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
陳寅恪(1890～1969)，祖籍福建上杭，生於湖南長沙。祖父陳寶箴，清朝湖南巡撫，父親陳三立，晚清著名詩人，大哥陳衡恪，民國初年大畫傢。他1902年留學日本，1909年考入德國柏林大學，1914年回國曾任蔡鍔秘書，1921年再度赴德，入柏林大學研究院研究梵文及東方古文字，1925年回國受聘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導師，1929年改任清大教授，1939年受聘英國牛津大學漢學教授，因二戰爆發未能成行，在昆明期間完成第一部專著《隋倍制度淵源略論稿》，1943年夏執教於燕京大學，期間完成《元白詩箋證稿》一書，1949年後歷任廣州嶺南大學、中山大學教授，撰寫《柳如是別傳》，“文革”被抄傢，1969年病逝於廣州。
陳寅恪：我不是過客，我是歸人
關於陳寅恪在1948年為什麼選擇嶺南度過他的“最後20年”，學界一直眾說紛紜，似乎陳寅恪可以有很多選擇，留在這古稱“瘴癘之地”的嶺南好沒道理。
現在看到陳寅恪的弟子王永興先生的回憶。在北平臨上飛機的前夜，陳寅恪對問及他今後打算的王永興說：“嶺南大學的陳序經校長、王力先生邀我去嶺南大學，在南京小住幾天，就去廣州。廣州的天氣好，嶺南大學的自然環境好，可以久居，不再去別處瞭。”天氣好適合養病，而陳序經校長的遠見卓識，還有王力等一批老朋友，使得嶺南占瞭地利人和兩大優勢。
當陳寅恪決計不去臺灣(他已對國民黨極度失望)，不去香港(他不願留在殖民地）和國外(1945年他就有留在英國的打算)，在大陸，嶺南不是一塊遠離政治權力中心的托身之地嗎?無怪乎，陳寅恪在1951年的贈妻詩中寫道：“從今飽吃南州飯，穩和陶詩晝閉門。”
應該說，嶺南20年的大部分時光(除瞭1958年的批厚古薄今運動和“文革”的4年)，陳寅恪的生活大部分是在平靜中度過的。前八年教學、著作都較愉快，後八年雖不教學，但仍然專心著述。嶺南給瞭這位國寶級的人物“國寶級”的待遇。從中共高層領導的“點名關懷”到學校當局的悉心照顧，從工作助手的配備到每天的夥食補貼(包括臏足後的護理)，使得陳寅恪能在雙目失明(後又加以臏足)的情況下仍能撰寫上百萬文字，幾占其全部著述的一半。
雖然在1953年仍有“驚心節物到端陽，作客猶嗟度五羊”“一瞬百年強過半，不知何處覓傢鄉”，詩句自比嶺南過客，但同時又拒絕北歸(稱北來的人物“北客”)理由是“畏人畏寒”，雖是托辭，但未嘗不可看出嶺南已和陳寅恪生活交融在一起。
可以說，嶺南為這位國學大師提供瞭一塊亂世中的綠洲，一個避風港，一個置身局外的邊緣位置，在這裡，他冷眼旁觀當局“改男造女”，看讀書人“塗脂抹粉”，宗朱頌聖。算起來，嶺南是陳寅恪一生中待得最久的地方，他的埋骨之地。
而陳寅恪又為嶺南留下瞭什麼?有人說，陳寅恪的思想非形成於嶺南，其學術研究與嶺南無涉，有人說，嶺南文化乃商業文化，市政化，與陳寅恪代表的精英文化學院文化搭不上。
對於前者，我要說，陳寅恪的到來，使嶺南大學(後為中山大學)成為國內享有盛名的大學，當時中國的學術重鎮(印證瞭“大學非大樓之謂，乃大師之謂也”這句活)，對嶺南學術影響深遠，而陳寅恪在嶺南撰述的上百萬文字理所當然地成為嶺南文化中的一部分；對於後者，涉及到對嶺南文化(及廣州城市文化)的定位問題。每種文化都應有多個層面，而最基礎的、最底層的，我認為還是一種普遍性的現代文化(精英文化)，沒有底蘊的商業文化，必然走向庸俗化，粗鄙化；沒有現代思想文化精神的培育，市民文化又何以形成和發展?很難設想，一個城市沒有相當的大學、研究基地、報刊媒體，沒有一批知識人、文化人，這座城市的文化索質何以能得到提升，文化個性得到形成?19世紀末20世紀初廣東出現瞭一批領風氣之先的人物：康有為、梁啟超、黃遵憲等，但他們的成就取得，他們的活動舞臺大多是在廣東之外。(巧的是，陳寅恪的祖父陳寶箴做湖南巡撫時，就曾網羅梁啟超、黃遵憲為其新政推波助瀾)，這是否與嶺南沒有給他們提供一塊原創性的土壤和一個施展的空間有關呢?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認為，陳寅恪留下的，正是嶺南缺少的，仍需要的，這就是他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他的學術獨立意識，他的知識良知與人格，他與中國文化共命運的責任承擔精神，以及一種特立獨行的姿態，都應成為嶺南文化學術和教育的靈魂。陳寅恪不應是嶺南的過客，嶺南不僅是他的埋骨之地，也更應是他的思想精神長駐之地。
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語出《清華大學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1928年)。文中說：“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現。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先生以一死見其獨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論於一人之恩怨，一姓之興亡……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1953年，陳寅恪又在《對科學院的答復》中，重申“我的思想，我的主張完全見於我所寫的王國維紀念碑中”，重申“沒有自由思想，沒有獨立精神，即不能發揚真理，即不能研究學術”，“我要請的人，要帶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獨立精神，不是這樣，即不是我的學生。”這是秉著學術獨立的原則，陳寅恪提出瞭讓他擔任中國科學院歷史所所長的條件之一是“允許中古史研究的不宗奉馬列主義，並不學習政治”。又曾經說：“我雖事學問，而決不可倚學問以謀生，道德尤不濟饑寒。”不僅獨立於政治，還要獨立於金錢。晚年撰寫《柳如是別傳》的用意之一也在於彰顯這位奇女子身上反映出的民族獨立、自由之意志。綜觀陳寅恪一生，不論為人、為文，始終如一秉持獨立、自由之精神。故1964年在寫給他的弟子的文章中，他能坦然地說：“默念平生因未嘗侮食自，曲學阿世，似可告慰友月”。
獨立精神與自由思想說起來並非陳寅恪首創。從蔡元培的“兼容並濟，思想自由”，胡適等一批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秉持中立到陳序經的“註重自由討論”，這一本應成為個人，尤其是知識分子為人為學底線的準則，現在卻成為一種高不可攀的理想，能身體力行而又向心無愧者有幾人。陳寅恪的獨異正好凸現出中國知識界的悲哀，這也是陳寅恪得以走出學院，成為一個公共話題的原因。
保守與現代
在《王觀堂先生挽詞》中，陳寅恪寫道：“蓋今日之赤縣神州，值數千年未有之巨劫奇變，卻盡變窮，則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與之共命而同盡?或觀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為天下後世所極哀而深惜者也”，“同一種文化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重愈宏，則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迢既達極深之度，殆非出於自殺以求一亡之心安而義盡也。”所以，王國維之死，是殉文化而死，“一死見其獨立自由之意志”，這既是王國維的挽詞，也是挽中國文化，更是陳寅恪自已之心聲表達。以文化托命人自居，陳寅恪似乎走瞭一條與胡適、梁啟超相反的“保守”之路。然而，此“保守”又決非守舊，決非抱殘守缺，這是一位飽讀中國傳經典籍而又深得歐美學術思想精髓的通人對於中國文化的洞見。陳寅恪指出，中國未來思想要成系統，有所創獲，“必須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面不忘未來民族之地位”，這是一個歷史學傢在考察兩千年中西思想接觸史後所得出的結論。中國文化，雖在現代日漸褒微，但其本根未壞，緩以時日，必有復振的一天，故陳寅恪所做，一方面足“承續先哲服墜之業”，一方面“開拓學術之區域，補前修所未逮”，這是一件關系民族盛衰，學術興廢的文化創造性轉化工作，“保守”與“現代”就這樣統一在陳寅恪的身上。而陳寅恪的可貴之處，還在於他身心兩面均與文化“感同身受”，切身體會文化遭遇的痛惑與哀感，成為“以學術正面擔當民族苦難的人”，這在一個現代化、全球化浪潮席卷的時代，尤其顯得意味深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