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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瑩:想念楊蕾

  楊瑩:想念楊蕾

  1

  9月11日,美國被恐怖分子襲擊了,我很自然地想到了楊蕾,想確切地知道她在不在紐約或華盛頓。但我卻無法與她聯系。

  其實,有時在白日裡,我坐在辦公室裡,也會想到楊蕾。

  每天做完必須做的事情後,內心那些太多的被壓抑的東西變成一種隱隱的莫名的煩惱,折磨著我。我每天不同程度地感受著文明。但同時,也不同程度地感受到周圍的人格泯滅和真情淪喪。在生存與發展的壓力下,有點透不過氣來的競爭氛圍,使得本來都還善良的人互相猜忌,今天說過的話,流露出的弱點,明天就可能成為別人打擊你的最有力的下手處或打你最疼的地方。誰和誰之間都有所保留。在這種環境裡,在真實與虛偽的惶惑裡,本來就因懶而持與世無爭態度的我被逼得不得不多留意學習一些“自衛”且不得罪人傢的心眼兒。有時,我被一些拍馬溜須的人把玩掌中,心裡被一種黑色嘲諷覆蓋,我感覺活得很煩很累,還有一種悲哀和痛楚的感覺。我不管怎麼努力還總是與周圍格格不入。我痛苦地尋找著原因。是人們在浪漫精神越來越失去的社會中變得越來越實際麼?一種煩躁影響著我內心的寧靜。我一直渴望得到寧靜,而寧靜總隻存在於煩躁之間的間隙中。

  我把這種感覺說給一位與我個性很相似的女同事。她說,在我們工作的這座現代化大樓裡別想找到一個能真正交心的朋友。她這樣說是因為她即將要離開這座大樓去別處謀生。這時我想到了也曾是我同事的楊蕾,我們曾同在一傢報社共事。那時,我們起碼還能說說心裡話,說說詩歌之類的文學話題呢。

  2

  楊蕾與我,似乎有一種緣分。我們是同一年出生的,名字也很相近,又都長著一張圓臉;我們的性格、心性也很近似,都很情緒化,都傻得讓聰明人覺得有點可憐;都有一顆敏感的心,而且是像法國作傢司丹達爾說的那樣過分——在旁人隻擦破一點皮的事情,都會使我們流血不止;我們內心深處都有一股驅散不開的浪漫魔影在作怪,隨時隨處對生活充滿著愛,刻意營造的一種美麗,卻總被人笑了去;我們都堅信堅貞的愛情,忠貞的友誼,三十幾歲的人了,說來還是那樣的可笑,還時而陶醉在一種自己想象的浪漫得近乎單純的愛情;我們都很喜歡詩歌,命運把我們帶到老詩人沙凌老師的身邊。在一段時間裡,人們常常會把我們搞錯。

  與楊蕾的第一次見面,是在西安市文聯主辦的雜志《長安》的編輯部裡。那是1983年的一天下午,我隨意地翻看著放在沙凌老師辦公桌上的一本詩歌剪報本。本子很厚很大,貼有十幾個碼的整張,無論從貼的水平看還是從剪的水平看,都不怎麼樣。不知那邊兒是用手撕出來的,還是用剪子剪出來的,豁豁拉拉,這些都影響著我的“第一感覺”。我一邊翻一邊自語:“這是啥詩嗎!誰寫的?”旁邊一位穿著學生裙的女孩兒輕快地答道:“是我寫的。”兩人一時很尷尬。

  後來,沙凌老師不客氣地要求我“謙虛點”,並給我和楊蕾安排了一次走近對方的機會。

  那天,沙凌老師交給我了一張字條,讓我下午去一個地方。字條上寫著:“鐘樓飯店XXX房間牛漢”。沙凌老師讓我去的時候帶幾首我的詩作。後來我才知道沙凌老師的這位好朋友,就是中國當代文學史上提到的赫赫有名的“七月派”詩人牛漢,現在想來那真是個千載難逢的學習機會。

  我到那兒的時候,楊蕾已經在那兒了。

  牛漢老師看了我寫的詩,說了幾句表揚、鼓勵的話後,又說了幾句讓我和楊蕾都很喪氣的話。他說:“你和楊蕾一樣,現在都得註意——離媽媽遠一點。我說的媽媽是指……”

  隨著年齡的增長,我們才真正感覺到牛漢老師的那些話對當時的我倆來說是一針見血,說得十分及時,對我倆後來的成長十分重要。

  那天,我和楊蕾在牛漢老師那兒呆了整整一下午,從飯店出來時,我倆已經比較熟悉了。

  剛開始學著給自己化妝的她,這時顧作老練地指導素面朝天的我:“你的臉有點發黃,應該用用粉底霜。”我也著實太土,當時怎麼也搞不懂什麼叫粉底霜。

  她告訴我她心愛的小狗死了。我說我養的狗兒兔兒現在都活得很好,問她要不要抱去玩玩。她傷心地講著掩埋她的那隻小狗的情形。我快樂地對她回憶著我和我的小狗、小兔子在一起的情形。

  我們在鐘樓旁的一個照相館合了影。不料,再次走到大街上時,天突然下起了雨。我倆隻有她隨身帶的一頂用來遮涼的手編草帽。她讓給我戴,我堅持讓她戴。最終,我倆誰也沒有戴它。兩個人在雨地裡快樂地奔跑,碰到公共汽車就鉆上去,下車後又在雨中“散步”。當走到她的宿舍時,我們已經成了兩個落湯雞了。我們換了衣服出去吃飯時,雨徹底停了。換了裝的楊蕾,引起周圍行人的回眸。在別人看她時,我也禁不住側過臉看她:白色的喇叭長褲,紅色的飄帶紗衣,靚麗、飄逸、耀眼。

  3

  楊蕾和我一樣愛吃水果。她吃水果的時候,很頑皮,總要把果籃裡每一個果子都捏一捏,有時還要把幾個都咬一口而多吃多占,最不可思議的是此時那張沖著我笑的圓臉很像正在唱甜歌的鄧麗君。她一邊吃一邊與我對話:

  “經常有人把我認作你。”

  “也經常有人把我認作你。”倆人燦爛地毫無保留地大笑起來:“哈哈……哈哈……”

  “你就是那個‘幼兒教師’嗎?”我學著別人問我話時的樣子。

  “你就是賈平凹文章裡的那個‘纓寧’?”她說話時似乎有點嫉妒的樣子。

  我說她長得更像一隻美麗的狐,於是,她便以美狐自居露出嫵媚的一笑,說她喜歡狐。於是,我們想起那個喜歡狐貍的鬼才作傢,當下約了時間去探望賈平凹先生。

  記得一次去賈平凹先生傢時,我們約了在西北大學門口見面,我比她早到了二分鐘。我站在大門口,遠遠地見她乘了一輛新得發亮的電動三輪“摩的”而來,她仍是那件飄帶紅紗衣。她將那輛長長的敞篷“摩的”映襯得十分漂亮甚至有點摩登。“摩的”嘎然停在我的身邊,隻見紅衣少女輕盈地從紅車上飄了過來。當時我一見那樣子就笑了出來,她也笑了,我們的笑聲引來路人的好一陣回眸。

  那種開心的傻笑後來很少有了。我們都無法拒絕地長大了。

  人這種高級動物很怕孤獨,有時需要一個伴兒。我們除了打電話,有時也寫寫信,但她的信總很簡單,字也寫得歪歪扭扭。後來她簡直懶得寫那歪歪扭扭的信了,隻是到了周末有點難熬時,她就會帶一個簡單的包兒,裡面夾裹著兩件衣服和梳妝用品來找我。

  有時,在我傢裡呆得有點發悶,她便會給我老公留張“借條”,上寫著“借你老婆XX小時”之類的話。這時,我們會一起去安危、陳長吟、安黎、朱鴻、孫見喜等朋友那裡聊天。我們那陣子總不拆伴兒,有人開玩笑:“你倆怎麼總是一起來,也不給我們與其中一個單獨談話、交流文學的機會。”

  她的話語與思維一樣是跳躍性的,是詩性的。別人大段地說話時,她在一邊聽,冷不丁來上一句半句,卻很有感覺。

  4

  我們同在《僑聲時報》工作的那段時間裡,我可謂她閨中無話不談的密友。我在這段時間裡才對她的內心有了更進一步的了解。

  當然,也有苦澀的笑和發自內心的深深嘆息。盡管向我描述時都是隨意而輕松的口吻,我也能感到其中的不輕松。她曾愛上了一個中年人,她去了他的那個城市。他的妻子和妻妹在街上截住了她。這時,好萊塢裡的鏡頭出現了,突然來了一個騎摩托的小夥子,隻見這位“兩肋插刀”與她素未相識的陌生人,情急中不問三七二十一,對她喊道:“快!上車!”就把她帶走了,直把她帶到了他認為安全的地方才讓她下車。我以為她與這個小夥子會有故事。然而,沒有。於是,我認為她是有“戀大男人”情結的。

  5

  她身上有種淡淡的,而又沉重的憂傷。來自生活中俗氣感的壓抑加上愛情的幻滅,足以摧毀一個人的精神世界,尤其是女人。

  “他不敢再愛我了,反正他不再愛我……”

  “他雖愛著我,但我並不覺幸福……”

  “愛情怎麼這麼難遇?”

  ……

  “‘茫茫人海中訪我唯一靈魂之伴侶;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名傢的話竟如此自然地從我們的口中流出。

  意識流一樣的對話後,總有一會兒靜靜的沉默與感傷的情調。她雖然沒說出心底那種荒漠一樣的感覺,但我已經感覺到了,隱藏著的一份沒有歸屬感的孤單,無法掩飾。從那雙迷惘的眼神裡仿佛看到了一個纖弱的身影在一片情感的沙漠地帶疲憊地尋找著綠洲。感情問題得不到解決,對她這樣一個外表開朗、灑脫,內心卻極敏感、脆弱的女孩,一個純情的青年女詩人來說,活下去都是個問題。也許有人覺得這個問題很可笑,怎麼還有這樣的人?可真有這樣的人,就在他們正為他們的事業或某個目的發狂地拼搏時,我們的這位女詩人還在“死亡線上”——僅僅為了活著——當然不是那種一般意義上的生存而掙紮。

  6

  曾有兩個朋友看著我說:“這女子不錯,是個好人!”“就是有點傻。”看來傻無疑是一種缺點。是的,誰也不願與傻人交朋友或一起做生意,誰不怕“近傻者愚”,誰不怕跟著傻人一起做生意賠錢?

  楊蕾多情而善良,內心單純得像個孩子。一種宿命的感覺緊緊地俘獲了她。她無法變得沒有感情,沒法不善良。也有人說她很傻。一位青年教授說這種人不是傻,而是“傻傻”。

  是否真性情的人,都很傻,都活得那麼痛苦嗎?你看她,她竟認為世間最寶貴的是感情。所以,她格外珍惜得到的真感情,哪怕他是一個有婦之夫。

  想念楊蕾是因為和她在一起,我很舒服,我們誰也不笑誰傻。工作這麼多年了,仍然像個兩耳不聞窗外事的學生,對“名次”什麼的沒什麼感覺,對一切都是一種無所謂的態度,永遠隻有心情和情緒最重要。是啊,沒有好心情,什麼事也做不成,就這樣,我們是靠一種情緒、一種精神——已經說不清是一種什麼精神活著的人。總之,我們在沉迷著什麼,喜歡著什麼,隻有這樣,我們才可以不痛苦地活下去,保持自己的獨立人格。我們認為隻有人格獨立了,才可體會到做人的快樂,隻有感覺到快樂,才覺得活得像個人。

  生活中的我們會不由自主地把詩性精神引領到自己的各個意識角落,乃至天真地把它引入人際關系、工作環境中,這怎能不給自己帶來無盡的煩惱和懊喪呢。詩歌的精神永遠是崇高的,詩人的精神永遠是崇高的,而現實總是拖泥帶水、渾濁混沌的。

  早該成熟了,卻遲遲不見成熟,連自己都著急。

  著急後還是不見成熟,急也無用。更是煩惱。

  7

  她剛向圈內人宣佈她與一個美國青年結婚的信息時,曾有人說,楊蕾嫁給美國人好,如果她嫁了中國男人,就把她這一生給毀了。我似懂非懂。但她終於勇敢地把自己嫁出去了,而且是嫁給了一個優秀的很愛自己的男人。

  楊蕾的丈夫是美國人,英俊而富有,比楊蕾小幾歲(這時我又明白了,敢情她並不隻戀大她歲數若幹的男人),最重要的是他很愛楊蕾。他叫麥克,楊蕾叫他“傻老美”,因為他一米八幾的大個子,穿46碼的鞋子。但他並不傻,他和安黎打麻將他總是贏。

  楊蕾1997年到華()商報社來辦離職手續時對我說,她正在辦赴美的手續。由於當時沒時間細說,她就認真地對我說,她一到美國就會給我寫信,告訴我她在那裡的地址。

  然而,四年過去了,我沒有得到她的一點消息。每每想到她,總有點想埋怨的感覺:她一定是把我給忘了!

  後來,當別的朋友,包括賈平凹、陳長吟、安黎、朱鴻、安危、馬珂等在我這裡打聽她的消息——楊蕾現在在哪兒呢,她現在幹啥,她過得好不好之類的問話時,我這才知道,她這一走,給誰都沒來過信。到底她到了美國沒有,在那裡生活得怎麼樣呢?想的次數多了,真有點不放心起來,想的次數多了,簡直成了一種懷念,想起她在西安時給我留下的種種美好記憶來。

  我想念楊蕾,是懷念曾經與她一樣有過的純真而浪漫的時光和那種浪漫情懷,懷念生活中已離我們越來越遠的那種詩意和想象力。

  楊蕾,你在哪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