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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犁:書的夢

  孫犁:書的夢

  到市場買東西,也不容易。一要身強體壯,二要心胸寬闊。因為種種原因,我足不入市,已經有很多年了。這當然是因為有人幫忙,去購置那些生活用品。夜晚多夢,在夢裡卻常常進入市場。在喧囂擁擠的人群中,我無視一切,直奔那賣書的地方。

  遠遠望去,破舊的書床上好像放著幾種舊雜志或舊字帖。

  顧客稀少,主人態度也很和藹。但到那裡定睛一看,卻往往令人失望,毫無所得。

  按照弗羅伊德的學說,這種夢境,實際上是幼年或青年時代,殘存在大腦皮質上的一種印象的再現。

  是的,我夢到的常常是農村的集市景象:在小鎮的長街上,有很多賣農具的,賣吃食的,其中偶爾有賣舊書的攤販。

  或者,在雜亂放在地下的舊貨中間,有幾本舊書,它們對我最富有誘惑的力量。

  這是因為,在童年時代,常常在集市或廟會上,去光顧那些出售小書的攤販。他們出賣各種石印的小說、唱本。有時,在戲臺附近,還會遇到陳列在地下的,可以白白拿走的,宣傳耶穌教義的各種聖徒的小傳。

  在保定上學的時候,天華市場有兩傢小書鋪,出賣一些新書。在大街上,有一種當時叫做“一折八扣”的廉價書,那是新舊內容的書都有的,印刷當然很劣。

  有一回,在紫河套的地攤上,買到一部姚鼐編的《古文辭類纂》,是商務印書館的鉛印大字本,花了一圓大洋。這在我是破天荒的慷慨之舉,又買了二尺花佈,拿到一傢裱畫鋪去做了一個書套。但保定大街上,就有商務印書館的分館,到裡面買一部這種新書,所費也不過如此,才知道上了當。

  後來又在紫河套買了一本大字的夏曾佑撰寫的《中國歷史教科書》(就是後來的《中國古代史》),也是商務排印的大字本,共兩冊。

  最後一次逛紫河套,是一九五二年。我路過保定,遠千裡同志陪我到“馬號”吃了一頓童年時愛吃的小館,又看了“列國”古跡,然後到紫河套。在一傢收舊紙的店鋪裡,遠買了一部石印的《李太白集》。這部書,在遠去世後,我在他的夫人於雁軍同志那裡還看見過中學畢業以後,我在北平流浪著。後來,在北平市政府當了一名書記。這個書記,是當時公務人員中最低的職位,專事抄寫,是一種雇員,隨時可以解職的,每月有二十元薪金。

  在那裡,我第一次見到了舊官場、舊衙門的景象。那地方倒很好,後門正好對著北平圖書館。我正在青年,富於幻想,很不習慣這種職業。我常常到圖書館去看書。到北新橋、西單商場、西四牌樓、宣武門外去逛舊書攤。那時買書,是節衣縮食,所購完全是革命的書。我記得買過六期《文學月報》,五期《北鬥》雜志,還有其他一些革命文藝期刊,如《奔流》、《萌芽》、《拓荒者》、《世界文化》等。有時就帶上這些刊物去“上衙門”。我住在石駙馬大街附近,東太平街天仙庵公寓。那裡的一位老工友,見我出門,就如此恭維。好在科裡都是一些混飯吃、不讀書的人,也沒人過問。

  我們辦公的地方,是在一個小偏院的西房。這個屋子裡最高的職位,是一名辦事員,姓賀。他的辦公桌擺在靠窗的地方,而且也隻有他的桌子上有塊玻璃板。他的對面也是一位辦事員。姓李,好像和市長有些瓜葛,人比較文雅。傢就住在府右街,他結婚的時候,我隨禮去過。

  我的辦公桌放在西墻的角落裡,其實那隻是一張破舊的板桌,根本不是辦公用的,桌子上也沒有任何文具,隻堆放著一些雜物。桌子兩旁,放了兩條破板凳,我對面坐著一位姓方的青年,是破落戶子弟。他寫得一手好字,隻是染上了嚴重的嗜好。整天坐在那裡打盹,睡醒了就和我開句玩笑。

  那位賀辦事員,好像是南方人,一上班嘴裡的話是不斷的,他裝出領袖群倫的模樣,對誰也不冷淡。他見我好看小說,就說他認識張恨水的內弟。

  很久我沒有事幹,也沒人分配給我工作。同屋有位姓石的山東人,為人誠實,他告訴我,這種情況並不好,等科長來考勤,對我很不利。他比較老於官場,他說,這是因為朝中無人的緣故。我那時不知此中的利害,還是把書本擺在那裡看。

  我們這個科是管市民建築的。市民要修房建房,必須請這裡的技術員,去丈量地基,繪制藍圖,看有沒有侵占房基線。然後在窗口那裡領照。

  我們科的一位股長,是一個胖子,穿著藍綢長衫,和下僚談話的時候,老是把一隻手托在長衫的前襟下面,做撩袍端帶的姿態。他當然不會和我說話的。

  有一次,我寫了一個請假條寄給他。我雖然看過《酬世大觀》,在中學也讀過陳子展的《應用文》,高中時的國文老師,還常常把他替要人們擬的公文,發給我們當作教材。但我終於在應用時把“等因奉此”的程式用錯了。聽姓石的說,股長曾拿到我們屋裡,朗誦取笑。股長有一個幹兒,並不在我們屋裡上班,卻常常到我們屋裡瞎串。這是一個典型的京華惡少,政界小人。他也好把一隻手托在長衫下面,不過他的長衫,不是綢的,而是藍佈,並且舊了。有一天,他又拿那件事開我的玩笑,激怒了我,我當場把他痛罵一頓,他就滿臉陪笑地走了。

  當時我血氣方剛,正是一語不合拔劍而起的時候,更何況初入社會,就到了這樣一處地方,滿腹怨氣,無處發作,就對他來了。

  我是由志成中學的體育教師介紹到那裡工作的。他是當時北方的體育明星,娶了一位宦門小姐。他的外兄是工務局的局長。所以說,我官職雖小,來頭還算可以。不到一年,這位局長下臺,再加上其他原因,我也就“另候任用”了。

  我被免職以後,同事們照例是在東來順吃一次火鍋,然後到娛樂場所玩玩。和我一同免職的,還有一位傢在北平附近的人,臉上有些麻子,忘記了他的姓。他是做外勤的,他的為人和他的破舊自行車上的裝備,給人一種商人小販的印象,失業對他是沉重的打擊。走在街上,他悄悄地對我說:

  “孫兄,你是公子哥兒吧,怎麼你一點也不在乎呀!”

  我沒有回答。我想說:我的精神支柱是書本,他當然是不能領會的。其實,精神支柱也不可靠,我所以不在意,是因為這個職位,實在不值得留戀。另外,我隻身一人,這裡沒有傢口,實在不行,我還可以回老傢喝粥去。

  和同事們告別以後,我又一個人去逛西單商場的書攤。渴望已久的,魯迅先生翻譯的《死魂靈》一書,已經陳列在那裡了。用同事們帶來的最後一次薪金,購置了這本名著,高高興興回到公寓去了。

  第二天清晨,挾著這本書,出西直門,路經海淀,到離北平有五、六十裡路的黑龍潭,去看望在那裡山村小學教書的一個朋友。他是我的同鄉,又是中學同學。這人為人熱情,對於比他年紀小的同鄉同學,情誼很深。到他那裡,正是深秋時節,黃葉飄落,潭水清冷,我不斷想起曹雪芹在這一帶著書的情景。住了兩天,我又回到了北平。

  我在朝陽大學同學處住幾天,又到中國大學同學處住幾天。後來,感到肚子有些餓,就寫了一首詩,投寄《大公報》的《小公園》副刊。內容是:我要離開這個大城市,回到農村去了,因為我看到:在這裡,是一部分人正在輸血給另一部分人!

  詩被采用,給了五角錢。

  整理了一下,在北平一年所得的新書舊書,不過一柳條箱,就回到農村,去教小學了。

  我的書籍,一損失於抗日戰爭之時,已在別一篇文章中略記,一損失於土地改革之時。

  我的傢庭成分是富農。按照當時黨的政策,凡是有人在外參加革命,在政治上稍有照顧。關於書,是屬於經濟,還是屬於政治,這是不好分的。貧農團以為書是錢買來的,這當然也是屬於財產,他們就先後拿去了。其實也不看。當時,我們那裡的農民,已普遍從八路軍那裡學會裁紙卷煙。在鄉下,紙張較之佈片還難得,他們是拿去卷煙了。

  這時,我在饒陽縣()一個小區參加土改工作。大概是冀中區黨委所在之地吧,發了一個通知,要各村貧農團,把鬥爭果實中的書籍,全部上繳小區,由專人負責清查保存。大概因為我是知識分子吧,我們的小區區長,把這個責任交給了我。

  書籍也並不太多,堆在一間屋子的地下,而且多是一些古舊破書,可以用來卷煙的已經不多。我因傢庭成分不好,又由於“客裡空”問題,正在《冀中導報》受到公開批判,謹小慎微,對這些書籍,絲毫不敢染指,全部上繳縣委了。

  我的受批判,是因為那一篇《新安遊記》。是個黃昏,我從端村到新安城墻附近繞了繞,那裡地勢很窪,有些霧氣,我把大街的方向弄錯了。回去倉促寫了一篇抗日英雄故事,在《冀中導報》發表了。土改時被作為“客裡空”典型。

  在傢鄉工作期間,已經沒有購買書籍的機會,攜帶也不方便。如果能遇到書本的話,隻是用打遊擊的方式,走到哪裡,就看到哪裡。

  但也有時得到書。我在蠡縣工作時,有一次在縣城大集上,從一個地攤上,買到一本商務印書館出版的,鉛印精裝的《西廂記》。我帶著看了一程子,後來送給蠡縣一位書記了。

  《冀中導報》在饒陽大張崗設立了一處造紙廠。他們收買一些舊書,用牲口拉的大碾,軋成紙漿。有一間棚子,堆放著舊書。我那時常到這傢紙廠吃住。從棚子裡,我撿到一本石印的《王聖教》和一本石印的《書譜》。

  在河間工作的時候,每逢集日,在一處小樹林裡,有推著小車販賣爛紙書本的。有一次,我從車上買到一部初版的《孽海花》。一直保存著,進城後,送給一位新婚燕爾、出國當參贊的同志了。

  1979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