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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子愷:勞者自歌(十則)

  豐子愷:勞者自歌(十則)

  戰士與戰匠

  從前我們研究繪畫的時候,曾品評畫人:對於理解藝術,具有思想,而能表現人生觀的人,稱為“畫傢”。對於不懂藝術,沒有思想,而隻有描繪技巧的人,稱為“畫匠”。畫傢是藝術的向導者,是高尚的。畫匠有手而沒有腦,是凡庸的。

  在抗戰中,作戰人員也可以分別這樣的兩種:理解抗戰的意旨,威而不猛,怒而不暴,具有大勇者,稱為“戰士”。

  不解抗戰的意旨,撫劍疾視,暴虎馮河,以殺人為能事者,稱為“戰匠”。戰士以幹戈捍衛人道,以武力爭取和平,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故是可尊敬的。戰匠不懂大體,但好小勇,不知仁義之道,但與侵略者爭長,故是下賤的。我們不殺俘虜,足見多有戰士。仁能克暴,最後勝利,屬我無疑。

  杜詩有雲:“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茍能制侵凌,豈在多殺傷?”真是藹然仁者之言!我抗戰軍民宜各書之於紳。

  廿七年(1938年)四月十日,漢口

  粥飯與藥石

  原來是個健全的身體:五官靈敏,四肢堅強,百體調和。

  每日所進的是營養豐富,滋味鮮美的粥飯。

  一種可惡的病菌侵入了這個身體,使他生起大病來。頭暈目眩,手足攣痙,血脈不和。為欲使他祛病復健,就給他吃殺菌的劇藥,以毒攻毒,為他施行針灸,刀圭,以暴除暴。

  但這是暫時的。等到大病已除,身體復健的時候,他必須屏除劇藥,針灸和刀圭,而仍吃粥飯等補品,使身體回復健全。

  我們中華民族因暴寇的侵略而遭困難,就好比一個健全的身體受病菌的侵害而患大病。一切救亡工作就好比是劇藥,針灸和刀圭,文藝當然也如此。我們要以筆代舌,而吶喊“抗敵救國!”我們要以筆當刀,而在文藝陣地上沖鋒殺敵。

  但這也是暫時的。等到暴敵已滅,魔鬼已除的時候,我們也必須停止了殺伐而回復於禮樂,為世界人類樹立永固的和平與幸福。

  病時須得用藥石;但復健後不能仍用藥石而不吃粥飯。即在病中,除藥石外最好也能進些粥飯。人體如此,文藝界也如此。

  廿七年(1938年)四月十日,漢口

  則勿毀之已

  一到漢口,就有人告訴我:“×××說你的《護生畫集》可以燒毀了。”我說:

  “不可,不可!此人沒有懂得護生之旨及抗戰之意。”

  《護生畫集》之旨,是勸人愛惜生命,戒除殘殺,由此而長養仁愛,鼓吹和平。

  惜生是手段,養生是目的。故序文中說“護生”就是“護心”。頑童一腳踏死數百螞蟻,我勸他不要。並非愛惜螞蟻,或者想供養螞蟻,隻恐這一點殘忍心擴而充之,將來會變成侵略者,用飛機載了重磅炸彈去虐殺無辜的平民,故讀《護生畫集》,須體會其“理”,不可執著其“事”。

  說者大約以為我們現在抗戰,正要鼓勵殺敵;倘主張護生,就變成不抵抗,所以說該書可以燒毀。這全是不明白護生之旨及抗戰之意的緣故。我們不是侵略戰,是“抗戰”,為人道而抗戰,為正義而抗戰,為和平而抗戰,我們是以殺止殺,以仁克暴。我們的優待俘虜,就是這主義的實證。倘同日本一般樣見識地殺人,那就變成以力服人,以暴易暴,步意大利、日本軍閥之後塵,而為擾亂世界和平的魔鬼之一了!

  護生者,王者之道也。我欲行王政,則勿毀之已!

  廿七年(1938年)四月九日,漢口

  散沙與沙袋

  沙是最不可收拾的東西。記得十年前,我在故鄉石門灣的老屋後面辟一兒童遊戲 場,買了一船河沙鋪在場上。一年之後,場上的沙完全沒有了。它們到哪裡去了呢? 一半粘附了行人的鞋子而帶出外面去,還有一半陷入泥土裡,和泥土相混雜,隻見泥 而不見沙了。這一船沙共有十多石,講到沙的粒數,雖不及“恒河沙數”,比我們中 華民國的人口數目,一定更多。這無數的沙粒到哪裡去了呢?東西南北,各自分散, 沒有法子召集了。因為它們的團結力非常薄弱,一陣風可使它們立刻解散。它們的分 子非常細小,一經解散,就不可收拾。

  但倘用袋裝沙,沙就能顯示出偉大的能力來。君不見抗戰以來,處處地方堆著沙 袋,以防敵人的炮火炸彈的肆虐麼?

  敵人的槍子和炮彈一碰著沙袋,就失卻火力,敵人的炸彈片遇著沙袋,也就不能 傷人,沙的抵抗力比鐵還大,比石更強。

  這真是意想不到的功用。

  原來沙這種東西,沒有約束時不可收拾,一經約束,就有偉大的能力。中國四萬 萬人,曾經被稱為“一盤散沙”。抗戰“好比一隻沙袋”,現在已經把他們約束了。

  廿七年(1938年)四月十日,漢口

  喜劇

  同學孔君從浙江走浙贛路來漢口。一下車,就被警察錯認為日本間諜,拉去拘禁 在公安局。因為孔君臉色焦黃,眉濃目小,兩頰多須,剃成青色,而且西發光澤,洋 服楚楚,外形真像日本人。警察的錯認是難怪的。

  他向警察聲辯,說是自傢人,不是敵人。警察問“你是中國哪地方人?”孔君答: “我是浙江蕭山人,剛才從蕭山來。”

  警察問:“你是蕭山人,應該會講蕭山話。你講幾句看!”孔君就講了一套道地 的蕭山話。警察冷笑著說:“你們日本人真有小聰明,蕭山話學得很像!”這使孔君 無法置辯,隻得任其拘禁。一面設法打電話通知漢口的朋友,托他們來保。結果被拘 禁五六小時,方始恢復自由。演了一出喜劇。

  晚上我同孔君共飲,就用這件逸事下酒。我安慰孔君說:“你雖失卻了五六小時 的自由,但總是可喜的。我們偵察日本間諜,惟恐其不嚴。過嚴是可以體諒的。你們 孔傢人往往吃這種眼前虧:昔夫子貌似陽貨,幾乎送了性命。今足下貌似敵人,失卻 五六小時的自由,是便宜的。”

  (1938年)四月十一日,漢口

  全人類都是他的傢族

  逃難以來,常常聽見有人慶賀獨身者說:“在這時代,做獨身者最幸運。逃起難 來便當得多。”獨身者客氣地回答:“也不見得。”但臉色表示承認這話。

  我最初聽到這話,覺得不錯。但進一步想,就覺得不然,有傢眷的不過麻煩一點 而已,在精神上與獨身者一樣,並無幸不幸之分。

  所謂“獨身者最幸運”,是隻管自傢不顧別人的意思。譬如時局緊張,炮火迫近, 人傢扶老攜幼,生離死別。他隻顧自己一身,逃之杳杳,這就算幸運。

  但其人倘富有同情,就並不感覺幸運,也一樣地苦痛。因為我們的愛,始於傢族, 推及朋友,擴大而至於一鄉,一邑,一國,一族,以及全人類。再進一步,可以恩及 禽獸草木。因為我們同是天生之物。故宗教傢有“無我”之稱。儒者也說:“聖人無 己,靡所不己。”就是說聖人沒有自己,但沒有一物不是自己。這決不是空言誇口。 無論何人,倘親眼看到前線浴血,難民慘死,其同情心一定會擴大起來。

  所以在這時代,傢族有無不成問題。倘缺乏同情,即使有傢族老幼數十人,也不 相關。倘富有同情,即使是獨身者,也感苦痛。因為四萬萬五千萬人都是他的傢族, 全人類都是他的傢族。

  1938年

  富士山太小

  一個老百姓所擬媾和條件之一曰:“將他們所有的武器熔化了,鑄成總理遺像, 立在富士山頂。”有人說他浮誇,我以為意有可取。

  孫中山先生思想極為偉大,試看他的論著,凡百建設,除保護國傢,復興民族之 外,必以促進世界大同為最後目標。可見他對於人類的愛,沒有鄉土,國際的界限。 凡是圓顱方趾的人,都是他所愛護的。此心與中國古聖賢的“王道”,“仁政”相合, 可謂偉大之極。

  孟子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川之險。

  威天下,不以兵甲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叛之。多助 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叛,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我國 本孫中山先生的教訓而抗戰,戰必勝矣。

  故孫中山先生的偉大,倘要造形化,鑄成雕像,恐怕熔了日本所有的武器,還不 夠用。即使夠用,恐怕小小的富士山也載不起。況且,我們主張和平外交,不要侵占 別人的土地。故總理遺像,還是叫他們造在昆侖山上好。

  1938年

  卑怯和自私

  嘴裡喊著“我們愛好和平”,而手裡卻拿著武器,決不肯放下。

  這種口是心非的態度因何而起?答曰:起於卑怯和自私。

  心裡想要霸占橫行,而沒有膽量直說出來,嘴上假意說“我們愛好和平”。這是 卑怯的態度。這些人的人格,不及綠林好漢遠甚。有幾個強盜,雖然作惡,而自認不 諱,還有一 點可佩服。心裡想作惡,而忸忸怩怩的,不敢直說,才是卑怯齷齪。

  隻顧自己而不顧別人,隻以一身或一國為重,而不顧全人類。所以手裡拿著武器, 時時自衛。他們想:倘自己真果放下武器,恐怕被別人殺死。他們更進一步想:倘使 別人真果放下武器,我不妨立刻殺死他。這樣一味自私自利,哪裡談得上和平。

  我們要達到和平,隻有借他們的武器來殺他們自己,我們的抗戰就是為此。

  1938年

  志士與漢奸

  為什麼肯做漢奸?我想多數是為貪生怕死。倘不貪生,不願屈節事敵。倘不怕死, 非但不做漢奸,且可做遊擊隊員了。

  古聖人雲:生,我所欲也;所欲有甚於生者。死,我所惡也;所惡有甚於死者。

  比生更可欲的,是“精神的生”。比死更可惡的,是“精神的死”。精神死而肉 體生,是“行屍走肉”。肉體死而精神生,是“永生”。志士仁人,不願為“行屍走 肉”,而願得為“永生”。

  但漢奸的所見異於是。他們寧願做“行屍走肉”不需要“永生。”

  故志士與漢奸的差別,可說在於精神生活與物質生活。註重精神生活的人可為志 士,註重物質生活的人可為漢奸。

  1938年

  焦土抗戰的烈士

  六年之前,我在故鄉浙江石門灣蓋造一所房子,名叫緣緣堂。房屋並不富麗,更 非摩登;不過多年浮傢泛宅的一群傢族,從此得到了一處歸宿之所,自是歡喜。堂成 之後,我從杜甫詩裡竊取兩句,自寫對聯,裱好掛在堂前。聯曰:“暫止飛烏才數子, 頻來語()燕定新巢。”

  去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寇兵迫近石門灣。我率眷老幼十 人,攜行物兩擔,離開 故鄉,流徙桐廬。二十三日,石門灣失守。我軍誓死抗戰,失而復得。後來,得而復 失,失而復得,以至四進四出。石門灣變成焦土,緣緣堂就做了焦土抗戰的烈士。

  我們不久又離桐廬,遠行至江西萍鄉,這時候方始得到緣緣堂被焚的消息。全傢 不勝惋惜。不久我們又離萍鄉赴長沙。上海友人來信,賦詩吊緣緣堂,詞意悲切。此 時我已在沿途看見萬眾流離的苦況,聽見前線浴血的慘聞,對自己的房屋的損失,非 但毫不可惜,反而覺得安心。倘使我毫無損失,心中不免慚愧。因此我就和他一首詩。 詩曰:“寇至餘當去,非從屈賈趨。欲行焦土策,豈惜故園蕪?白骨齊山嶽,朱殷染 版圖。緣緣堂亦毀,慚赧庶幾無。”

  193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