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ki101.com.tw

人生格言,勵志名言,名人名言,國學,散文,詩詞鑑賞,成語大全,周公解夢

蘇雪林:花都漫拾

  蘇雪林:花都漫拾

  筆者來巴黎隻有七個多月,為了爭取生活的關系,每日埋頭撰述中文稿件,寄到香港一個文化機關發表,很少機會和法國人士接觸,也很難對一般社會情形作深刻一點的觀察。現在隻能將短期內,表面所見於法國的,向國內作一簡單的報告,要想我作進一步研究,那隻有姑待將來了。

  自從第一次大戰以後,歐洲元氣,均未恢復,法國人口增殖率本來比別國來得低,有人說是中了馬薩斯人口論的毒。其實馬薩斯是十七八世紀的人,離開現代已一百餘年,他的學說初發表時,雖然轟動世界,反對他的可也不少。法國固然有許多人相信他的學說,也不過是少數知識階級,要說他的學說竟支配了整個法國民族,自十八世紀直到於今,那便未免遠於事理。因為除了宗教以外,任何學說不會有這樣大的力量,而馬薩斯的人口論卻不是宗教。

  法國人增殖率之慢,有其內在的原因。有人說是由文化發展過高,一般人民運用腦力過度,生殖力自比較減退。關於這,筆者愧非生理學專傢,恕難作答。照我看,法國人口增殖之慢,由於工業發達,下級社會——即生殖力最強的一階層——的婦女都離開傢庭,進入工廠,當然不願養育孩子為生活之累。再者歐洲人乳哺一個孩子,的確比中國靡費數倍,當此生活日趨艱難的時代,真是“我躬不閱,遑恤我後”,一知懷孕,便千方百計地去墜胎。法國政府對於這件事雖懸為厲禁,效果還是微乎其微。消極的禁止既然無效,隻有積極地來獎勵。政府在國內遍設育嬰院孤兒院收容棄嬰和孤兒,提高私生子的社會地位。一對夫婦誕育孩子在兩個以上,政府每月津貼他們養育費二萬法郎。這個數目也算不小,雖然有人貪圖,多數人還是不願做孩子的奴隸。幸而法國是一個天主教的國傢,天主教視墜胎為莫大罪惡,即桑格夫人節制生育的辦法,天主教也說有違上天好生之德,嚴格禁止。法國民族之得繩繩繼繼,繁衍下去,天主教的教義,倒是一個中堅的力量,否則這個優秀絕倫的法蘭西民族,不出數百年,怕將消聲滅跡於大地了。

  天下事權利義務必定相對,而後行得通,不享權利,單盡義務,最高尚的人還覺為難,何況是一般民眾呢?我們中國人善於養孩子,經過這麼多年的內爭和外戰,目前人口還有四億七千數百萬,這當然是幾千年傳下來的宗法社會的恩賜。宗法社會要我們每一氏族都永遠傳衍,所以有什麼“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懼祖宗之不血食”,“若敖鬼餒”來作警戒和鼓勵。同時提倡孝道,子女對父母的反哺,乃是神聖的職責,違者以大逆不道論。中國大傢庭制度,弊端雖多,好處也不少。中國民族之繁衍有人說全靠這個制度。一般民眾也有一句口頭禪,即是“養兒防老,積谷防饑”,這話五四運動以來,大遭時賢詬病。胡適博士於其誕育第一位公子時,作詩,有“隻要你堂堂地做人,不必做我的兒子”,一時傳為美談。可是,我們知道養育兒女,實在不是一件容易事。千辛萬苦地把兒女養大,竟半點好處也得不著,誰又樂意?能夠避生育,當然避免了。西洋人不願意養孩子,這也是一個很大的原因。我現在請舉一目前之例,以概其餘。

  數月前,一個文藝界的朋友,談起巴黎某區有一位老女作傢,過去出身貴族,廣有錢財,十七八歲時,在文壇便相當活躍。寫了一本書,居然一鳴驚人,成為優秀作傢之一。她的創作力非常之大,寫作的方面又非常廣闊。自少年時代到現在為止,創作連編譯竟出版了五十多冊書。她從前傢中組織了一個沙龍,日與文人學士相周旋。嫁了一個丈夫,也是一個作傢,兼任出版事業。他們自己有一個書店,夫婦倆的作品都在這書店發行。因為自己素性揮霍,又因兩次大戰關系,法郎貶值,弄得毫無積蓄,丈夫多年前亡故,書店盤給別人,連版權都盤過去,一文版稅也收不到。還算書店看她面子,在四層樓上給了一間小房,作為她的住處,每月給她三千法郎作為零用。

  這位女作傢,八十歲上還在寫作,現在已活了九十歲,雖然五官靈敏,神智清明,筆是早放下了。我們去拜訪她時,隻見滿屋灰塵厚積,窗幃和沙發套罩破舊不堪。她身上穿的一件襯衫,多月不換,已由白色變成灰黑了。她見我們來很表歡迎,自己抖率率地在酒精爐上煮了一壺茶請我們喝。可是,我們看見那茶杯的垢膩,誰又喝得下去,隻有捧著杯假品了一陣,便擱下了。談起來,才知她有一個女兒,現已五十餘歲,嫁的丈夫還算有錢,但一向同她意見不合,對於她的作品也不甚佩服。她每星期來看母親一次,給母親帶糧食來。她母親窮到這地步,室中當然沒有什麼可以藏儲新鮮食品的冰箱之類。所以她吃的永遠是陳了的東西,肉是醃的,蔬菜是幹癟的。法國面包離開烤爐半小時便發僵,一星期以上,便硬成石塊了,可憐這位老女作傢,每天便將她的老牙根來對付石塊。她每天在酒精爐上摸摸索索,煮點東西,從來不下樓一步,外面節季的變遷,都不知道。我的朋友替她帶了一基羅的行將下市的葡萄來,她高興地喊道:“瞧,這是才上市的麼!”

  我另外一位朋友是一個畫傢,留法前後已二十餘年。告訴我她所住的公寓有一位老畫傢,雖有兒女,每年聖誕節才來看他一次。他患病在床,兒女恰不在巴黎,當然不能來伺候。他斷了氣,陳屍榻上,一直過了三日,人傢才來替他收殮。像我前文所舉那位老女作傢,過去在文學界大有聲名,至今她所誕生的某城,有一條大街以她之名為名,以表城人對她的尊敬,但她暮年生活潦倒至此。這位畫傢也是對藝術界有很大貢獻的,而死時幾如齊桓公之“蟲出於屍”,有兒女卻等於沒有。名人尚如此,普通人又將如何呢?

  法國人口本來稀少,這一次戰爭,壯丁的犧牲,雖沒有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那麼慘重,但也可以說相當多。現在法國政府最感頭痛的,是老年人的過剩。自從醫藥進步,衛生設備周全,人類壽命的水準都提高了。但是人類工作精力的延長,卻不能和壽命的提高作正比。一個人到了古稀之年,究竟隻能算是一個屍居餘氣的廢物。當國傢富庶,時代升平,老人星特殊燦爛,可說是一種祥瑞,否則倒成為災殃。我們倘然在巴黎街上蹓躂蹓躂,所接於目者都是步履龍鐘的老翁,和鶴發駝背的老婦。在公共汽車,地道車裡,所遇見的,也都是些孔子要以杖叩其脛的人物。更奇怪的,他們差不多都不良於行,男人還可以說是因為過去打仗受傷,女人呢,她們並沒有去當娘子軍,為什麼大都跛著一隻腳,扶著拐杖,很艱難地在走路?這由於什麼關系:是氣候?是食物?還是什麼腳氣病?請教法國人,他們自己也說不出一個所以然來。大約是見慣了反不知註意的緣故吧。這班老人對社會貢獻已等於零,穿衣吃飯住房子還是和普通人一樣。據說現在一個法國青年或壯年,平均要維持三個人的生活,並不是他們自己贍養父母,這班老人是政府和社會共同挑擔著的,把重稅加在他們身上,那也等於要他們負擔了。法國政府對於老人過剩問題,雖然甚為焦慮,可是既不能學中國古書所說,某地每將老而不死者舁入深山,聽其餓斃;或效法非洲土人,將老年父母逼上高樹,闔傢合力搖撼樹身,使其跌下枝頭而亡,也隻有聽其自然罷了。

  生活既難,可以工作的老年人,總還是勉強工作。政府各機關的人員,商店的職員,以及各種比較輕便些的職業、崗位都是老人占著。假如你請教他們一件事,把個字條兒他們看,摸索老光眼鏡,那是他們第一步萬不可少的手續。老人生理機能退化,工作效率當然不會怎樣高,行動也嫌過於遲緩。從美國來的人常慨嘆道:拉丁民族,已是日趨衰老,在法國人身上更充分表現,這滿街疲癃殘疾的老人,便是具體的例。是呀,法國人行動的緩慢,連我這個從東方古國來的人,都覺得有些不耐煩,那些朝氣勃勃的美國小夥子,怎樣瞧得慣?

  法國人善於享樂人生,過去巴黎繁華甲天下,婦女的衣裝,成為全世界的模特兒,好似從前中國的上海。但現在情形已大大不同。你走到巴黎最繁盛的街道,像Rue de Faubourg,Rue de Saint Honore時裝型式,既沒有從前的善於變化,衣料也大都淡素單純,像香港各衣料店那麼五光十色,無奇不有,一半也比不上。香港無論男女,都穿得花花綠綠,街上所見婦女衣衫花樣,很不容易發現有雷同的。婦女們每天盛裝得過節一般,一年到頭逛商店購買衣料,叫裁縫做衣裳,巴黎人對此也要自愧不如的。總之,現在法國人生活過得都相當刻苦,外表上雖不大看得出,我們知道他們腰帶都束得緊繃繃,有似第一次戰後企圖復興的德國人。法國教育界也相當清苦,所以教員授課甚多,並為人補課,企圖額外的收入。我初到時曾到一個專為外國人而設的法文學校,上了一些時候的課。這個學校歷史頗久,名譽極佳,其中教授均具有多年教讀經驗,教法極其精良。但我見其中教授每人每天上正課二小時到四小時,另外還為學生補習二三小時。女教授上了課以後,還要回傢料理傢務,甚至燒飯洗衣都自己動手。看他們年齡大半都在五十以上,教書累得聲嘶力竭,我實在不勝同情,但普天下教書先生都窮,何況又值大戰以後?他們不這麼苦幹,又怎樣能維持一傢子生活!

  巴黎大小商店,星期日一例關門休息,倒不去論它了,大部分的店子自星期六下午關閉起,一直要到星期二上午才開。巴黎是個有名的不夜城,於今普通商店,天才黑便上了鐵柵門,晚間在街上走走,除了幾盞路燈,到處黑沉沉的一片。一方面是他們講究休息,一方面也由於社會一般購買力低落,生意蕭條。巴黎報紙到星期日也一概停版,隻有一二份星期日出版的報紙應個景兒。這倒是我們中國不常見的事。小商店和攤販為了生意難,也就沒有從前老實。買東西交錢給他們找,往往會故意抹去幾個法郎。水果等物本來不許挑選,但他們倘看見你是黃臉皮的東方人,總是把爛的枯癟的給你。同他略一爭論,他便把東西一把搶回,不賣了!記得我曾在一傢書鋪選擇兩本舊書,一本是九十法郎,一本是七十,當我將書交給店主,轉身到書架再尋別的書籍時,他已將書的價碼,各加一豎,每本書憑空貴了一百法郎了。這雖然是極小極小的事,也可見戰爭所破壞的不但是物質,也破壞精神。

  不過法國的治安究竟()比中國不知強多少倍。我是在香港住過一年的人,香港匪風之盛,至今教我談虎色變。略為有錢的人,傢裡鐵柵門無論白天黑夜,鎖得嚴密無比,稍不留心,便遭械匪闖入。報紙上天天有商店和行人被搶的新聞。鬧市上走著的人,手表、錢袋可以被人硬行搶去。偏僻的巷衖,和行人寥落的道路,那更不在話下。我覺得香港下層階級的人,在有人處是平民,無人處便立刻變為匪。不但下層階級,便是受過教育的學生,有機會也要幹這一手。我有一個女友,便曾被一中學生搶去了數百元港幣。在香港沒有錢,日子不容易過,有點錢,又要日日夜夜提心吊膽,這種地方豈不太可怕而又極端可厭麼?在巴黎雖然說不上道不拾遺,夜不閉戶,但這種精神威脅,卻完全沒有。在香港住過的人來到巴黎,最感到痛快的便是這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