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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中行:紅樓點滴

  張中行:紅樓點滴

  一

  民國年間,北京大學有三個院:一院是文學院,即有名的紅樓,在紫禁城神武門(北門)以東漢花園(沙灘的東部)。二院是理學院,在景山之東馬神廟(後改名景山東街)路北,這是北京大學的老居址,京師大學堂所在地。三院是法學院(後期移一院),在一院之南北河沿路西。紅樓是名副其實的紅色,四層的磚木結構,坐北向南一個橫長條。民國初年建造時候,是想用作宿舍的,建成之後用作文科教室。文科,而且是教室,於是許多與文有關的知名人士就不能不到這裡來進進出出。其中最為大傢所稱道的當然是蔡元培校長,其餘如劉師培、陳獨秀、辜鴻銘、胡適等,就幾乎數不清了。人多,活動多,值得說說的自然就隨著多起來。為了把亂絲理出個頭緒,要分類。其中的一類是課堂的隨隨便便。

  一般人談起北京大學就想到蔡元培校長,談起蔡元培校長就想到他開創的風氣——兼容並包和學術自由。這風氣表現在各個方面,或者說無孔不入,這孔自然不能不包括課堂。課堂,由宗周的國子學到清末的三味書屋,規矩都是嚴格的。北京大學的課堂卻不然,雖然規定並不這樣說,事實上總是可以隨隨便便。這說得鮮明一些是:不應該來上課的卻可以每課必到,應該來上課的卻可以經常不到。

  先說不應該上課而上課的情況。這出於幾方面的因緣和合。北京大學不乏名教授,所講雖然未必都是發前人之所未發,卻是名聲在外。這是一方面。有些年輕人在沙灘一帶流浪,沒有上學而同樣願意求學,還有些人,上了學而學校是不入流的,也願意買硬席票而坐軟席車,於是都踴躍地來旁聽。這也是一個方面。還有一個方面是北京大學課堂的慣例: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且說我剛入學的時候,首先感到奇怪的是同學間的隔膜。同坐一堂,摩肩碰肘,卻很少交談,甚至相視而笑的情況也很少。這由心理方面說恐怕是,都自以為有一套,因而目中無人。但這就給旁聽者創造了大方便,因為都漠不相關,所以非本班的人進來入座,就不會有人看,更不會有人盤查,常有這樣的情況,一個學期,上課常常在一起,比如說十幾個人,其中哪些是選課的,哪些是旁聽的,不知道;哪些是本校的,哪些不是,也不知道。這模模胡胡,有時必須水落石出,就會近於笑談。比如劉半農先生開“古聲律學”的課,每次上課有十幾個人,到期考才知道選課的隻有我一個人。還有一次,聽說是法文課,上課的每次有五六個人,到期考卻沒有一個人參加。教師當然很惱火,問管註冊的,原來是隻一個人選。後來退了,管註冊的人忘記註銷,所以便宜了旁聽的。

  再說應該上課而不上課的情況。據我所知,上課時間不上課,去逛大街或看電影的,像是很少。不上有種種原因或種種想法。比如有的課不值得聽,如“黨義”;有的課,上課所講與講義所寫無大差別,可以不重復;有的課,內容不深,自己所知已經不步;等等。這類不上課的人,上課時間多半在圖書館,目的是過屠門而大嚼。因為這樣,所以常常不上課的人,也許是成績比較好的;在教授一面,也就會有反常的反應,對於常上課的是親近,對於不常上課的是敬畏。不常上課,有曠課的處罰問題,學校規定,曠課一半以上不能參加期考,不考不能得學分,學分不夠不能畢業。怎麼辦?辦法是求管點名(進課堂看坐位號,空位畫一次缺課)的盛先生擦去幾次。學生不上課,鉆圖書館,這情況是大傢都知道的,所以盛先生總是慨然應允。

  這種課堂的隨隨便便,在校外曾引來不很客氣的評論,比如,北京大學是把後門的門檻鋸下來,加在前門的門檻上,就是一種。這評論的意思是,進門很難;但隻要能進去,混混就可以畢業,因為後門沒有門檻阻擋了。其實,至少就我親身所體驗,是進門以後,並沒有很多混混過去的自由,因為有無形又不成文的大法管轄著,這就是學術空氣。說是空氣,無聲無臭,卻很厲害。比如說,許多學問有大成就的人都是藍佈長衫,學生,即使很有錢,也不敢西服革履,因為一對照,更慚愧。其他學問大事就更不用說了。

  時間不很長,我離開這個隨隨便便的環境。又不久,國土被侵占,學校遷往西南,同清華、南開合夥過日子去了。一晃過了十年光景,學校返回舊居,一切支離破碎。我有時想到紅樓的昔日,舊的風氣還會有一些嗎?記得是一九四七年或一九四八年,老友曹君來串門,說梁思成在北大講中國建築史,每次放映幻燈片,很有意思,他聽了幾次。下次是最後一次,講雜建築,應該去聽聽。到時候,我們去了。講的是花園、橋、塔等等,記得幻燈片裡有蘇州木瀆鎮的某花園,小巧曲折,很美。兩小時,講完了,梁先生說:“課講完了,為了應酬公事,還得考一考吧?諸位說說怎麼考好?”聽課的有近二十人,沒有一個答話。梁先生又說:“反正是應酬公事,怎麼樣都可以,說說吧。”還是沒有人答話。梁先生像是恍然大悟,於是說:“那就先看看有幾位是選課的吧,請選課的舉手。”沒有一個人舉手。梁先生笑了,說:“原來諸位都是旁聽的,謝謝諸位捧場。”說著,向講臺下作一個大揖。聽講的人報之以微笑,而散。我走出來,想到北京大學未改舊傢風。心裡覺得安慰。

  二

  點滴一談的是紅樓散漫的一面。還有嚴正的一面,也應該談談。不記得是哪位先生了,上課鼓勵學生要有求真精神,引古希臘亞裡十多德改變業師柏拉圖學說的故事,有人責問他不該這樣做,他說:“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紅樓裡就是提倡這種精神,也就真充滿這種空氣。這類故事很不少,說幾件還記得的。

  先說一件非親歷的。我到北京大學是三十年代初,其時古文傢劉師培和今文傢崔適已經下世十年左右。聽老字號的人說,他們二位的校內住所恰好對門,自然要朝夕相見,每次見面都是恭敬客氣,互稱某先生,同時伴以一鞠躬;可是上課之後就完全變了樣,總要攻擊對方荒謬,毫不留情。崔有著作,《史記探原》和《春秋復始》都有北京大學講義本,劉著作更多,早逝之後刊為《劉申叔先生遺書》,可見都是忠於自己的所信,當仁不讓的。

  三十年代初,還是疑古考古風很盛的時候;同是考,又有從舊和革新之別。胡適寫了《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在學校講中國哲學史,自然也是上卷。順便說個笑話,胡還寫過《白話文學史》,也是隻有上卷,所以有人戲稱之為“上卷博士”。言歸正傳,錢賓四(穆)其時已經寫完《先秦諸子系年考辨》,並準備印《老子辨》。兩個人都不能不處理《老子》。這個問題很復雜,提要言之,書的《老子》,人的“老子”,究竟是什麼時代的?胡從舊,二“老”就年高了,高到春秋晚年,略早於孔子;錢破舊,二“老”成為年輕人,晚到戰國,略早於韓非。胡書早出,自然按兵不動,於是錢起兵而攻之,胡不舉白旗,錢很氣憤,一次相遇於教授會(現在名教研室或教員體息室),錢說:“胡先生,《老子》年代晚,證據確鑿,你不要再堅持了。”胡答:“錢先生,你舉的證據還不能使我心服;如果能使我心服,我連我的老子也不要了。”這次激烈的爭執以一笑結束。

  爭執也有不這樣輕松的。也是反胡,戈矛不是來自革新的一面,而是來自更守舊的一面。那是林公鐸(損),人有些才氣,讀書不少,長於記誦,二十幾歲就到北京大學國文系任教授。一個熟於子曰詩雲而不識abcd的人,不贊成白話是可以理解的。他不像林琴南,公開寫信反對;但又不能唾面自幹,於是把滿腹怨氣發泄在課堂上。一次,忘記是講什麼課了,他照例是喝完半瓶葡萄酒,紅著面孔走上講臺。張口第一句就責罵胡適怎樣不通,因為讀不懂古文,所以主張用新式標點。列舉標點的荒唐,其中之一是在人名左側打一個杠子(案即專名號),“這成什麼話!”接著說,有一次他看到胡適寫的什麼,裡面寫到他,旁邊有個杠子,把他氣壞了;往下看,有胡適自己的名字,旁邊也有個杠子,他的氣才消了些。講臺下大笑。他像是滿足了,這場缺席判決就這樣結束。

  教師之間如此。教師學生之間也是如此,舉兩件為例。一次是青年教師俞平伯講古詩,蔡邕所作《飲馬長城窟行》,其中有“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兩句,俞說:“知就是不知。”一個同學站起來說:“俞先生,你這樣講有根據嗎?”俞說:“古書這種反訓不少。”接著拿起粉筆,在黑板上寫出六七種。提問的同學說:“對。”坐下。另一次是胡適之講課,提到某一種小說,他說:“可惜向來沒有人說過作者是誰。”一個同學張君,後來成為史學傢的,站起來說,有人說過,見什麼叢書裡的什麼書。胡很驚訝,也很高興,以後上課,逢人便說:“北大真不愧為大。”

  這種站起來提問或反駁的舉動,有時還會有不禮貌的。如有那麼一次,是關於佛學某問題的討論會,胡適發言比較長,正在講得津津有味的時候,一個姓韓的同學氣沖沖地站起來說:“胡先生,你不要講了,你說的都是外行話。”胡說:“我這方面確是很不行。不過,叫我講完了可以嗎?”在場的人都說,當然要講完。因為這是紅樓的傳統,堅持己見,也容許別人堅持己見。根究起來,韓君的主張是外道,所以被否決。

  這種堅持已見的風氣,有時也會引來小麻煩。據說是對於講課中涉及的某學術問題,某教授和某同學意見相反。這隻要能夠相互容忍也就罷了;偏偏是互不相讓,爭論起來無盡無休。這樣延續到學期終了,不知教授是有意為難還是選取重點,考題就正好出了這一個。這位同學自然要言己之所信。教授閱卷,自然認為錯誤,於是評為不及格。照規定,不及格,下學期開學之後要補考,考卷上照例蓋一長條印章,上寫:註意,六十七分及格。因為照規定,補考分數要打九折,記入學分冊,評六十七分,九折得六十分多一點,勉強及格。且說這次補考,也許為了表示決不讓步吧,教授出題,仍是原樣。那位同學也不讓步,答卷也仍是原樣。評分,寫六十,打折扣,自然不及格。還要補考,仍舊是雙方都不讓步,評分又是六十。但這一次算及了格,問為什麼。說是規定隻說補考打九折,沒有說再補考還要打九折,所以不打折扣。這位教授違背了紅樓精神,於是以失敗告終。

  三

  點滴一談散漫,二談嚴正;還可以再加一種,談容忍。我是在中等學校念了六年走入北京大學的,深知充任中學教師之不易。沒有相當的學識不成;有,口才差,講不好也不成;還要有差不多的儀表,因為學生不隻聽,還要看。學生好比是劇場的看客,既有不買票的自由,又有喊倒好的權利。戴著這種舊眼鏡走入紅樓,真是面目一新,這裡是隻要學有專長,其他一切都可以湊合。自然,學生還有不買票的自由,不過隻要買了票,進場入座,不管演者有什麼奇怪的唱念做,學生都不會喊倒好,因為紅樓的風氣是我幹我的,你幹你的,各不相擾。舉幾件還記得的小事為證。

  一件,是英文組,我常去旁聽。一個外國胖太太,總不少於五十多歲吧,課講得不壞,發音清朗而語言流利。她講一會總要讓學生溫習一下,這一段空閑,她坐下,由小皮包裡拿出小鏡子、粉和胭脂,對著鏡子細細塗抹。這是很不合中國習慣的,因為是“老”師,而且在課堂。我第一次看見,簡直有點愕然;及至看看別人,都若無其事,也就恢復平靜了。

  另一件,是顧頡剛先生,那時候他是燕京大學教授,在北京大學兼課,講《禹貢》之類。顧先生專攻歷史,學問淵博,是疑古隊伍中的健將;善於寫文章,下筆萬言,凡是翻過《古史辨》的人都知道。可是天道吝嗇,與其角者缺其齒,口才偏偏很差。講課,他總是意多而言語跟不上,吃吃一會,就急得拿起粉筆在黑板上疾書。寫得速度快而字清楚,可是無論如何,較之口若懸河總是很差了。我有時想,要是在中學,也許有被驅逐的危險吧?而在紅樓,大傢就處之泰然。

  又一件,是明清史專傢孟心史(森)先生。我知道他,起初是因為他是一樁公案的判決者。這是有關《紅樓夢》本事的。很多人都知道,研究《紅樓夢》,早期有“索隱”派,如王夢阮,說《紅樓夢》是影射清世祖順治和董鄂妃的,而董鄂妃就是秦淮名妓嫁給冒辟疆的董小宛。這樣一比附,賈寶玉就成為順治的替身,林黛玉就成為董小宛的替身,真是說來活靈活現,像煞有介事。孟先生不聲不響,寫了《董小宛考》,證明董小宛生於明朝天啟四年,比順治大十四歲,董小宛死時年二十八,順治還是十四歲的孩子。結果判決:不可能。我是懷著看看這位精幹厲害人物的心情才去聽他的課的。及至上課,才知道,從外貌看他是既不精幹,又不厲害。身材不高,永遠穿一件舊棉佈長衫,面部沉悶,毫無表情。專說他的講課,也是出奇的沉悶。有講義,學生人手一編。上課鐘響後,他走上講臺,手裡拿著一本講義,拇指插在講義中間。從來不向講臺下看,也許因為看也看不見。應該從哪裡念起,是早已準備好,有拇指作記號的,於是翻開就照本慢讀。我曾檢驗過,耳聽目視,果然一字不差。下課鐘響了,把講義合上,拇指仍然插在中間,轉身走出,還是不向講臺下看。下一課仍舊如此,真夠得上是堅定不移了。

  又一件,是講目錄學的倫哲如(明)先生。他知識豐富,不但歷代經籍藝文情況熟,而且,據說見聞廣,許多善本書他都見過。可是有些事卻胡裡胡塗。譬如上下課有鐘聲,他向來不清楚,或者聽而不聞,要有人提醒才能照辦。關於課程內容的數量,講授時間的長短,他也不清楚,學生有時問到,他照倒答:“不知道。”

  又一件,是林公鐸(損,原寫攻瀆)先生。他年歲很輕就到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任教授,我推想就是因此而驕傲,常常借酒力說怪話。據說他長於記誦,許多古籍能背;詩寫得很好,可惜沒見過。至於學識究竟如何,我所知甚少,不敢妄言。隻知道他著過一種書,名《政理古微》,薄薄一本,我見過,印象不深,以“人雲亦雲”為標準衡之,恐怕不很高明,因為很少人提到。但他自視很高,喜歡立異,有時異到等於胡說。譬如有一次,有人問他:“林先生這學期開什麼課?”他答:“唐詩。”又問:“準備講哪些人?”他答:“陶淵明。”他上課,常常是發牢騷,說題外話。譬如講詩,一學期不見得能講幾首;就是幾首,有時也喜歡隨口亂說,以表示與眾不同。同學田君告訴我,他聽林公鐸講杜甫《贈衛八處士》,結尾雲,衛八處士不夠朋友,用黃米飯炒韭菜招待杜甫,杜公當然不滿,所以詩中說,“明日隔山嶽,世事兩茫茫”,意思是此後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也許就是因為常常講得太怪,所以到胡適兼任系主任,動手整頓的時候,林公鐸解聘了。他不服,寫了責問的公開信,其中用了楊修“雞肋”的典故,說“教授雞肋”。我當時覺得,這個典故用得並不妥,因為雞肋的一面是棄之可惜,林先生本意是想表示被解聘無所謂的。

  最後說說錢玄同先生。錢先生是學術界大名人,原名夏,據說因為庶出受歧視,想扔掉本姓,署名“疑古玄同”。早年在日本,也是章太炎的弟子。與魯迅先生是同門之友,來往很密,並勸魯迅先生改鈔古碑為寫點文章,就是《吶喊·自序》稱為“金心異”的(案此名本為林琴南所惠賜)。他通文字音韻及國學各門。最難得的是在老學究的隊伍裡而下筆則詼諧諷刺,或說嬉笑怒罵,他是師范大學教授,在北京大學兼課,講“中國音韻沿革”。錢先生有口才,頭腦清晰,講書條理清楚,滔滔不絕。我聽了他一年課,照規定要考兩次。上一學期終了考,他來了,發下考卷考題以後,打開書包,坐在講桌後寫他自已的什麼。考題四道,旁邊一個同學告訴我,好歹答三道題就交吧,反正沒人看。我照樣做了,到下課,果然見錢先生拿著考卷走進教務室,並立刻空著手出來。後來知道,錢先生是向來不判考卷的,學餃為此刻一個木戳,上寫“及梧”二字,收到考卷,蓋上木戳,照封面姓名記入學分冊,而已。這個辦法,據說錢先生曾向外推廣,那是在燕京大學兼課,考卷不看,交與學校。學校退回,錢先生仍是不看,也退回。於是學校要依法制裁,說如不判考卷,將扣發薪金雲雲。錢先生作復,並附鈔票一包,雲:薪金全數奉還,判卷恕不能從命。這次爭執如何了結,因為沒有聽到下回分解,不敢妄說。總之可證,紅樓的容忍風氣雖然根深蒂固,想越雷池一步還是不容易的。

  四

  點滴一、二、三說的都是紅樓之內。這回要說之外,即紅樓後面的一片空曠地,當時用作操場,後來稱為民主廣場的。場地很大,卻幾乎毫無設置,記得除了冬季在北部,上搭席棚、下開球場之外,長年都是空空的。學校有籃球場和網球場,在北河沿第三院,打球要到那裡去。紅樓後面的廣場,惟一的用處是上軍事訓練課。

  同“黨義”一樣,軍事訓練是必修課,由入學起,上一年還是兩年,記不清了,總之是不修或修而不及格就不能畢業。說來奇怪,這也是名實相反的好例證,凡是必修的,在學生心目中都是“不必”修的。必修之下有普修,如大一國文、大一外語等,都是一年級時候學一年。對於普修課,學生的看法大致是,學學也好,不學也沒什麼了不得,因為都是入門的,或說下裡巴人的。再下是大量的形形色色的選修課,是爬往“專”的路上的階梯,因而最為學生所看重,其實也最為教師和學校甚至社會所看重。

  同是必修課,不受重視的原因不盡同。例如黨義,除了學生視為淺易之外,主要原因是宣揚“書同文,車同軌”,與北京大學的容許甚至鼓勵亂說亂道的精神格格不入。且說這位教黨義的先生,記得姓王,看似無能,卻十分聰明。他對付學生的辦法完全是黃老之術,所謂無為而治。上課,據說經常隻有一個人,是同事關系(?),不好不捧場。到考試,學生蜂擁而至,坐滿課堂,評分是凡有答卷的都及格。軍事訓練不受學生重視,原因之一是學生來此的本意是學文,不是學武;之二是,在北京大學,外貌自由散漫已經成為風氣,而軍事訓練卻要求嚴格奮發。

  教軍事訓練課必須解決這個矛盾,卻不能用黃老之術,因為一個人上操場,不能列隊;又這是在紅樓之外,十目所視,十手所指。擔任這門課的是白雄遠,在學校的職位是課業處軍事訓練組主任,也許軍階是校級吧,我們稱之為教官。他很有辦法,竟把上面說的這種矛盾解決得水乳交融。他身材相當魁梧,腰桿挺直,兩眼明朗有神,穿上軍服,腰系皮帶,足登皮靴,用文言濫調,真可說是精神奕奕了。他對付學生的辦法是以心理學為基礎的社交術。他記性好,二三百受訓的學生,他幾乎都認識。對待學生,他是兩儀合為太極。一儀是在課外,遇見學生稱某先生,表示非常尊重,如果點頭之外還繼以談話,就說學生學的是真學問,前途無量,他學的這一行簡直不足道。另一儀是在課內,那就真是像煞有介事,立正,看齊,報數,像是一絲不茍。這兩儀合為太極,可以用他自己的話來描述。有一次,也許有少數學生表現得不夠理想吧。他像是深有感慨地說:“諸位是研究學問的,軍訓當然沒意思。可是國傢設這門課,讓我來教。我不能不教,諸位不能不上。我們心裡都明白,用不著較真兒。譬如說,旁邊有人看著,我喊立正,諸位打起精神,站正了,排齊了,我喊報數,諸位大聲報,一,二,三,四,人傢看著很好,我也光彩,不就得了嗎。如果沒有人看著,諸位隻要能來,怎麼樣都可以,反正能應酬過去就成了。”

  他這個兩儀合為太極的辦法很有成效,據我記得,我們那一班(班排之班),大概十個人吧,上課總是都到。其中有後來成為名人的何其芳,我的印象,是全班中最為吊兒郎當的,身子站不穩,槍拿不正。可是白救官身先士卒,向來沒申斥過哪一個人。課程平平靜靜地進行,中間還打過一次靶,到北郊,實彈射擊。機關槍五發,步槍五發,自然打中的不多,可是都算及了格。

  不知道從哪裡刮來一陣風,說必須整頓,加強。於是來個新教官,據說是上校級,南京派來的。上課,態度大變,是要嚴格要求,絕對服從。開門第一炮,果然對待士卒的樣子,指使,擺佈,申斥。這是變太極為敲撲,結果自然是群情憤激。開始是敢怒而不敢言。不久就佈陣反擊,武器有鋼鐵和橡膠兩種。鋼鐵是正顏厲色地論辯,那位先生不學無術,虛張聲勢,這樣一戳就泄了氣。橡膠是無聲抵抗,譬如喊立正,就是立不正;但又立著,你不能奈我何。據說,這位先生氣得沒辦法,曾找學校支援,學校對學生一貫是行所無事,當然不管。於是,大概隻有兩三個月吧,這位先生黔驢技窮,辭職回南了。他失敗,從世故方面說是違背了“入其國,先問其俗”的古訓,從大道理方面說是違背了紅樓精神。

  白雄遠教官,人也許沒有什麼可傳的;如果說還有可傳,那就是他能夠順從紅樓精神。因為有這個優點,所以那位先生回南之後,他官復原職,受到同學們的熱烈歡迎。我的記憶,同學對他一直很好,覺得他可親近。也許就是因此,有一次,學校舉行某范圍的智力測驗,其中一題是“擁重兵而非軍閥者是什麼人”,有個同學就借他的大名之助,不但得了高分,還獲得全校傳為美談的榮譽。

  五

  點滴四已經走了題,扯到紅樓的外面。俗話說,“一不做,二不休”,既然已經跑出來,索性再談些不都發生在紅樓之內的事。這想談的是有關入學的種種,北京大學有自己的一套辦法,現在看來也許很簡陋,但有特點,或者可以聊備掌故吧。

  先說第一次的入學,由投考報名起,是有松有緊。所謂緊是指報名資格,一定要是中等學校畢業,有證書作證明。所謂松是隻填考某院(文、理、法)而不填考某系,更不細到系之下還要定專業。這松之後自然會隨來一種自由:可以選某一院的任何系,如考取文學院,既可以選讀歷史,也可以選讀日語。自由與計畫是不容易協調的,於是各系的學生數就難免出現偏多偏少的現象。例如一九三六年暑期畢業的一期,史學系多到三十六個人,其中有後來成為史學傢的張政烺;生物學系少到三個人,其中有後來成為美籍華人的生物學傢牛滿江。多,開班,少,也開班,這用的是薑太公的辦法,願者上鉤。

  再說命題,用的是迅雷不及掩耳的辦法。譬如說,考國文是明天早八點,今天中午由校、系首腦密商,決定請某某兩三位教授命題。接著立刻派汽車依次去接。形式近於逮捕,到門,進去,見到某教授,說明來意,受請者必須拿起衣物,不與任何人交談,立刻上車。到紅樓以後,形式近於監禁,要一直走入地下層的某一室,在室內商酌出題。樓外一周有校誓包圍,任何人不準接近樓窗。這樣,工作,飲食,大小便,休息,睡眠,都在地下,入夜某時以前,題要交卷。印講義的工廠原就在地下,工人也是不許走出地下層,接到題稿,排版,出題人校對無誤,印成若幹份,加封待用。到早晨,八時略前,題紙由地下層取出,送到試場分發;出題人解禁,派汽車送回傢。這個辦法像是很有優點,因為沒有聽說過有漏題的事。

  看考卷判分,密封,看字不知人,對錯有標準,自然用不著什麼新奇花樣。隻是有一種不好辦,就是國文卷的作文,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且不說準確,連公平也不容易做到。趙憩之(蔭棠)先生有一次告訴我,三十年代某一年招考,看國文考卷有他,閱卷將開始,胡適提議,大傢的評分標準要協調一下。辦法是隨便拿出一份考卷,每人把其中的作文看一遍,然後把評分寫在紙條上,最後把所有紙條的評分平均一下,算作標準。試一份,評分相差很多,高的七八十,少的四五十,平均,得六十多,即以此為標準,分頭閱卷。其實,我想,就是這樣協調一下也還是難於公平準確,慣於寬的下不了許多,慣於嚴的上不了許多,考卷鹿死誰手,隻好碰運氣。

  幾門考卷評分都完,以後就又鐵面無私了:幾個數相加,取其和。然後是由多到少排個隊,比如由四百分起,到二百分止。本年取多少人是定好了的,比如二百八十人,那就從排頭往下數,數到二百八十,算錄取,二百八十一以下不要。排隊,錄取,寫榜,多在第二院(理學院)西路大學辦公處那個圓頂大屋裡進行,因為木已成舟,也就不再保密,是有人唱名有人寫。消息靈通、性急並願意早報喜信的人可以在屋外聽,如果恰巧聽到心上人的名字,就可以在出榜的前一天告訴那個及第的人。榜總是貼在第二院的大門外,因為哪一天貼不定,所以沒有萬頭攢動的情況。

  與現在分別通知的辦法相比,貼榜的老辦法有缺點,是投考的人必須走到榜前才能知道是否錄取。我就是沒有及時走到榜前吃了不少苦頭的。考北京大學的人一般是住在沙灘一帶的公寓裡,我剛為有個親戚在朝陽學院上學,由他代找住處,住在靠近東直門的海運倉,離沙灘有六七裡路。考北京大學完畢,自然不知道能不能錄取,於是繼續溫課,準備再考師范大學。也巧,這一年夏天特別熱,晚上在燈下解方程式,蚊子咬,汗流浹背。就這樣,有一天,公寓的夥計送來個明信片,說放在窗臺上幾天了(),沒人拿,問問是不是我的。接過一看,是同學趙君看榜後寫的祝賀語,再看日期,已經是一個星期以前的事了。

  錄取以後,第一次入學,辦手續,交學費十元,不能通融。推想這是因為還在大門以外。手續辦完,走入大門,情況就不同了,從第二學期起,可以請求緩交。照規定,要上書校長,說明理由,請求批準。情況是照例批準,所以資格老些的學生,總是請求而不寫理由,於是所上之書就成為非常簡練的三行:第一行是“校長”,第二行是“請求緩交學費”,最重要的是第三行,必須寫清楚,是“某系某年級某某某”,因為管註冊的人隻看這一行,不清楚就不能註冊入學。

  北京大學還有一種規定,不知道成文不成文,是某系修完,可以轉入同院的另一系,再學四年,不必經過入學考試。有個同學王君就是這樣學了八年。為什麼要這樣呢?我沒有問他。也許由於舍不得紅樓的環境和空氣?說心裡話,舍不得的自然不隻他一個,不過自食其力的社會空氣力量很大,絕大多數人也就隻好卷起鋪蓋,走上另一條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