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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聰兒簡介

川楚白蓮教起義

清嘉慶初年的農民起義。最早參加者多為白蓮教教徒。始爆發於川楚陜邊境地區,後波及川、楚、陜、豫、甘等省,歷時九載,是清代前期規模最大的一次農民戰爭。

川楚陜三省邊境地區是一片原始森林地帶,歷來為被迫離開土地的流民聚集之所。乾隆三十七、三十八年(1772、1773),川、楚兩省饑民來此覓食者達數十萬。加上來自河南、安徽、江西等省的流民,總數不下百萬。該地土壤瘠薄,氣候惡劣,流民除搭棚佃耕土地外,還需受雇於木廂廠、鐵廠、紙廠,獲取微薄工錢,方能生存。他們不僅受地主、廠主的剝削,還要受差役、訟棍的勒索,生活極為艱難。絕望中的流民便成瞭白蓮教傳播的對象。

白蓮教是明清時期主要的秘密宗教,崇奉“無生老母”與“彌勒佛”,以“真空傢鄉、無生老母”為八字真訣,使人們在精神上得到一定寄托,對於處在水深火熱之中力圖擺脫現世的流民來說,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因而從者日眾。

乾隆後期,各種社會矛盾激化。官僚、地主、富商大肆兼並土地。人口激增、耕地不足,導致糧價猛漲,饑民日眾。加以封建統治階級生活奢侈,貪官污吏橫行,人們不滿和反抗情緒日增,白蓮教的宣傳也隨之增加瞭反抗現實的內容。乾隆三十九年,教首樊明德在河南向教徒提出已到“末劫年”,將要“換乾坤,換世界”。稍後,劉松、劉之協、宋之清等在湖北、四川、安徽等地傳教時,又提出“彌勒轉世,當輔牛八”(牛八即朱字拆寫,暗指明朝後裔),宣稱“黃天將死,蒼天將生”,入其教則可免一切水火刀兵災厄。入教後,“教中所獲資財,悉以均分”,習教之人,“穿衣吃飯,不分爾我”,“有患相救,有難相死,不持一錢可周行天下”等。這種宣傳既符合小生產者平均、平等和互濟互助的要求,又滿足瞭他們反抗求生的願望。因此,到乾隆末年,白蓮教已發展成一支強大的勢力,並醞釀舉行武裝起義。

乾隆六十年,湖北各地白蓮教首,秘商在“辰年辰月辰日”(嘉慶元年三月初十)共同起事,讓教徒制備刀把火藥。白蓮教的迅速發展和其反清內容,引起瞭清政府的嚴重不安,遂下令大規模搜捕白蓮教徒。大批教首、教徒被捕遇害,地方官則以查拿邪教為名,行敲詐勒索之實。“不論習教不習教,但論給錢不給錢”,“不遂所欲,即誣以邪教治罪”。各地教首遂以“官逼民反”為口號,號召教徒奮起反抗。嘉慶元年正月初七(1796年2月15日),湖北宜都、枝江一帶首領張正謨、聶傑人等因官府查拿緊急,被迫提前舉義。長陽、來鳳、當陽、竹山等縣教徒接踵而起。三月初十,襄陽地區的教徒,在王聰兒、姚之富等率領下,按原定日期起義。各路起義軍,互不相屬,各自為戰,所據山寨或縣城,多被清軍各個擊破。唯有襄陽起義軍采取流動作戰的策略,力量迅速壯大,成為湖北起義軍的主力。在湖北白蓮教起義影響下,四川各地的白蓮教徒也紛紛響應。九月,達州教首徐添德,東鄉(今四川宣漢)教首王三槐、冷天祿等皆各率眾起義。

二年初,襄陽起義軍又開始瞭大規模流動作戰,轉戰於湖北、四川、河南、陜西,後分三股進入四川。清軍隻尾隨其後,疲於奔命。七月,四川起義軍被清軍圍困,襄陽起義軍趕到解圍,在東鄉與四川起義軍會師。各路起義軍按青、黃、藍、白分號,設立掌櫃、元帥、先鋒、總兵等職。然而,小生產者固有的分散性與保守性,使起義軍並未真正聯為一體,各股仍然各自為戰,分散行動。

三年三月,襄陽起義軍在湖北鄖西被清軍包圍,首領王聰兒、姚之富跳崖犧牲,餘部仍繼續鬥爭。四川起義軍也受到重大損失。但在嘉慶五年三月以前,起義軍處於發展、壯大階段。起義軍因得到各地人民的支持,所到之處,“有屋舍以棲止,有衣食、火藥以接濟,有騾馬芻草以奪騎更換”,且有各地教徒“為之向導負運”,多次重創清軍,嘉慶五年四月四川江油馬蹄岡戰役以後,起義始轉入低潮。人數從十幾萬減至幾萬人,許多重要將領相繼犧牲。清政府的“堅壁清野”與“寨堡團練”之策,已逐漸推廣並發揮作用。通過築寨堡、並村落,令百姓移居其中,將民間糧秣給養充實其內,又訓練丁壯,進行防守,從而切斷瞭起義軍同人民間的聯系,使之無法得到糧草與兵源的補充,力量日漸枯竭。嘉慶六年下半年,起義軍活動基本上隻限於川楚陜邊境地區,轉戰在萬山老林之中,人數已不超過兩萬四千,而圍剿的清軍,則十倍於此。起義軍在極端艱苦的條件下,堅持戰鬥,至九年九月,起義終告失敗。

白蓮教起義軍在歷時九年多的戰鬥中,占據或攻破州縣達二百零四個,抗擊瞭清政府從十六個省征調來的大批軍隊,殲滅瞭大量清軍,擊斃副將以下將弁四百餘名,提鎮等一、二品大員二十餘名,清政府耗費軍費二億兩,相當於四年的財政收入。這次起義使清王朝元氣大傷,此後清王朝的統治逐漸走向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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