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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雪巖簡介

胡雪巖:中國商人的財富偶像

   1862年春天,左宗棠在浙西衢州府郊外設在關帝廟的行轅裡見到胡雪巖的第一面對後者肯定沒有什麼信任可言,眼前那個“瘦高個”一眼看上去就像是一個精明的“推銷員”。他到浙江以來聽到戰事外最多的就是關於這位大名鼎鼎的“浙江候補道胡光墉”的議論,而且多數沒什麼好話,一些稟帖指出這個當地首屈一指的大商人“富埒封君,為近數十年所罕見,而荒淫奢侈,跡迥尋常所有”。

    但隻是這一次會面似乎就讓左宗棠對胡雪巖的印象一舉改觀:“(左)欲加之罪,一見大加賞識,軍需之事,一以任之。”胡雪巖早已為左準備好的20萬石米起瞭作用。在清軍和太平軍歷時14年戰爭的最後階段,這一大份戰略物資的貢獻實在舉足輕重。

    那天夜間行轅裡發生在左和胡之間的對話,並沒有明確史料記載。小說傢高陽在歷史小說《紅頂商人》一書中用瞭很大篇幅,為它想象瞭一連串充滿中國式智慧的機警對話,來刻畫胡雪巖左右逢源的商人性格,以及兩個雄心勃勃的中國人如何在這次見面後一拍即合。1862年,胡雪巖39歲,生意剛有起色;比他大11歲的左宗棠也剛剛從湖南巡撫駱秉章的幕府裡走出來獨挑大梁,他心懷大志,給朋友寫信都署名“署亮白”以自比“諸葛”。二人在晚清歷史舞臺上的表演都才剛剛展開。

    渲染這場會面的重要並不過分,它在某些方面的確深刻影響瞭晚清社會的走向。它不僅將成就晚清一名重要官員政治生涯的高峰,這位“同治中興”的名臣在未來的仕途上因此有瞭“西征”這張輝煌而強大的政治底牌。它也成就一位紅頂商人的財富生涯——左宗棠的能量和胡雪巖此前的政治後臺王有齡不能同日而語,結識王有齡盡管使胡邁向瞭從事官辦買賣的第一步,但39歲以前的胡雪巖充其量還隻是個地方政府的小幫辦,39歲以後,他得到瞭成為“國傢生意”經紀人的機會,並一度成為壟斷者,他的個人資產在高峰期超過清政府國庫儲備金,達到白銀3000萬兩。

    清代的“官商同盟”在有瞭“左胡”先例之後,接著很快就有李鴻章和盛宣懷這另一對搭檔。

    由胡雪巖經辦的“西征借款”是清朝第一筆以“國債”面目出現的外債,它開創瞭地方臨時收入的新渠道,這筆收入完全脫離中央集權財政系統的控制,給地方洋務運動和軍務提供瞭應急資金來源,卻也在某種程度上動搖瞭清政府建立在傳統財政體制上的經濟基礎。財富重新分配,國傢財產的式微和少數個人財富的崛起,是由此引發的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重要主題之一。

    1823年出生在安徽績溪縣十都湖裡村的胡光墉是傢中長子,父親胡鹿泉(號芝田)是一個讀過些書的鄉村名士。他傢裡的幾畝田地隻夠供給他和三個弟弟月喬、秋槎、鶴年的基本衣食,他沒有上過私塾,幼年所有教育來自他父親所學知識的傳承。對他寄予厚望、希其“興吾傢”、於上流社會贏得一席之地的父親,在他12歲時候就離開人世。童年不幸的胡雪巖之後經由親戚推薦從“浙皖古道”南下至杭州“信和錢莊”當學徒,開始瞭奇跡般的經商生涯。從錢莊的跑堂夥計,到那個時代裡富可敵國的商人,他的興起由一系列混合在一起的個人神話和社會轉折所組成,這個傳奇裡所體現的商業哲學和謀略技巧,在幾百年後那些白手起傢渴望奇跡的創業者們看來,仍是最好的勵志故事。

    胡雪巖所生活的1823~1885年歷經晚清道光、咸豐、同治、光緒四朝,中國社會處於動蕩和崩潰的邊緣,挫敗感和謀求中興的希望交織,新舊因素並存,往後100年內活躍於中國歷史的各種力量都在此時陸續登臺亮相。

    對付太平天國運動的軍費開支幾乎耗盡清政府國庫,危及國運存續的各方危機並沒有消退,長期以來“塞防論”和“海防論”之爭不僅是政治觀點和派系之爭,它的焦點更是那些中興官員們如何使用有限資金去解決更多的麻煩。在鎮壓太平天國、捻軍和回民叛亂中崛起的地方大員李鴻章、左宗棠,各自為政又互有合作,他們試圖振興國運,但短暫的“同治中興”始終是以昂貴的工業和軍事“實驗”為基礎。在國力不濟的前提下,他們不得不借助各種國內國外的商業勢力輔佐政治抱負,同時鞏固自己政治影響力的版圖。

    另一方面,上海的外灘開始排滿新式銀行。鴉片戰爭雖然開放瞭通商口岸,但它所帶來的商業效果卻使英國人和其他外國商人大失所望,他們發現資本對中國內地的滲透並不如想象那樣迅速而順利,強制性的條約特權本身不能把外國制成品直接送到中國人手裡,他們必須經由社會活動能力卓越的買辦人物之手,通過傳統商品流通渠道,才能深入中國市場,他們開始加大投資力度,想方設法接洽上掌權者們,簽下利潤更為豐厚的國傢訂單。

    一些長袖善舞的中國商人應運而生,穿梭於變革時代裡交錯橫生的種種動機和需求之間,獵取需求縫隙中的暴利機遇,胡雪巖是他們中間最成功的代表之一。

    胡雪巖發跡和軍火生意

    胡雪巖的發跡一直缺少史料支持,普遍認為他受益於一位叫王有齡的官員。在王有齡任湖州知府期間,胡雪巖開始代理湖州公庫,在湖州辦絲行,用湖州公庫的現銀扶助農民養蠶,再就地收購湖絲運往杭州、上海,脫手變現,再解交浙江省“藩庫”,從中不需要付任何利息。接著說服浙江巡撫黃宗漢入股開辦藥店,在各路運糧人員中安排承接供藥業務,將藥店快速發展起來。胡雪巖說,“八個壇子七個蓋,蓋來蓋去不穿幫,這就是會做生意”。

    但以他一個錢莊夥計的身份如何結識上王有齡,史料上一直沒有明確記載。高陽小說中以一個“知恩圖報”的故事將二者串聯起來,認為,胡雪巖看中落魄的“候補浙江鹽大使”王有齡將來必有出頭之日,挪用錢莊的500兩銀票給王作為北上“投供”加捐的原始金,自己被趕出錢莊。王有齡北上巧遇舊時好友、戶部侍郎何桂清,在他幫助下獲得瞭浙江海運局坐辦的實職,由此提攜胡雪巖。這個充滿想象成分的故事可能根據後來胡雪巖結交左宗棠的史料加工而成,雖然不足為信,但僅從那段史料推測,胡雪巖要結識王有齡,並不是件難事。

    胡雪巖開始真正涉足商界的前期,重點一定放在金融生意而不是在實業上。在浙江海運局幫助王有齡籌辦解運漕糧期間,胡雪巖利用海運局借支20萬兩白銀,開辦瞭“阜康錢莊”。早期錢莊是連年戰事的受益者。避亂上海的蘇州富傢子弟潘叔雅、關季重等人存在“阜康”的現銀就達202萬兩;1864年清軍攻陷杭州,將領把戰爭中搶掠的上百萬兩銀子都存在胡雪巖處,胡用這些資金從事投資,“歲獲利數倍,不數年,傢資逾千萬,富甲天下”。

    錢莊生意給胡雪巖更深遠的影響,是它提供瞭胡雪巖和各類洋行以及洋行的中方買辦人物結識的機會。

    1843年上海開埠後,外國侵略者紛紛在上海設立洋行;在開埠的當年就有11傢,三年以後又增至25傢。在相當長時間,西方商人和洋行一直依賴中國商人做媒介——這些買辦人物多半出自錢莊,通過他們,把產品輸入內地,早期的財務關系,通常也都是經過經紀人或洋行買辦和當地錢莊進行清算。胡雪巖在認識左宗棠之前,就幾乎和上海的所有洋行和著名買辦人物打過交道瞭,他也成為這些外資樂於合作的官員經紀人。

    嚴格地說,1862年以前,胡雪巖商業上的原始積累所剩無幾,除獲利渠道仍然有限外,他也把大量積蓄用於應酬性開支,1862年光他無償進貢給左宗棠的那20萬石大米就價值近百萬。他最大的一筆初期積累還是得益於戰爭:他為左宗棠的湘軍籌措軍需,代購軍火。

    左宗棠一直非常重視西洋軍事技術。他認為:“舊式槍炮,本己精工,近改用後膛進子之法,進口大而出口反小,致遠取準,更為精妙,其新式則愈出愈奇,實則槍如後膛螺絲開花,已極槍炮能事,無以復加……”因而,在自己的部隊中裝備瞭相當數量的西洋兵器。在楚軍營制中,還特別制訂瞭愛惜洋槍一條,開首便說:“洋槍、洋炮、洋火、洋藥,不獨價值昂貴,購買亦費周章,凡我官勇,務宜愛惜,不可浪費。”

    1862年太平天國戰事後期,胡雪巖已經在幫購運過一批新式軍火,但規模更大的買賣還是在收復新疆的西征過程裡。左宗棠曾談及,軍械、軍火的采運非常艱辛:“軍火、器械一切……逾山水萬裡以達軍前,始工(供)取用,一物之值,購價加於運費已相倍蓰,尚須先備采運實銀,乃期應手。”具體事宜由設在上海的采運局委員胡光墉負責。

    胡雪巖和洋行的關系這時候派上瞭用場。在上海,銷售軍火的洋行很多,主要有:地亞士洋行、麥登司洋行、新泰來洋行、拿能洋行、馬德隆洋行、瓊記洋行、太古洋行、泰來洋行、德生洋行、香港南利洋行、美國紐約“林明敦”制造廠等等。還在左宗棠任閩浙總督時,胡雪巖參與福州船政局創辦,結識瞭洋員德克碑等。根據蘭州制造局專仿普式(德國)螺絲槍及後膛七響槍,及從德國購買武器的記載來看,專營“普國大埠加士答炮局、專鑄成靈巧堅固銅炮”的香港南利洋行及曾參與左宗棠第二次西征借款的德商泰來洋行都參與瞭西征的軍火交易。

    胡雪巖代辦軍火十分盡心,來往於這些洋行之間,精心選擇,討價還價,大批軍火得以轉運西北,僅1875年在蘭州就存有從上海運來的來復槍“萬數千枝”,不但廣為采購,且“遇泰西各國出有新式槍炮,隨時解運來甘”。一些利於指揮作戰的先進儀器也由胡雪巖購置,比如,前線指揮官使用瞭雙筒望遠鏡。1902年5月,新疆巡撫饒應祺在一份奏折中提及:“前督臣左宗棠、撫臣劉錦棠出關,攜運後膛來福馬槍,哈乞開斯、馬蹄泥、標針快,利名登、七響、八響、十三響槍共二萬餘桿。”這還不包括金順、張曜等部的武器裝備。左宗棠曾稱贊胡光墉“(鎮壓回民起義)前購之佈魯斯(即普魯士)後膛螺絲開花大炮,用攻金積堡賊巢,下堅堡數百座;攻西寧之小峽口,當者辟易”。

    左宗棠對於胡光墉在上海的采運給予瞭充分的肯定。他認為胡光墉自辦理上海采運局務以來,已歷十餘年,“轉運輸將毫無貽誤,其經手購買外洋火器必詳察良莠利鈍,伺其價值平減,廣為收購……現在陸續運解來甘者大小尚存數十尊,後膛馬步槍亦數千桿,各營軍迅利無前。關隴新疆速定,雖曰兵精,亦由利器,則胡光墉之功,實有不可沒者”。

1874年,“塞防”“海防”之爭中的左胡之盟

    1874年,清同治14年,胡雪巖創建杭州胡慶餘堂。這是胡雪巖從金融涉足實業的第一步。

    1874年,胡雪巖已經很富有瞭。他當時擁有的土地可能不下1萬畝,他的“阜康錢莊”在京城僅列東四牌樓的“四大恒”恒利、恒和、恒興、恒源四傢錢莊之後,分支機構達到20多處,資產在2000萬兩以上。這一年胡雪巖給左宗棠辦的最重要的一筆差,不僅給他帶來瞭豐厚的收益,也讓他與左的結盟更為牢靠。二人在隨後的歲月裡持續著這樣互惠而有效率的合作。4年後,光緒四年春天,左宗棠的西征戰事一結束,他被晉升二等侯,緊接著就向光緒皇帝要求給他的盟友以政治獎賞瞭。

    這是左宗棠第三次為胡雪巖請賞,前兩次分別是在同治五年十一月和同治十二年四月,胡光墉的官銜由認識左宗棠之前的“運使銜江西補用道”,提為“福建補用道,賞加按察使銜”(1864年)、“佈政使銜(從二品)”(1866年)。1878年4月14日,左宗棠會陜西巡撫譚鐘麟,聯銜出奏“破格獎敘道員胡光墉”,歷數他的功勞,計9款之多。

   這一年,對左胡二人確實都至關重要。

    在19世紀70年代以後,清王朝面臨著嚴重的邊疆危機。1867年,原浩罕汗國的軍官阿古柏在新疆建立瞭所謂“哲德沙爾汗國”,投靠俄國。1870年,俄軍占領伊犁。西北邊疆出現瞭嚴重的領土危機。1873年,左宗棠攻占肅州,最終鎮壓瞭回民的造反,長達20多年的內戰結束。他建議清政府乘勝出兵西北,收復新疆。但1874年日本繼兩年前宣佈琉球為其“內藩”之後於該年5月直接出兵登陸臺灣,又直接引起另一個同樣重要的防禦問題:“海防”。這一年,清廷內部出現瞭“塞防”和“海防”兩派觀點的激烈交鋒,兩種觀點的代表人物是左宗棠和李鴻章。

    左宗棠於1874年11月上奏清廷,直接道出瞭海防對於西征協餉的影響:“甘餉日形支細,出關各軍待用孔殷”,而“自福建籌辦臺防,沿海各省均以洋防為急,紛議停緩協餉”。1875年3月6日他又致信總理衙門:“現在用兵乏餉,指沿海各省協濟為大宗,甘肅尤甚,若沿海各省因籌辦海防,急於自顧,紛請停緩協濟,則西北有必用之兵,東南無可指之餉,大局何以能支?”左進一步指出,如果沙俄不能逞志西北,那麼其他各國就不至於構釁東南,東則海防、西則塞防,二者應當並重,而收復新疆則有燃眉之急。

    左宗棠的論點顯然更迎合當時朝廷的期望,但國庫空虛的財政狀況決定瞭清政府不可能同時打兩場戰爭,塞防、海防之爭的背後是清政府有限的財政資源優先分配給朝中哪一方政治勢力的問題。西征軍人數2萬餘,萬裡行軍,費用浩大,西征軍餉由西征糧臺統籌外,還有伊犁軍餉、塔裡巴哈臺軍餉、烏魯木齊軍餉。張曜的嵩武軍14營,每月應支凈糧料43.695萬斤,正雜餉銀3.728萬餘兩;宋慶的毅軍馬步隊及長夫共9136餘名,月需凈糧料49.31萬餘斤,正雜餉銀4.1萬~4.2萬餘兩;金順一軍馬步20營,人數達1萬以上,月餉、糧料又不知凡幾。隨著西征戰事的展開,兵員不斷增加。糧料的運輸更是一筆極大的開支,每百斤自肅州至安西的運價高達11.7兩,此外還有大量軍衣、軍械的添置以及欠餉的補發等等。另外,內戰剛剛平息後的險象環生的內地局勢,也是朝廷上下十分關註的一個問題,一個是大量遣撤清軍、失敗的起義士兵的安置難以解決,社會治安問題日益突出,內地異常窘困的形式下保證西征大軍前線糧餉極為艱難。財政上能否保證就成為全盤關鍵。

    左宗棠充滿煽動性的政治觀點能否兌現更需要現實可行性的支持,他顯然必須自籌到相當大一部分西征軍費。1875年5月,左宗棠被任命為欽差大臣,督辦新疆軍務。這已經反映出這場論爭中清政府的傾向。

    盡管這場左、李之爭的表面始終沒有浮現出胡光墉的身影,但左宗棠之所以敢於如此打保票,因為他在十餘年的交往裡對胡光墉的能力已經深信不疑,他把籌錢之事信任地交給瞭後者。

紅頂商人胡雪巖的破產

    胡雪巖的破產和他的政治後臺左宗棠人到晚年實權旁落有關,也和胡龐大而單一的資本大廈有關。高陽在《胡雪巖傳》的後記中說:“胡雪巖是李鴻章與左宗棠爭奪政治權力、爭議發展路線下的犧牲品。”雖然這種判斷的史料依據不足,但後來盛宣懷和李鴻章的組合取代瞭前者則是事實。1883年以前,比胡雪巖年輕21歲的盛宣懷主持電報局,他不僅深得李鴻章的賞識,還註意聯絡和張之洞的密切關系,給張的大冶鐵礦補足瞭不足的大半資金。這一年他督理天津海關,他挪用金洲礦款來資濟他的電報事業,在李鴻章的力保下未被降職。

    而此時的胡雪巖仍把他的生命和財富全都捆綁在他的6傢海關銀號,一連串的票號、錢莊,26傢當鋪以及其他大大小小商號和上萬畝土地上。他雖然是輪船招商局的發起人,卻不願意投資新式企業,一心坐莊生絲,寧肯把數百萬現銀砸在生絲投機上。

    通商口岸的商業風氣在變。19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絲、茶出口旺盛,進口工業品增長緩慢,洋藥(外國鴉片)又遭土藥阻擊,外貿基本順差。進入80年代,中國正式被納入世界經濟分工。“熟貨”(工業制成品)進口超過毒品,出口依舊是“生貨”(初級產品),外貿轉向長期逆差。江浙絲繭雖然向來是出口大宗,但生絲貿易的主動權卻操縱在外國商人的手中。

    1882年光緒八年,絲季伊始,人們估計收成近8萬包,“在8月份逐漸清楚的是,收成被多估瞭2萬包”。胡當即在江浙育蠶村鎮廣發定金,控制貨源,他決定傾個人之財力和外資競爭。胡雪巖出資2000萬派人手四處采購,買生絲1.4萬包,要求其他絲商也跟進“然而歐洲的蠶絲卻見豐收,倫敦和歐洲大陸市場能夠不顧中國的歉收”。陰歷年關時,絲價大跌,一半絲商推遲結算,金嘉記等大字號破產。胡雪巖再想邀集商人將當年的新絲再次收盡,以迫使洋商屈服,結果無人響應,胡雪巖自己還在堅持。

    1883年,中國絲又減產,估計隻3.5萬包。不幸的是,意大利絲再獲豐收,加上人們擔心胡的存貨,成交清淡,買賣雙方僵持瞭整整三個月。由於上海的銀根一天天收緊,大批絲商斬倉出局。11月下旬,他忍痛將生絲低價售與兩傢洋行,虧損150萬兩。胡雪巖為瞭挽回虧損,到上海做銀錢投機生意,結果虧折400萬兩。

    毀滅性的災難還沒有結束。1880年至1883年,上海掀起中國首次工業投資高潮。近20傢新設的官督商辦工礦企業來滬招股,外商也建立瞭15傢工廠。股價一路走高,吸引大量的投機資金。1882年9月,股市漲到最高峰,危險也在醞釀。投資者將炒高的股票相互抵押,各商戶、錢莊都收進大量股票。

    1883年,本來舊歷年關結賬時銀根就趨緊,眾多絲商又被困住,一旦有人因倒賬拋售股票,股價無資金承接,必然大跌,引發新的倒賬和拋售。到9、10月間,又逢時局不靖,外國銀行和山西票號從錢莊收回短期貸款,個人儲戶也紛紛提現。在沒有官方後臺的支持下,胡雪巖獨自承擔大廈傾覆的結果。並且在胡雪巖囤絲資金短缺之時,“上海道邵小村(友濂)觀察本有應繳西餉,靳不之予,光墉迫不可耐,風聲四播,取存款者雲集潮湧,支持不經日而肆閉”。

    錢莊逼賬“急如星火,滬上商局大震,凡往來莊款者皆岌岌可危;雖有物可抵,有本可償,而提現不能。錢莊之逼,一如倒賬”。他的票號、錢莊遭到擠兌,阜康上海總號倒閉,接著各地的阜康錢莊紛紛倒閉。

    胡雪巖的破產還直接危及不少官僚的利益,因“胡所倒約近千萬兩,半公卿大臣所寄放者”。據說,恭親王奕、協辦大學士文煜“皆折閱百餘萬”。清政府立即出面幹預,戶部飛咨各省扣抵追查,各省開報胡光墉虧欠公款以及虧欠兩江與江海、江漢關采辦經費總計達240多萬兩。胡雪巖本人被革去道員職銜,他的10多名妻妾大部分各自散去,一個傳奇巨商就這樣慘淡收場。-

    (參考文獻:《左宗棠全集·奏稿》、《李文忠公全集·奏稿》、《清代外債史資料》、《杭州府志》、《一士類稿·一士譚薈》、《異辭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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