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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犁:某村舊事

  孫犁:某村舊事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寇投降,我從延安出發,十月到渾源,休息一些日子,到了張傢口。那時已經是冬季,我穿著一身很不合體的毛藍粗佈棉衣,見到在張傢口工作的一些老戰友,他們竟是有些“城市化”了。做財貿工作的老鄧,原是我們在晉察冀工作時的一位詩人和歌手,他見到我,當天夜晚把我帶到他的住處,燒了一池熱水,叫我洗了一個澡,又送我一些錢,叫我明天到早市買件襯衣。當年同志們那種同甘共苦的熱情,真是值得懷念。

  第二天清晨,我按照老鄧的囑咐到了攤販市場。那裡熱鬧得很,我買了一件和我的棉衣很不相稱的“綢料”襯衣,還買了一條日本的絲巾圍在脖子上,另外又買了一頂口外的貍皮冬帽戴在頭上。路經宣化,又從老王的床鋪上扯了一條粗毛毯,一件日本軍用黃呢鬥篷,就回到冀中平原上來了。

  這真是勝利歸來,揚揚灑灑,連續步行十四日,到了傢鄉。在傢裡住了四天,然後,在一個大霧彌漫的早晨,到蠡縣縣城去。

  冬天,走在茫茫大霧裡,像潛在又深又冷的渾水裡一樣。

  但等到太陽出來,就看見村莊、樹木上,滿是霜雪,那也真是一種奇景。那些年,我是多麼喜歡走路行軍!走在農村的、安靜的、平坦的道路上,人的思想就會像清晨的陽光,猛然投射到披滿銀花的萬物上,那樣閃耀和清澈。

  傍晚,我到了縣城。縣委機關設在城裡原是一傢錢莊的大宅院裡,老梁住在東屋。

  梁同志樸實而厚重。我們最初認識是一九三八年春季,我到這縣組織人民武裝自衛會,那時老梁在縣裡領導著一個劇社。但熟起來是在一九四二年,我從山地回到平原,幫忙編輯《冀中一日》的時候。

  一九四三年,敵人在晉察冀持續了三個月的大“掃蕩”。

  在繁峙境,我曾在戰爭空隙,翻越幾個山頭,去看望他一次。

  那時他正跟隨西北戰地服務團行軍,有任務要到太原去。

  我們分別很久了。當天晚上,他就給我安排好了下鄉的地點,他叫我到一個村莊去。我在他那裡,見到一個身材不高管理文件的女同志,老梁告訴我,她叫銀花,就是那個村莊的人。她有一個妹妹叫錫花,在村裡工作。

  到了村裡,我先到錫花傢去。這是一傢中農。錫花是一個非常熱情、爽快、很懂事理的姑娘。她高高的個兒,顏面和頭發上,都還帶著明顯的稚氣,看來也不過十七八歲。中午,她給我預備了一頓非常可口的傢鄉飯:煮紅薯、炒花生、玉茭餅子、雜面湯。

  她沒有母親,父親有四十來歲,服飾不像一個農民,很像一個從城市回傢的商人,臉上帶著酒氣,不好說話,在人面前,好像做了什麼錯事似的。在縣城,我聽說他不務正業,當時我想,也許是中年鰥居的緣故吧。她的祖父卻很活躍,不像一個七十來歲的老人,黑幹而健康的臉上,笑容不斷,給我的印象,很像是一個牲口經紀或賭場過來人。他好唱昆曲,在我們吃罷飯休息的時候,他拍著桌沿,給我唱了一段《藏舟》。這裡的老一輩人,差不多都會唱幾口昆曲。

  我住在這一村莊的幾個月裡,錫花常到我住的地方看我,有時給我帶些吃食去。她擔任村裡黨支部的委員,有時也征求我一些對村裡工作的意見。有時,我到她傢去坐坐,見她總是那樣勤快活潑。後來,我到了河間,還給她寫過幾回信,她每次回信,都談到她的學習。我進了城市,音問就斷絕了。

  這幾年,我有時會想起她來,曾向梁同志打聽過她的消息。老梁說,在一九四八年農村整風的時候,好像她傢有些問題,被當做“石頭”搬了一下。農民稱她傢為“官鋪”,並編有歌謠。錫花倉促之間,和一個極普通的農民結了婚,好像也很不如意。詳細情形,不得而知。乍聽之下,為之默然。

  我在那裡居住的時候,接近的群眾並不多,對於幹部,也隻是從表面獲得印象,很少追問他們的底細。現在想起來,雖然當時已經從村裡一些主要幹部身上,感覺到一種專橫獨斷的作風,也隻認為是農村工作不易避免的缺點。在錫花身上,連這一點也沒有感到。所以,我還是想:這些民憤,也許是她的傢庭別的成員引起的,不一定是她的過錯。至於結婚如意不如意,也恐怕隻是局外人一時的看法。感情的變化,是復雜曲折的,當初不如意,今天也許如意。很多人當時如意,後來不是竟不如意了嗎?但是,這一切都太主觀,近於打板搖卦了。我在這個村莊,寫了《鐘》、《藏》、《碑》三篇小說。

  在《藏》裡,女主人公借用了錫花這個名字。

  我住在村北頭姓鄭的一傢三合房大宅院裡,這原是一傢地主,房東是幹部,不在傢,房東太太也出去看望她的女兒了。陪我做伴的,是他傢一個老傭人。這是一個在農村被認為缺個魂兒、少個心眼兒、其實是非常質樸的貧苦農民。他的一隻眼睛不好,眼淚不停止地流下來,他不斷用一塊破佈去擦抹。他是給房東看傢的,因而也幫我做飯。沒事的時候,也坐在椅子上陪我說說話兒。

  有時,我在寬廣的庭院裡散步,老人靜靜地坐在臺階上;

  夜晚,我在屋裡地下點一些秫秸取暖,他也蹲在一邊取火抽煙。他的形象,在我心裡,總是引起一種極其沉重的感覺。他孤身一人,年近衰老,尚無一瓦之棲,一壟之地。無論在生活和思想上,在他那裡,還沒有在其他農民身上早已看到的新的標志。一九四八年平分土地以後,不知他的生活變得怎樣了,祝他晚境安適。

  在我的對門,是婦救會主任傢。我忘記她傢姓什麼,隻記得主任叫志揚,這很像是一個男人的名字。丈夫在外面做生意,傢裡隻有她和婆母。婆母外表黑胖,頗有心計,這是我一眼就看出來的。我初到鄭傢,因為村幹部很是照顧,她以為來了什麼重要的上級,親自來看過我一次,顯得很親近,一定約我到她傢去坐坐。第二天我去了,是在平常人傢吃罷早飯的時候。她正在院裡打掃,這個庭院顯得整齊富裕,門窗油飾還很新鮮,她叫我到兒媳屋裡去,兒媳也在屋裡招呼了。我走進西間裡,看見婦救會主任還沒有起床,蓋著耀眼的紅綾大被,兩隻白晰豐滿的膀子露在被頭外面,就像陳列在紅絨襯佈上的象牙雕刻一般。我被封建意識所拘束,急忙卻步轉身。她的婆母卻在外間吃吃笑了起來,這給我的印象頗為不佳,以後也就再沒到她傢去過。

  有時在街上遇到她婆母,她對我好像也非常冷淡下來了。

  我想,主要因為,她看透我是一個窮光蛋,既不是騎馬的幹部,也不是騎車子的幹部,而是一個穿著粗佈棉衣,挾著小包東遊西晃遛遛達達的幹部。進村以來,既沒有主持會議,也沒有登臺講演,這種幹部,叫她看來,當然沒有什麼作為,也主不了村中的大計,得罪了也沒關系,更何必巴結鉆營?

  後來聽老梁說,這傢人傢在一九四八年冬季被鬥爭了。這一消息,沒有引起我任何驚異之感,她們當時之所以工作,明顯地帶有投機性質。

  在這村,我遇到了一位老戰友。他的名字,我起先忘記了,我的愛人是“給事中”,她告訴我這個人叫松年。那時他隻有二十五、六歲,瘦小個兒,聰明外露,很會說話,我愛人隻見過他一兩次,竟能在十五、六年以後,把他的名字沖口說出,足見他給人印象之深。

  松年也是鄭傢支派。他十幾歲就參加了抗日工作,原在冀中區的印刷廠,後調阜平《晉察冀日報》印刷廠工作。我倆人工作經歷相仿,過去雖未見面,談起來非常親切。他已經脫離工作四、五年了。他父親多病,娶了一房年輕的繼母,這位繼母足智多謀,一定要兒子回傢,這也許是為了兒子的安全著想,也許是為傢庭的生產生活著想。最初,松年不答應,聲言以抗日為重。繼母遂即給他說好一門親事,娶了過來,枕邊私語,重於詔書。新媳婦的說服動員工作很見功效,松年在新婚之後,就沒有回山地去,這在當時被叫做“脫鞋”——“妥協”或開小差。

  時過境遷,松年和我談起這些來,已經沒有慚怍不安之情,同時,他也許有了什麼人生觀的依據和現實生活的體會吧,他對我的抗日戰士的貧苦奔波的生活,竟時露嘲笑的神色。那時候,我既然服裝不整,夜晚睡在炕上,鋪的蓋的也隻是破氈敗絮。(因為房東不在傢,把被面都擱藏起來,隻是炕上扔著一些破被套,我就利用它們取暖。)而我還要自己去要米,自己燒飯,在他看來,豈不近於遊僧的斂化,饑民的就食!在這種情況下面,我的好言相勸,他自然就聽不進去,每當談到“歸隊”,他就借故推托,揚長而去。

  有一天,他帶我到他傢裡去。那也是一處地主規模的大宅院,但有些破落的景象。他把我帶到他的洞房,我也看到了他那按年歲來說顯得過於肥胖了一些的新婦。新婦看見我,從炕上溜下來出去了。因為曾經是老戰友,我也不客氣,就靠在那折疊得很整齊的新被壘上休息了一會。

  房間裱糊得如同雪洞一般,陽光照在新糊的灑過桐油的窗紙上,明亮如同玻璃。一張張用紅紙剪貼的各色花朵,都給人一種溫柔之感。房間的陳設,沒有一樣不帶新婚美滿的氣氛,更有一種脂粉的氣味,在屋裡彌漫……

  柳宗元有言,流徙()之人,不可在過於冷清之處久居,現在是,革命戰士不可在溫柔之鄉久處。我忽然不安起來了。當然,這裡沒有冰天雪地,沒有烈日當空,沒有跋涉,沒有饑餓,沒有槍林彈雨,更沒有入死出生。但是,它在消磨且已經消磨盡了一位青年人的鬥志。我告辭出來,一個人又回到那冷屋子冷炕上去。

  生活啊,你在朝著什麼方向前進?你進行得堅定而又有充分的信心嗎?

  “有的。”好像有什麼聲音在回答我,我睡熟了。

  在這個村莊裡,我另外認識了一位文建會的負責人,他有些地方,很像我在《風雲初記》裡寫到的變吉哥。

  以上所記,都是十五、六年前的舊事。一別此村,從未再去。有些老年人,恐怕已經安息在土壤裡了吧,他們一生的得失,歡樂和痛苦,隻能留在鄉裡的口碑上。一些青年人,恐怕早已生兒育女,生活大有變化,願他們都很幸福。

  1962年8月13日夜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