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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橋:王韜的心情

  董橋:王韜的心情

  王韜《漫遊隨錄》裡的《香海羈蹤》記他一八六二年初來香港的心情,說是”翌日午後抵香港,山重赭而水泥域,人民椎魯,語言侏亻離,乍至幾不可耐”。後來雖然一居在山腰,多植榕樹,窗外芭蕉數本,嫩綠可愛”,還是不很習慣,常常思鄉;夜裡寫傢書的時侯,”隔墻總有曳胡琴唱歌者,響可遏雲。異方之樂,隻令人悲”!他說”悲”,想傢固然是原因;另一個原因是王韜當時因為”上書太平軍”而被清政府指為”通賊”,要逮捕他,於是倉促逃亡香港,心情自然好不到哪裡去。到了他協助英華院院長理雅各翻譯多種中國經典,又接觸西方文化知識,生活工作漸漸安心,心情慢慢好起來,在香港一住竟五年多。王韜歐遊兩年後再回香港,不但編著了《普法戰紀》十四卷,還集資買下了英華書院印刷設備,組織中華印務總局,最後創辦《循環日報》,每天在報上首欄發表社論,大大出名;當年”乍至幾不可耐”的心情,想必已消散得幹幹凈凈了。

  喜不喜歡一個地方,要看住在這地方期間,是不是生活安定,見聞增加,工作滿意。讀書人尤其註重這三樣。有了這三樣,心情一定比較好,不太愜意的身邊瑣事,也比較容易忍受,而且往往從此不希望環境改變。有人說,牽掛香港現狀改變的,泰半是些生活安定的香港人,實在不無道理。要王韜離開香港再回中土去嘗”天讒司命,語禍切身,文字之祟,中或有鬼”的滋味,他未必願意。但是,王韜眷戀祖國之心始終未變,他盼望中國”盡用泰西之所長”,變法圖強,但不致以盲目崇洋、媚洋;還認為”仿效西法,至今日可謂極盛;然究其實,尚屬皮毛,並有不必學而學之者,亦有斷不可學而學之者”。在英國,他羨慕的是英國人的”實學”精神和制度;對中國,他期望的是經濟建設;”舍富強而言治民,是不知為政者也”。倫敦畫館請他攝影留念,他()在像後題的律詩有一聯是:”尚戴頭顱思報國,猶餘肝膽肯輸人?”雖然不是什麼佳句,氣節是有的。

  鐘叔河替王韜的《漫遊隨錄·扶桑遊記》寫了一篇《曾經滄海,放眼全球》,提到王韜在英國寫信給妻兄楊醒通歷述一生思想變化一事。近百年來,中國讀書人既受西洋學術科技的沖擊,深明民富國強的好處,卻因政治制度一直沒能上軌道,自己也不容易出為世用,終於經常從正統文化的堂奧上溜到邊廂裡或後花園中去落拓不羈,老舍不得”狂生”意識。這些人,說他們怯懦,實在又極執著;鐘叔河說:”‘滄海歸來’的王韜,已經由一個風流自賞的唐伯虎,變成了憂國憂時的魏默深”,想來跟執著的性情不無關系。

  中國讀書人裡,做官的另有竅門,姑不論;”屏括帖而弗事,棄諸生而不淡”的,一生成熟過程不出四五個轉捩點,跟王韜很像:年輕時,”思得一通籍,博庭內歡,他非所知耳!”出外謀生,則”但求得五百金,可作歸耕計”,事業還不長根的時候,難免”征逐之遊”,”直作信陵醇酒婦人想”;見到同輩中人竄了起來,心中一慌,就會”再變而為名利”,”妄欲以虛名動世”,最後人到中年,心事似酒,乃悟到”士生於世,當不徒以文章自見”,轉而講求經世致用之道,”所望者中外輯和,西國之學術技藝大興於中土”。

  不從政的書生,對社會國傢沒什麼大利,也沒有什麼大害;能夠在一碗苦藥裡發揮點甘草的作用,算不錯;萬一有人故意要那碗藥苦得喝不下去,那也沒話說。王韜的妻兒老小當時都在太平軍治下,說王韜上書太平軍所求不外平安二字,可能也是實情。據說,曾國藩李鴻章一度都想招致他,但清廷還是把他當”廢人”,”不果行”。銷案後,王韜居然回上海終老,這也見出他的”書生本色”。既是書生,王韜一生論政是不是足以代表”民意”,很難說:字字都是他”心情”的寫照例是真的。通常是有了官意才有民意。街道兩旁植樹以綠化市容,是官意;人民喜歡,則成民意;萬一人民”幾不可耐”,就不是民意了。”居在山腰”,看到”窗外芭蕉數本”而覺得”嫩綠可愛”,則既不是民意也不是官意,是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