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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驥才:寫作的自由

  馮驥才:寫作的自由

  在談論這個關乎文學的生命的題目之前,按照小說傢的習慣,我先講一個故事。故事的主角絕非虛構,而是我自己。

  在寫作之前,我從事繪畫。那時我讀過大量的書,但從未想過進入文學。我對自己的一生的安排是用色彩呈現心靈。但是改變一個人的人生願望的隻能是命運。

  1966年災難性的文化大革命降臨中國。我的一切——從現實到理想全部被摧毀。千千萬萬人的命運發生惡性的驟變。我不能再畫畫,因為那時任何個性的藝術活動,都會成為飛來橫禍的根由。我的故事,包括我要談論的題目就是從這裡開始的——這年深冬的一天,一個大風大雪之夜,有人敲我的門。原來是位老友。他在市郊一所中學擔任語文教師。”文革”開始後,他在牛棚裡被關了半年,昨天才放出來;他的腦袋像幹癟下來的果子,完全變了模樣。在這半年裡整他的人全是他的學生。天天逼他交待”反動思想”,拷打用刑自不必說,最殘酷的一招是監視他的夢話。由於那些整他最厲害的幾個學生偏偏都是平日與他最貼近的,所以知道他有說夢話的習慣。他們每天夜裡輪流值班守在他的床旁,等他睡著後將夢話記錄下來,白天再追問這些不知所雲的夢話的”反動動機”。搞得他不敢睡覺,最後患上嚴重的神經衰弱,身體徹底地垮掉。那天他把我傢裡的煙全都抽光,神情痛苦之極。忽然他瞪紅的眼穿透濃濃的煙霧直視著我說:

  ”你說,將來的人會不會知道咱們這種生活?這種處境?如果總這樣下去不變,等咱們都死了,還不是靠著後來的作傢瞎編?你說,現在有沒有人把這些事寫下來?當然這麼幹太危險,萬一被發現就要掉腦袋,可是這對於將來的人總有意義……”就這樣,我拿起筆開始了我的寫作。

  我要做的首先是把現實、把周圍的人的故事如實地記下來。當然我必須絕對保密,我的妻子也略知一二而已。我把這些會使我傢破人亡的文字寫在一些很小的碎紙塊上,然後藏起來。比如磚底、墻縫、煙囪孔、衣櫃的夾板等等自認為隱蔽的地方。或者一張張用糨糊粘起來,外邊貼上毛主席的語錄或”文革”宣傳畫掛在墻上。但藏東西的人反而會覺得自己這些地方最不可靠。於是,在這些年裡,我一邊寫一邊把藏起來的紙塊找出來再藏。有一天,我參加一個公判大會。被槍斃的人中間有一個就是因為秘密地寫了一部攻擊”文化大革命”的小說。那一次,我真的怕了,回傢後將那些埋藏在各處的紙塊盡可能地找出來,撕成碎末,在廁所裡沖掉。隻將極少最重要的用油紙包好,塞進自行車的車管裡。此後我開始又擔心我的車丟掉。

  這樣過了十年!1976年中國北方的唐山大地震波及我的城市。我的房子塌了。在清理廢墟時,我竟發現不少那次沒有處理幹凈的紙塊,正當我害怕別人也會發現這種可怕的紙塊的時候,”文化大革命”結束了。

  你們一定認為我會說,我從此寫作自由了。我要說的恰恰不是這個。我要從這裡談談我對寫作的自由的看法。

  我的經歷有點奇特。因為我是在寫作自由等於零的時候開始寫作的;我不但沒有讀者,反而像犯罪那樣怕被人看到。我寫了至少一百萬字,非但沒有一個字發表過,反而要把我寫的人物換上外國人的名字,上邊還故意署上外國作傢的名字,如亨利希·曼,紀德,安德烈葉夫等等,以便一旦被人發現就解釋為外國文學的手抄本——當然這想法既幼稚又悲哀;可是回憶那種寫作,我卻真正的享受著寫作的自由。我不被任何勢力所強制,不服從任何人的意志,也沒有絲毫商業目的。盡管我身在絕對的思想專制的時代,我的環境充滿令人心驚膽戰的恐怖感,但一旦拿起筆來,我的精神立即神奇般進入了絕對自由的境界。我百分之百地發揮自己的情感與思想;我還感到了一種莊嚴的歷史的使命與責任,寫作的心態無比虔誠和聖潔,以致常常忘了外部環境的殘酷。

  我由此感受到,寫作是一種靈魂的自由,是人類一種偉大的精神行為。自由註定是寫作的本質。自由對於寫作是與生俱來的。我們選擇了寫作,實際上就是選擇了自由——自由的思想與自由的表達。然而自由不是空泛又美麗的奢談。隻有面對著束縛與禁錮,自由才是有血有肉,有聲有色,才顯示出它高貴的價值與神聖的必要。所以自由的光芒總是散發在它被爭取的過程中。再進一步說,寫作的自由有兩層含義,一是外部的環境的自由,二是內心的自由;作為寫作本質的自由首先應該在寫作者的心裡。

  那就是,在任何()條件下都為自由而寫作,放棄這種意義的寫作,寫作就是制造文字的垃圾。

  然而,自由的對手不一定像強敵一樣總站在對面。

  比如對於當前的中國文學來說,外來的強迫性的文化專制已不復存在。但市場的霸權同樣可以泯滅精神的自由。專制是寫作面前的一堵墻,市場卻在我們四周佈滿誘惑的歧途。因為,市場要把你的每個字物化,還要隨意在你心靈中尋找賣點,一句話,它無時無刻地在招徠你,改變你,改造你,使你逐漸變成可供消費的商業形象。

  可怕的是我們的文字必須進入市場。寫作的自由受到極大的威脅與困擾,而且在消費社會裡這威脅又是不可改變的,永遠存在的。我們是不是已經感到,隻有放棄這種寫作的自由才是最容易的?人類正在走向一種困境:它所創造的一切方式,都帶著難以拒絕的負面。於是,自由與否的關鍵,更加不決定於外部環境和外部條件,而取決於我們自己。

  從廣義上說,外部環境從來不會是充分自由的,充分的自由隻能保持在我們的寫作中。

  因此,我想說——在今天——如果我們能夠享受到自由的寫作,那一定也是在捍衛著寫作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