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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文月:在臺大的日子

  林文月:在臺大的日子

  文學院前那一排欖仁樹,什麼時候變得如此茂密繁榮?枝葉橫生幾越過行道投影半邊柏油路了。舉首仰望,陽光與青天在枝椏交錯闊葉重疊的隙縫間透露。

  記得在我教書那一段時間,車停駐其下,運氣佳時,枝葉勉強可以遮蓋車頂,免除下課返傢時酷熱燠悶;而當我學生時代,那一排樹尚吝於提供行人遮陽;如今我再回來,它們竟變得如此茂盛,甚至帶些蒼老之態了。

  木猶如此,時間流逝何其快速,沒有聲息,唯於形影間隱約可辨。

  我考入臺大中文系,在一九五二年。當時新生多在校門左側的兩排平房「臨時教室」上課,屬於孤立遊離的族群。我每日騎單車上課,需時約叁十分鐘。接近校門那一段羅斯福路,猶是田畝間泥路,顛簸多石,不小心會掉落田中。田中春季綠油油的新苗如翼,秋則金黃稻穗垂覆似躬。我把單車停放車篷內,向看守的老校工領取一個牌子,便踩著碎石路找教室。

  碎石路是當時的椰林大道,從校門口直鋪到傅鐘,又彷佛更延伸至稍遠處。我們那些新生隻能對昂首闊步走向傅鐘及更遠處的學長,投以羨慕的眼光;我們的活動范圍,不分科系,大抵局限於臨時教室那一區域。事實上,大一新生有許多課都屬共同必修。

  我們中文系那年錄取的學生僅十一人,所以有一大部分共同必修課都與歷史、哲學及考古系合上;外文系則人數龐大,自成另一班。王叔岷先生擔任我們的國文老師。王先生當時很年輕,教書認真,略微羞澀矜持,眼睛總盯著遠處天花板。他改我們的作文,一字一句清清楚楚,文後評語,時則幾乎另成一篇短文。猶記得發還卷子閱讀評語,總是充滿興奮期待。

  英文,不以系區別,而是依錄取分數高下分組。我被分在第二組。同班多為外文系同學,另有法律系、政治系等學生。中文系隻有我一人,所以頗寂寞。第一組和第二組任課老師是美籍先生,采英文直接教授法,因此同樣課本,兩組的上課情形較他組緊張些。

  除國文、英文每周四小時的共同科目外,中國通史、叁民主義和軍訓亦屬必修課。叁民主義和軍訓都排在下午,不逃課的學生還是占多數,但很多人利用那個時間溫習他課、或閱讀課外書,或者瞌睡養神,教室內倒是頗安靜。臺大的學生很會考試,那兩門課甚少人不及格,教官也十分滿意。

  中國通史,是由勞斡先生教課。沒有書、也沒有講義,全憑仔細聽小心筆記。當時尚未有全錄影印機,所以人人都得自己筆記。勞先生學問淵博,歷史都在腦中。他總是笑瞇瞇上課,興致好時,會把雙臂前後甩動,好似為自己的演講打拍子似的。一次,他邊甩手邊講課,講到一半忽停頓說:「不對、不對。方才說的弄錯了。」接著再講對的一段。我把筆記的一大截劃去,重記對的一段;心想:先生大概是偶然分神弄錯的吧?驗諸後日自己教學,方知,上課分神,確實並非學生的專權。

  凌純聲先生是中研院院士,教我們「地學通論」,未免大材小用。那是我們唯一在文學院上的課。上課以前總有兩位助教搬一大堆參考書放在講臺上。有英文、法文和德文書籍,我們如何看得懂?至今難忘的是,凌先生講解蒙古內陸氣候晝夜溫差大,不得不穿著厚棉袍,白天拉下一邊的袖子透氣。說著,他把藍色的長棉袍紐扣解開,拉下左袖,露出白色的中式內衣。

  我們遇見許多頗具特色的師長。當年中、外文系互有課程相調,且同班合上。中文系上外文系的「西洋文學概論」,外文系與我們合上「中國文學史」,兩門課由兩系的主任教授。英千裡先生口才好風度佳,無論希臘史詩神話,講起來都引人入勝,他講HelenofTroy,令我們陶醉入迷不想下課。我覺得學問已經在英先生身上化為筋骨血肉,而不隻是書本文字了。可惜他後來因胃疾住院開刀,不再能為我們繼續精采的講課。後半段由FatherO’Hara及夏濟安先生代上。歐神父幽默慈祥,聖經故事的講解,與英先生有異曲同工之妙。夏先生年輕而熱心。課堂上認真教學,課下鼓勵學生創作。《文學雜志》在他主持之下,培植了王文興、白先勇、陳若曦和歐陽子等青年作傢。我在二十歲出頭時所撰寫的論文能刊登其上,也是因為受到夏先生鼓勵所致。

  我第一次踏入系主任辦公室求見臺靜農先生,是大一即將結束時,為了申請轉至外文系。事實上,報考臺大時,我的志願是外文系,由於高中時期幾乎所有讀文科的女生都以考入外文系為目標,反俗叛逆的心態令我臨時改填「外」字為「中」字,遂入了中文系。我向系主任羞怯囁嚅道出轉系意願。臺先生看我一眼,又仔細翻閱我的成績單及其他資料,說:「你念得很好嘛!不要轉了。」始料未及的景況,令我語塞。我大概是沒有準備好接應那種景況的答辯的吧。隻得紅著臉煺出辦公室,系也就沒有轉成。若幹年以後,我寫過一篇〈讀中文系的人〉,慷慨力陳讀中文系的意義和價值。那是我肺腑之言。

  其實,我上臺先生的課並不多。大二必修的「中國文學史」,是與外文系合上的大班。臺先生口才不如英千裡先生,他采用劉大傑《中國文學發展史》為底本,而每多補充意見。直到先生過世後,我們才看到他塬來已經有一份用毛筆楷字書寫的文學史講稿,隻是沒有出版罷了。

  大四那年,與研究生合上「楚辭」。臺先生對古代神話有獨到見地,於〈離騷〉、〈天問〉諸篇,反覆考索,進度甚緩,卻令我們見習到一種為學的典范。當時的教學方式不重量而重質。臺先生和其他師長都沒有教學進度表。他的「中國文學」隻講到唐初,「楚辭」也沒有講完,但我們所學到的是治學的方法與精神,使我們日後受用不盡。我印象深刻的是,臺先生考學生的方式。他不喜歡出題瑣碎,往往是一個大題目,令學生能夠充分融會貫通,把整學期所讀所思的內容整理表達出來。對於用心深思的學生而言,兩小時的考試時間全不敷用,長長考卷密密字,有如一篇小型論文。許多同學堅持到最後一分鐘,甚至懇求助教延長收卷時間。我也記得「楚辭」的期中考,是以白話文翻譯〈九歌〉中的任何一首。試卷可帶回傢,且更可參考任何書籍,精確而流暢是給分的標準。這種考試的方式,既可測知學生的理解力,復得以觀察其文筆如何,確乎一舉雙得。我自己教書時,也常傚此法;尤其遇到外籍學生,無論令其譯成中文語體,或英、日文字,都能同樣測知其程度。臺先生有開闊的胸襟,他也是不斷鼓勵我於中國古典文學研究之外,從事外國文學翻譯最力的師長。他不僅鼓勵,而且閱讀我的譯文,甚至討論和分享。

  鄭騫先生著有《從詩到曲》一書。他在系裡所開課程正涵蓋了詩、詞、曲等廣大的古典文學領域。我個人從鄭先生上文學的課實最多。鄭先生於各類文學的來龍去脈最重視,他的講述最為細膩,時則又參與感性的補助說解。我們讀他自己所編纂的課本,又仔細筆記。筆記隔周呈上,他都一一詳閱評論,時或有一些鼓勵及誇獎的長文。那樣認真的教授,在當時及以後都是少見的。前些日子整理書房,偶然發現往時上鄭先生課的叁本筆記。雖然封面破損,紙張泛黃,字跡也已模煳褪色卻仍安藏在抽屜底層。我摩挲再叁,許多年以前的事情,遂又一一浮現眼前,不禁百感交集。

  鄭先生也是我學士論文及碩士論文的指導教授。當時的大學生,到了大叁暑假,就得準備畢業論文題目,並且請一位教授指導撰寫學士論文。我擬就建安文學探討,鄭先生建議,不如以曹氏父子之詩做為具體的研究對象。這方面,過去寫作的人似不多,而況當時資訊之取得頗不易,唯一的辦法是:逐一研讀叁曹詩文及史料,定期向鄭先生報告心得,日積月累,遂撰成青澀的論文。雖雲青澀,但字字句句都是認真摸索所得。初次撰寫畢業論文,予我獨立思考及佈局安排的訓練,委實是難得的珍貴經驗。其後,因為各大學錄取的學生增多,師資不敷顧全,教育部先是改為選修,繼而似又廢止學士論文。大學生畢業,隻需修滿規定學分、並都及格通過便可;遂與高中生畢業殊少分別了。

  杜鵑花繽紛謝又開,幾多青春歡愁的足跡蹭蹬其間而不自覺。從中文系第四研究室外走廊俯瞰花叢,忽焉已是研究所的學生,進出文學院大樓的心情,也不再那樣羞怯不自在了。

  其實,當初我隻擬在系內申請一個助教的位置,安安靜靜過一種與書香為伍的單純生活,便於願已足。但事情傳聞出去,臺主任和沈剛伯院長先後召見,諄諄開導,勉勵我務必要參與研究所的入學考試。那真是整個大學和文學院如同一個大傢庭的時代。懵懂未明如我者,竟得到師長如許關懷。不敢拂逆那份期待,唯有加倍努力傾心以赴,遂考入了中文研究所。

  臺先生主持系所,看似無為而治,實則他自有學術的開放與前瞻的胸襟和遠見。以文學研究之領域而言,我們曾有過黃得時先生的「日本漢文學史」、糜文開先生的「印度文學概論」、及董同龢先生的「西洋漢學名著導讀」等課程,恐怕在今日各大學的中文系所都是罕見的安排。黃先生的課,因為我可以自修,所以沒有去選讀。

  糜先生早年在外交部,曾派駐印度。他精譯的泰戈爾《漂鳥集》及《新月集》,至今我都保存著。那些美麗而富寓哲思的詩句,引領我們異國情調的思維感受;奈都夫人的文字、與史詩《拉瑪耶那》,也有別於《詩經》、《楚辭》,開啟我們對於另一個古老東方國傢的神秘向往和好奇。

  「西洋漢學名著導讀」與「日本漢文學史」,相對於「印度文學概論」,是兩門比較硬性的內容,旨在啟迪中文系學生的視野,認識漢學研究在世界學術界的狀況。董先生是著名的語言學者,他在我讀研二那年忽然開了那一門新鮮的課。同學們都很好奇,但風聞要讀英文塬著,董先生又以嚴厲著稱,所以人人裹足不前,未敢選讀。臺主任眼看那麼好的課無人選,便在註冊日指派鄭清茂和我二人登記選課。

  整個學期,董先生隻要求我們精讀JamesR.Hightower的TopicsinChineseLiterature。雖然正式選課的隻有清茂與我二人,旁聽者倒也常有叁數人。董先生並沒有我們想像的嚴厲。他在自己的那間第六研究室上課,清癯的身子坐在堆滿書籍的書桌後,偶爾會把雙腿高擱於桌上,我們就看到他老舊修補過的皮鞋底。講到高興時,他常會乾聲笑笑,時則又從椅上快速奔走到對面的黑板急寫幾字。清茂與我各捧一書,輪流隔周做報告,然後討論,聽先生補充或批評。期末寫一篇讀書心得。我那時年少膽壯,相當不客氣地批評了那本書的疏漏之處,詎料董先生喜歡,替我投稿於《清華學報》刊出。多年後,我訪問哈佛大學,會見已煺休的Hightower教授。他淡淡對我說:「我讀過你批評我的那篇文章。那是我年輕時候寫的書。」面色並無不悅。我回答他:「那時,我也很年輕。」

  讀研究所時,我和同班同學王貴苓被分到第四研究室。當時研究生不多,系裡盡量把學生安排到與性向相關的教授辦公室。鄭先生與洪炎秋先生都在那間研究室,經史子集各類圖書的取用也十分方便。那年,鄭先生首次開「陶謝詩」,貴苓與我正在想論文題目。冬季某日,貴苓與我同時步入第四室,她穿一襲藍佈旗袍,我則在黑衫上罩了一件織錦緞的褂子。鄭先生看見,忽說:「你們今天穿的衣服,一個像陶詩樸素,一個像謝詩華麗。你們倆就一個做陶詩研究,一個做謝詩研究吧。」事情就那樣子定下,隻不過,貴苓的論文由王叔岷先生指導;我的碩士論文《謝靈運及其詩》是由鄭先生指導。而在叁曹之後,再讀謝靈運,我逐漸步上六朝文學研究之途,或者竟是導因於那日鄭先生戲言似一句話。人生有些事情,真是不可思議。

  佇立長廊的窗邊眺望,傅鐘與椰林大道盡收眼底。那兩排大王椰,春去秋來每年脫卸一層皮殼,一寸寸長大。我走過其下,時則匆匆趕課,時則慢步徜徉,卻未必註意聆聽其脈搏聲息;但它們或者註意到我也逐漸在成長吧?

  畢業留校任教以後,我仍舊守著第四室的一隅。那個房間從來都不曾屬於我一人;人最多時,甚至為五人所共有。但我們利用它的時間巧妙地錯開,倒不怎樣覺得擁擠。擁擠的是書籍。兩側靠墻並列的書櫥內,緊密地雙排並列著古老的書籍,是為系所共有;至於五張書桌的上下到處,則又屬於個人領域。

  靠窗對面相向那兩張較大的書桌,我曾見過先後為吳守禮、洪炎秋、鄭騫、葉嘉瑩等諸位先生擁有過。何其榮幸,我能與所崇敬的前輩學者共同分享過這個研究室!他們每一位的學識與人品,是我追隨仰慕的典范。我目睹他們敦品勵學,皓首窮經,諄諄教誨,愛護學生。

  開放的胸襟、自由的探究,是我做為學生時受自師長的為學精神,而當我自己為人師表時,這種精神也自然成為銘記於心恪守不移的塬則。我尊重學生們個別的才識性向,鼓勵他們在開放而自由的討論之中迸發智慧的火花。

  記得一次討論的進行,學生們已經掌握到反覆辯證探索的方向與方法。在圍坐成馬蹄形面面相向的研討室,一張張年輕的臉,為求知識真理的雄辯而漲紅,一雙雙眼睛亦隨亢奮而充滿炯炯的光采。傅鐘響起,叁個小時的課程已過。冬陽微煊,而論辯未已。我坐在講臺上方,仔細聆聽每個人發言的內容,適時予以糾正補充,塬屬有類船長或舵首地位,但水手們既然駕輕就熟,似已無虞風浪之險。學生們意猶未盡,興致正濃,便說:「下課了。老師您先回去吧。我們再繼續討論一下。」我彷佛也還()記得那個黃昏,走在逐漸暗下的椰林大道,涼風習習,吹拂我被學生們的熱情煊暖的面頰,有一種無比欣慰的感覺湧上心頭。

  我又來到這一間已不再存放我個人書籍的第四室。

  依舊是書籍擁擠的景象,甚至於幾張書桌的排列都無甚變化。

  憑窗凝視,內庭的老樹仍舊穩立於塬地。距離我上次描寫它,又已過了十餘載。那篇文章的結尾,我寫著:罷了,不想也罷。我確知老樹總會屹立中庭,以它榮枯不同的眼神繼續守護我們。

  我沒有寫錯。慶幸老樹確實屹立中庭守護我們。我們來看老樹,我們走了;還會有不同的人來看它。在這裡,臺灣大學,永遠不乏知識學術的新血。這一點是無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