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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犁:童年漫憶

  孫犁:童年漫憶

  聽說書

  我的故鄉的原始住戶,據說是山西的移良,我幼小的時候,曾在去過山西的人傢,見過那個移民舊址的照片,上面有一株老槐樹,這就是我們祖先最早的住處。

  我的傢鄉離山西省是很遠的,但在我們那一條街上,就有好幾戶人傢,以長年去山西做小生意,維持一傢人的生活,而且一直傳下好幾輩。他們多是挑貨郎擔,春節也不回傢,因為那正是生意興隆的季節。他們回到傢來,我記得常常是在夏秋忙季。他們到傢以後,就到地裡幹活,總是叫他們的女人,挨戶送一些小玩藝或是蠶豆給孩子們,所以我的印象很深。

  其中有一個人,我叫他德勝大伯,那時他有四十歲上下。

  每年回來,如果是夏秋之間農活稍閑的時候,我們一條街上的人,吃過晚飯,坐在碾盤旁邊去乘涼。一傢大梢門兩旁,有兩個柳木門墩,德勝大伯常常被人們推請坐在一個門墩上面,給人們講說評書,另一個門墩上,照例是坐一位年紀大輩數高的人,和他對稱。我記得他在這裡講過《七俠五義》等故事,他講得真好,就像一個專業藝人一樣。

  他並不識字,這我是記得很清楚的。他常年在外,他傢的大娘,因為身材高,我們都叫她“大個兒大媽”。她每天挎著一個大柳條籃子,敲著小銅鑼賣燒餅餜子。德勝大伯回來,有時幫她記記賬,他把高粱的莖稈,截成筆帽那麼長,用繩穿結起來,橫掛在炕頭的墻壁上,這就叫“賬碼”,誰賒多少誰還多少,他就站在炕上,用手推撥那些莖稈兒,很有些結繩而治的味道。

  他對評書記得很清楚,講得也很熟練,我想他也不是花錢到娛樂場所聽來的。他在山西做生意,長年住在小旅店裡,同住的人,幹什麼的人也有,夜晚沒事,也許就請會說評書的人,免費說兩段,為長年旅行在外的人們消愁解悶,日子長了,他就記住了全部。

  他可能也說過一些山西人的風俗習慣,因為我年歲小,對這些沒興趣,都忘記了。

  德勝大伯在做小買賣途中,遇到瘟疫,死在外地的荒村小店裡。他留下一個獨生子叫鐵錘。前幾年,我回傢鄉,見到鐵錘,一傢人住在高爽的新房裡,屋裡陳設,在全村也是最講究的。他心靈手巧,能做木工,並且能在玻璃片上畫花鳥和山水,大受遠近要結婚的青年農民的歡迎。他在公社擔任會計,算法精通。

  德勝大伯說的是評書,也叫平話,就是隻憑演說,不加伴奏。在鄉村,麥秋過後,還常有職業性的說書人,來到街頭。其實,他們也多半是業餘的,或是半職業性的。他們說唱完了以後,有的由經管人給他們斂些新打下的糧食;有的是自己兼做小買賣,比如賣針,在他說唱中間,由一個管事人,在婦女群中,給他賣完那一部分針就是了。這一種人,多是說快書,即不用弦子,隻用鼓板。騎著一輛自行車,車後座做鼓架。他們不說整本,隻說小段。賣完針,就又到別的村莊去了。

  一年秋後,村裡來了弟兄三個人,推著一車羊毛,說是會說書,兼有搟氈條的手藝。第一天晚上,就在街頭說了起來,老大彈弦,老二說《呼傢將》,真正的西河大鼓,韻調很好。村裡一些老年的書迷,大為贊賞。第二天就去給他們張羅生意,挨傢挨戶去動員:搟氈條。

  他們在村裡住了三四個月,每天夜晚說《呼傢將》。冬天天冷,就把書場移到一傢茶館的大房子裡。有時老二回老傢運羊毛,就由老三代說,但人們對他的評價不高,另外,他也不會說《呼傢將》。

  眼看就要過年了,呼延慶的擂還沒打成。每天晚上預告,明天就可以打擂了,第二天晚上,書中又出了岔子,還是打不成。人們盼呀,盼呀,大人孩子都在盼。村裡娶兒聘婦要搟氈條的主,也差不多都搟了,幾個老書迷,還在四處動員:

  “搟一條吧,冬天鋪在炕上多暖和呀!再說,你不搟氈條,呼延慶也打不了擂呀!”

  直到臘月二十老幾,弟兄三個看著這村裡實在也沒有生意可做了,才結束了《呼傢將》。他們這部長篇,如果整理出版,我想一定也有兩塊大磚頭那麼厚吧。

  第一個借給我《紅樓夢》的人

  我第一次讀《紅樓夢》,是十歲左右還在村裡上小學的時候。我先在西頭劉傢,借到一部《封神演義》,讀完了,又到東頭劉傢借了這部書。東西頭劉傢都是以屠宰為業,是一姓一傢。劉姓在我們村裡是僅次於我們姓的大戶,其實也不過七、八傢,因為這是一個很小的村莊。

  從我能記憶起,我們村裡有書的人傢,幾乎沒有。劉傢能有一些書,是因為他們所經營的近似一種商業。農民讀書的很少,更不願花錢去買這些“閑書”。那時,我隻能在廟會上看到書,書攤小販支架上幾塊木板,擺上一些石印的,花紙或花佈套的,字體非常細小,紙張非常粗黑的《三字經》、《玉匣記》,唱本、小說。這些書可以說是最普及的廉價本子,但要買一部小說,恐怕也要花費一、兩天的食用之需。因此,我的傢境雖然富裕一些,也不能隨便購買。我那時上學念的課本,有的還是母親求人抄寫的。

  東頭劉傢有兄弟四人,三個在少年時期就被生活所迫,下了關東。其中老二一直沒有回過傢,生死存亡不知。老三回過一次傢,還是不能生活,隻在傢過了一個年,就又走了,聽說他在關東,從事的是一種非常危險的勾當。

  傢裡隻留下老大,他娶了一房童養媳婦,算是成了傢。他的女人,個兒不高,但長得頗為端正俊俏,又喜歡說笑,人緣很好,傢裡長年設著一個小牌局,抽些油頭,補助傢用。男的還是從事屠宰,但已經買不起大牲口,隻能剝個山羊什麼的。

  老四在將近中年時,從關東回來了,但什麼也沒有帶回來。這人長得高高的個子,穿著黑佈長衫,走起路來,“蛇搖擔晃”。他這種走路的姿勢,常常引起傢長們對孩子的告誡,說這種走法沒有根柢,所以他會吃不上飯。

  他叫四喜,論鄉親輩,我叫他四喜叔。我對他的印象很好。他從東頭到西頭,揚長地走在大街上,說句笑話兒,惹得他那些嫂子輩的人,罵他“賊兔子”,他就越發高興起來。

  他對孩子們尤其和氣。有時,坐在他傢那曠蕩的院子裡,拉著板胡,唱一段清揚悅耳的梆子,我們聽起來很是入迷。他知道我好看書,就把他的一部《金玉緣》借給了我。

  哥哥嫂子,當然對他並不歡迎,在傢裡,他已經無事可為,每逢集市,他就挾上他那把鋒利明亮的切肉刀,去幫人傢賣肉。他站在肉車子旁邊,那把刀,在他手中熟練而敏捷地搖動著,那煮熟的牛肉、馬肉或是驢肉,切出來是那樣薄,就像木匠手下的刨花一樣,飛起來並且有規律地落在那圓形的厚而又大的肉案邊緣,這樣,他在給顧客裝進燒餅的時候,既出色又非常方便。他是遠近知名的“飛刀劉四”。現在是英雄落魄,暫時又有用武之地。在他從事這種工作的時候,你可以看到,他高大的身材,在一層層顧客的包圍下,顧盼神飛,談笑自若。可以想到,如果一個人,能永遠在這樣一種狀態中存在,豈不是很有意義,也很光榮?

  等到集市散了,天也漸漸晚了,主人請他到飯鋪吃一頓飽飯,還喝了一些酒。他就又挾著他那把刀回傢去。集市離我們村隻有三裡路。在路上,他有些醉了,走起來,搖晃得更厲害了。

  對面來了一輛自行車。他()忽然對著人傢喊:

  “下來!”

  “下來幹什麼?”騎自行車的人,認得他。

  “把車子給我!”

  “給你幹什麼?”

  “不給,我砍了你!”他把刀一揚。

  騎車子的人回頭就走,繞了一個圈子,到集市上的派出所報了案。

  他若無其事地回到傢裡,也許把路上的事忘記了。當晚睡得很香甜。第二天早晨,就被捉到縣城裡去。

  那時正是冬季,農村很動亂,每天夜裡,綁票的槍聲,就像大年五更的鞭炮。專員正責成縣長加強治安,縣長不分青紅皂白,就把他槍斃,作為成績向上級報告了。他傢裡的人沒有去營救,也不去收屍。一個人就這樣完結了。

  他那部《金玉緣》,當然也就沒有了下落。看起來,是生活決定著他的命運,而不是書。而在我的童年時代,是和小小的書本同時,痛苦地看到了嚴酷的生活本身。

  1978年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