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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國平:誠信、信任和人的尊嚴

  周國平:誠信、信任和人的尊嚴

  在今日市場經濟的環境中,國人普遍為誠信的缺乏而感到苦惱。商界中的人對此似乎尤有切膚之痛,前不久央視一個節目組向百名企業傢發卷調查,征詢對“當今最缺失的是什麼”問題的看法,答案就集中在誠信和信任上面。其實,消費者是這一弊端的最大和最終受害者,隻因處於弱勢,他們的委屈常常無處訴說罷了。

  如此看來,誠信的缺失——以及隨之而來的信任的缺失——已是一個公認的事實。這就提出了一個問題:我們是否曾經擁有誠信,如果曾經擁有,又是在什麼時候缺失掉的?

  翻閱一下嚴復的文章,我們便可以知道,至少在一百年前我們還並不擁有,當時他已經在為中國人的“流於巧偽”而大感苦惱了。所謂巧偽,就是在互相打交道時鬥心眼,玩伎倆,占便宜。凡約定的事情,隻要違背了能夠獲利,就會有人盤算讓別人去遵守,自己偷偷違背,獨獲其利,而別人往往也如此盤算,結果無人遵守約定。他舉例說:書生決定罷考,“已而有賤丈夫焉,默計他人皆不應試,而我一人獨往,則利歸我矣,乃不期然而俱應試如故”;商人決定統一行動,“乃又有賤丈夫焉,默計他人如彼,而我陰如此,則利歸我矣,乃不期然而行之不齊如故”。(《論中國之阻力與離心力》)對撒謊的態度也是一例:“今者五洲之宗教國俗,皆以誑語為人倫大詬,被其稱者,終身恥之。”惟獨我們反而“以誑為能,以信為拙”,把蒙騙成功視為有能力,把誠實視為無能。(《法意》按語)

  今天讀到這些描述,我們仍不免汗顏,會覺得嚴復仿佛是針對現在寫的一樣。一百年前的中國與今天還有一個相似之處,便是國門開放,西方的制度和思想開始大規模進來。那麼,誠信的缺失是否由此導致的呢?嚴復不這麼看,他認為,洋務運動引入的總署、船政、招商局、制造局、海軍、礦務、學堂、鐵道等等都是西洋的“至美之制”,但一進到中國就“遷地弗良,若存若亡,輒有淮橘為枳之嘆”。比如說公司,在西洋是發揮了巨大效能的經濟組織形式,可是在中國即使二人辦一個公司也要相互欺騙。(《原強》)所以,原因還得從我們自己身上尋找。現在有些人把誠信的缺失歸咎於市場經濟,這種認識水平比起嚴復來不知倒退了多少。

  其實,誠信的缺乏正表明中國的市場經濟尚不夠成熟,其規則和秩序未能健全建立並得到維護。而之所以如此,近因甚多也甚復雜,遠因一定可以追溯到文化傳統和國民素質。西方人文傳統中有一個重要觀念,便是人的尊嚴,其經典表達就是康德所說的“人是目的”。按照這個觀念,每個人都是一個有尊嚴的精神性存在,不可被當作手段使用。一個人懷有這種做人的尊嚴感,與人打交道時就會有一種自尊的態度,仿佛如此說:這是我的真實想法,我願意對它負責。這就是誠實和守信用。他也會這樣去尊重他人,仿佛如此說:我要知道你的真實想法,並相信你會對它負責。這就是信任。可見誠信和信任是以彼此共有的人的尊嚴之意識為基礎的。相比之下,中國儒傢的文化傳統中缺少人的尊嚴的觀念,因而誠信和信任就缺乏深刻的精神基礎。

  也許有人會說,“信”在儒傢倫理中也占據著重要的位置。不錯,孔子常常談“信”,《論語》中論及誠實守信含義上的“信”就有十多處。但是,在儒傢倫理系統中,“信”的基礎不是人的尊嚴,而是封建等級秩序。所以,毫不奇怪,孔子常把“信”置於“忠”之後而連()稱“忠信”,例如“主忠信”、“言忠信”、“子以四教:文,行,忠,信”等。可見“信“是從屬於”忠“的,誠實守信歸根到底要服從權力上的尊卑和血緣上的親疏。在道德實踐中,儒傢的”信“往往表現為所謂仗義。仗義和信任貌似相近,實則屬於完全不同的道德譜系。信任是獨立的個人之間的關系,一方面各人有自己的人格、價值觀、生活方式、利益追求等,在這些方面彼此尊重,絕不要求一致,另一方面合作做事時都遵守規則。仗義卻相反,一方面抹殺個性和個人利益,樣樣求同,不能容忍差異,另一方面共事時不講規則。在中國的商場上,幾個朋友合夥做生意,一開始因為哥們兒義氣或因為面子而利益不分,規則不明,最後打得不可開交,終成仇人,這樣的事例不知有多少。

  毫無疑問,要使誠信和信任方面的可悲現狀真正改觀,根本途徑是發展市場經濟,完善其規則和秩序。不過,基於上述認識,我認為同時很有必要認真檢討我們的文化傳統,使國民素質逐步適應而不是嚴重阻礙這個市場經濟健全化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