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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銘傳簡介

劉銘傳

    劉銘傳(1836.9.7—1895年.1.12),字省三,安徽合肥人,清朝名將。

    1836年(道光十六年)9月7日,劉銘傳生於安徽合肥大潛山麓(今隸肥西縣)一個世代務農的的傢庭。他上私塾時,無心誦讀先賢聖語。十二三歲的時候,讀瞭一些占候、堪輿一類的雜書,尤其喜好治兵傢言。

    19世紀50年代,國內階級矛盾日益尖銳,太平軍,捻軍起義席卷大江南北,清朝地方政權土崩瓦解。劉銘傳身處亂世,先是加入當地販賣私鹽的團夥,接著幹起打傢劫舍的勾當。1856年(咸豐六年)8月,糾集起幾百名貧苦青壯,當上瞭結寨自保的武裝頭目。兩年後,以“捍衛井裡”為旗幟,在大潛山西面建起寨堡,成為這一帶對付太平軍和捻軍的一股團練武裝。

    1859年9月1日,太平軍一部攻打合肥的長城鎮、官亭,劉銘傳奉命率部“協剿”,將太平軍擊退。後被安徽巡撫福濟褒獎為千總,賞五品頂戴。1861年11月,李鴻章奉曾國藩之命在合肥招募勇丁,編練淮軍。劉銘傳受薦組織一支500人的隊伍,號稱“銘字營”,隨同出發。

    1862年(同治元年)4月,李鴻章奉命援上海,劉銘傳帶著「銘字營”,乘英國輪船由安慶到達上海。

    李鴻章到達上海後,便著手更換軍械。至9月,“銘字營”中小槍隊已改為洋槍隊。以後,全營都換成清一色的洋槍。11月,劉銘傳聘請法國炮兵軍官畢乃爾教演洋槍,後來又四處購覓新式炸炮,委任他充任親兵炮營營官。隨著武器裝備的改變,作戰形式也就改為在開花炮隊掩護下由洋槍實施突擊的新式戰法。

    劉銘傳先後參與瞭進攻上海外圍和蘇南的太平軍,攻占瞭南匯、川沙、江陰、無錫、常州等城鎮,由於他打仗不怕死,深得淮軍統帥李鴻章的賞識,由遊擊、副將擢升至記名提督,所部“銘字營”發展成左、中、右三軍,每軍6營,共18營,加上炮隊、親兵隊和募僚人員,總兵力達七八千人,成為淮軍的主力之”。

    1864年12月,“銘軍”奉命移師安徽六安、霍山一帶,參加鎮壓捻軍的戰爭。劉銘傳接受僧格林沁馬隊全軍覆沒的教訓,向“剿捻”主帥曾國藩提出“定長墻圈制與扼要設防、分道兜剿”的建議,被曾國藩采納,遂以運河、黃河、賈魯河、沙河,淮河為界,沿河築起長堤碉堡,分兵防守。劉銘傳部負責防守從周傢口到槐店(今河南沈丘)的地段。為瞭追擊捻軍,劉銘傳率先組建瞭馬隊,配備瞭雙響短洋槍。但倉促組成,遠不如捻軍的騎兵。1866年9月,捻軍突破清軍沙河防線,宣告曾國藩計劃破產。

    12月,淮軍統帥李鴻章接辦“剿捻。軍務,他繼承曾氏故伎,用“扼地兜剿”之法,重新策劃對捻軍的圍攻。1867年2月,劉銘傳奉命自湖北宜城拔隊,與自樊城南下的湘軍鮑超部,合攻舊口、尹隆河地區的東捻軍。19日拂曉,劉銘傳圖功心切,提前由下洋港渡過司馬河(今天門河)進攻捻軍。結果,遭到捻軍的分割包圍,總兵唐殿魁等部被殲滅。劉銘傳與幕僚逃入一個廢堡,脫去衣冠,坐地待死。後因鮑超一軍趕到,架劈山炮連環轟擊,將包圍劉銘傳殘部的捻軍擊退,救出瞭劉銘傳及部下2000餘人。

    1867年6月,東捻軍在賴文光,任化邦率領下渡過運河進入山東半島,兵鋒直指煙臺。劉銘傳整天疲於追擊,不見成效,遂提出“守運河進扼膠萊”的毒計,企圖將捻軍“擠入登、萊海隅,趁勢圍逼”。李鴻章采納瞭他的建議,在膠萊河近300裡的地段上,部署瞭近百營的重兵把守,在河西修築長墻濠溝,每營負責3裡寬的防禦正面。8月,清軍王心安部營壘初成,河墻未築的情況被捻軍偵知,趁機由此突圍,向南轉移。劉銘傳緊追其後,先後在淮縣,贛榆大敗捻軍,並收買叛徒殺害捻軍領袖、魯王任化邦,使東捻軍元氣大傷,於年底覆敗於揚州東北瓦窯鋪。

    東捻軍被圍告急之際,正在陜北作戰的西捻軍聞訊回救,取道山西,進入直隸,威脅北京。清朝廷慌忙調集多路清軍圍堵。而劉銘傳則怨恨朝廷賞罰不明,憤而南還合肥養病,在曾國藩的堅決催令下,方於1868年?月27日回到銘軍老營,參與鎮壓西捻軍。這時西捻軍在各路清軍的圍堵下損失殆盡,又局處黃河、運河,陡駭河間狹窄地域,8月16日,劉銘傳部淮軍和郭松林部湘軍,與西捻軍在陡駭河邊決戰,西捻軍覆敗,領袖張宗禹不知所終。

    在鎮壓太平軍和捻軍的血腥戰爭中,劉銘傳的“銘軍”已擴編為1.2萬餘人,分步、騎、炮諸兵種,全部裝備瞭洋槍洋炮,成為淮軍及整個清朝軍隊中一支十分兇悍的武裝。

    1872年2月,劉銘傳頂著一等男爵的頭銜衣錦還鄉,回到老傢養病。誰知不久,駐紮在陜西的“銘軍”突然嘩變,幾天內潰散殆盡。清廷擬予將劉銘傳革職查辦處分。劉銘傳四下活動,求得開復,卻從此被解除兵柄,閑居瞭13年。

    他雖然遠離清朝軍事政治權力中心,但對祖國邊疆危機的日益加深甚感不安。他買瞭許多西方書籍和報刊的中譯本仔細閱讀,還經常往來於上海、南京間,結交洋務派人士和改良主義知識分子陳寶琛、徐潤、薛福成等人,思慮中國富強之道。他拍案驚呼:“中國不變法、罷科舉,火六部例案,速開西校,譯西書以厲人才,不出十年,事不可為矣”。(《劉壯肅公奏議》卷首)這種直率深邃的見解在當時是不多的。

    1880年,清廷以沙俄霸占伊犁,並對我進行武力威脅,便召劉銘傳入京征詢對策,並準備必要時派他統兵作戰。劉銘傳借這個機會,呈上思慮已久的《籌造鐵路自強折》。他認為:鐵路不僅利於漕務、賑務、商務諸業,而且可以迅速提高清軍的機動能力,使18省合為一氣,一兵可抵十數兵之用。可惜這一建議未被清廷采納,劉銘傳不得施展抱負,依舊返歸故裡“療疾”。

    19世紀七八十年代,中國的邊疆危機日益加深。法國殖民者從越南南方不斷向北方擴張,企圖進窺中國西南邊疆。1883年12月,中法戰爭爆發。次年6月,法軍除在陸路節節進逼中國邊境,海上則派法國海軍中將孤拔率領炮艦20餘艘,企圖攻占福建和臺灣海口,以逼迫清政府在談判中讓步。這時,清廷終於再次起用劉銘傳,讓他負責臺灣防務。

    1884年6月24日,劉銘傳乘西太後和光緒皇帝召見之機,提出瞭“整頓海防以濟當務之急,講求武備以立自保之基”的建議,並指出建設國防的具體措施:嚴密防守各商埠及產煤地區,斷絕敵艦之源,改建各海口炮臺,配備炮隊、水雷,裁撤長江、太湖水師,籌辦中國海軍,以嚴防守;速派精;通業務者到外洋購買新式槍炮,以應戰時急需,酌裁無用的募勇、綠營,編練新式軍隊,對統兵將領實行嚴格的考核和賞罰制度,設局譯刻西洋實用,書籍以備參考。

    兩天後,劉銘傳受命以巡撫銜督辦臺灣事務。他從銘軍部隊中抽調陸操教習100人、炮隊教習30人,水雷教習4人,並令銘軍舊將王貴揚等10餘人攜帶毛瑟後門槍3000桿,配齊子彈渡海赴臺。7月14日夜間,他趁著雷雨交加的惡劣天氣,乘軍艦躲過法國艦隊,於16日在基隆港口登岸。

    劉銘傳認為,法軍主要的攻擊目標是基隆和滬尾(今淡水)兩海口,故到臺伊始,立即著手重新組織海岸防禦:首先在基隆外海口門兩山對峙之處,增築社寮島,仙洞山和沙灣炮臺,阻遏敵艦入口。滬尾除原有沙侖舊炮臺,又新築中侖和油車口兩座新炮臺,填塞港道口門,阻止敵船突入。其次,由於臺灣清軍兵力單薄,劉銘傳在全臺推行團練之制,陸團在內地駐守,漁團在海上巡邏。同時,劃全臺為數個防區,分兵設將,各負其責。此外,在臺北府設支應局,在上海設軍械糧餉總局,保障後勤供應。

    8月3日,法艦4艘載海軍陸戰隊近千人抵近基隆海口,企圖占領基隆及附近的煤礦。劉銘傳聞報,連夜從臺北府城趕往前線。5日上午8時,法國艦隊發炮猛轟各岸防炮臺。基隆守軍奮起還擊,命中法旗艦“拉加利桑尼亞”號和巡洋艦“費勒斯”號。法軍因正面攻擊不能奏效,改由側面進攻,連續轟擊4個小時,摧毀瞭基隆諸炮臺與火藥庫。劉銘傳下令大部分守軍暫退至山後避炮,另一方面以水淹沒基隆八鬥煤井,焚毀廠房及存煤,不給法艦隊補充能源之便。法海軍陸戰隊200餘人先後換乘小艇登陸,占領大沙灣附近高地。

    劉銘傳鑒於法艦火力猛烈,決定待登陸法軍脫離艦炮火力支援後,再進行反擊。6日上午,他傳令諸將到大營商;議破敵之計。眾人進屋時,卻見他正在吃早飯,滿面愁容地對身邊幕僚嘆息說:“我曾經以數千人破10萬軍,都得力於唐殿魁和劉盛藻二人。可惜他們都死瞭。如果這二人還活著,我怎麼會憂患法軍呢?”一席話說得部將章高元,鄧長安高聲抗言:我們跟隨你也有十來年瞭,你今逢絕境,我們也義不生還1劉銘傳立即放下筷子,站起來握住二人的手,說:“好男兒,勉立功名!唐、劉不得專美於前矣”。隨即提出瞭“誘之陸戰,兩面夾攻"的作戰方案,並作瞭具體部署。

    下午2時,馬丁中校率領“巴雅”號軍艦的陸戰隊員,猛攻清軍曹志忠營所據守的田寮港西側高地。曹志忠營迎頭阻擊,蘇得勝,章高元和鄧長安率親軍從東西兩面襲擊,成三面合圍之勢。不久,在山巔軍旗之下的法軍指揮官被清軍擊倒,全軍大潰,傷亡近100人。殘部狼狽逃回艦上,許多人落水而亡。

    基隆抗登陸作戰的勝利,使法國侵略軍的囂張氣焰有所收斂,暫時改對臺灣北部進行海上封鎖,把艦隊主力集中於福建水域。8月23日,法軍艦隊在馬尾海戰中獲勝,清朝福建水師慘遭覆滅。9月30日,孤拔按照法國海軍部的指令,率艦5艘(連同先期抵達的“梭尼”號等3艦共計8艘),陸戰隊1000餘人重返基隆口外,準備登陸後派兵繞襲守軍側翼,奪占獅球嶺和基隆城,爾後進犯臺北。為瞭分散守軍力量,由利士比率三艦駛往滬尾(淡水),以攻勢行動促使清軍主力往援。

    在法軍不斷增加的軍事壓力下,劉銘傳在臺灣的處境日益艱難。但他仍決心孤軍抗敵。他判斷法軍得不到基隆之煤,萬難用兵中國,遂決定親率主力扼守基隆,以孫開華主持滬尾防禦。

    10月1日晨,法國海軍陸戰隊一個大隊在艦炮掩護下,在仙洞山海岸登陸,企圖搶占仙洞山頂,安設炮位,配合艦炮掩護步兵沿岸邊的山脊繞襲基隆守軍側翼。仙洞山陣地指揮宮畢長和率100餘士兵頑強抵抗近2個小時,終於失守。法軍從山巔抄襲清軍章高元,陳永隆部,並在山頂展開炮隊,轟擊清軍陣地。清軍堅守二重橋一帶,頂住瞭法軍的攻勢。中午,法軍另2個陸戰大隊相繼登陸,準備次日繼續進攻,這天夜裡,劉銘傳連續接到滬尾發來的三封告急信,內稱:法艦直犯滬尾口門,發炮如雨,新築炮臺全被擊毀;形勢十分危急。劉銘傳考慮到基隆法軍艦炮火力占絕對優勢,且該地距府城較遠,而滬尾距府城僅30裡,遂決定放棄基隆,援助滬尾,固守臺北,確保全臺大局。

    劉銘傳的這一決策,遭到清廷、清軍將士和社會各界的反對。但他力排眾議,不改初衷,派人焚毀塞隆煤礦,僅留300人守獅球嶺高地,自率主力連夜往援滬尾。

    10月2日,法軍輕取基隆和獅球嶺,因兵力不足,未敢進據基隆港東岸煤礦。劉銘傳後來發現滬尾形勢尚未明顯惡化,即以章高元部增援滬尾,曹志忠部仍折回基隆,在水返腳一帶扼守,阻止法軍繼續南下。

    此時的滬尾戰場,由於得到4個營增援,實力大增,守將孫開華決心在北岸淺近縱深內利用叢林和高地設伏,待機殲敵。

    10月8日上午9時,先後調集到滬尾海口的8艘法艦的艦炮向北岸海灘及守軍營地猛烈轟擊,掩護陸戰隊登陸。按照計劃,法軍應避開叢林,經紅炮臺山坡繞到白炮臺東側,奪取水雷點火站。但由於法軍在灘頭沒有遇到任何抵抗,便宜撲白炮臺。孫開華待敵軍接近叢林、立即率兩營從正面攔擊,並下令埋伏於紅炮臺山後的章高元部和劉朝枯部從右翼出擊。法軍以密集火力阻止清軍沖鋒。章高元等裸身銜刀,大呼突入敵陣,法軍退入小山進行抵抗,又突然遭到埋伏在草叢中的臺灣“土勇”的攻擊,法軍驚潰,紛紛向海邊逃竄。此戰,法軍被殲100餘人,被俘10餘人。此後,法軍司令孤拔轉而采取海上封鎖的手段,圍困臺灣軍民。

    從11月7日起,法國侵略軍向暖暖、鳥腳峰、石梯嶺等地發起進攻,企圖將清軍逐出基隆河上遊北岸的三角地帶,擴大前哨陣地。為此,臺北清軍與當地土勇與法國侵略軍展開瞭長達4個月之久的拉鋸戰。為瞭在基隆山地消耗法軍有生力量,劉銘傳短衣草履親臨前線,深入士卒間吊死問疾,同飲共食,激勵士氣,一次次打退瞭法軍的進攻。

    但是,清軍內部在作戰方略上的分歧也越來越大。焦點集中在是否“不惜一切犧牲收復基隆,”這個問題上。一方面是清朝廷嚴旨催促,“務須克復基隆”。另一方面,一部分駐臺將領也受人鼓勵,擅自用兵。早在11月2日,曹志忠不經劉銘傳同意,趁夜領兵仰攻獅球嶺九芎坑法軍營壘,結果傷亡40餘人,被迫撤退。劉銘傳認為收復基隆,必須冒險仰攻,易損精銳,所以堅令曹志忠穩紮五堵營卡,切忌圖功輕進。

    1885年3月1日,湘軍王詩正部抵達臺北,淮軍聶士成部850人也在後山卑陸登陸。援兵的到來,給主張收復基隆的將領官員們增添瞭信心。4月3日,王詩正擅率大隊人馬遠離陣地尋求決戰,企圖一舉克復失地。但這時法軍作戰部隊已增至3000餘人。他們以杜塞斯雷率法軍新銳力量1000餘人,配屬重炮從八鬥登陸,突襲月眉山清軍陣地。而守軍在月眉山、深塽坑17裡寬的防禦正面上,僅有1400餘人分守要卡。前線指揮官曹志忠一面集中700人堅守戲臺山,一面飛書向劉銘傳告急。5日晨,法軍2000人由枕頭山、竹蒿山、龍潭堵三路進逼月眉山,清宰傷亡甚眾。月眉山頂陣地失守,餘部退往基隆河南岸。

    夜裡,劉銘傳急率聶土成部400餘人馳赴六堵,扼守臺北大道,才使戰局穩定下來。16日,法軍派工兵數百人架橋開道,試圖向河南發展,遭到清軍阻擊。此後戰事遂成膠著狀態。

    3月24日,清軍老將馮子材在中越邊境取得瞭鎮南關大捷,促使法國茹費理內閣倒臺,並匆匆結束戰爭。法國侵略軍陸續從中國領土上撤走。

    中法戰爭結束以後,劉銘傳認為臺灣是東南7省的門戶,需要認真加強防務。他確定瞭臺灣防務建設的原則:以澎湖為前沿,臺北為重點。依靠近代化的武器裝備和工事。建立獨立防禦體系,為此,他先後做瞭四件大事:興辦軍器局和軍械所,興築新式炮臺,加強澎湖防務和整頓臺灣軍制。

    臺灣孤懸海外,軍械全靠大陸供應,一旦敵國封海。難以持久堅守。劉銘傳鑒於中法戰爭中的深刻教訓,於1885年7月在臺北府城北門外大稻埕建立瞭軍械機器局。後來又在府城偏西地方設立一個軍械所。另外,還設立水雷局和水雷營,負責管理和佈設水雷。

    炮臺是海口防禦的關鍵設施。1885年8月,劉銘傳下令在臺灣各主要海口砌築堅固的新式炮臺,安裝新式大炮。到1888年7月,已築成炮臺10座。次年,將31尊阿姆斯特朗後膛岸防炮安置在各新築的炮臺上,加上各種型號的碰雷、沉雷,有效地加強瞭臺灣各主要海口的防衛力量,

    劉銘傳認為澎湖不獨為全臺之門戶,亦為南北洋之關鍵,欲守臺灣,必先守澎湖,欲保南北洋,亦必先保澎湖。他打算建設一支海軍,控制近海制海權,增加臺、澎防禦能力。因清政府財政拮據,這一建議無法付諸實施。於是,隻得以加強岸防能力來彌補:他下令在澎湖修建新式炮臺4座,配備17尊阿姆斯特朗後膛大炮,又把澎湖駐軍指揮官提升到總兵級,派驍將吳宏洛率3營水師進紮,聯絡炮臺,以助防禦,並將唯一的“海鏡”號兵艦專撥澎湖調遣。

    在加強海防的同時,劉銘傳還將臺灣的陸營裁汰,整編成35營,全部改用洋槍,仿照歐洲方式進行訓練,嚴格考核制度。臺灣的團練也改為常設,設團練總局於臺北,各府、縣、廳設分局,各鄉設團,使之平時維持治安,戰時佐助官軍禦敵。

    此外,劉銘傳還在臺灣鋪設鐵路,架設電線,發展工商種植送輸諸業,推動瞭經濟的發展,也為防務奠定瞭一定的經濟基礎。

    1891年6月4日,劉銘傳在外國列強與中國封建頑固勢力的共同排擠下,離開臺灣,被迫辭職返鄉。

    劉銘傳二次隱居之後,仍時時牽掛國防大事,尤其擔心日本的侵略擴張。退隱之初,他多次上書李鴻章,請他轉告朝廷,對日本為患要多加提防,特別是要加強海軍建設。1894年,日本侵略軍挑起瞭中日戰爭。一些清廷官員考慮到劉銘傳系淮軍宿將,對日本情況研究頗深,交章奏請起用劉銘傳指揮抗日軍務,遭到光緒皇帝的師父翁同鯀的阻攔,僅向他詢問戰守之策。劉銘傳亟盼清廷能夠重新起用他,馳騁沙場,抗擊日軍。他立刻復信李鴻章,建議練兵407,一半分屯沿海,一半扼守鴨綠江。不同日軍在朝鮮爭一城一池,重點保衛東北三省,不使日軍越江,而後觀敵破綻,相機行事。這一頗為清醒的用兵方略也並未為朝廷所重視。1895年4月17日,喪權辱國的中日《馬關條約》簽定,將臺灣和澎湖列島割讓給日本。這不啻給劉銘傳當頭一棒。他憂思鬱結,舊病增劇。11月下旬,臺灣軍民抗日鬥爭失敗,日本侵略軍占領臺灣全部土地。消息傳來,劉銘傳頓時昏厥過去。

    1896年1月12日,劉銘傳去世。作為一名有愛國心的沙場老將,最令他抱恨終天的是:不能馳赴疆場,抗擊日寇,而是眼睜睜看著多年嘔心瀝血建設的臺灣寶島被拱手割予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