分文未取,全部發給瞭部下。  李烈鈞馳援武昌期間,南昌光復。江西省議會開會選李烈鈞為江西都督,李烈鈞率兵回到南昌就職後,立即開始整治吏治和經濟,以及教育等各個方面,並使江西政權完全為革命黨人掌握。與此同時,他還肅清瞭匪患,使江西安定,成為革命的大本營。  (本文參考瞭《李烈鈞將軍自傳·李烈鈞出巡記》、《李烈鈞集》、《辛亥武昌首義史》等著作。)   軼事:詩人和書法傢  李烈鈞雖為武將,但他熟讀百傢,貫通經史。廬山仙人洞所題“常樂我凈”,石松之石上所題“縱覽雲飛”均是李烈鈞的手筆。  蔣介石圍剿紅軍的時候,李烈鈞寫道:“嘆息故園多鶴唳,懶從滄海看龍爭。鬩墻畢竟緣何事,孰挽銀河洗甲兵。”1934年,李烈鈞賦詩譏諷蔣介石:“回望茫天際,狂濤滾滾來,盲人操巨艦,猶自逞雄材。”  盧溝橋事變後,李把身邊到瞭服兵役年齡的五個兒子,送到軍隊,其中有兩個正在大學讀書,也中斷學業,奔赴疆場。他在贈詩中寫道:“我送兒輩出鄉關,殺盡倭寇方回還。埋骨何須桑梓地,人間到處有青山。”  評價  協和先生,自求學以來,即參加革命,後得追隨總理,創造民國,舉凡辛亥、討袁、護國、護法、北伐、龍潭諸役,無不躬親其間,固善將兵,亦善將將;冒大險,犯大難,決大疑,定大計,赴湯蹈火,萬死不辭,其為黨國也,忠誠如此。——馮玉祥分頁:2/2頁  上一頁12下一頁

香港總督為何不支持辛亥革命?

  20世紀初葉辛亥革命前期,香港處在卜力的管轄下。  這位英國女王派遣的第12任港督,對中國的政治局勢甚為關註,在1909年所撰的《港督話神州》一書中,他把古老的中國比作“沉睡的東方巨人”,預言“中國一定會成為世界事務中一個有影響力的因素”。  然而,當立志推翻其清政府的同盟會成員來香港募捐時,卻遭到這位香港總督的極力排斥,他嚴格限制香港同胞捐款支持辛亥革命,下令港府驅逐孫中山出境。  這位看好中國“獅吼”的總督,何以不為神州的巨變做些什麼,甚至還幫著中國腐敗政府開倒車呢?  這就首先弄清他來到中國的使命。  在被大英帝國征服的國傢,總督獨攬軍政大權,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儼然當地“太上皇”。地位“僅次於上帝”。所有議案或法案最終需要得到他同意並簽署才可通過。總督在所有議案上也有“最終否決權”。  即便從21世紀的角度觀察,英法憲政也並無落伍之處,甚至一直充當政治文明的主流正宗,然而,20世紀之前,英國本土與大英帝國卻是兩個不同的政治實體——  帝國僅僅是英國贏利的機器,英國人對帝國臣民沒有關愛,自然沒有道德和政治責任,除瞭利益就隻剩下亞當?斯密(英國思想傢、《國富論》作者)所說的同情和憐憫。  總督是英國女王的代理人,必須按女王意願行事。雖然是從“自由國傢”派出的大員,但是他們在當地的主要任務,是最大程度地為本國攫取利益。  英國對征服地治理上,強化瞭“二分法”、“等級制”。 “二分法”使總督高高在上,成為主宰一切的“狼王”,“等級制”把征服地的人民變成“羊群”。從征服之日起, 帝國僅僅是英國贏利的機器,英國人對帝國臣民沒有關愛,自然沒有道德和政治責任,除瞭利益就隻剩下亞當?斯密(英國思想傢、《國富論》作者)所說的同情和憐憫。   英國總督在香港如是,在印度亦如是。這種總督制雖然“主權意識”濃厚,但在治理上,強化瞭“二分法”、“等級制”。這些總督對征服地並不推行民主政治,而是實行另外“本土化”的政治管理,香港印度的總督由英王派,不由內閣派。  基於此,總督必然秉承英國皇室的意旨,忠實執行英國政府的政策,為英格蘭攫取巨大的利益。譬如統治香港的28個港督,盡管在各人經歷、作風、民望、功過有所不同,但在維護殖民統治、謀取政治利益卻具有共性。  大英帝國被稱為“壟斷帝國”。為瞭讓“壟斷”天長地久,顯然“弱皇帝弱中國”才更符合於女王及其總督的胃口。他們不希望出現一個共和的大中國,而是希望中國一直不要醒過來。  所以就不難理解,20世紀初葉,卜力這些港督們對於中國革命的態度,不是支持力挺,而是配合清政府阻止中國民主和民族革命。雖然他們也看那清朝幫腐朽權貴不順眼,但為瞭利益,還是站到瞭一起。相關閱讀推薦:魯迅為何不在辛亥革命的陣營中?魯迅與辛亥革命揭秘辛亥革命前後的蔡元培:開課講授暗殺知識中國近代史上的辛亥革命的一半功勞應屬於立憲派薩鎮冰:辛亥革命中進退兩難的海軍提督的出走清朝巨貪慶親王奕劻:如何成辛亥革命“大功臣”

中國近代史上的辛亥革命的一半功勞應屬於立憲派

  共和極有可能成為專制的溫床(此即梁啟超憂心革命之後的“共和的專制”)。放眼亞、非、中南美,幾乎清一色的共和制;但,此起彼伏,不知造就多少袁世凱這樣的大獨裁者。相反,這種情況在歐洲君主立憲的國傢,差不多沒有。這也正是當年立憲派所以選擇虛君道路的緣由。主流史學認為辛亥革命作為資產階級舊民主主義革命,是一次不徹底的革命,最嚴重的惡果就是革命領導權為袁世凱篡奪。但,那不僅因為革命力量本身不夠,更因為它的對頭立憲派在這場革命中發揮瞭政治上的主導作用。  立憲派是革命推手  革命黨與立憲派在面對清廷的問題上積怨已久,互為仇讎。一個主張以革命推翻滿清,以建共和;一個反對革命,主張在君主的框架下推進立憲。清政府和革命黨是死對頭,但和立憲派在體制內還存在著一定的互動。因此,清末這三支政治力量彼此角逐,在革命黨和清政府的你死我活爭鬥之外,立憲派作為第三方就變得舉足輕重。特別是在時局驟變的緊要關頭,它選擇誰,誰就更容易獲勝。這裡不假設當時立憲派如果選擇清政府,革命是否還能撐得下去。從史實上看,同樣發生在1911年的廣州黃花崗起義,已經慘敗在先,1913年的“二次革命”,亦潰不成軍於後。這三次由革命黨經營的武裝暴動,恰數武昌這一次最意外、規模最小、準備最不充分,何以它一聲槍響,四個月後清政府便渙然解體?這裡,關鍵就在於立憲派選擇瞭革命黨,從軍事迅速擴展到政治,從而最終形成倒清之勢。  武昌首義,群龍無首,而且各地也沒有彼此策動,革命不可能在兩三省孤立獲得勝利。這時革命黨不得已推出瞭新軍旅長黎元洪,黎氏實在不看好這場暴動,因為在軍事上它沒有勝算的可能。然而,屬於立憲派的湖北省咨議局議長湯化龍因時而動,他出面邀請黎和革命軍代表到咨議局商議湖北獨立並組織政府事。結果黎由咨議局推選為都督,湖北正式從清廷中獨立出來。獨立後的湯化龍一不做二不休,又以湖北咨議局的名義通電各省咨議局,呼籲各地響應獨立。這一極具開拓性的舉措,不是軍事的,而是政治的,但足以要清廷的命。  最先響應湖北的是湖南,湖南獨立後的首任都督是屬於革命黨的焦達峰,但他左右不瞭湖南局面,隻不過十來天就被手下的軍人槍殺。再次被推選出來的都督是名孚眾望的譚延闓,譚是湖南省咨議局議長,也是立憲派領袖之一。他不但能穩得住湖南的秩序,而且也積極視線向外,推動他省獨立。這是他手下議員給他的建議:“同盟會勢力雖大,然不能使各省同時並舉。公既出,事無中止,當飛書知舊,乘時響應。”譚深以為然,既馳電又派人,到各地運作。結果,兩湖領先,各地立憲派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清政府二十二行省,不到一個半月,有十四省先後獨立。這不啻是一幅多米諾骨牌的連鎖效應,立憲派不但是其推手,而且主持各地獨立的基本就是咨議局。清政府可以不在乎一省暴動,它有北洋;但北洋也無法面對一省又一省的獨立。因此是政治而非軍事最終拖垮瞭清政府,辛亥的功勞簿上,至少有一半應該屬於立憲派。這庶幾是一樁長期被遮蔽瞭的史實。     袁世凱斜刺裡叛出  如果說立憲派在當時起到瞭政治中軸的作用,加上素往立憲派和革命黨的政治理念不同,辛亥革命的不徹底就在所難免瞭。革命就是砍人頭,這裡的不徹底,正如魯迅後來總結辛亥經驗一樣:“民元革命時,對於任何人都寬容(那時稱為‘文明’),但待到二次革命失敗,許多舊黨對於革命黨卻不‘文明’瞭:殺。”於是,魯迅慨嘆革命黨沒有殺盡敵人在前,以致後來反受其累。確實,當時革命都督焦達峰就主張在湖南動殺,是譚延闓制止瞭他:“吾輩但取政權,不殺官吏。”前此,立憲派就是為瞭避免革命引發內戰從而導致雙方大開殺戒,才反對以暴力求共和,並寧可走虛君緩進的道路。這條路如果辛亥槍聲不響,必然走得下去。但,槍響不響不以立憲派的意志為轉移;好在事變發生,立憲派能有效地契入時機,後發制人,順別人的水推自己的舟,以最小的軍事代價完成各地政權的轉移。可以看到,20世紀三大革命,以辛亥為首,它固然開世紀革命之慣例,但和後來的國民革命、土地革命比,畢竟沒有導致內戰發生,沒有造成整個社會的血流漂杵(除寧漢兩地外)。以暴力革命始顏色革命終,在立憲派的作用下,以顏色革命收尾的辛亥也就成瞭一次革命不徹底的革命。  不幸在於,立憲派和革命黨聯袂對付清廷;但,鷸蚌相爭,漁人得利,從清廷那裡斜刺叛出一個袁世凱,最後權力統統歸袁。從革命黨來講,所謂不徹底,莫過於是。但它又沒有不交出政權的本錢,“非袁不可”,這話本身就出自革命黨之口,而且也是各派共識。對於立憲派,固然袁等於是他們推出來的,這也可見立憲派左右政局的能力。但遺憾在於,袁世凱不是在虛君的框架下而是在共和的框架下推出,這就為他以後的獨裁埋下瞭伏筆。殊不知,辛亥一年,革命不徹底,立憲也半吊。虛君的框架下,袁世凱可能覬覦總統乃至皇帝嗎,那是僭越,他不敢。共和框架下,袁沒有瞭君臣名分的拘束,可以放膽問鼎。因此,從體制選擇的角度看,真正幫袁大忙的,不是別的,正是革命黨孜孜以求的“共和”。  這不是孤例,共和極有可能成為專制的溫床(此即梁啟超憂心革命之後的“共和的專制”)。放眼亞、非、中南美,幾乎清一色的共和制;但,此起彼伏,不知造就多少袁世凱這樣的大獨裁者。相反,這種情況在歐洲君主立憲的國傢,差不多沒有。這也正是當年立憲派所以選擇虛君道路的緣由。相關閱讀推薦:薩鎮冰:辛亥革命中進退兩難的海軍提督的出走清朝巨貪慶親王奕劻:如何成辛亥革命“大功臣”辛亥革命前後的蔡元培:竟在開課講授暗殺知識浙西青幫:辛亥革命前赴後繼反清的黑社會辛亥革命:國父孫中山為何一定要堅持定都南京?侵華主謀石原莞爾的另一面:早年曾經為辛亥革命欣喜

辛亥革命中對滿人的屠殺:辛亥革命殺死多少滿人

  辛亥革命是一場由民族主義激發而來的革命,而民族主義又極容易發展成種族的仇殺主義,這種傾向在武昌起義的一開始就表現得十分明顯。參與起事的革命士兵呂中秋回憶說,最先發難的工程營在起事之前公議“禁令十條”,其中即有“勾結滿人者斬”、“私藏滿人者斬”兩條。為證明革命的合法性,辛亥年對滿人的殺戮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被有意隱去,但歷史終究是歷史,革命也具有多樣性,它不可能像處女一樣的清白。  起義爆發後,測繪學堂的革命學生試圖殺死他們的旗籍同學松景,後被人所阻止,而阻止的原因竟然是怕血腥殺戮會嚇走學生,令其不敢出去革命。據第三十標的革命士兵魯祖軫回憶,當時他們所在標(標相當於團)的各棚都有一兩名旗籍清兵,革命前已分配同志負責解決,起義時他和另一位革命士兵劉秉鈞負責結果一名叫雙璧的旗兵,但當他緊跟在雙璧的後面,待機動手時,“我棚正目陳佐黃見我遲慢,即高舉槍托猛擊雙璧頭頂,原期結果性命,不料槍托稍偏左,雙璧順勢滾下樓梯,一溜煙向第一營旗兵營跑去”。  武昌原本不是八旗駐防地,但隨著清末新政的鋪開,一些滿人(主要是荊州八旗)因為各種原因而移居到這個省會城市。從1904年起,在湖廣總督及荊州將軍的安排下,荊州旗兵被輪派到湖北新軍中受訓(十名中有一名是旗兵),這些旗兵主要集中在第八鎮第三十步兵標(團),其中第一營中的兩個隊(每營共四隊,每隊大概150人)和第二、三營的各一個隊,大概一個營的兵力為旗兵構成,他們的統領也是滿人。第三十一標也有一個隊的旗兵,另外大概還有四分之一(大概250人)的旗兵分佈在其他部隊或軍事學堂。盡管這些人在當晚的起義中沒有抵抗(或來不及抵抗),但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被殺害瞭。武昌城裡,四大滿姓傢族(紮、包、鐵、佈)均被殺害,八旗會館也被完全摧毀。第二天的早上,當十八星旗飄揚在原總督衙門時,滿人們的屍體也堆滿瞭鄰近的街道。   據武昌起義者的回憶,“革命黨人隻要是捉到旗兵,不是就地殺掉,就是送到革命軍政府槍斃,很少幸存下來的。有的旗兵被捉後,至死不講話。越是不講話反而越是證明是旗兵。直到首義成功三天之後,軍政府下瞭命令,捕殺才停止”;“首義後兩天,還有不少的旗兵四處竄擾,間或也有少數人趁火打劫,同學蕭傑臣、劉邦欽、傅人俊、王兆鴻等,聯合部隊在長街劉天保對面某住宅內,拿獲槍械齊全的旗兵十餘人,當即槍決。江學行、李春山等亦隨蔡等出營,沿途消滅旗籍兵士甚多”。  毋庸諱言,革命總是伴隨著血腥、殺戮與混亂的,即便是號稱“和平的、代價很小”的辛亥革命,其在革命的進行過程中,同樣存在著一些並不是那麼值得頌揚的東西。武昌起義的領導者之一熊秉坤曾回憶說,12日的反滿暴力達到瞭頂峰,那天的殺戮是如此的駭人聽聞,以至於一百多名紳商聯合起來,一致要求湖北軍政府阻止其士兵進入民宅搜索滿人,但軍政府卻以軍事需要為借口而拒絕瞭,直到漢口的11名外國領事出面幹涉後,軍政府才於13日下令停止這種殺戮。盡管他們心裡並不願意,但出於外交上的考慮,列強在這場革命中保持中立是非常重要的。  一名路透社的記者於14日來到武昌,他“發現到處都是滿人屍體”,他估計有八百人被殺。一名軍政府的代表則在巡視武昌後估計有四五百名滿人在起義後的前三天被殺,由於擔心傳染疾病,受害者的屍體都被掩埋瞭。革命者曹亞伯則聲稱,有四百名“滿人士兵”被殺,另有三百名被關押在監獄,大約一百名在1912年春天被釋放,但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其中有七名旗兵因為過早的釋放而在回荊州的途中被殺害。美國歷史學傢周錫瑞認為,對武昌的滿人來說,“那差不多就是屠殺”。  如果旗兵被殺是因為他們具有潛在危險的話,那麼殺害婦孺似乎是完全沒有必要的。在路康樂的《滿與漢》一書中,有這樣一段記載:“一個將要被殺害的滿人婦女可憐的哀求:‘我們是無罪的,我們也憎恨我們的祖先,因為他們虐待漢人’,另一位老夫人哀求:‘殺死我們這些沒用的婦女和孩子,你們能得到什麼呢?為什麼不釋放我們以顯示你們的寬宏大量呢?’士兵們雖然有所觸動,但不敢回應,還是將她們殺死瞭。”相關閱讀推薦:魯迅為何不在辛亥革命的陣營中?魯迅與辛亥革命侵華主謀石原莞爾的另一面:早年曾經為辛亥革命欣喜揭秘:在辛亥革命後,孫中山為何“棄日聯俄”?辛亥革命簡介:結束瞭中國古代兩千年的君主專制解讀辛亥革命:孫中山為何堅決要求定都南京?分頁:1/3頁  上一頁123下一頁  在這場風暴中,滿人婦女的境遇十分糟糕,因為她們的頭發、服飾和漢人女子有較大的差別。更要命的是,即使這些可以改扮,但她們有一個致命的缺陷,那就是滿人女子不纏足,她們原本引以為為自豪的天足,這時卻成瞭危險的來源。  相比而言,武昌起義中被殺的滿人並不算多,最嚴重的是陜西西安。西安的滿人大概有2萬多人,城墻很高,防禦堅固。1910年,美國社會學傢E.A.羅斯到陜西遊歷訪問時,他對當時的滿城和滿人頗不以為然:“在西安,如今的八旗子弟居住區城墻東倒西歪,空氣沉悶,到處是雜亂和腐爛的景象。在一個軍事演習的大場地,滿清高級軍事官員正在一旁檢閱邊奔跑邊打靶的騎兵。那些懶洋洋的享有特權的八旗子弟雖然曾在軍隊裡受過所謂的訓練,但畢竟缺乏堅強的意志和戰鬥力,行軍二十英裡他們就會垮下來”。  在革命軍攻打瞭一天一夜後,西安滿城終於被攻破,革命士兵如潮水般的從南面和西面湧入,並將城內的所有居民視為敵人加以攻擊(或者說殺戮),據一位名叫J.C.凱特的英國傳教士事後的調查,“無論長幼,男女,甚至小孩子,都同樣被殺……房子被燒光搶光,那些希望躲過這場風暴的人最終也被迫暴露。革命軍在一堵矮墻後,放瞭一把無情的大火,把韃靼城焚燒殆盡。那些試圖逃出來進入漢城的人,一出現在大門,就被砍倒在地。兩名新軍的年輕軍官後來回顧時承認:‘沒有必要殺死這麼多滿人士兵及其傢屬。’”   殺戮極其殘酷而且徹底。據凱特的記錄:“當滿人發現抵抗徒勞無益,他們在大多數情況下都跪在地上,放下手中的武器,請求革命軍放他們一條生路。當他們跪下時,他們就被射死瞭。有時,整整一排都被射殺。在一個門口,十到二十人的一排滿人就這樣被無情的殺死瞭。”  三天後,革命軍下令停止屠殺,據凱特的估計,滿人死亡的人數“不下萬人,他們為瞭避免更悲慘的命運,要麼被殺死,要麼自殺”,換句話說,至少有一半的滿人被殺。整個滿城也被搶劫一空,而存活下來的人,有錢人被敲詐,小女孩被綁到富人傢做婢女,年輕的婦女則被迫成為窮苦漢人士兵的妻子,其他的人都被驅逐出西安。  傳教士李提摩太在《親歷晚清四十五年》中說,“1911年10月22日,陜西省首府西安爆發瞭可怕的流血事件,一萬五千名滿族人(有男人、女人還有孩子)都被屠殺”。在事後的回憶中,陜西革命士兵黨自新也不無隱晦的承認,攻破西安滿城後,各戰鬥隊伍分成若幹小隊在城內逐巷逐院的進行搜索戰,在此其間,一些士兵和領隊官殺死瞭一些不必要殺死的旗兵和傢屬(這段話可與前面凱特所說的相呼應)。分頁:2/3頁  上一頁123下一頁  李約翰在《清帝遜位與列強》一書中引用英國外交文件稱,西安為革命黨所占據,男女老少約有一二萬人的駐防旗營(滿蒙八旗)實際上被全部消滅,8名外國僑民也在混亂中被殺(這些文件為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根據當地傳教士的報告後發給外相格雷爵士的電報)。李約翰是知名傳教士李佳白之子,也是庚子年使館之圍中年齡最小的外國避難者,當年中外間的血腥殺戮想必給他留下瞭深刻的印象。  革命中的濫殺,在很大程度上是與事的江湖會黨所造成的。據陜西革命黨人張奚若的回憶,革命後的西安完全被哥老會所控制,就算是革命黨出城也須經會黨首領同意。領導陜西革命的分別為會首張雲山及同盟會張風翽,張雲山混跡兵營多年,後在陜西新軍中開香堂,吸收上千名新軍士兵,勢力很大。但是,會黨是一群騷動不安而極其兇險的烏合之眾,由其充當主力(哪怕是會黨士兵)的革命難免出現各種混亂,其中也不免失控性的殺戮。  辛亥年,凡是有滿城的地方,都出現過濫殺的情況,隻是程度上往往因地而異。當然,同樣不可否認的是,辛亥年悲劇發生時還是有很多漢人設法去保護那些無辜滿人的,如武昌的士紳要求軍政府禁止士兵進入民宅搜索滿人,一些西安幸存的滿人也在事後回憶稱為漢人老百姓所救。在鮮血與生命的面前,人性的善良終究要高於那些莫名的革命沖動與無邏輯的理念。   辛亥事變後,廣州滿族宣佈和清政府脫離,後人叫“和平易幟”,放下武器、脫掉軍裝、走出八旗軍營,但是激進的黨徒仍然殺害滿族,大量的滿洲人被殺,部分紛紛逃離居住瞭200 多年的傢園,到廣東的鄉下隱名埋姓、改稱漢族,一些人因逃亡廣東順德,自稱關姓漢族,順德籍貫人,直到80年代才恢復自己的滿族族籍。光緒年間廣州八旗3萬,到辛亥事變已經是1500人瞭。  當時杭州、河南等地殺滿人,把砍下的人頭扔進井筒子裡,一個一個的井筒子,填得滿滿的。清帝遜位,民國政府簽字清室優待條件的墨跡未幹,那些反動會道門組織的革命黨徒就對滿人進行瞭一場遍及全國的大屠殺。接連殺瞭好幾天,才在中央政府的一再制止下停刀。很多滿洲八旗駐防軍的後人都有一本血淚史。  1911年10月西安滿城劫後餘生 逃入英國浸信會的滿人照片,當時城內滿人逃生隻有兩條路,一是趁起義軍不備翻越城墻而出,二是逃入教會受外國人保護。分頁:3/3頁  上一頁123下一頁

辛亥革命:國父孫中山為何一定要堅持定都南京?

  導讀:開國定都,一向是中國歷朝歷代的傳統。大凡開國定都總要考慮當地的地理形勢和交通方便與否等因素。西漢定都長安,因為關中號稱天下膏壤,地勢險要,挾制東方郡縣好象按著別人的脊背。東漢定都的洛陽雖然不如長安,這是因為長安經西漢末年兵燹,殘破不堪。何況洛陽卻也是有山有水的好風光,亦算有險可憑,況且歷來就是古都。東晉的京都南京,號稱石頭城,虎踞龍盤,扼江而擋北方,自然是風水寶地。北宋的京都汴梁雖地處中原,但無險可守,金兵南下,一舉就把北宋滅亡瞭。明朝開國時定都南京,但是,後來明成祖朱棣遷都北京,目的是為瞭對抗蒙古的兵馬,不得不如此。  說起來,首都是一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中心,中央政府的所在地。從中國的歷史看,歷朝歷代關於都城的選擇,多是人口密集、經濟發達、位置適中、交通便捷,而且地勢險要之地。統治者對都城的選擇均十分慎重,主要是從有利於鞏固統治和經濟發展的角度去考慮。孫中山要創建中華民國自然也必然有定都何地的選擇。但是,他開始選擇的並不是南京。   據有關資料記載,早在1887 年,孫中山就對中國首都的選擇有過縝密的考慮,他曾主張“一都四京”,一都即武漢,四京即西京重慶、東京江寧、南京廣州、北京順天。可見,孫中山關於首都的第一選擇,應是武昌。1902 年,孫中山在與章太炎的一次談話中強調說,“金陵猶不可宅。”意思就是說,南京不可做一個國傢的首都。他認為,武昌揚靈於大江,東趨寶山,四日而極,足以轉輸矣……北望襄樊以鎮撫河雄,鐵道既佈,而行理及於長城,其斥侯至窮朔者,金陵之絀,武昌之贏也。除此,他還曾說過,“謀本部則武昌,謀藩服則西安,謀大洲則伊犁……”孫中山和章太炎首先考慮的定都武昌,其理由是關中、洛陽等地自然環境已經不如古代,而武昌揚靈於大江,東可控江浙,北望襄樊振撫河洛,靠著鐵路交通,而北達長城,南理兩粵,這是石頭城的南京所達不到的。他們還認為當年太平天國洪秀全建都南京,偏安一隅難以制遠,實為失策,也是滅亡的一大原因。由此不難看出,孫中山說來說去,最中意的首都是武昌。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各省紛紛響應,建立一個統一的臨時政府已是迫在眉睫。由於武昌地處中原腹地,乃九省通衢,是辛亥革命諸次起義中第一個在省會城市取得成功的地方,況且又是孫中山的一貫主張,並得到章太炎的支持。因此,將首都設在武昌也是順理成章的事,多數省份都主張將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的首都設在武昌,隻有貴州軍政府提議設在廣州。已獨立的各省代表到武昌後,確定在臨時政府成立前,由湖北軍政府代行中央政府職權,很明顯,這事實上是把中央政府定在瞭武昌。  11月7日,湖北都督府通電全國,呈請己脫離清王朝的省份派出全權代表赴武昌設立臨時政府。然而,其時清朝大軍屯兵江北,虎視江南,漢陽已經失守,武昌極度吃緊,湖北軍事形勢極為嚴峻。而當時革命黨人的政治基礎在東南沿海,江浙革命黨人就主張將新國傢的政治中心放在上海。為此,江蘇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湯壽潛聯名致電滬軍都督陳其美,提議在上海設立“臨時會議總機關”。相關閱讀推薦:和孫中山並稱的楊度:中國君主立憲派的開拓者歷史上的今天11月28日 孫中山返廣州重組軍政府一戰德國為拉攏中國收買段祺瑞 失敗後又找孫中山孫中山曾立遺囑勸兒女自立!多次拒絕親友求職揭秘:在辛亥革命後,孫中山為何“棄日聯俄”?揭秘孫中山的三份遺囑:三份遺囑都寫的什麼?分頁:1/3頁  上一頁123下一頁  但是,就在此時,傳來瞭江浙聯軍於12

揭秘辛亥革命前孫中山為何要自稱出生在夏威夷?

  導讀:如今,在五洲洪門致公總堂內,依然完整保留著孫中山的書房。陳列有孫中山曾經使用過的桌椅、印泥、保險箱等物品,以及他與致公堂大佬黃三德等人往來的信件等。鮮為人知的是,除瞭孫中山之外,當年還有大批仁人志士曾經秘密加入洪門致公堂。據致公總堂會長周國祥介紹,這其中就有孫中山的革命盟友黃興,以及大名鼎鼎的蔡鍔、蔡廷鍇將軍,而黃花崗72烈士中,有68位是洪門兄弟。  加入洪門不久的孫中山馬上就得到瞭很現實的幫助。1904年3月31日,孫中山搭乘“高麗號”,再次離開檀香山前往舊金山。早在1882年,美國議會通過“排華法案”,禁止華工入境,華人沒有必要的證件不能進入美國。為瞭能在美國推廣革命活動,孫中山不得不設法取得美國護照。1904年3月,在他第二次前往美國本土的前夕,由哥哥孫眉、舅舅楊文納這些親友作證,申領瞭一份夏威夷出生證明——1866年出生於香山翠亨村的孫中山,稱自己是1870年11月4日在夏威夷出生;11月13日,在向法官宣誓後,他領到瞭一個美國島屬居民所持之護照。  經過一周的海上漂泊,4月6日,“高麗號”到達舊金山。可是孫中山一上岸便被美國海關以手續不符等理由扣留。個中原因,一種說法是與孫中山激烈論戰的保皇黨擔心孫中山一旦抵達美國大陸,會給那裡的同黨帶來更大的麻煩;另一種說法是清朝皇室貝子愛新覺羅·溥倫率團到美國參加聖路易斯世博會,清官員擔心孫中山“鬧事”,因此令清廷駐舊金山領事何祐阻撓。何祐立即照會美國海關當局:以保全清、美兩國邦交,請禁止將於某日抵埠的中國亂黨孫某入境。當海關查知孫中山所持的是夏威夷出生證,表示按照法律難以禁止的時候,他們又極力說明孫中山是廣東香山縣人,所持護照,必是偽造。這樣,孫中山便被困在碼頭上的木屋裡,等待處理。   小木屋簡陋,與外界完全隔絕。有一天,孫中山無意間從他人那裡借到一份僑報《中西日報》,見上面寫有“總經理伍盤照”的字樣。他猛地回憶起1895年從香港逃離時候,基督教教友楊襄甫、左鬥山兩人,曾特地寫信給舊金山《中西日報》總經理伍盤照,請他念同教的友誼,對孫中山予以照顧。這封信孫中山暫時沒用上,仍留在皮箱裡,他立刻根據報上地址寫瞭個便條,讓一位西洋小報童送到《中西日報》。伍盤照收到信後,馬上按信封英文地址趕到木屋去,那時,伍盤照還兼任清廷駐舊金山領事署顧問,領事何祐經常向他請教對外事務。伍盤照一方面正告何祐:孫中山系革命黨,不能指為亂賊,請勿激起眾怒;另一方面,又去拜訪舊金山致公堂大佬黃三德、英文書記唐瓊昌。相關閱讀推薦:國父孫中山的驚天秘密:曾請求美國方面出兵中國揭秘:國父孫中山的日本老婆及小妾私生活大曝光揭秘孫中山的洋顧問:“加侖將軍”佈留赫爾簡介《十月圍城》歷史真相:姐妹保鏢如何智救孫中山孫中山辭職時給袁世凱下過哪三道“緊箍咒”?孫中山長子孫科最愛的女人是誰?為何被小三拋棄分頁:1/2頁  上一頁12下一頁  危急時刻,黃三德立即組織營救。他先以自己的名義拿出500美元做保證金,保釋孫中山,又花5000美元聘請當時檀香山著名律師何利為孫中山上訴。據黃三德在《洪門革命史》中回憶,官司一直打到華盛頓最高法院,經過17天的審判,最終獲勝訴。1904年4月28日,美國政府工商部電告舊金山海關,批準孫中山在美居留。使孫中山索性甩開瞭各種顧忌,在美國公開從事革命活動。  孫中山脫險後,向黃三德表明:此次來美目的,是要發動華僑捐資支持革命運動。黃三德表示全力支持,並親自陪同孫中山到全美各埠發表演講。1904年5月24日,孫中山與黃三德從舊金山出發,開始赴美國各地對洪門會眾進行註冊和宣傳活動。據中國社科院所編的《孫中山年譜》,所到之處,黃三德必“開臺演戲”(洪門稱招收會員拜盟行禮為“開臺演戲”),孫中山則發表演說,闡揚反清革命宗旨,駁斥保皇謬論。每到一處,黃三德必介紹孫中山與各埠的華僑領袖相識,以擴大革命影響,建立孫中山的威信,其中,美洲另一華僑組織安良堂的僑領司徒美堂就是在黃三德的介紹下認識孫中山的,從此,司徒美堂也成為忠實追隨孫中山的華僑領袖之一。  不知為何,1911年武昌起義成功後,孫中山與黃三德的關系卻日漸疏遠。有學者認為,是黃三德自恃功高,數次向孫中山跑官要官,孫中山沒有應允從而引發矛盾。也有研究者稱,革命成功後,黃三德希望將洪門致公堂在國內立案,註冊登記成為一個公開的合法組織,進而參政議政。當時孫中山並沒有答應,這使得兩人漸行漸遠。再後來,黃三德聽從建議,同意成立致公黨。不過孫中山在日後否認洪門與革命的關系。  分頁:2/2頁  上一頁12下一頁

學者金耀基:辛亥革命誕生的共和是個早產兒

  憲政  憲政是以憲法為中心的民主政治。即民主與法治結合構成政權的組織形式。政治思想傢薩托利將憲政要素概括為:1.有一部叫做憲法的高級法,不管其是否成文;2.存在司法審查;3.有一個獨立的法官組成的獨立的司法機關;4.存在基本性的正當法律程序;5.存在有約束力的立法方式上的程序規定,可以作為赤裸裸的法律意志進行有效控制機制。而美國當代著名國際法學傢路易斯·亨金則認為,憲政意指“成立的政府要受到憲法的制約,而且隻能根據其條款來進行統治,受制於其限制”。  概而言之,以憲法治國,用法律限制執政者的權力,保證政治民主,確保人權,這是憲政實質。  憲政在中國是件難事。遙想當年,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未出京城就遭遇炸彈。據五大臣之一戴鴻慈的日記記載,事發次日他和端方、徐世昌為炸彈事件面見慈禧時,慈禧“慷然於辦事之難,淒然淚下。”  香港中文大學前校長金耀基一直致力於中國的現代化與現代性研究。他認為在十九世紀末,清王朝在西方勢力侵凌下,屢敗屢戰,不止有亡國,且有亡天下之危。曾國藩、李鴻章的洋務運動,康有為、梁啟超的維新運動,以及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都是為求中國之富強,為爭國族之獨立與自由。一直到上世紀80年代中國的改革開放,從歷史長遠的視角來看,不能不說是承接洋務、維新、辛亥以來的中國現代化的步步啟開。十九世紀末以來的中國現代化運動,實際上是中國傳統型文明走向中國現代型文明的一個“現代轉向”。  金耀基先生認為中國現代化文明轉型的三個主旋律是洋務運動(從農業到工業)、維新運動(從經學到科學)、辛亥革命(從帝制到共和)。政治主旋律就是1911年辛亥革命所開啟的。辛亥革命之後,中國走上瞭共和的不歸之路。清代末葉,中國遭遇瞭數千年未有之變局,一百多年來,我們始終都是在變局當中。中國的社會經濟,中國的學術文化,中國的政治行政,都出現瞭數千年沒有的面貌。他把“數千年未有之變局”看作是中國走向現代文明秩序中的種種變化。傳統的文明秩序,誠如陳寅恪所說的是基於儒傢的“三綱六紀”。這個文明的規范秩序自十九世紀末以來一步一步地被解體瞭,而一個新的中國的現代文明秩序的重構工作是從清末以來的中國現代化運動展開的。新的現代文明秩序從傳統中蛻化演變,從十九世紀到現在,還在轉型之中,是跨越三個世紀的文明轉型的“漫長革命”。相關閱讀推薦:揭秘歷史:“辛亥革命”一詞是從何時誕生的?辛亥革命簡介:結束瞭中國古代兩千年的君主專制解讀辛亥革命:孫中山為何堅決要求定都南京?學者金耀基:辛亥革命誕生的共和是個早產兒辛亥革命後新式婚姻:女子願與有婦之夫同居分頁:1/5頁  上一頁12345下一頁  走向共和的不歸路  時代周報:1911年的辛亥革命到現在一百年瞭,作為一個社會學傢,你怎麼評估辛亥革命對此後中國的影響?  金耀基:這一百年,中國走向現代文明的長途中,有幾個是中國現代化的標志性的年份,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其一。辛亥革命在中國政治的體制上,是結束瞭中國兩千多年來的帝制,開創瞭一個新的中國政治秩序的遠景。這個政治秩序就是共和民主,也就是人民共和。中國的共和政治可以說是中國傳統政治的一個“現代轉向”。這個轉向是以武昌起義為表征的。這個歷史性變化跟過去二千年來的政治變化完全不一樣,它不是一種朝代性的轉換,是國傢體制的轉換,是傳統的君主帝制轉向瞭一個民主共和的體制。一百年前發生辛亥革命以後,中國從此走向共和的不歸之路,但是共和之路非常崎嶇坎坷,不時出現共和倒退甚至反共和的情形,如帝制的復辟、軍閥的割據。五四新文化運動標舉民主科學的旗號,其中民主的旗號是肯定並回應辛亥革命所象征的共和的正當性。中國第一個共和國—中華民國,英文為“RepublicofChina”,是孫中山領導辛亥革命直接帶來的共和。1949年中國共產黨建立瞭中華人民共和國,英文為“ThePeople。二者的意思是一樣的,都是以人民為國傢的主體,都是以民主為共和的本質。  辛亥革命誕生的共和是一個早產的嬰孩。武昌首義後,孫中山自美國返回,被推選為臨時大總統,但那個時候革命黨力量根本不夠,全國處於半分裂的狀況,真正有力量的是袁世凱。所以,隻能通過袁世凱去說服,或是強迫,讓清朝皇帝宣佈退位,避免法國大革命出現的大流血。袁世凱成功使溥儀遜位,孫中山就把臨時大總統辭去,袁世凱成為大總統。袁世凱於1915年廢除共和,恢復帝制,紀元為“洪憲元年”。但是不足一年,袁世凱死瞭。不過一年許,又有張勛的辮子軍復辟,溥儀再登皇位,改元“宣統九年”。真令人有不知今日為何日之感。  時代周報:這是為什麼呢?  金耀基:辛亥後幾年有這麼大的反復,顯示那時候對於民主、共和這些觀念,一般國人不清楚,就是很多政治人物也是一知半解,更不要說對共和的認同瞭。所以,袁世凱背叛瞭共和,張勛這個土軍頭就更不知共和為何物瞭。袁世凱之稱帝,是共和之悲劇;張勛之復辟,則是共和之滑稽劇。當時的中國社會還沒有一個共和可以成長的大氣候,此後十年,便是軍閥割據稱雄的局面,直到國民黨蔣介石的北伐統一。回看百年辛亥,在共和誕生之後,共和的權威卻始終沒有建立起來。皇權受命於天的權威既倒,共和權威又不能立,這就出現瞭一個政治上的“權威的危機”。自軍閥時代起,中國這塊土地上的政治秩序,多數時候不是靠“權威”,而是靠“威權”來統治的。這就表現為“強人”政治或“偉人”政治,都是“人治”,都與造神運動有關,這與“共和權威”的核心“法治”就遠瞭。分頁:2/5頁  上一頁12345下一頁  廢科舉與辛亥革命一樣重要  時代周報:君主立憲也是晚清許多人探討的一條路子,在1911年以前,為何君主立憲與共和革命兩種聲音都在中國此起彼伏?為何最後革命壓倒瞭立憲?  金耀基:君主立憲是康梁的路子。君主立憲維持瞭君主的位置,但統治的權源還是來自於人民。清末,滿族皇權衰敗,國勢危殆,以族國前途為念者,皆有救亡圖強之心,當時就出現瞭康梁的君主立憲和孫中山的共和革命兩種聲音、兩條路子。前者是英國政治現代化之路,後者則近法國政治現代化之路。辛亥革命之前有過幾次起義,都告失敗,相對而言,君主立憲這條改革之路由於朝野相呼應,勢頭較好。在日本的留學生中,君主立憲派的聲望也是高過孫中山的革命派的。但是,清廷改革的步伐太慢,也太遲,慈禧死後,君主立憲之路已到盡頭,立憲派中人也越來越多同情、認同革命一路。而革命派在廣州起義,黃花崗七十二精英壯烈犧牲,碧血黃花,感天動地,像林覺民寫的《與妻書》,誰讀之能不動容?這些精英為革命成仁之精神與譚嗣同為維新改革而赴義之精神,同樣感人至深,對世人的震撼當然很大。  鴉片戰爭喪權辱國之後,一敗再敗,國將不國。王朝的合法性,統治的權威性,基本上已經衰敗瞭。李鴻章說這是數千年未有之變局。在這個大變局裡,清皇室也知道非改革不足以適應危局,到瞭清末,即使慈禧也同意瞭君主立憲,此即所謂“晚清新政”。新政中有一項我覺得是大手筆、大事件,就是1905年的“廢科舉,設學校”。就我記憶所及,好像張之洞、袁世凱都是推手。“廢科舉,設學校”是中國文化、學術的“現代轉向”,即是從經學到科學,所以,我是把1905年廢科舉一事看作跟1911年辛亥革命一樣重要的。  時代周報:“廢科舉”促進瞭學術進步?  金耀基:中國現代化文明轉型的三個主旋律是:一、從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由洋務運動開啟;二、從經學到科學,由廢科舉、設學校開啟;三、從帝制到共和,由辛亥革命開啟。洋務運動開啟中國軍事國防的現代化,此後擴及修鐵路、電報、電燈、媒體等工商業領域,一直延伸到今日。百年來,中國從農業文明一步步走向工業文明。誠然,洋務運動本身是失敗的,甲午一戰是失敗的表征,但洋務運動開啟瞭中國工業化之路。講到晚清新政,1905年的“廢科舉、設學校”是中國學術文化的一個現代轉型,中國過去的教育與科舉,都以四書五經為核心,1905年以後,學校裡的課基本上轉向科學如數學、物理等,經學在大學裡已退出瞭。誠然,新政的“廢科舉、設學校”對於清廷命運沒有發生太大作用,這件事其實做得太遲,也不夠,但這件事卻開啟瞭此後百年學術、教育、文化的變化,意義深遠。  中國文明的轉型中,政治轉型的主旋律就是1911年辛亥革命所開啟的。辛亥革命之後,帝制是已經過去瞭,中國已經命定地走向共和之路。共和的價值沒有人會反對,可以說,沒有人會公開說:“我是反民主的。”1949年中國共產黨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當傢作主”的口號與孫中山在辛亥首義後說“人民都是皇帝瞭”,皆是民主真諦的詮釋。  所以,在意識形態上,在觀念價值上,民主共和的理念是勝利的。我要指出,君主立憲與共和革命固然是救亡的兩條路子,但兩者所立的政治體制都是獨裁、專制的反義,兩者實際統治的權源都建立在民意之上。君主立憲中的君主隻擁有一些象征性的權力,是族國的認同對象。在英、日、泰三國,君主權力是有別的。這兩條路子的最大分別,一是體制內的改革,一是體制外的革命。清末,體制內的立憲之路斷絕後,立憲派也就轉向革命派瞭。所以,武昌首義後,全國十幾個省都紛紛響應,其中大都是立憲派人物。君主立憲之路,重要的是清貴胄(慈禧已死)自我斷毀的。在這裡,也值得提出一點,君主立憲派雖然把皇權稀釋瞭,但君主的大位仍然是滿族帝系中人來坐,並且是萬世一系坐下去。這在當時有強烈排滿大氣候下是有問題的,這個問題在英國、日本的君主立憲中是不存在的。這是清末君主立憲運動不能成功的另一個因素。分頁:3/5頁  上一頁12345下一頁  孫中山比袁世凱有時代感  時代周報:如果評價歷史人物的話,辛亥革命時代有兩個很重要的人物,一個是孫中山,一個是袁世凱。你對袁世凱如何評價?  金耀基:袁世凱是個政治“強人”,用傳統講法,他是治世之能臣、亂世之梟雄。清末,新軍是他訓練的,新軍不像傳統的湘軍、淮軍,有新觀念、新裝備,可以說是洋務運動以來中國的軍事現代化、國防現代化的一個組成。從某種意義上講,袁世凱也是個改革派人物。不要忘記,他是李鴻章提拔出來的,他屬於洋務派裡面的人,這個人是有本事的。辛亥革命前後,他可能是當時中國最有影響力的人。武昌起義後,孫中山成為臨時大總統,但必須依賴他去說服或逼迫清帝退位。後來袁世凱成為民國大總統,當時他被譽為“中國的華盛頓”。國人對他是有期待的,但我想,他並不想做中國的華盛頓,他對共和沒有一種真切的承諾。他對於總統的權力受議會的種種制約很不舒服,而客觀上,他認為中國不能行共和之制。  值得註意的是,當時西方兩位傑出的學者都覺得中國沒有實行共和的條件。英國的佈賴士(J.Bryce)就建議恢復君主制。而哈佛大學校長艾略特(CharlesW.Eliot)介紹給袁世凱做顧問的古德諾(FrankJ.Goodnow)博士,是美國政治學會會長,他就認為中國缺少法治、個人權利觀等,無法實行民主政治,故支持袁世凱恢復帝制的企圖。所以,最後袁世凱斷然稱帝,背叛瞭共和。袁世凱時代性的限制還是很大的。袁世凱晚年走到歷史的反面上去,但他也是一個有多面性的歷史人物。  時代周報:有人說孫中山雖然提出瞭很多願景,辦實務好像沒有太大的建樹。你對孫中山如何評價?  金耀基:相對於袁世凱,孫中山不僅有時代感,還有時代的先見性。他掌握到世界性的歷史潮流,他是走在歷史前面的。說到“辦實務”,當時很多人叫他“孫大炮”,這不外是說他是一個空想傢。事實上,孫中山從決志革命時起,便一直在吶喊,喚醒國人認清中國身處的危境,呼籲國人革命圖強的必由之路。我們看他手著的三民主義、建國大綱、建國方略等著作,其視野之闊大,其論述之通達精辟,以及其中透露的救亡圖強的心志,不僅非當時的政治人物可比,即使百年來的政治人物亦難得一見。孫中山雖然見到民國之生,但他深知民主非一蹴而就,所以對民主的發展,提出瞭“三階段論”,即是軍政、訓政、憲政三個階段。這在政治發展上說,是有意義的。這可見他對民主是有承諾的,但對實現民主則抱著很實際的態度。至於說到辦實務,孫中山一生都在奔波,都在思考、演講、寫書、計劃。他能不能做實務?我不知道,他很少有機會做實務,不過,他對中國的實業的發展有許多具體的方略策劃,譬如建鐵路、設港口,他能夠把中國發展為一個現代國傢的宏圖變成一個個具體的計劃,很充分顯示他可以是一個辦實事的實行傢。但是,時代沒有給他機會。我不想去美化他,更不是也不應把他神聖化,但是很肯定他,特別是他“天下為公”的志懷。分頁:4/5頁  上一頁2345下一頁  孫中山是兩岸政治共同語言  時代周報:在1911年之後,孫中山提出的建國思想有沒有得到進一步的實施?  金耀基:1911年武昌首義,共和誕生,這是孫中山建國思想的第一步實現。但新生的共和,命運多舛,開始有帝制的復辟,之後更進入十年的軍閥割據。就“建國”而言,僅僅維持共和國不墮而已。但當時的“社會”卻有不錯的發展,即使在殖民的通商口岸與軍閥的統治區,學術文化、工商業都有一定的進步。蔣介石的北伐統一後,一個現代國傢的雛形已出現,不平等條約也漸次廢除,而社會經濟與學術文化上都繼續有發展,但政治上隻屬於孫中山講的軍政期。1937年日本全面侵華,中國的現代化工作遭到中斷,1945年抗戰勝利,但不久中國即進入國共的內戰,1949年國民黨失敗,退據臺灣。在二十世紀上半葉,孫中山的共和建國思想,沒有得到太多的實現。1949年中國共產黨在大陸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走的是社會主義的建國之路,孫中山的思想隻是國民黨到臺灣後才獲得進一步的實現。  時代周報:但國民黨到臺灣之後實行瞭戒嚴?  金耀基:國民黨在撤守臺灣之前,在國共內戰時,出於多種原因,召開全國國民代表大會,實行憲政,但這出還政於民的大戲,弊病百出,不但未能收拾日漸喪失的民心,更暴露瞭一黨民主的虛飾與腐敗。國民黨終於落個敗走臺灣的悲劇。國民黨到瞭臺灣,在內戰未已的情形下,開始瞭戒嚴,“憲政”也就凍結瞭。從那個意義上講,孫中山“還政於民”的思想在政治領域上是被凍結瞭。但是,孫中山另外有些想法,國民黨痛定思痛為瞭生存也開始付諸行動,最突出的是土地改革,臺灣的土地改革是成功的,是一個不流血的改革,也影響到以後臺灣工業化的成功發展。  孫中山恐怕是兩岸一個政治共同語言。孫中山一生的目標是建立中國為一個現代化的國傢。同時,他對中國文化中的優秀傳統是推崇的,在他心中,民主共和是現代國傢的本質,他也推崇中國政治傳統中的王道精神,那是中國在構建世界秩序上的重要資源。他是一個有歷史與世界眼光的人,他的百年前的思想,在今日全球化的時代,對兩岸中國仍然有重要意義。  中華人民共和國在理念上,以共和立國,民主立國,這與孫中山政治的終極意願是一致的。但中華人民共和國前三十年,本質上是“強人”政治和“偉人”政治;1978年改革開放後,中國大陸在經濟現代化上取得瞭巨大成就,中國在世界上享有瞭名實相符的大國地位,與孫中山當年革命時“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慘境不可同日而語。中國翻天覆地的變化,也應瞭“數千年未有之變局”的話。但是,中國要真正成為一個大國中的強國,一個普受世界尊重的現代國傢,就不能不在政治上有進一步的改革,使中國成為一個名實一致的“人民共和國”。人民共和國是以政治民主為本質的。中國未來的發展必須有一個安定、穩定的政局。  時代周報:有人覺得民主政治有點亂?  金耀基:民主政治常予人一個產生亂象的政治,的確,臺灣也不免。但講到底,真正的民主政治恰是最安全、最穩定的,它不存在“顏色革命”或被推翻的問題。黃遵憲百年前就說“太平世,必在民主”,實是有卓見的。中國三十年的經濟現代化,摸著石頭過河,這是一條探索實踐之路,能取得巨大成績,盡管也出現許多結構性與非結構性的問題。政治現代化,也應該有當年的摸著石頭過河的探索實踐的精神與勇氣,這個路子可能慢,也可能出些小亂象,但比較穩健,同時能夠過河,走上彼岸。  清末以來,中國的現代化運動,講到底,是中國傳統型文明走向中國現代型文明的漫長道路。這是中華文明的轉型。中華文明轉型的三個主旋律中的政治主旋律是1911年辛亥革命開啟的。政治主旋律是“從帝制到共和”的轉型。這個轉型是中華文明三大轉型中最慢的,也隻有部分的成功,創建中國共和的孫中山仍會說:“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分頁:5/5頁  上一頁345下一頁

揭秘歷史:“辛亥革命”一詞是從何時誕生的?

  辛亥革命的誕生:“辛亥革命”一詞從誕生之日起,其含義就不斷演變。而辛亥革命紀念之中該詞的運用最為密集,各方對其表達尤為充分,遂為研究者提供瞭絕佳的視角來探討其詞義的流變及其背後的深層原因。  較早見諸記載的“辛亥革命”一詞,出自署名為渤海壽臣者的《辛亥革命始末記》。此書出版於1912年6月,收錄瞭1911年10月11日至1912年2月12日間的各報章事關革命的報道。同年,以“辛亥革命”為書名的,還有署名草莽餘生編輯出版的《辛亥革命大事錄》(見右上圖),張紹曾為該書作序,指出草莽餘生為廖少遊。廖少遊又名廖宇春,在辛亥革命期間奔走南北議和,閱歷廣泛,“特就昔日所歷之境,所與之役,與夫見聞……抄集成冊。始八月十八壬子迄十二月二十六日庚子,凡百有八日”。其起止時間換算成公歷為1911年10月9日至1912年2月13日,所述辛亥革命時限與《辛亥革命始末記》基本相合。上述兩書所載事實,都發生於農歷辛亥年,稱之為辛亥革命十分相宜。  但在民國初年,辛亥革命一詞使用並不廣泛,稱呼辛亥年武昌起義至清帝退位這段史事的詞匯,名目繁多。民初的報章,如《申報》、《大公報》以及政府公報中,“武昌首義”、“共和成立”、“民國肇生”、“辛亥之役”等名詞連篇累牘,而“辛亥革命”極為罕見。即便是孫中山先生,在民初言及辛亥革命時所用名詞也沒有一定之規。就任臨時大總統期間,以孫中山名義發佈的公文中,有“武漢首義”、“民國締造”、“民國光復”、“革命”等說法。1917年孫中山在汕頭各界歡迎會上,追述革命歷程,稱“一次革命,起於武昌,為推翻滿清之專制。二次革命,則在南京,為袁世凱暗殺宋教仁而起。”不見直書“辛亥革命”,而“二次革命”之說至今仍然沿用。   在20年代前後,“辛亥革命”的使用開始升溫且影響日廣。1919年8月,毛澤東在《湘江評論》中連載《民眾的大聯合》政論長文,使用瞭“辛亥革命”一詞,並就其內涵有過精煉的闡述。1921年10月梁啟超以《辛亥革命之意義與十年雙十節之樂觀》為題,發表演講,詮釋瞭辛亥革命內涵。第一次國共合作初始,陳獨秀撰寫《辛亥革命與國民黨》,專門探討革命失敗的原因,“辛亥革命”漸成專有名詞。相關閱讀推薦:辛亥革命簡介:結束瞭中國古代兩千年的君主專制解讀辛亥革命:孫中山為何堅決要求定都南京?學者金耀基:辛亥革命誕生的共和是個早產兒辛亥革命後新式婚姻:女子願與有婦之夫同居

辛亥革命簡介:結束瞭中國古代兩千年的君主專制

  辛亥革命簡介:1911年(清宣統三年)中國爆發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因該年以幹支計為辛亥年,故名。它是在清王朝日益腐朽、帝國主義侵略進一步加深、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初步成長的基礎上發生的。其目的是推翻清朝的專制統治,挽救民族危亡,爭取國傢的獨立、民主和富強。領導這次革命的是中國資產階級的政黨同盟會及其領袖孫中山。這次革命結束瞭中國長達2000年之久的君主專制制度,是一次偉大的革命運動。   革命的準備  1894年11月(光緒二十年十月),孫中山在檀香山成立興中會。1895年2月,孫中山在香港建立興中會總部,規定誓詞為驅除韃虜,恢復中國,建立合眾政府,鮮明地提出瞭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第一個綱領。興中會的成立,標志著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運動的開始。  20世紀初,留日學生創辦的刊物首先出現排滿字樣,有的刊物明確主張顛覆清政府。1903年,東京留學界思想愈益活躍,宣傳民族主義、民權學說的刊物相繼出版。上海知識界也出現瞭新氣象,公開倡言革命。組織革命團體,是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走向革命化的一個重要標志。1903年11月,黃興建立華興會。以後,上海成立瞭以蔡元培為會長的光復會,江蘇、四川、福建、江西、安徽等省也都建立瞭革命團體。  1905年7月,孫中山、黃興、陳天華等70餘人在東京集會,決定成立中國同盟會,作為全國的革命領導中心。興中會、華興會、光復會以及其他小團體的成員陸續加入。8月中旬,孫中山在留學生歡迎會上發表瞭《中國應建設共和國》的演說。同月20日,同盟會召開成立大會,孫中山被推為總理,黃興被推為執行部庶務,會議確定瞭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的16字綱領。11月,同盟會機關報《民報》出版,孫中山在發刊詞中首次提出以民族、民權、民生為核心內容的三民主義。戊戌維新運動失敗後,康有為、梁啟超流亡海外,仍以保皇相號召。《民報》創辦後即同梁啟超主編的《新民叢報》展開論戰。辯論結果,革命派占據上風,改良派的政治影響大為衰落。   革命派積極發動瞭多次武裝起義。起義雖然都失敗瞭,使同盟會的精華遭到重大損失,但有力地沖擊瞭清王朝的統治,擴大瞭革命影響。與此同時,自發的群眾鬥爭蓬勃發展,多達千餘次。民族資產階級中的一部分,因切身利益與帝國主義發生矛盾,參加並領導瞭收回路礦權運動和抵制美貨運動。  為瞭消弭革命,拉攏資產階級,清政府被迫作出一些開明的姿態。1905年7月,派載澤等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1906年9月宣佈預備立憲。1907年9、10月,下詔籌設資政院和咨議局,允許資產階級可以通過選舉取得向清政府提出建議等部分權力。上層資產階級從中看到瞭希望,紛紛成立各種立憲團體,從事君主立憲活動,準備參預政權。但是滿洲親貴們對立憲並不熱衷。1908年8月,清政府頒佈《欽定憲法大綱》,規定大清帝國萬世一系,同時宣佈預備立憲以9年為期。不久,光緒帝和慈禧太後相繼去世,3歲的溥儀繼承皇位,改元宣統。攝政王載灃采取集權措施,積極推行由皇族獨攬國傢大權的政策,滿洲親貴和漢族官僚之間的矛盾加深,1910年,國會請願同志會在北京連續發起國會請願運動,要求清政府速開國會。1911年5月(宣統三年四月),清政府發佈內閣官制,成立以慶親王奕為總理的皇族內閣。立憲派分享政權的希望完全落空,少數人拋棄立憲的幻想,對革命活動開始表示同情。革命的形勢愈益成熟。相關閱讀推薦:解讀辛亥革命:孫中山為何堅決要求定都南京?學者金耀基:辛亥革命誕生的共和是個早產兒辛亥革命後新式婚姻:女子願與有婦之夫同居分頁:1/2頁  上一頁12下一頁  革命的爆發  1911年5月,清政府唯帝國主義之命是從,將從中國人民手中奪得的權利拱手獻給帝國主義,引起全國人民的憤怒。與鐵路國有直接相關的湖北、湖南、廣東、四川等省人民強烈反對出賣路權,掀起瞭轟轟烈烈的保路運動。四川保路運動尤為波瀾壯闊。9月,保路風潮擴展為全省抗糧抗捐,群眾暴動接連發生。四川總督趙爾豐在成都逮捕保路同志會和川路股東會的負責人,並槍殺請願群眾數十名,造成流血慘案。同盟會員龍鳴劍等和哥老會組成保路同志軍進圍成都,轉戰各地,攻城奪地,猛烈沖擊清政府在四川的統治。四川保路運動成為辛亥革命的導火線。  在清政府全力應付四川保路運動的時候,湖北新軍中文學社、共進會等革命團體乘機發動武昌起義,揭開瞭辛亥革命轟轟烈烈的一幕。9月下旬,革命黨人感到形勢緊迫,決定於10月6日(中秋節)發動起義,後由於形勢瞬息變化,起義推遲。10月9日(八月十八日),在預定起義的那一天,共進社負責人孫武在漢口裝配炸彈時不慎爆炸,湖廣總督下令閉城搜查,漢口和武昌的起義指揮機關遭到破壞,一些起義領導人被捕、被殺或避匿。在這種情況下,新軍各標營中革命士兵開始主動行動。10日晚7時,武昌城外塘角的輜重營和城內工程第八營幾乎同時發動,各標營繼起,經一夜苦戰,11日晨革命軍占領總督署,全城光復,首義成功。漢陽、漢口也先後為革命軍占領。11日,起義士兵聚集到湖北咨議局,在咨議局議長湯化龍等人的參與下,宣佈成立中華民國湖北軍政府。革命黨的領袖們未親身參加起義,缺乏政治經驗的起義士兵對自己掌握政權沒有信心,清湖北新軍協統黎元洪在革命士兵的槍口逼迫下任湖北軍政府都督。軍政府發佈文電,號召各省為推翻清朝建立民國而奮鬥。11月,湖北軍政府公佈《中華民國鄂州約法》。它是全國第一個按照資產階級民主原則擬定的地方憲法。  武昌起義的勝利,在全國得到瞭連鎖反應,各省革命黨人紛紛行動起來。至11月底,全國宣告獨立、脫離清政府的有14省。北方未獨立各省,有的地方是清王朝統治較強,如直隸、山東、河南;有的遠在邊陲,革命黨勢力較弱,如新疆、奉天。這些省份也不平靜,革命黨仍然組織瞭一系列武裝起義。武昌起義之後,立憲派紛紛表示贊成革命,這也加速瞭清政府的崩潰。廣大人民群眾在各省起義過程中表現瞭高昂的熱情。新軍士兵、會黨群眾、知識分子、工人、農民、城市貧民、海外華僑、愛國士紳、少數民族都作出瞭貢獻。中國的政治生活出現瞭前所未有的沸騰局面。  革命的勝利與失敗  革命的勝利發展使清政府極為震驚。10月27日,清廷起用袁世凱為欽差大臣,授予指揮湖北軍事的全權。11月1日,清軍攻陷漢口。同日,攝政王載灃宣佈解散皇族內閣,交出全部軍政大權,以袁世凱為內閣總理大臣。黎元洪和黃興、宋教仁等過高估計瞭袁世凱的力量和自身的困難,企圖利用袁世凱和清朝貴族之間的矛盾,以大總統的位置動員他倒戈,把最終推翻清朝的希望寄托於袁世凱。11月27日,漢陽為清軍攻陷。12月1日,雙方議訂停戰3日。此後又擬定雙方派出代表討論大局。停戰是辛亥革命從武裝鬥爭走向政治妥協的一個重要轉折。  12月18日,袁世凱的代表唐紹儀和革命軍政府的代表伍廷芳在上海開始和談。11月下旬,各省代表議決承認武昌為中華民國中央軍政府,以鄂督執行中央政務。接著14省代表會議在漢口英租界召開,籌備成立中央臨時政府。12月2日,江浙聯軍攻克南京,代表會議決定以南京為中央臨時政府所在地,各省代表隨即自武漢齊集南京。25日,同盟會總理孫中山自海外歸來。29日,17省代表會議以16票的絕對多數選舉孫中山為臨時大總統。1912年元旦,孫中山到南京就職,發佈《臨時大總統宣言書》、《告全國同胞書》等文件,正式宣告中華民國的誕生。1月2日,通電改用陽歷。3日,選舉黎元洪為副總統,確定臨時政府組成人員,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28日,又成立南京臨時參議院。以孫中山為首的南京臨時政府包括革命派、立憲派和舊官僚3種政治勢力。獨立各省的軍政府多數為立憲派和舊官僚所操縱,南京臨時政府和身為臨時大總統的孫中山,對它們事實上不能行使中央政府的權力。革命派自身的弱點也更多地暴露出來,孫中山的許多正確主張都遭到反對。  南京臨時政府成立,袁世凱感到大總統的位置難以到手,立即撤銷和議代表,造成談判破裂的形勢,迫使革命勢力妥協。帝國主義列強拒不承認南京臨時政府,並且制造外國幹涉的空氣。在內外交困的情況下,孫中山被迫退讓。1月22日,孫中山聲明隻要清帝退位,袁世凱宣佈贊成共和,即向臨時參議院推薦袁世凱為臨時大總統。袁世凱得到孫中山的保證後,加緊逼迫清帝退位。2月12日,清朝皇帝終於接受中華民國對皇室的優待條件,正式退位。這樣,統治中國260多年的清朝垮臺瞭,延續2000多年的君主專制政體也隨之結束。2月13日,袁世凱向臨時政府正式聲明贊成共和,孫中山向臨時參議院辭職。15日,臨時參議院選舉袁世凱為臨時大總統。袁世凱因實力在北方,拒絕南下就職。孫中山派蔡元培為專使北上迎接,袁世凱暗中指使親信部隊在北京、天津、保定制造兵變;帝國主義也乘機調兵入京,制造緊張空氣,以支持袁世凱。南京臨時政府再次退讓。3月10日,袁世凱在北京宣誓就任臨時大總統。次日,孫中山公佈《中華民國臨時約法》。這個約法具有資產階級共和國憲法的性質,是中國歷史上的創舉。25日,唐紹儀到南京接收臨時政府,組織新內閣。該內閣中內政、陸軍、海軍、財政、外交等部均由袁世凱的親信或擁護者擔任,同盟會隻分配到教育、農林、工商等幾個點綴性的席位。4月1日,孫中山正式解除臨時大總統職務。5日,臨時參議院議決臨時政府和該院遷往北京。至此,辛亥革命的成果被袁世凱所篡奪。辛亥革命失敗瞭。  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國比較完全意義上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它在政治上、思想上給中國人民帶來瞭不可低估的解放作用。革命使民主共和的觀點深入人心。中國人民長期進行的反帝反封建鬥爭,以辛亥革命為新的起點,更加深入、更加大規模地開展起來。 分頁:2/2頁  上一頁12下一頁

揭秘歷史:“辛亥革命”一詞是從何時誕生的?

  辛亥革命的誕生:“辛亥革命”一詞從誕生之日起,其含義就不斷演變。而辛亥革命紀念之中該詞的運用最為密集,各方對其表達尤為充分,遂為研究者提供瞭絕佳的視角來探討其詞義的流變及其背後的深層原因。  較早見諸記載的“辛亥革命”一詞,出自署名為渤海壽臣者的《辛亥革命始末記》。此書出版於1912年6月,收錄瞭1911年10月11日至1912年2月12日間的各報章事關革命的報道。同年,以“辛亥革命”為書名的,還有署名草莽餘生編輯出版的《辛亥革命大事錄》(見右上圖),張紹曾為該書作序,指出草莽餘生為廖少遊。廖少遊又名廖宇春,在辛亥革命期間奔走南北議和,閱歷廣泛,“特就昔日所歷之境,所與之役,與夫見聞……抄集成冊。始八月十八壬子迄十二月二十六日庚子,凡百有八日”。其起止時間換算成公歷為1911年10月9日至1912年2月13日,所述辛亥革命時限與《辛亥革命始末記》基本相合。上述兩書所載事實,都發生於農歷辛亥年,稱之為辛亥革命十分相宜。  但在民國初年,辛亥革命一詞使用並不廣泛,稱呼辛亥年武昌起義至清帝退位這段史事的詞匯,名目繁多。民初的報章,如《申報》、《大公報》以及政府公報中,“武昌首義”、“共和成立”、“民國肇生”、“辛亥之役”等名詞連篇累牘,而“辛亥革命”極為罕見。即便是孫中山先生,在民初言及辛亥革命時所用名詞也沒有一定之規。就任臨時大總統期間,以孫中山名義發佈的公文中,有“武漢首義”、“民國締造”、“民國光復”、“革命”等說法。1917年孫中山在汕頭各界歡迎會上,追述革命歷程,稱“一次革命,起於武昌,為推翻滿清之專制。二次革命,則在南京,為袁世凱暗殺宋教仁而起。”不見直書“辛亥革命”,而“二次革命”之說至今仍然沿用。   在20年代前後,“辛亥革命”的使用開始升溫且影響日廣。1919年8月,毛澤東在《湘江評論》中連載《民眾的大聯合》政論長文,使用瞭“辛亥革命”一詞,並就其內涵有過精煉的闡述。1921年10月梁啟超以《辛亥革命之意義與十年雙十節之樂觀》為題,發表演講,詮釋瞭辛亥革命內涵。第一次國共合作初始,陳獨秀撰寫《辛亥革命與國民黨》,專門探討革命失敗的原因,“辛亥革命”漸成專有名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