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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鐘書:論文人

  錢鐘書:論文人

  文人是可嘉獎的,因為他虛心,知道上進,並不拿身分,並不安本分。真的,文人對於自己,有時比旁人對於他還看得輕賤;他隻恨自己是個文人,並且不惜費話、費力、費時、費紙來證明他不願意做文人,不滿意做文人。在這個年頭兒,這還算不得識時物的俊傑麼?

  所謂文人也者,照理應該指一切投稿、著書、寫文章的人說。但是,在事實上,文人一個名詞的應用隻限於詩歌、散文、小說、戲曲之類的作者,古人所謂“詞章傢”、“無用文人”、“一為文人,便無足觀”的就是。至於不事虛文,精通實學的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等專傢,盡管也洋洋灑灑發表著大文章,斷乎不屑以無用文人自居——雖然還夠不上武人的資格。不以文人自居呢,也許出於自知之明;因為白紙上寫黑字,未必就算得文章。講到有用,大概可分兩種。第一種是廢物利用,譬如牛糞可當柴燒,又象陶侃所謂竹頭木屑皆有用。第二種是必需日用,譬如我們對於牙刷、毛廁之類,也大有王子猷看竹“不可一日無此君”之想。天下事物用途如此之多,偏有文人們還頂著無用的徽號,對著竹頭、木屑、牙刷、毛廁,自嘆不如,你說可憐不可憐?對於有用人物,我們不妨也給予一個名目,以便和文人分別。譬如說,稱他們為“用人”。“用人”二字,是“有用人物”的縮寫,洽對得過文人兩字。這樣簡潔混成的名詞,不該讓老媽子、小丫頭、包車夫們專有。並且,這個名詞還有兩個好處。第一,它充滿了民主的平等精神,專傢顧問跟聽差仆役們共頂一個頭銜,站在一條線上。第二,它不違背中國全盤西化的原則:美國有位總統聽說自稱為“國民公仆”,就是大傢使喚得的用人;羅馬教皇自謙為“奴才的奴才”或“用人的用人”(Servusservorum);法國大革命時,黨人都趕著仆人叫“用人兄弟”(Freresservants);總統等於君,教皇(Pope)等於父(Papa),在歐美都和用人連帶稱呼,中國當然效法。

  用人瞧不起文人,自古以然,並非今天朝報的新聞。例如《漢高祖本記》載帝不好文學,《陸賈列傳》更借高祖自己的話來說明:“乃公馬上得天下,安事詩書?”直捷痛快,名言至理,不愧是開國皇帝的聖旨。從古到今反對文學的人,千言萬語,歸根還不過是這兩句話。“居馬上”那兩句,在抗戰時期讀來,更覺得親切有味。柏拉圖的《理想國》裡排斥詩人文人,哪有這樣斬截雄壯的口氣?柏拉圖富有詩情,漢高祖曾發詩興,吟過《大風歌》,他們兩位尚且鄙棄詞章,更何況那些庸俗得健全的靈長動物。戈蒂埃(TheophileGautier)在《奇人志》(LesGrotesques)裡曾說,商人財主,常害奇病,名曰“畏詩癥”(Posophobie)。

  病原如是:財主偶爾打開兒子的書桌抽屜,看見一堆寫滿了字的白紙,既非簿記,又非賬目,每行第一字大寫,末一字不到底,細加研究,知是詩稿,因此怒沖腦頂,氣破胸脯,深恨傢門不幸,出此不肖逆子,神經頓成變態。其時此癥不但來源奇特,並且富有傳染性;每到這個年頭兒,竟能跟夏天的霍亂、冬天的感冒同樣流行。藥方呢,聽說也有一個:把古今中外詩文集都付之一炬,化灰吞服。據雲隻要如法炮制,自然胸中氣消,眼中釘拔,而且從此國強民泰,政治修明,武運昌盛!至於當代名人與此相同的弘論,則早已在銷行極廣的大刊物上發表,人人熟讀,不必贅述。

  文學必須毀滅(),而文人卻不妨獎勵——獎勵他們不要作文人。蒲伯(Pope)出口成章(Lispinnumbers),白居易生識之無,此類不可救藥的先天文人畢竟是少數。至於一般文人,老實說,對於文學並不愛好,並無擅長。他們弄文學,仿佛舊小說裡的良傢女子做娼妓,據說是出於不甚得已,無可奈何。隻要有機會讓他們跳出火坑,此等可造之才無不廢書投筆,改行從良。文學是倒黴晦氣的事業,出息最少,鄰近著饑寒,附帶了疾病。我們隻聽說有文丐;像理丐、工丐、法丐、商丐等名目是從來沒有的。至傻極笨的人,若非無路可走,斷不肯搞什麼詩歌小說。因此不僅旁人鄙夷文學和文學傢,就是文人自己也填滿了自悲心結,對於文學,全然缺乏信仰和愛敬。譬如十足文人的揚雄在《法言》裡就說:“雕蟲篆刻,壯夫不為。”可見他寧做壯丁,不做文人。因此,我們看見一個特殊現象:一切學者無不威風凜凜,神氣活現,對於自己所學科目,帶吹帶唱,具有十二分信念;隻有文人們懷著鬼胎,賠了笑臉,抱愧無窮,即使偶爾吹牛,談談“國難文學”、“宣傳武器”等等,也好像水浸濕的皮鼓,敲擂不響。歌德不作愛國詩歌,遭人唾罵,因在《語錄》(GespracechemitEckermann)裡大發牢騷,說不是軍士,未到前線,怎能坐在書房裡吶喊做戰歌。(KriegsliederschreibenundinZimmersiteenl)。少數文人在善造英雄的時勢底下,能談戰略,能做政論,能上條陳,再不然能自認導師,勸告民眾。這樣多才多藝的人,是不該在文學裡埋沒的。隻要有機會讓他們變換,他們可以立刻拋棄文藝,別幹營生。

  雪萊在《詩的辯護》裡說文人是“人類的立法者”(legislator),卡萊爾在《英雄崇拜論》裡說文人算得上“英雄”。那些特殊材料的文人隻想充當英雄,希望變成立法者或其他。竟自稱是英雄或立法者,不免誇大狂;想做立法者和英雄呢,那就是有志上進了。有志上進是該嘉獎的。有志上進,表示對於現實地位的不滿足和羞恥。知恥近乎勇。勇是該鼓勵的,何況在這個時期?

  要而言之:我們應當毀滅文學而獎勵文人——獎勵他們不做文人,不搞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