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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犁:戲的續夢

  孫犁:戲的續夢

  過去,我寫過一篇《戲的夢》,現在寫《戲的續夢》。

  俗話兒說,“隔行如隔山”;又說,“這行看著那行高。”的確不錯。比如說,我是寫文章的,卻很羨慕演員,認為他們的生活,他們的藝術,神秘無比。對話劇、電影演員,倒沒有什麼,特別羨慕京劇演員,尤其是女演員。在我童年的時候,鄉下的戲班,已經有了坤角兒,她們的演出,確實是引人入迷的。在廟會大戲棚裡,當坤角兒一上場,特別是當演小放牛這類載歌載舞的戲劇時,那真稱的起萬頭攢動,如醉如狂。從這個印象出發,後來我就特別喜歡看花旦和武旦的戲,女扮男裝的戲,比如《辛安驛》呀,《鐵弓緣》呀,《虹霓關》呀等等。

  三十年代初,我在北京當小職員,每月十八元錢,還要交六元錢的夥食費。但到了北京,如果不看戲,那不是大煞風景嗎?因此,我每禮拜必定看一次京戲。那時北京名角很多,我不常去看,主要是看富連成和中華戲劇學校小科班的“日場戲”,每次花三四角錢,就可以了。

  中華戲劇學校演出的地點,是東安市場的吉祥劇場。在這裡,我看過無數次的戲,這個科班的“德和金玉”四班學生,我都看過。直到現在,還記得他們的名字。

  每次散戲出場,我還戀戀不舍,餘音繚繞在我的腦際。看到停放在市場大門一側的、專為接送戲校演員的、那時還很少見到的、華貴排場的大轎車,對於演員這一行,就尤其感到羨慕不已了。

  後來回到老傢參加遊擊隊打日本,就再也看不到京戲。廟會沒有了,有時開會演些節目,都是外行強登臺,文場沒有文場,武場沒有武場,實在引不起我這看過真正京戲的人的興趣。

  地方上原來也有幾個京劇演員,其中也有女演員,凡有些名聲的,這時都躲到大城市混飯吃去了。有一年春節,我們駐紮在保定附近一個村莊,聽說這村裡有一個唱花旦的女演員,從保定回來過節,我們曾想把她動員過來,給我們演幾段戲。還沒有計議好,人傢就聽到了風聲,連夜逃回保定去了。

  一九七二年春天,在一種特殊的情況下,我認識了一位演花旦和能反串小生的青年女演員。說是認識,也沒有說過多少話。隻是在去白洋淀體驗生活時,我和她同坐一輛車。這可能是劇團對我們的優待,因為她是這個劇團的主要演員,我是新被任命的顧問,並被人稱做首席顧問。雖然當了顧問,比過去當牛鬼蛇神稍微好聽了一點,實際處境還是很糟。比如出發的這天早晨,傢裡有人還對我表示了極端的不尊重,我帶著一肚子悶氣上了車,我右邊座位上就是這位女演員。

  我上車來,她幾乎沒有任何表示,頭一直望著窗外。我也沒有說話,車就開動了。這是一輛北京牌吉普車,開車的是一位原來演武生,跌傷了腿,改學司機的青年。一路上,車開得很快,我不知道多麼快,反正是風馳電掣、騰雲駕霧一般。我想:不是改行,他滿可以成為一名駱連翔式的“勇猛武生”。如果是現在,我一定要求他開慢一點,但在那個年月,我的經驗是處處少開口為妙。另外,經過幾年的摔打,什麼危險,我也有些不在乎了。

  路經保定,車輛到齊,要吃午飯,我提出開到一個好些的飯店門口,我請客。我覺得這是責無旁貸的事,卻也沒有人對我表示感謝。其實好些的飯店,也不過是賣炒餅,而餅又烙得厚,切得塊大,炒得沒滋味。飯後每人又喝了一碗所謂木樨湯。

  然後又上路,到了新安縣,天還早,在招待所休息一下,我們編劇組又一同繞著城墻,散步一番。我不記得當時這位女演員說過什麼話。她穿得很普通,不上臺,誰也看不出她是個演員來,這也是“文化革命”的結果。

  聽說,她剛剛休完產假。把孩子放在傢裡,有些不放心吧。她擔任的那個主角,又不好演,唱段、武打很多,很是吃力。她雖然是主角,但她在臺上,我看不到過去的花旦、武旦的可愛形象。她那一頭短發,一身短襖褲,一頂戴在頭上的破軍帽,一支身上背的木制盒子槍,一舉一動,都使舊有的京劇之美,女角之動人,在我的頭腦裡破滅了。可惜新的京劇之美,英雄之美,並沒有在舊的基礎上滋生出來。

  在那些時候,我驚魂不定,終日迷迷惘惘,什麼也不願去多想,沉默寡言、應付著過日子。周圍的人,安分守己的人,也都是這樣過日子。不久,我得了痢疾,她和另外兩位女演員,到我的住處看望我,這可能是奉領導之命,還提出要為我洗衣服,我當然不肯,向她們表示了謝意。

  我們常常到外()村體驗生活,都是坐船去。有一次回來時天晚了,煙霧籠罩著水淀,我和這位演員坐在船頭上,我穿著單衣,身上有些冷,從書包裡取出一件棉背心,套在外面,然後又沒精打采地蜷縮在那裡。可能是這種奇怪的穿衣法,引起了她的興致;也可能是想給她身邊這位可憐的顧問增添點樂趣,提提精神,驅除寒冷,她忽然用京劇小生的腔調,笑了幾聲,使整個水淀都震蕩,驚起幾隻水鳥,我才真正地欣賞了她的京劇才能,並感到了她對我的真誠的好意。

  那些年月,對於得意或失意的人,成功或失敗的人,造反或打倒的人,生者或死者,都算過去了,過去很久了。我也更衰老了,但心裡保留了一幅那個年月人與人的關系的圖表。因此,這些情景,還記得很清楚。

  我十二歲的時候,父親給我買了一本《京劇大觀》,使我對京劇有了一些知識。在我流浪時,從軍時,一個人苦悶或悲憤,徘徊或跋涉時,我都喊過幾句京戲。在延安窯洞裡,我曾請一位經過名師傳授的同志去教我唱,因此對她產生了愛慕之情,並終於形成了痛苦的結果。在農村工作時,我常請一些民間樂手為我操琴,其實我唱得並不好。後來終於有機會和這個劇團的內行專傢們,共同生活了幾個月,雖然時候趕得不好,但也平平安安,相安無事。

  今年春天,忽然有一位唱花臉的同志來看我,談起了這段往事。我送給他一本書,隨後又拿了一本,請他送給那位女演員。

  1984年3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