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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犁:文字生涯

  孫犁:文字生涯

  二十年代中期,我在保定上中學。學校有一個月刊,文藝欄刊登學生的習作。

  我的國文老師謝先生是海音社的詩人,他出版的詩集,隻有現在的袖珍月歷那樣大小,詩集的名字已經忘記了。

  這證明他是“五四”以後,從事新文學運動的人物,但他教課,卻喜歡講一些中國古代的東西。另有一個特別的地方,是他從預備室走出來,除去眼睛總是望著天空,就是挾著一大堆參考書。到了課室,把參考書放在教桌上,也很少看他檢閱,下課時又照樣搬走,直到現在,我也沒想通他這是所為何來。

  每次發作文卷子的時候,如果誰的作文簿中間,夾著幾張那種特大的稿紙,就是說明誰的作業要被他推薦給月刊發表了,同學們都特別重視這一點。

  那種稿紙足足有現在的《參考消息》那樣大,我想是因為當時的排字技術低,稿紙的行格,必須符合刊物實際的格式。

  在初中幾年間,我有幸在這種大稿紙上抄寫過自己的作文,然後使它變為鉛字印成的東西。高中時反而不能,大概是因為換了老師的緣故吧。

  學校畢業以後,我也曾有靠投稿維持生活的雄心壯志,但不久就證明是一種癡心妄想,隻好去當小學教師。這樣一日三餐,還有些現實可能性,雖然也很不保險。

  生活在青年人的面前,總是要展開新的局面的。偉大的抗日戰爭爆發了,寫作竟出乎意料地成為我後半生的主要職業。

  抗日戰爭,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是有槍出槍,有力出力。我的傢鄉有些子弟就是跟著槍出來抗日的。至於我們,則是帶著一支筆去抗日。沒有朱砂,紅土為貴。窮鄉僻壤,沒有知名的作傢,我們就不自量力地在烽火遍野的平原上馳騁起來。

  油印也好,石印也好,破本草紙也好,黑板土墻也好,都是我們發表作品的場所。也不經過審查,也不組織評論,也不爭名次前後,大傢有作品就拿出來。群眾認為:你既不能打槍,又不能放炮,寫寫稿件是你的職責;領導認為:你既是文藝幹部,寫得越多越快越好。

  現在回想起來,那時的寫作,真正是一種盡情縱意,得心應手,既沒有幹涉,也沒有限制,更沒有私心雜念的,非常愉快的工作。這是初生之犢,又遇到了好的時候:大敵當前,事業方興,人盡其才,物盡其用。

  全國解放以後,則是另外一種情形。思想領域的鬥爭被強調了,文藝作品的傾向,常常和政治鬥爭聯系起來,作傢在犯錯誤後,就一蹶不振。在寫作上,大傢開始執筆躊躇,小心翼翼起來。

  但在解放初,戰爭時期的餘風猶烈,進城以後,我還是寫了不少東西。一九五六年大病之後,就幾乎沒有寫。加上一九六六年以後的十年,我在寫作上的空白階段,竟達二十年之久。

  人被“解放”以後,仍住在被迫遷居的一間小屋裡。沒有書看,從一個朋友的孩子那裡借來一冊大學用的文學教材,內有歷代重要作品及其作者的介紹,每天抄錄一篇來誦讀。

  患難餘生,痛定思痛。我居然發哲人的幽思,想到一個奇怪的問題:在歷史上,這些作者的遭遇,為什麼都如此不幸呢?難道他們都是糊塗蟲?假如有些聰明,為什麼又都像飛蛾一樣,情不自禁地投火自焚?我掩卷思考。思考了很長時間,得出這樣一個答案:這是由文學事業的特性決定的。是現實主義促使他們這樣幹,是浪漫主義感召他們這樣幹。說得冠冕一些,他們是為正義鬥爭,是為人生鬥爭。文學是最忌諱說誑話的。文學要反映的是社會現實。文學是要有理想的,表現這種理想需要一種近於狂放的熱情。有些作傢遇到的不幸,有時是因為說了天真的實話,有時是因為過於表現了熱情。

  按作品來說,天才莫過於司馬遷。這樣一個能把三皇五帝以來的,錯綜復雜的歷史,勒成他一傢之言,並評論其得失,成為天下定論的人,竟因一語之不投機,下於蠶室,身受腐刑。他描繪了那麼多的人物,難道沒有從歷史上吸取任何一點可以用之於自身的經驗教訓嗎?

  班固完成了可與《史記》媲美的《漢書》,他特別評論了他的先驅者司馬遷,保存了那篇珍貴的材料——《報任少卿書》,使司馬遷的不幸遭遇留傳後世。班固的評論,是何等高超,多麼有見識,但是,他竟因為投身於一個武人的幕下,最後瘐死獄中。對於自己,又何其缺乏先見之明啊!

  歷史經驗,歷史教訓,即使是前人真正用血寫下的,也並不是一定就能接受下來。歷史情況,名義和手法在不斷變化。例如,在二十世紀之末,世界文明高度發展之時,竟會出現林彪、“四人幫”,夢想在社會主義的中國,建立封建王朝。在文化革命的旗幟之下,企圖滅絕幾千年的民族文化。遂使藝苑凋殘,文士橫死,人民受辱,國傢遭殃。這一切,確非頭腦單純,感情用事的作傢們所能預見得到的。

  魯迅說過,讀中國舊書,每每使人意志消沉,在經歷一番患難之後,尤其容易如此。我有時也想:恐怕還是東方朔說得對吧,人之一生,一龍一蛇。或者準聲而歌,投跡而行,會減少一些危險吧?

  這些想法都是很不健康,近於傷感的。一個作傢,不能夠這樣,也不應該這樣。如上所述,作傢永遠是現實生活的真美善的衛道士。他的職責就是向邪惡虛偽的勢力進行戰鬥。

  既是戰鬥,就可能遇到各色敵人,也可能遇到各種的犧牲。

  在“四人幫”還沒被揭露之前,有人幾次對我說:寫點東西吧,亮亮相吧。我說,不想寫了,至於相,不是早已亮過了嗎?在運動期間,我們不隻身受凌辱,而且畫影圖形,傳檄各地。老實講,在這一時期,我不僅沒有和那些幫派文人一校短長的想法,甚至恥於和他們共同使用那些鉛字,在同一個版面上出現。

  這時,我從勞動的地方回來,被允許到文藝組上班了。經過幾年風雨,大樓的裡裡外外,變得破爛、凌亂、擁擠。但人們的精神面貌好像已經漸漸地從前幾年的狂亂、疑忌、歇斯底裡狀態中恢復過來。一位調離這裡的老同志留給我一張破桌子。據說好的辦公桌都叫進來占領新聞陣地的人占領了。

  我自己搬來一張椅子,在組裡坐下來。組長向全組宣佈了我的工作:登記來稿,復信;並鄭重地說:不要把好稿退走了。

  說良心話,組長對我還過得去。他不過是擔心我受封資修的毒深而且重,不能鑒賞幫八股的奧秘,而把他們珍視的好稿遺漏。

  我是內行人,我知道我現在擔任的是文書或見習編輯的工作。我開始拆開那些來稿,進行登記,然後閱讀。據我看,來稿從質量看,較之前些年,大大降低了。作者們大多數極不嚴肅,文字潦草,內容雷同。語言都是從報上抄來。遵照組長的意旨,我把退稿信寫好後,連同稿件推給旁邊一位同事,請他復審。

  這樣工作了一個時期,倒也相安無事。我隻是感到,每逢我無事,坐在窗前一張破舊骯臟的沙發上休息的時候,主任進來了,就向我怒目而視,並加以睥睨。這也沒什麼,這些年我已經鍛煉得對一切外界境遇,麻木不仁。我仍舊坐在那裡。可以說既無戚容,亦無喜色。

  同組有一位女同志,是熟人,出於好心,她把我叫到她的位置那裡,對我進行幫助。她和藹地說:

  “你很長時間在鄉下勞動,對於當前的文藝精神,文藝動態,不太了解吧?這會給工作帶來很大困難。”

  “唔。”我回答。

  她桌子上放著一個小木匣,裡面整整齊齊裝著厚厚的一疊卡片。她談著談著,就拿出一張卡片念給我聽,都是林彪和江青的語錄。

  現在,林彪和江青關於文藝的胡說八道,被當做金科玉律來宣講。顯然,他們比馬克思和恩格斯還具有權威性,還受到尊重。他們的聰明才智,也似乎超過了古代哲人亞裡士多德。我不知這位原來很天真的女同志,心裡是怎樣想的,她的表情非常嚴肅認真。

  等她把所有的卡片,都講解完了,我回到我的座位上去。

  我默默地想:古代的邪教,是怎樣傳播開的呢?是靠教義,還是靠刀劍?世界第二次大戰之初,為什麼有那麼多的人,跟著希特勒這樣的流氓狂叫狂跑?除去一些不逞之徒,唯恐天下不亂之外,其餘大多數人是真正地信服他,還是為了暫時求得活命?

  中午,在食()堂吃過飯,我擺好幾張椅子,枕著一捆報紙,在辦公室睡覺,這對幾年來,過著非常生活的我,可以說是一種暫時的享受。天氣漸漸冷了,我身上蓋著一件破舊的抗日戰爭時期的戰利品,日本軍官的黃呢鬥篷,觸景傷情地想:

  在那樣殘酷的年代,在野蠻的日本軍國主義面前,我們的文藝隊伍,我們的兄弟,也沒有這幾年在林彪、江青等人的毒害下,如此慘重的傷亡和損失。而滅絕人性的林彪竟說,這個損失,最小最小最小,比不上一次戰役,比不上一次瘟疫。

  1978年12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