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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我的幾個房東

  老舍:我的幾個房東

  初到倫敦,經艾溫士教授的介紹,住在了離“城”有十多英裡的一個人傢裡。房主人是兩位老姑娘。大姑娘有點傻氣,腿上常鬧濕氣,所以身心都不大有用。傢務統由妹妹操持,她勤苦誠實,且受過相當的教育。

  她們的父親是開面包房的,死後,把面包房給了兒子,給二女一人一處小房子。她們賣出一所,把錢存在銀行生息。其餘的一所,就由她們合住。妹妹本可以去作,也真作過,傢庭教師。可是因為姐姐需人照管,所以不出去作事,而把樓上的兩間屋子租給單身的男人,進些租金。這給妹妹許多工作,她得給大傢作早餐晚飯,得上街買東西,得收拾房間,得給大傢洗小衣裳,得記賬。這些,已足使任何一個女子累得喘不過氣來。可是她於這些工作外,還得答復朋友的信,讀一兩段聖經,和作些針線。

  她這種勤苦忠誠,倒還不是我所佩服的。我真佩服她那點獨立的精神。她的哥開著面包房,到聖誕節才送給妹妹一塊大雞蛋糕!她決不去求他的幫助,就是對那一塊大雞蛋糕,她也馬上還禮,送給她哥一點有用的小物件。當我快回國時去看她,她的背已很彎,發也有些白的了。

  自然,這種獨立的精神是由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逼出來的,可是,我到底不能不佩服她。在她那裡住過一冬,我搬到倫敦的西部去。這回是與一個叫艾支頓的合租一層樓。所以事實上我所要說的是這個艾支頓——稱他為二房東都勉強一些——而不是真正的房東。我與他一氣在那裡住了三年。

  離開他們夫婦,我住了半年的公寓,不便細說;房東與房客除了交租金時見一面,沒有一點別的關系。在公寓裡,晚飯得出去吃,既費錢,又麻煩,所以我又去找房間。這回是在倫敦南部找到一間房子,房東是老夫婦,帶著個女兒。

  這個老頭兒——達爾曼先生——是幹什麼的,至今我還不清楚。一來我隻在那兒住了半年,二來英國人不喜歡談私事,三來達爾曼先生不愛說話,所以我始終沒得機會打聽。偶爾由老夫婦談話中聽到一兩句,仿佛他是木器行的,專給人傢設計作傢具。他身邊常帶著尺。但是我不敢說肯定的話。

  半年的工夫,我聽熟了他三段話——他不大愛說話,但是一高興就離不開這三段,像留聲機片似的,永遠不改。第一段是貴族巴來,由非洲弄來的鉆石,一小鐵筒一小鐵筒的!每一塊上都有個記號!第二段是他作過兩次陪審員,非常的光榮!第三段是大戰時,一個傷兵沒能給一個軍官行禮,被軍官打了一拳。及至看明了那是個傷兵,軍官跑得比兔子還快;不然的話,非教街上的給打死不可!

  除了這三段而外,假若他還有什麼說的,便是重述《晨報》上的消息與意見。凡是《晨報》所說的都對!

  這個老頭兒是地道英國的小市民,有房,有點積蓄,勤苦,幹凈,什麼也不知道,隻曉得自己的工作是神聖的,英國人是世界上最好的人。

  達爾曼太太是女性的達爾曼先生,她的意見不但得自《晨報》,而且是由達爾曼先生口中念出的那幾段《晨報》,她沒工夫自己去看報。

  達爾曼姑娘隻看《晨報》上的廣告。有一回,或者是因為看我老拿著本書,她向我借一本小說。隨手的我給了她一本威爾思的幽默故事。念了一段,她的臉都氣紫了!我趕緊出去在報攤上給她找了本六個便士的羅曼司,內容大概是一個女招待嫁了個男招待,後來才發現這個男招待是位伯爵的承繼人。這本小書使她對我又有了笑臉。

  她沒事作,所以在分類廣告上登了一小段廣告——教授跳舞。她的技術如何,我不曉得,不過她聲明願減收半費教給我的時候,我沒出聲。把知識變成金錢,是她,和一切小市民的格言。

  她有點苦悶,沒有男朋友約她出去玩耍,往往吃完晚飯便假裝頭疼,跑到樓上去睡覺。婚姻問題在那經濟不景氣的國度裡,真是個沒法辦的問題。我看她恐怕要窩在傢裡!“房東太太的女兒”往往成為留學生的夫人,這是留什麼外史一類小說的好材料;其實,裡面的意義並不止是留學生的荒唐呀。

  這個人的父親是牧師,他自己可不信宗教。當他很年輕的時候,他和一個女子由傢中逃出來,在倫敦結了婚,生了三四個小孩。他有相當的聰明,好讀書。專就文字方面上說,他會拉丁文,希臘文,德文,法文,程度都不壞。英文,他寫得非常的漂亮。他作過一兩本講教育的書,即使內容上不怎樣,他的文字之美是公認的事實。我願意同他住在一處,差不多是為學些地道好英文。在大戰時,他去投軍。因為心臟弱,報不上名。他硬擠了進去。見到了軍官,憑他的談吐與學識,自然不會被叉去帳外。一來二去,他升到中校,差不多等於中國的旅長的。

  戰後,他拿了一筆不小的遣散費,回到倫敦,重整舊業,他又去教書。為充實學識,還到過維也納聽弗洛衣德的心理學。後來就在牛津的補習學校教書。這個學校是為工人們預備的,仿佛有點像國內的暑期學校,不過目的不在補習升學的功課。作這種學校的教員,自然沒有什麼地位,可是實利上並不壞:

  一年隻作半年的事,薪水也並不很低。這個,大概是他的黃金“時代”。以身份言,中校;以學識言,有著作;以生活言,有個清閑舒服的事情。也正是在這個時候,他和一位美國女子發生了戀愛。她出自名傢,有碩士的學位。來倫敦遊玩,遇上了他。她的學識正好補足他的,她是學經濟的;他在補習學校演講關於經濟的問題,她就給他預備稿子。

  他的夫人告了。離婚案剛一提到法廳,補習學校便免了他的職。這種案子在牛津與劍橋還是鬧不得的!離婚案成立,他得到自由,但須按月供給夫人一些錢。

  在我遇到他的時候,他正極狼狽。自己沒有事,除了夫婦的花銷,還得供給原配。幸而碩士找到了事,兩份兒傢都由她支持著。他空有學問,找不到事。可是兩傢的感情漸漸的改善,兩位夫人見了面,他每月給第一位夫人送錢也是親自去,他的女兒也肯來找他。這個,可救不了窮。窮,他還很會花錢。作過幾年軍官,他揮霍慣了。錢一到他手裡便不會老實。他愛買書,愛吸好煙,有時候還得喝一盅。我在東方學院遇見了他,他到那裡學華語;不知他怎麼弄到手裡幾鎊錢。便出了這個主意。見到我,他說彼此交換知識,我多教他些中文,他教我些英文,豈不甚好?為學習的方便,頂好是住在一處,假若我出房錢,他就供給我飯食。我點了頭,他便找了房。

  艾支頓夫人真可憐。她早晨起來,便得作好早飯。吃完,她急忙去作工,拼命的追公共汽車;永遠不等車站穩就跳上去,有時把腿碰得紫裡篙青。五點下工,又得給我們作晚飯。她的烹調本事不算高明,我倆一有點不愛吃的表示,她便立刻淚在眼眶裡轉。有時候,艾支頓賣了一本舊書或一張畫,手中攥著點錢,笑著請我們出去吃一頓。有時候我看她太疲乏了,就請他倆吃頓中國飯。在這種時節,她喜歡得像小孩子似的。

  他的朋友多數和他的情形差不多。我還記得幾位:有一位是個年輕的工人,談吐很好,可是時常失業,一點也不是他的錯兒,怎奈工廠時開時閉。他自然的是個社會主義者,每逢來看艾支頓,他倆便粗著脖子紅著臉的爭辯。艾支頓也很有口才,不過與其說他是為政治主張而爭辯,還不如說是為爭辯而爭辯。還有一位小老頭也常來,他頂可愛。德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他都能讀能寫能講,但是找不到事作;閑著沒事,他隻為一傢磁磚廠吆喝買賣,拿一點扣頭。另一位老者,常上我們這一帶()來給人傢擦玻璃,也是我們的朋友。這個老頭是位博士。趕上我們在傢,他便一邊擦著玻璃,一邊和我們討論文學與哲學。孔子的哲學,泰戈爾的詩,他都讀過,不用說西方的作傢了。

  隻提這麼三位吧,在他們的身上使我感到工商資本主義的社會的崩潰與罪惡。他們都有知識,有能力,可是被那個社會制度捆住了手,使他們抓不到面包。成千論萬的人是這樣,而且有遠不及他們三個的!找個事情真比登天還難!

  艾支頓一直閑了三年。我們那層樓的租約是三年為限。住滿了,房東要加租,我們就分離開,因為再找那樣便宜,和恰好夠三個人住的房子,是大不容易的。雖然不在一塊兒住了,可是還時常見面。艾支頓隻要手裡有夠看電影的錢,便立刻打電話請我去看電影。即使一個禮拜,他的手中徹底的空空如也,他也會約我到傢裡去吃一頓飯。自然,我去的時候也老給他們買些東西。這一點上,他不像普通的英國人,他好請朋友,也很坦然的接受朋友的約請與饋贈。有許多地方,他都帶出點浪漫勁兒,但他到底是個英國人,不能完全放棄紳士的氣派。

  直到我回國的時際,他才找到了事——在一傢大書局裡作顧問,薦舉大陸上與美國的書籍,經書局核準,他再找人去翻譯或——若是美國的書——出英國版。我離開英國後,聽說他已被那個書局聘為編輯員。