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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中行:能想想也好

  張中行:能想想也好

  季羨林先生住過牛棚,有資格寫《牛棚雜憶》,早就寫成,不久前才問世。第一次印了八萬冊,聽說很快就脫銷,有些人是一口氣就讀完。吾從眾,雖然不能一口氣,總是很快就讀完了。我佩服季先生的記憶力,尤其佩服他的拿“一面鏡子”當作“最佳禮品”,“留給後代”。讀後的感受,不少人寫了,我不便再拿筆,學南郭處士之濫竽。是幾天以前,看某報上一篇談這本書的文章,說有的人還登季先生之門,痛哭流涕,表示悔恨。記得季先生說過,這樣的人受蒙蔽,也是受害者,那麼同害相憐,這筆賬就算清了。能不能萬法皆空呢?像是還不能,因為一,季先生和悔恨者都是受害者,語雲,一個巴掌拍不響,就還要有加害者。二,在這本書的二一九頁,季先生還保留個疑問,他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為什麼能發生?茲事體大,我沒有能力回答。”問為什麼是求因,受害是果,觸及加害是想到因,關於“因”,我們能不能說點什麼呢?至少是想點什麼呢?

  想,心理活動不出心裡,容易;說,就不能如此容易。有萬千世故可以為證,隻舉個最近在電視熒屏上看到的。劇名也許是《馬寅初》吧,總之我看到的部分是演馬先生的晚年,先是在北京大學校長任上,寫《新人口論》,主張節制生育,控制人口的過速增加。這是個上好的主意。馬後課,如果聽他的,我國的人口可以減少幾億。可是不隻沒有聽,反而給加一頂資產階級的帽子,受命批判的文章如雪片飛來。馬先生不愧為北大的舊人,抱著自己的良知不退縮,不作檢討八股。結果可以想見,是群起而攻之以後,被撤職,逐出北大。這個結果是小焉者;大焉者是隻信權不講理的事例又增一件,多生的幾億人口壓在脊背上,永遠也不會卸下去,成為輕裝前進。全劇的精神是表揚馬先生,愛國傢愛民族,有學識有見識,而且品格高尚,受高壓而不說假話,寧折不彎。事後看,毫無疑問,馬先生是對的。誰錯了呢?編劇的人知道,演劇的人知道,看劇的人知道,可是都不說。守口如瓶,總當有原因吧?說,不合時宜,問不說的原因就會更不合時宜,還是世故為上,我也就裝作沒有這麼回事,改說別的。

  改也不當離題,這題是在治平的大事業上,為什麼會出現大錯事。事,難免觸及人,根據上面提及的世故哲學,不好說,想改為說“理”。理,從宋儒,遍在,那就學樂天居士,寫長恨之情,起於“漢皇重色思傾國”吧。還可以比樂天居士更開放,不限於漢皇,索性撒大網,把秦皇、漢武、明祖、清宗等都包羅進去。這些人,身心不同,可是有個共同點,說了算。因為說了算,所以說修阿房宮,就動工,說除胡惟庸或藍玉之黨,就把株連的人殺盡。何以有這樣大的力量?或說力量的來源是什麼?曰“制度”。制度是一個群體之內,所有的人,各有各的固定的行動模式的總和,少數成文,多數不成文。比如太後老佛爺,她是肩不能擔擔,手不動模式的總和,少數成文,多數不成文。比如太後老佛爺,她是肩不能擔擔,手不能提籃的,可是她能夠使譚嗣同綁赴菜市口,身首異處。她說了,刑部官員,直到持刀的劊子手,都要遵命,這就是制度,坐在寶座上的人說了算的專制制度。說,來於一個人的所想,主觀,永遠對,客觀不是,卻必須算數,其結果就可能甚至必致鑄成大錯。

  在同一個制度之下,錯大小輕重,與說了算之人的為人也不無關系吧?我想是這樣,縱使其差別隻是量的,不能上升為質變。這樣,假定謚法是公道可靠的,則梁惠王與齊威王相比,都殺人,前者總會少一些。站在小民的立場說話,如果制度不能改,遵命的命運也就不能變,那就求上天保佑,在上者是梁惠王吧,因為綁赴菜市口的危險可以少一些。

  這裡提到小民,不由得想到()一個問題:治平的大事方面出了錯,難道小民就一點責任也沒有嗎?以清光緒年間的義和團鬧劇為例,太後老佛爺和一部分大臣胡塗,要負責任。小民出身的義和團呢,認為與洋有關的都該滅,相信口中念念有詞就可以刀槍不入,且不說責任不責任,總當戴一頂“愚昧”的帽子吧。季先生牛棚內外的遭遇,事不同而理同,熱心批鬥、抄傢、打罵的諸勇士,算加害、算受害可以不論,事後看,加一頂愚昧之冠總不為過吧?愚昧,可憐,也可怕。小可怕是能夠使無辜的人(或應說國之精英)傢破人亡,大可怕是由不合理走向合理必少希夠使無辜的人(或應說國之精英)傢破人亡,大可怕是由不合理走向合理必少希望。現在,“民主”的口號如超高跟,成為時髦,卻很少人想到,民主,低到氣度也好,高到制度也好,都要有基礎,這基礎主要是人民的“教養”,包括知識和品格。季先生這本書所記,正好證明有不少人是既沒有知識,又沒有品格。說起“不少人”,我忽然想到幾十年前看過的羅素《中國之問題》。在這本書裡,羅素像是泛論,一個民族,如果愚昧,自私,殘忍,那就很可悲。我希望他不是說我們,更希望季先生筆下的勇士在神州內不是絕大多數。但總是有,也就應該視羅素的話為“一面鏡子”。勇士要照,不勇之士也可以照照,蓋天與人,有人設想尚可以合一,況“民吾同胞”的人與人乎?

  照過之後又怎麼樣?當然希望能夠照見一切錯誤(包括事和人〔人之中更不要放過自己〕)及其來源,然後是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追,難易且不論,行之前總要把可諫的往者認識清楚,說清楚。可是這偏偏大不易。又是根據世故哲學,不易的事,仍是以少碰為是。那麼,本篇因季先生的一本書而想到治道的性質,在上者的為人,直到人民的教養和民族性,也許失之想得太多太遠了吧?想了想,至少在這裡,我是王陽明的信徒,“行”之前是“知”,行難,甚至說也不易,那就多想想,求能知吧。對應世俗事,要堅決相信明白比胡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