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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國平:讀魯迅的不同眼光

  周國平:讀魯迅的不同眼光

  我第一次通讀魯迅的作品,是在“文化大革命”開始不久的一九六七年。那時候,我的好友郭世英因為被學校裡的“造反派”當做“專政”的對象,受到孤立和經常的騷擾,精神上十分苦悶,便有一位朋友建議他做一件可以排遣苦悶的事——編輯魯迅語錄。郭世英欣然從命,並且拉我一起來做。在幾個月的時間裡,我們興致勃勃地投入了這項工作,其步驟是各人先通讀全集,抄錄卡片,然後兩人對初選內容展開討論,進行取舍和分類。我們的態度都很認真,在前海西街的那個深院裡,常常響起我們愉快而激烈的爭吵聲。我們使用的全集是

  他父親的藏書,上面有郭沫若閱讀時畫的記號。有時候,郭世英會指著畫了記號的某處笑著說:“瞧,盡挑毛病。”他還常對我說起一些掌故,其中之一是,他聽父親說,魯迅那首著名的《自題小像》的主題並非通常所解釋的愛國,而是寫魯迅和周作人同時愛上一個日本女子這件事的。當然,在當時的政治環境裡,這些話隻能私下說說,傳出去是會惹禍的。

  魯迅在中國大陸的命運十分奇特。由於毛澤東的推崇,他成了不容置疑的旗幟和聖人。在“文革”初期,民間盛行編輯語錄,除了革命領袖之外,也隻有魯迅享有被編的資格了。當時社會上流傳的魯迅語錄有好多種,一律突出“革命”主題,被用做批“走資派”和打派仗()的武器。與它們相比,我和郭世英編的不但內容豐富得多,而且視角也是超脫的。可惜的是,最後它不僅沒有出版,而且那厚厚的一摞稿子也不知去向了。

  現在我重提往事,不隻是出於懷舊,而是想說明一個事實:即使我們這些當時被看做不“革命”的學生,也是喜歡魯迅的。在大學一年級時,我曾問郭世英最喜歡哪個中國現代作傢,郭沫若的這個兒子毫不猶豫地回答:“魯迅。”可是,正是因為大學一年級時的思想表現,他被判做按照“內部矛盾”處理的“反動”學生,並因此在“文革”中被“造反派”整死,時在編輯魯迅語錄一年之後。郭世英最喜歡的外國作傢是尼采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而我們知道,魯迅也是極喜歡這兩人的。由於受到另一種熏陶,我們讀魯迅也就有了另一種眼光。在我們的心目中,魯迅不隻是一個嫉惡如仇的社會鬥士,更是一個洞察人生之真實困境的精神先知。後來我對尼采有了更多的了解,也就更能體會魯迅喜歡他的原因了。虛無及對虛無的反抗,孤獨及孤獨中的充實,正是這兩位巨人的最深邃的相通之處。

  近一二十年來,對於魯迅的解讀漸見豐富起來,他的精神的更深層面越來越被註意到了。魯迅不再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惟一者”,他從寶座上走下來,開始享受到作為一個真正的偉人應有的權利,那就是不斷被重新解釋。而這意味著,沒有人據有做出惟一解釋的特權。我當然相信,魯迅若地下有知,他一定會滿意這樣的變化的,因為他將因此而獲得更多的真知音,並擺脫掉至今尚未絕跡的那些借他的名字唬人的假勇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