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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犁:戲的夢

  孫犁:戲的夢

  大概是一九七二年春天吧,我“解放”已經很久了,但處境還很困難,心情也十分抑鬱。於是決心向領導打一報告,要求回故鄉“體驗生活,準備寫作”。幸蒙允準。一擔行囊,回到久別的故鄉,寄食在一個堂侄傢裡,鄉親們慶幸我經過這麼大的“運動”,安然生還,親戚間也攜籃提壺來問。最初一些日子,心裡得到不少安慰。

  這次回老傢,實際上是像魯迅說的,有一種動物,受了傷,並不嚎叫,掙紮著回到林子裡,倒下來,慢慢自己去舔那傷口,求得痊愈和平復。

  老傢並沒有什麼親人,隻有叔父,也八十多歲了。又因為青年時就遠離鄉土,村子裡四十歲以下的人,對我都視若陌生。

  這個小村莊,以林木著稱,四周大道兩旁,都是鉆天楊,已長成材。此外是大片大片柳桿子地,以經營農具和編織副業。靠近村邊,還有一些果木園。

  侄子喂著兩隻山羊,需要青草。燒柴也缺。我每天背上一個柳條大筐,在道旁砍些青草,或是揀些柴棒。有時到滹沱河的大堤上去望望,有時到附近村莊的親戚傢走走。

  又聽到了那些小鳥叫;又聽到了那些草蟲叫;又在柳林裡揀到了雞腿蘑菇;又看到了那些黃色紫色的野花。

  一天中午,我從野外回來,侄子告訴我,鎮上傳來天津電話,要我趕緊回去,電話聽不清,說是為了什麼劇本的事。

  侄子很緊張,他不知大伯又出了什麼事。我一聽是劇本的事,心裡就安定下來,對他說:

  “安心吃飯吧,不會有什麼變故。劇本,我又沒發表過劇本,不會再受批判的。”

  “打個電話去問問嗎?”侄子問。

  “不必了。”我說。

  隔了一天,我正送親戚出來,街上開來一輛吉普車,迎面停住了。車上跳下一個人,是我的組長。他說,來接我回天津,參加創作一個京劇劇本。各地都有“樣板戲”了,天津領導也很著急。京劇團原有一個寫抗日時期白洋淀的劇本,上不去。因我寫過白洋淀,有人推薦了我。

  組長在談話的時候,流露著一種神色,好像是為我慶幸:

  領導終於想起你來了。老實講,我沒有註意去聽這些。劇本上不去找我,我能叫它上去?我能叫它成了樣板戲?

  但這是命令,按目前形勢,它帶有半強制的性質。第二天我們就回天津了。

  回到機關,當天政工組就通知我,下午市裡有首長要來,你不要出門。這一通知,不到半天,向我傳達三次。我隻好在辦公室呆呆坐著。首長沒有來。

  第二天。工作人員普遍檢查身體。內、外科,腦系科,耳鼻喉科,樓上樓下,很費時間。我正在檢查內科的時候,組裡來人說:市文教組負責同志來了,在辦公室等你。我去檢查外科,又來說一次,我說還沒檢查牙。他說快點吧,不能叫負責同志久等。我說,快慢在醫生那裡,我不能不排隊呀。

  醫生對我的牙齒很誇獎了一番,雖然有一顆已經叫蟲子吃斷了。醫生向旁邊幾個等著檢查的人說:

  “你看,這麼大的年歲,牙齒還這樣整齊,衛生工作一定做得好。運動期間,受沖擊也不太大吧?”

  “唔。”我不知道牙齒整齊不整齊,和受沖擊大小,有何關聯,難道都要打落兩顆門牙,才稱得上脫胎換骨嗎?我正惦著樓上有負責同志,另外,嘴在張著,也說不清楚。

  回到辦公室,組長已經很著急了。我一看,來人有四五位。其中有一個熟人老王,向一位正在翻閱報紙的年輕人那裡努努嘴。暗示那就是負責同志。

  他們來,也是告訴我參加劇本創作的事。我說,知道了。

  過了兩天,市裡的女文教書記,真的要找我談話了,隻是改了地點,叫我到市委機關去。這當然是隆重大典,我們的主任不放心,親自陪我去。

  在一間不大不小的會議室裡,我坐了下來。先進來一位穿軍裝的,不久女書記進來了。我和她在延安做過鄰居,過去很熟,現在地位如此懸殊,我既不便放肆,也不便巴結。她好像也有點矛盾,架子拿得太大,固然不好意思,如果一點架子也不拿,則對於旁觀者,起碼有失威信。

  總之,談話很簡單,希望我幫忙搞搞這個劇本。我說,我沒有寫過劇本。

  “那些樣板戲,都看了嗎?”她問。

  “唔。”我回答。其實,罪該萬死,雖然在這些年,樣板戲以獨霸中夏的勢焰,充斥在文、音、美、劇各個方面,直到目前,我還沒有正式看過一出、一次。因為我已經有十幾年不到劇場去了,我有一個收音機,也常常不開。這些年,我特別節電。

  一天晚上,去看那個劇本的試演。見到幾位老熟人,也沒有談什麼,就進了劇場。劇場燈光暗淡,有人扶持了我。

  這是一本寫白洋淀抗日鬥爭的京劇。過去,我是很愛好京劇的,在北京當小職員時,經常節衣縮食,去聽富連成小班。有些年,也很喜歡唱。

  今晚的印象是:兩個多小時,在舞臺上,我既沒有能見到白洋淀當年抗日的情景,也沒有聽到我所熟悉的京戲。

  這是“京劇革命”的產物。它追求的,好像不是真實地再現歷史,也不是忠實地繼承京劇的傳統,包括唱腔和音樂。

  它所追求的,是要和樣板戲“形似”,即模仿“樣板”。它的表現特點為:追求電影場面,采取電影手法,追求大的、五光十色的、大轟大鬧、大哭大叫的群眾場面。它變單純的音樂為交響樂隊,瓦釜雷鳴。它的唱腔,高亢而淒厲,冗長而無味,缺乏真正的感情。演員完全變成了政治口號的傳聲筒,因此,主角完全是被動的,矯揉造作的,是非常吃力,也非常痛苦的。繁重的唱段,連續的武打,使主角聲嘶力竭,假如不是青年,她會不終曲而當場暈倒。

  戲劇演完,我記不住整個故事的情節,因為它的情節非常支離;也喚不起我有關抗日戰爭的回憶,因為它所寫的抗日戰爭,完全不是那麼回事,甚至可以說是不著邊際。整個戲鑼鼓喧天,槍炮齊鳴,人出人進,亂亂轟轟。不知其何以開始,也不知其何以告終。

  第二天,在中國大戲院休息室,開座談會,我準備了一個發言提綱。參加會的人很不少,除去原有創作組,主要演員,劇團負責人,還有文化局負責人,文化口軍管負責人。

  《天津日報》還派去了一位記者。

  我坐在那裡,斟酌我的發言提綱。忽然,坐在我旁邊的文化局負責人,推了我一下。我抬頭一看,女書記進來了,全場的人都站了起來。我也跟著站了起來。女書記在我身邊坐下,會議開始。

  在會上,我談了對這個戲的印象,說得很緩和,也很真誠。並談了對修改的意見,詳細說明當時冀中區和白洋淀一帶,抗日戰爭的形勢,人民鬥爭的特點,以及敵人對這一地區殘酷“掃蕩”的情況。

  大概是因為我講的時間長了一些,別的人沒有再講什麼,女書記作了一些指示,就散會了。

  後來我才知道,昨天沒有人講話,並不是同意了我的意見。在以後隻有創作組人員參加的討論會上,舊有成員,開始提出了反對意見,並使我感到,這些反對意見,並不純粹屬於創作方面,而是暗示:一、他們為這個劇本,已經付出了很長的時間和很大的精力,如果按照我的主張,他們的劇本就要從根本上推翻。二、不要奪取他們創作樣板戲可能得到的功勞。三、我是剛剛受過批判的人物,能算老幾。

  我從事文藝工作,已經有幾十年。所謂名譽,所謂出風頭,也算夠了。這些年,所遭凌辱,正好與它們抵消。至於把我拉來寫唱本,我也認為是修廢利舊,並不感到委屈。因此,我對這些富於暗示性的意見,並不感到傷心,也不感到氣憤。它使我明白了文藝創作的現狀。使我奇怪的是,這個創作組,曾不隻一次到白洋淀一帶,體驗生活,進行訪問,並從那裡弄來一位當年的遊擊隊長,長期參與他們的創作活動。

  為什麼如此無視抗日戰爭的歷史和現實呢?這位遊擊隊長,戰鬥英雄,為什麼也屍位素餐,不把當年的歷史情況和自己的親身經歷,告訴他們呢?

  後來我才明白,一些年輕人,一些“文藝革命”戰士,隻是一心要“革命”,一心創造樣板,已經迷了心竅,是任何意見也聽不進去的。

  不知為了什麼,軍管人員在會上支持我的工作,因此,劇本討論仍在進行。

  這就是目前大為風行的集體創作:每天大傢坐在一處開會,今天你提一個方案,明天他提一個方案,互相抵消,一事無成。積年累月,寫不出什麼東西,就不足為怪了。

  夏季的時候,我們到白洋淀去。整個劇團也去,演出現在的劇本。

  我們先到新安,後到王傢寨,這是淀邊上一個比較大的村莊。我住在村南頭(也許不準確,因為我到了白洋淀,總是轉向,過去就發生過方向錯誤)。一間新蓋的、隨時可以放眼水淀的、非常幹凈的小房裡。

  房東是個老實的莊稼人。他的愛人,比他年輕好多,非常精明。他傢有幾個女兒,都長得秀麗,又都是編席快手,一傢人生活很好。但是,大姑娘已經年近三十,還沒有訂婚,原因是母親不願失去她這一雙織席賺錢的巧手。大姑娘終日默默不語。她的處境,我想會慢慢影響下面那幾個逐年長大的妹妹。母親固然精明,這個決策,未免殘酷了一點。

  在這個村莊,我還認識了一位姓魏的幹部。他是專門被派來招呼劇團的,在這一帶是有名的“瞎架”。起先,我不知道這個詞兒,後來才體會到,就是好攤事管事的人。凡是大些的村莊,要見世面,總離不開這種人。因為村子裡的豬隻到處跑,蒼蠅到處飛,我很快就拉起痢來,他對我照顧得很周到。

  住了一程子,我們又到了郭裡口。這是淀裡邊的一個村莊,當時在生產上,好像很有點名氣,經常有人參觀。

  在大隊部,村幹部為我們舉行了招待會,主持會的是村支部宣傳委員劉雙庫。這個小夥子,聽說在新華書店工作過幾年,很有口才,還有些派頭。

  當介紹到我,我說要向他學習時,他大聲說:“我們現在寫的白洋淀,都是從你的書上抄來的。”使我大吃一驚。後來一想,他的話恐怕有所指吧。

  當天下午,我們坐船去參觀了他們的“圍堤造田”。現在,白洋淀的水,已經很淺了,湖面越來越小。蘆葦的面積,也有很大縮減,荷花淀的規模,也大不如從前了。正是荷花開放的季節,我們的船從荷叢中穿過去。淀裡的水,不像過去那樣清澈,水草依然在水裡浮蕩,水禽不多,魚也很少了。

  確是用大堤圍起了一片農場。據說,原是同口陳調元傢的葦蕩。

  實際上是葦蕩遭到了破壞。糧食的收成,不一定抵得上葦的收成,圍堤造田,不過是個新鮮名詞。所費勞力很大,肯定是得不償失的。

  隨後,又組織了訪問。因為劇本是女主角,所以訪問了抗日戰爭時期的幾位婦救會員,其中一位名叫曹真。她已經四十多歲了。她的穿著打扮,還是三十年代式:白夏佈短衫,長發用一隻卡子束攏,搭在背後。抗日時,她是一位十八九歲的姑娘,在蘆葦淀中的救護船上,她曾多次用嘴哺養那些傷員。她的相貌,現在看來,也可以說是冀中平原的漂亮人物,當年可想而知。

  她在二十歲時,和一個區幹部訂婚,傢裡常常掩護抗日人員。就在這年冬季,敵人抓住了她的丈夫,在冰封的白洋淀上,砍去了他的頭顱。她,哭喊著跑去,收回丈夫的屍首掩埋了。她還是做抗日工作。

  全國勝利以後,她進入中年,才和這村的一個人結了婚。

  她和我談過往事,又說:勝利以後,村裡的宗派鬥爭,一直很厲害,前些年,有二十六名老黨員,被開除黨籍,包括她在內。現在,她最關心的,是什麼時候才能解決她們的組織問題。她知道,我是無能為力的,她是知道這些年來老幹部的處境的。但是,她願意和我談談,因為她知道我曾經是抗日戰士,並寫過這一帶的抗日婦女。

  在她面前,我深感慚愧。自從我寫過幾篇關於白洋淀的文章,各地讀者都以為我是白洋淀人,其實不是,我的傢離這裡還很遠。

  另外,很多讀者,都希望我再寫一些那樣的小說。讀者同志們,我向你們抱歉,我實在寫不出那樣的小說來了。這是為什麼?我自己也說不出。我隻能說句良心話,我沒有了當年寫作那些小說時的感情,我不願用虛假的事情,去欺騙讀者。那樣,我就對不起坐在對面的曹真同志。她和她的親人,在抗日戰爭時期,是流過真正的血和淚的。

  這些年來,我見到和聽到的,親身體驗到的,甚至刻骨鏤心的,是另一種現實,另一種生活。它與抗日戰爭時期的現實生活,大不一樣,甚至相反。抗日戰爭,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一種神聖的戰爭。人民作出了重大的犧牲。他們的思想、行動升到無比崇高的境界。生活中極其細致的部分,也充滿了可歌可泣的高尚情操。

  這些年來,林彪等人,這些政治騙子,把我們的黨,我們的國傢,我們的幹部和人民,踐踏成了什麼樣子!他們的所作所為,反映到我腦子裡,是虛偽和罪惡。這種東西太多了,它們排擠、壓抑,直至銷毀我頭腦中固有的,真善美的思想和感情。這就像風沙摧毀了花樹,糞便污染了河流,鷹梟吞噬了飛鳥。善良的人們,不要再責怪花兒不開、鳥兒不叫吧!它受的傷太重了,它要休養生息,它要重新思考,它要觀察氣候,它要審視周圍。

  我重遊白洋淀,當然想到了抗日戰爭。但是這一戰爭,在我心裡好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它好像是在前一生經歷的,也好像是在昨夜夢中經歷的。許多兄弟,在戰爭中死去了,他們或者要漸漸被人遺忘。另有一部分兄弟,是在前幾年含恨死去的,他們臨死之前,一定也想到過抗日戰爭。

  世事的變化,常常是出於人們意料之外的。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的血和淚。

  坐在我面前的女戰()士,她的鬢發已經白了,她的臉上,有很深的皺紋,她的心靈之上,有很重的創傷。

  假如我把這些感受寫成小說,那將是另一種面貌,另一種風格。我不願意改變我原來的風格,因此,我暫時決定不寫小說。

  但是現在,我身不由主,我不得不參加這個京劇腳本的討論。我們回到天津,又討論了很久,還是沒有結果。我想出一個金蟬脫殼之計:自己寫一個簡單腳本,交上去,聲明此外已無能為力。

  我對京劇是外行,又從不禮拜甚至從不理睬那企圖支配整個民族文化的“樣板戲”,劇團當然一字一句也沒有采用我的劇本。

  1979年5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