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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中行:欲的滿足

  張中行:欲的滿足

  說來也許是值得感傷的,這更為根本的什麼,或者並無價值可言。原因是,人生,擴大到生命,是自然現象的一部分,何自來,莫明其妙,有何意義,也莫明其妙。這是一面。

  另一面,這現象的一部分(生活)卻實實在在,並且在感知之前早已受命,隻能這樣而不能那樣,隻能向此處而不能向彼處。這用《中庸》的話說,是“天命之謂性”。天為什麼命,為什麼這樣命,不知道,人所能做的不過是“率性”而行。想抗嗎?連抗的力量和方式也不能不來自天命。說句泄氣的話,至少叔本華這樣看,是徹底的被動。這被動的情況,承認也罷,不承認也罷,反正不能不動。這就使我們又碰到人生問題:怎麼理解才對?怎麼活動才對?“天命之謂性”是一種理解。與之相連的有性的性質問題,很麻煩。為這個,孟子曾經同告子展開辯論。孟子是理想主義者,主張性善,想憑借良心以修身治國平天下。這顯然是書生坐在書齋裡作的白日夢。與孟子相比,荀子實際得多,由書齋走到街上,看到形形色色,於是以所見為根據,主張性惡,也就是成為教化主義者。教化,會多有實效;但是,如果性惡的想法對了,推崇教化的善念又從何而來?孟荀以後,兩千幾百年來,無數讀書人,包括韓愈、李翱,以及幾乎所有的宋元明理學傢,直到戴東原和譚嗣同,都在這上面大動腦筋,因為像孟荀一樣,都認為這同修身治國平天下有血肉聯系。花樣越來越多,如有善有惡,性善情惡,等等。現在,一般認為,反而被缺席裁判的告子(自己沒有書傳下來)的想法比較近真。他說:

  “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孟子·告子上》)這是說,性無所謂善惡,隻是受之自然的某些趨向而已。我們說這種想法隻是近真,是因為它還同善惡勾勾搭搭。其實,性和善惡並沒有直接關系:善惡評價的對象是意志范圍內的“行()為”,不是性。性是天命所定,非人力所能左右,如有生必有死,饑要食,渴要飲,有什麼善惡可言?但告子終歸通情達理,於水的比喻之後,還說了這樣的名言:

  “食色,性也。”這話值得我們深思。為什麼?因為它觸及人生的奧秘:不食,就不能保持己身的生命;不色,就不能保持種族的生命。總之,人生,不管說得如何天花亂墜,最基本的,最實在的,是要活,要生存。這種情況也可以說得雄偉些,是“天地之大德曰生”。生,概括,因而近於玄妙,能不能說得較質實些?古人早已這樣做過,如荀子說:

  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於物,物必不屈於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禮論》)這裡最重要的是第一句的“人生而有欲”,尤其是其中的“欲”。欲是一種頑固地要求滿足的力量,依照現代心理學的看法,尤其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派的看法,這就是生命的底裡。欲的表現是求,求就不能不觸及外界(包括人和物),於是有得,有不得,有和諧,有沖突,並且,與得失相伴,有使欲更為頑固的,使求更為有力的“感情”,如喜怒哀樂等。

  這些加在一起就是“人生”。這樣理解人生,性質單純;至於表現,則芥子化為須彌,千頭萬緒。它還容許伸張,或說遐想,如書中自有顏如玉,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等等,都屬於此類。但不管怎樣遐想,想得如何美妙,追到根柢,總是來源於欲。值得慨嘆的是,欲雖然強有力,卻是渺小的,即如“天地之大德曰生”的“生”,就己身說是終須結束,就種族說是難於找到保票。總之,求徹底滿足,求終極意義,都會失望。這就難怪,在人生的各式各樣的現象裡,竟有輕生的一類;甚至提高為理論,即所謂悲觀主義,如叔本華就是突出的代表。幸或不幸而絕大多數人是《呂氏春秋》一派,講究“貴生”,至少是實際“貴生”。但是貴生,要生,就不能不碰到與生有關的種種問題,即所謂人生問題。這有來自內心的;內又不能不外,於是就成為各種性質各種形式的社會問題。所有這些問題,就性質說可以歸結為:欲不得滿足,或生不得遂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