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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犁:書信

  孫犁:書信

  自古以來書信作為一種文體,常常編入作傢們的文集之中。書與信字相連,可知這一文體的嚴肅性。它的主要特點,是傳達一種真實的信息。

  古代的歷史著作,也常常把一個人物的重要信件,編入他的傳記之內。

  古代,書信的名號很多,有上書,有啟,有箋,有書……

  各有講究。昭明文選用了幾卷的篇幅收錄了這些文章。歷代文學總集,也無不如此。

  如此說來,書信一體,實在是不可玩忽的一種文學讀物了。過去書市中也有供人學習應酬文字的尺牘大觀,那當然不在此列。

  在中學讀書時,我讀過一本高語罕編的“白話書信”,內容已經記不清。還讀過一本“八賢手札”,則是清朝咸同時期,鎮壓太平天國的那些大人物的往來信札,內容也記不清了。隻記得那些信的稱呼,很復雜也很難懂。

  書信這一文體,我可以說是幼而習之的。在外面讀書做事,總是要給傢中寫信的。所用的文字當然是解放了的白話。

  這些傢信無非是報告平安,沒有什麼特殊的內容。經過幾次變亂,可以說是隻字不存了。

  在保定讀書時,我認識了本城一個女孩子,她傢住在白衣庵一個大雜院裡。我每星期總要給她寫一封信,用的都是時興的粉色佈紋紙信封。我的信寫得都很長,不知道從哪裡來的那麼多熱情的話。她傢生活很困難,我有時還在信裡給她附一些寄回信的郵票。但她常常接不到我寄給她的信,卻常常聽到郵遞員對她說的一些不三不四的話。我並不了解她的傢庭,我曾幾次在那個大雜院的門口徘徊,終於沒有進去。

  我也曾到郵政局的無法投遞的信櫃裡去尋找,也見不到失落的信件。我估計一定是郵遞員搞的鬼。我忘記我給她寫了多少封信,信裡盡傾訴了什麼感情。她也不會保存這些信。至於她的命運,她的生存,已經過去五十年,就更難推測了。

  在晉察冀邊區工作,我曾給通訊員和文學愛好者,寫過不少信,文字很大,數量很大,但現在一封也找不到了。

  一九四四年秋天,我在延安窯洞裡,用從筆記本撕下的一片紙,寫了一封萬金傢書。我離傢已經六七年了,聽人說父親健康情況不好,長子不幸夭折,我心裡很沉重。傢鄉還被敵人占據著,寄信很危險。但我實在控制不住對傢庭的思念,我在這片白紙的正面,給父親寫了一封短信;在背面,給妻子寫了幾句話。她不認識字,父親會念給她聽。

  這封信我先寄給在晉察冀工作的周小舟同志,煩他轉交我的傢中。一九四六年,我回到傢裡,妻子告訴我,收到了這封信。在一傢人正要吃午飯的時候收到的這封信,父親站在屋門口念了,一傢人都哭了。我很感謝我們的交通站和周小舟同志,我不知道千裡迢迢,關山阻隔,敵人封鎖得那麼緊,他們怎樣把這封信送到了我的傢。

  這封信的內容,我是記得的,它的每句話都是有用的,有千斤重量的,也沒保存下來。

  一九七○年十月起,至一九七二年四月,經人介紹,我與遠在江西的一位女同志通信。發信頻繁,一天一封,或兩天一封或一天兩封。查記錄:一九七一年八月,我寄出去的信,已達一百一十二封。信,本來保存得很好,並由我裝訂成冊,共為五冊。後因變故,我都用來升火爐了。

  這些信件,真實地記錄了我那幾年動蕩不安的生活,無法傾訴的悲憤,以及隻能向尚未見面的近似虛無飄渺的異性表露的內心。一旦毀棄了是很可惜的,但當時也隻有這樣付之一炬,心裡才覺得幹凈。潮水一樣的感情,幾乎是無目的地傾瀉而去,現在已經無()法解釋了。

  自從“文化大革命”開始,斷絕了寫作的機會,從與她通訊,才又開始了我的文字生活,這是可以紀念的。這些信,訓練了我久已放下了的筆,使我後來能夠寫文章時,手和腦並沒有完全生疏、遲鈍。這也可以說是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吧。至於解放前後,我寫給朋友們的信件,經過“文化大革命”,已所剩無幾。這很難怪,我向來也不大保存朋友們的來信,但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曾在書櫃裡保存康濯同志的來信,有兩大捆,約二百餘封。“文化大革命”期間,接連不斷地抄傢,小女兒竟把這些信件燒毀了。太平以後,我很覺得對不起康濯同志,把詳情告訴了他。而我寫給他的信,被抄走,又送了回來,雖略有損失,聽說還有一百多封。這可以說是迄今保存的我的書信的大宗了。他怎樣處理這些信件,因為上述原因,我一直不好意思去過問。

  先哲有言,信件較文章更能傳達人的真實感情,更能表現本來面目。看來,信件的能否保存,遠不及文章可靠。文章如能發表,即使是油印、石印,也是此失彼存,有希望找到的。而信件寄出,保存與否,已非作者所能處置。遇有變故,最易遭災,求其幸存,已經不易。況時過境遷,交遊萍水,難以求其究竟乎!

  1983年10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